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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梁启超原著为根据，分析指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从“种族观”到“民族观”，再到“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形成的演变历程。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一个最终的目标，这个目标随着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成熟而逐渐明朗，即：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
【关键词】种族 民族 民族主义 国家
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最先提出“民族”、“民族主义”概念，并倡导其“大民族主义”思想，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国家安全，抵抗帝国主义。本文将探究梁启超这一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过程。
梁启超的种族观
梁启超最初提出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种族观。种族是从人类学或生物学意义上提出的名词，依据外表、基因作出分类，表现为肤色、身材、发色等各种天生的差异。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出世界有五大人种，分别是白色、黄色、棕色、红色、黑色种族。在这五个种族中，梁启超认为只有白色和黄色在未来的世界中具有竞争力，值得研究。其他种族无论是文化、肤色、智力都不如白色和黄色种族，无法立足于现代世界。这种按照种族不同来判断世界大势的观点显示梁启超此时的种族观具有明显的种族绝对主义。但梁启超的“黄种”、“黄人”等词并不单指人种不同，有时还泛指某一种族人群集合体，强调历史、文化、国家的不同。在不同时期，梁启超对这两种含义都有应用。这表明梁启超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并不清晰，其种族的区分包含国家分界，种族观念优于国家观念。
从种族观转向民族观
1901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最早开始使用“民族”一词。其所倡导的“民族”定义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有阐述，核心思想是民族除拥有血缘、人种等共同特质外，更突出表现在有共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习俗，或者简单称之为文化因素。梁启超开始使用“民族”一词后，“人种”、“种族”等词在其著作中就单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有时也指相对于本身而言的另一个阶级。“民族”一词开始取代先前用“种族”表示的政治学含义，指一个具有历史、语言、宗教、风俗等共性的人群共同体。它不同于种族，是人为后天造成的差异，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梁启超之所以提出“民族”与“种族”的区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1901～1902年逐渐意识到“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原先梁启超以“黄种”涵盖民族和国家，认为二者并无认同上的矛盾，团结黄种人与团结国家是一致的；后将“黄种”与民族、国家分开并提倡“民族”“国家”概念，认为中国与黄种人并不处在完全一致的框架中，特别是日本仿效西方国家侵略我国之后。这说明此时梁启超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重于对种族的认同，从过去的种族观转向民族观。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首次提出“民族主义”一词。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民族主义是16世纪以来促进世界进步、欧洲发达的巨大力量，该力量来自民族。民族由具有种族、语言、宗教、习俗等共同特质的人聚集而成，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完备的政府谋求独立自治，抵御他族侵略。
梁启超之所以从民族观转向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主义能促使各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不受他族侵扰，这符合中国国情需要。从字面上看，民族主义只是民族所产生的一种情绪、想法，但实际并非如此简单。“民族”一词在梁启超看来是一个集合共同体，通过血缘、风俗、语言等共同点维持这个群体成员的稳定性，使成员对该群忠诚。原先梁启超在从种族观转向民族观时比较突出民族的文化因素。面对中国近代亡国危机，梁启超突出民族的政治意义，指出国内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当将民族的政治意义突出时，民族主义产生并成为促进中国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巨大动力。其二，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的发达程度决定国家的强弱，因此，民族主义是国家亟需的，一旦中国拥有民族主义，中国未来的国力将大为增长。其三，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符合进化论发展规律的一种民族发展趋势，只有顺应历史之势中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因此，梁启超之所以从民族观转向民族主义，是因为他认为民族还没有特别强烈的政治意味，其与国家虽然在许多地方有共同点，但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结。特别是中国过去宣扬的是天下主义思想，国家观念淡薄。而近代中国面对内外之乱，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此时必须突出民族的政治意义。民族主义作为促进中国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巨大动力，它适应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符合进化论的天演规则，是中国需要的主义。为了促使中国国内团结，一致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反对革命党的小民族主义，指出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共性使满汉之间的对立不成立，满汉之间的文化、风俗早已同化。中国腐败的原因不是满汉的不同，而是“政府体制”。因此，梁启超倡导用民族主义团结国内各民族建立一个现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针对革命党的小民族主义，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认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
民族主义的发展目标：国家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国家紧密联系。早期的种族观已隐含国家意识。日本的成功让梁启超对中国前景乐观，因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因此他倡议中国向日本学习，改革内政，以保全中国国家完整性，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脱胎换骨不是因为它的种族或文化优于中国，而是由于它向西方借鉴。因此，中国如果也走日本的改革模式，再加上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才济济等有利条件，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黄种人的光荣。
