李华芳先生在二○○九年九月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克鲁格曼怎么了》一文。文中说:“这本《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译本,译者刘波将Liberal翻译成了‘自由主义者’,引起不少误解。实际上较为确切的译法应该是‘自由派’。而自由主义者对应的是Liberalist,至于Libertarian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三种人各不相同,‘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派’之间的区别就算中间没有横亘喜马拉雅山脉,也至少隔了一条黄浦江。相比于倾向‘平等’公共政策的‘自由派’而言,自由主义者无疑更加看重效率的问题,自由至上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就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其侧重而言,克鲁格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自由主义者。”对于这段话,笔者作为该书译者,殊难赞同。
　　本书原版标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ous of a Liberal)。按照惯例,中文版书名由出版社与译者共同商定,《美国怎么了?》是我们另加的主标题。书出版后,“自由主义者”这个译法引起了一定争议,互联网上有人称这是“严重的误译”,李先生则称其“引起不少误解”,不够“确切”。现笔者将这一译法理由略述如下,供读者参考。
　　笔者查阅了许多国内出版的词典,将名词性的“liberal”译为“自由主义者”的极多,如商务印书馆的《新英汉——汉英词典》、人民出版社的《二十一世纪大英汉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新时代——英汉双解大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高级英汉词典》、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英汉——汉英词典》等等。这些辞书都把liberal释为“自由派”。
　　事实上,将liberal译为“自由主义者”,也是翻译实践中的一种常见译法。例如,罗素《西方哲学史》中介绍德国哲学家康德时有一句话:Although he had been brought up as a pietist, he was a Liberal both in politics and theology。马元德先生的译本是:“虽然康德受的教养素来是虔诚者的教养,但他在政治和神学双方面都是自由主义者。”(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二○○三年版,247页)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欧洲的例子,那么可以看看研究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国学者钱满素对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一篇演讲的翻译:“如果自由主义者指的是一个人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那么我很自豪地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三联书店二○○六年版,204—205页)而这篇著名演讲的原文是:If by a liberal they mean someone who looks ahead and not behind…then I’m proud to say I’m a liberal.
　　李先生又说“自由主义者”对应的是liberalist,与liberal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效率而后者侧重公平,其差别不亚于江河之宽。但笔者所见的几乎所有辞书都把这两个名词列为同义词,包括英文版的《韦氏词典》,也没有任何一本辞书显示二者有李先生所说的那种区别。事实上,根据笔者多年的阅读经验,由于本是形容词的liberal一词已经取得了名词性,可以指代liberalism的信奉者,liberalist这个名词在现实中就变得很少见了,以至于很多词典完全不收录该词条。
　　需要说明的是,论证“自由主义者”是正确译法,并不意味着“自由派”是错误译法。事实上在汉语中,“某某主义者”与“某某派”通常是同义词,完全可以通用,无需横设疆界,比如我们经常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称为“自由派”(当然中国的“自由派”同美国的“自由派”截然不同)。其实笔者在翻译《良知》一书的过程中,也是将二者作为同义词对待的,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采用了“自由派”的译法,这一是为了精简字数,避免繁冗;二是为了照顾国内习惯,因为我们习惯上将美国的liberal与conservative分称“自由派”与“保守派”。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是标准的、非此不可的译法。而且翻译要考虑具体的语境与中文的习惯。我们翻译的书名没有使用“自由派”一词的部分原因是,该词在中文中似乎是指代群体的,“一个自由派”的说法似不符中文表达习惯,而“一个自由派人士”、“一个自由派分子”的译法又有叠床架屋之嫌。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克氏是以一位政论家而非经济学家的身份写作《良知》一书的。该书名与一九六四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沃特的《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良知》一书相呼应,主要探讨的是政治与历史问题。他在书中所称的“自由主义”,是意识形态、哲学、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不是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可以回溯数百年,在发展期间更是演化出了无比庞杂的派别,诚如北京大学教授李强所写的:“在涉及社会政治问题时,没有哪一个概念不具有歧义。但是,自由主义是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具歧义的概念之一。”(李强:《自由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七年版,12页)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许多不同的,甚至差别极大的派别都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令人眼花缭乱。
　　而克氏所代表的是“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兴起的“现代自由主义”,其渊源则是可追溯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T.H.格林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new liberalism,与另一种也译为“新自由主义”的neo-liberalism截然不同)。在《良知》一书中,克氏多次提到“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语。例如他在该书第四章写道:“读一下罗斯福在一九三六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你就会发觉,后世的自由主义已经变得何等谨慎、羞怯与温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资或对富人增税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保证……”在第十三章写道:“自由主义并非只关乎福利国家,也关乎民主与法治。”从《良知》一书的文本可以判断,克氏所称的liberal是指持这种liberalism立场的人,他们的诉求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对富人征税等,尤以支持福利国家为重,这正是美国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既然liberalism毫无疑问可译为“自由主义”,那么至少在笔者看来,将本书中的liberal译为“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
　　事实上一些国内学者也是将美国的此类人士称为“自由主义者”,并作为“自由派”的同义词使用的,例如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的一百一十三页写道:“凯恩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与他那个年代的许多自由派人士不同,凯恩斯坚定地拒绝接受苏联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众所周知,凯恩斯与克氏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同一流派。
　　一些人似乎认为,只有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libertarian才可以译为“自由主义者”,而像克氏这样的美国左派只能译为“自由派”,而绝不能译为“自由主义者”。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成立。原因至少有三点:一、严格来讲libertarian的译文不是“自由主义者”,商务印书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对此词的解释是“自由论者、鼓吹公民充分自由者”,李强则将其译为“极端自由主义者”;二、即使libertarian可译为“自由主义者”,如前所述,西方的许多流派都称自己奉行自由主义,我们不能让一派垄断“自由主义者”一词的使用,而否定另一些有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历史的流派使用该词的权利;三、美国的许多保守派也自稱liberal,例如弗里德曼曾自称为classical liberal,意思是他们才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真正维护者。显然,根据弗里德曼的本意,这个短语应该译为“古典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古典自由派”。但李先生等人又认为liberal只能翻译成“自由派”,不知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个难题?如果李先生等人承认这个短语可以译为“古典自由主义者”,那就出现了一个荒诞的结果:liberal通常只能译为“自由派”,但在弗里德曼等右派人士使用“liberal”一词的情况下,它就可以译为“自由主义者”了。假如是这样,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掺杂了个人好恶的政治判断,而不是中立的翻译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像克氏这样的左派盗用了“自由主义”的名义,是冒牌的“自由主义者”。这样的说法其实很常见,不少人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偏离了自由主义的原意。例如钱满素写道:“如今在美国,维护以自由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称为‘保守主义’,在此基础上接受政府有限干预经济称为‘新保守主义’,而他们的反对者则称为‘自由主义’,称呼变得如此误导完全是历史造成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238页)对于这一“盗用说”,限于篇幅,笔者不进行实质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