对于中国内部的夷狄之辨，梁启超主张不要强调种族之别，应各族团结，共同守护国家。所以，梁启超没有像划分白人那样细分中国种族，而只以中国人一词涵盖全体。之所以没有强调满汉之别，并不是他不重视满汉之分，而是为了中国的国家统一。
梁启超此时的种族观除主张国家观念，还强调亚洲主义，提倡中国与日本同为黄种人应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因此，此时梁启超的种族观将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以泛亚洲主义为前提的民族主义。但此时梁启超种族观的侧重点是国家这一分界。他将种族观分成内外两部分。对外强调以肤色为分界，联合日本进行黄种合作，抵制白种侵犯，目的是保证中国立足于世界；对内指出国内各民族都是中国人，文化已经相互融合，应团结一致对外，保全中国的国家完整性。因此，梁启超的种族观实质上是建立在国家这一主体基础之上的。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出世界大势是由家族主义时代演进到帝国主义再到民族主义，最后到达万国大同时代。该文提出国家和民族主义两个概念，认为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应成立国家，维护民族利益，而民族主义是民族发展成为国家的原动力。梁启超把国家作为他倡导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强调中国不论是面对现状还是迎接未来，都必须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核心观点一致。他所提倡的民族主义要求人民在国内民族范围内要团结合作，在中国民族范围外则要一致对外，民族成为区分内外的分界。国家概念也如此，在《论国家思想》一文中，他指出国家是区分内外的标准，对内个人要热爱国家，拥护具有国家思想的朝廷；对外应抵御他国的侵犯，反对乌托邦的世界主义，维持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梁启超还阐述了民族、民族主义和国家还构成起点、动力与结果的关系。中国的民族不可能直接形成国家，因民族只是人群或种族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期，有了共同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才形成，而构成民族的人民其思想还不够成熟。只有当民族借助民族主义这一动力时，才能最终发展成为国家。民族主义促使部民成为国民，所谓国民指的是具有国家思想的人民。
随着梁启超国家思想的不断成熟，国家成为他的“大民族主义”和革命党“小民族主义”的分水岭。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始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主义的向心力，反对革命党将民族主义用于内部冲突上。主张不能盲目排满，对内应重视各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主要精力和目标应是共同建立一个国家，防止造成分裂动荡，并团结一体一致对外。
结语
民族主义是世界近代史上一股重要的力量，自法国大革命产生民族主义之后，这股力量就从欧洲传到全世界。面对这一世界大势，梁启超最初认为是种族差别致使中国当时落后，主张中日两国的黄种人应团结合作对抗白种人。随着中国危机的加深和日本侵略我国，梁启超在1901年开始区分“种族”和“民族”，从过去的“种族观”转向“民族观”，国家思想也逐渐走向成熟。民族主义成为连结梁启超的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的重要动力，同时民族主义与国家二者在核心思想上有着紧密的一致性，这符合梁启超当时强烈的救国救亡夙愿。为了团结国内各族抵抗帝国主义，他提出了著名的“大民族主义”，要求国内不能强调排满，而要团结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完整性。国家成为梁启超倡导民族主义这一发展动力的最终目标。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张蕾
【关键词】种族 民族 民族主义 国家
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最先提出“民族”、“民族主义”概念，并倡导其“大民族主义”思想，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国家安全，抵抗帝国主义。本文将探究梁启超这一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过程。
梁启超的种族观
梁启超最初提出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种族观。种族是从人类学或生物学意义上提出的名词，依据外表、基因作出分类，表现为肤色、身材、发色等各种天生的差异。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出世界有五大人种，分别是白色、黄色、棕色、红色、黑色种族。在这五个种族中，梁启超认为只有白色和黄色在未来的世界中具有竞争力，值得研究。其他种族无论是文化、肤色、智力都不如白色和黄色种族，无法立足于现代世界。这种按照种族不同来判断世界大势的观点显示梁启超此时的种族观具有明显的种族绝对主义。但梁启超的“黄种”、“黄人”等词并不单指人种不同，有时还泛指某一种族人群集合体，强调历史、文化、国家的不同。在不同时期，梁启超对这两种含义都有应用。这表明梁启超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并不清晰，其种族的区分包含国家分界，种族观念优于国家观念。
从种族观转向民族观
1901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最早开始使用“民族”一词。其所倡导的“民族”定义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有阐述，核心思想是民族除拥有血缘、人种等共同特质外，更突出表现在有共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习俗，或者简单称之为文化因素。梁启超开始使用“民族”一词后，“人种”、“种族”等词在其著作中就单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有时也指相对于本身而言的另一个阶级。“民族”一词开始取代先前用“种族”表示的政治学含义，指一个具有历史、语言、宗教、风俗等共性的人群共同体。它不同于种族，是人为后天造成的差异，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梁启超之所以提出“民族”与“种族”的区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1901～1902年逐渐意识到“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原先梁启超以“黄种”涵盖民族和国家，认为二者并无认同上的矛盾，团结黄种人与团结国家是一致的；后将“黄种”与民族、国家分开并提倡“民族”“国家”概念，认为中国与黄种人并不处在完全一致的框架中，特别是日本仿效西方国家侵略我国之后。这说明此时梁启超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重于对种族的认同，从过去的种族观转向民族观。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首次提出“民族主义”一词。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民族主义是16世纪以来促进世界进步、欧洲发达的巨大力量，该力量来自民族。民族由具有种族、语言、宗教、习俗等共同特质的人聚集而成，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完备的政府谋求独立自治，抵御他族侵略。
梁启超之所以从民族观转向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主义能促使各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不受他族侵扰，这符合中国国情需要。从字面上看，民族主义只是民族所产生的一种情绪、想法，但实际并非如此简单。“民族”一词在梁启超看来是一个集合共同体，通过血缘、风俗、语言等共同点维持这个群体成员的稳定性，使成员对该群忠诚。原先梁启超在从种族观转向民族观时比较突出民族的文化因素。面对中国近代亡国危机，梁启超突出民族的政治意义，指出国内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当将民族的政治意义突出时，民族主义产生并成为促进中国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巨大动力。其二，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的发达程度决定国家的强弱，因此，民族主义是国家亟需的，一旦中国拥有民族主义，中国未来的国力将大为增长。其三，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符合进化论发展规律的一种民族发展趋势，只有顺应历史之势中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因此，梁启超之所以从民族观转向民族主义，是因为他认为民族还没有特别强烈的政治意味，其与国家虽然在许多地方有共同点，但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结。特别是中国过去宣扬的是天下主义思想，国家观念淡薄。而近代中国面对内外之乱，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此时必须突出民族的政治意义。民族主义作为促进中国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巨大动力，它适应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符合进化论的天演规则，是中国需要的主义。为了促使中国国内团结，一致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反对革命党的小民族主义，指出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共性使满汉之间的对立不成立，满汉之间的文化、风俗早已同化。中国腐败的原因不是满汉的不同，而是“政府体制”。因此，梁启超倡导用民族主义团结国内各民族建立一个现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针对革命党的小民族主义，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认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
民族主义的发展目标：国家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国家紧密联系。早期的种族观已隐含国家意识。日本的成功让梁启超对中国前景乐观，因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因此他倡议中国向日本学习，改革内政，以保全中国国家完整性，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脱胎换骨不是因为它的种族或文化优于中国，而是由于它向西方借鉴。因此，中国如果也走日本的改革模式，再加上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才济济等有利条件，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黄种人的光荣。
对于中国内部的夷狄之辨，梁启超主张不要强调种族之别，应各族团结，共同守护国家。所以，梁启超没有像划分白人那样细分中国种族，而只以中国人一词涵盖全体。之所以没有强调满汉之别，并不是他不重视满汉之分，而是为了中国的国家统一。
梁启超此时的种族观除主张国家观念，还强调亚洲主义，提倡中国与日本同为黄种人应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因此，此时梁启超的种族观将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以泛亚洲主义为前提的民族主义。但此时梁启超种族观的侧重点是国家这一分界。他将种族观分成内外两部分。对外强调以肤色为分界，联合日本进行黄种合作，抵制白种侵犯，目的是保证中国立足于世界；对内指出国内各民族都是中国人，文化已经相互融合，应团结一致对外，保全中国的国家完整性。因此，梁启超的种族观实质上是建立在国家这一主体基础之上的。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出世界大势是由家族主义时代演进到帝国主义再到民族主义，最后到达万国大同时代。该文提出国家和民族主义两个概念，认为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应成立国家，维护民族利益，而民族主义是民族发展成为国家的原动力。梁启超把国家作为他倡导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强调中国不论是面对现状还是迎接未来，都必须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核心观点一致。他所提倡的民族主义要求人民在国内民族范围内要团结合作，在中国民族范围外则要一致对外，民族成为区分内外的分界。国家概念也如此，在《论国家思想》一文中，他指出国家是区分内外的标准，对内个人要热爱国家，拥护具有国家思想的朝廷；对外应抵御他国的侵犯，反对乌托邦的世界主义，维持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梁启超还阐述了民族、民族主义和国家还构成起点、动力与结果的关系。中国的民族不可能直接形成国家，因民族只是人群或种族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期，有了共同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才形成，而构成民族的人民其思想还不够成熟。只有当民族借助民族主义这一动力时，才能最终发展成为国家。民族主义促使部民成为国民，所谓国民指的是具有国家思想的人民。
随着梁启超国家思想的不断成熟，国家成为他的“大民族主义”和革命党“小民族主义”的分水岭。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始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主义的向心力，反对革命党将民族主义用于内部冲突上。主张不能盲目排满，对内应重视各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主要精力和目标应是共同建立一个国家，防止造成分裂动荡，并团结一体一致对外。
结语
民族主义是世界近代史上一股重要的力量，自法国大革命产生民族主义之后，这股力量就从欧洲传到全世界。面对这一世界大势，梁启超最初认为是种族差别致使中国当时落后，主张中日两国的黄种人应团结合作对抗白种人。随着中国危机的加深和日本侵略我国，梁启超在1901年开始区分“种族”和“民族”，从过去的“种族观”转向“民族观”，国家思想也逐渐走向成熟。民族主义成为连结梁启超的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的重要动力，同时民族主义与国家二者在核心思想上有着紧密的一致性，这符合梁启超当时强烈的救国救亡夙愿。为了团结国内各族抵抗帝国主义，他提出了著名的“大民族主义”，要求国内不能强调排满，而要团结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完整性。国家成为梁启超倡导民族主义这一发展动力的最终目标。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