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师从康有为，立志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机缘巧合，得以深入考察邻邦的启蒙教育，就此立下“教育救国”的志向。归国后，他办学塾、编教材，孜孜不倦30年，终成推动岭南教育近代化的一代先驱，而他推行男女同校的时间，比北大还早了20年。他就是自号“妇孺之仆”，清末民初广东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出版家陈子褒。
　　曾拜康有为门下
　　陈子褒（1862-1922），名袞，字子褒，广东新会外海人。儿时的陈子褒大约是个神童，传记上说他“颅大异常”，读书“过目成诵”，写文章“援笔立就”。这个出生于江门乡绅之家的早慧少年，9岁会对对子，16岁中了秀才，28岁来到广州，一边准备乡试，一边在光孝寺设馆授徒，由于“早有文名”，居然吸引了五六十人前来求学。1893年夏，陈子褒在参加广东乡试时遇见了康有为，自此人生路径被彻底改变。虽然陈子褒在乡试中的排名比康有为还靠前，但康有为维新变法的见识彻底折服了他。于是他心甘情愿拜在康有为门下，成了万木草堂的一名弟子。自小“颅大异常”的陈子褒在这里获得了他真正需要的精神养分。陈子褒后来回忆起这段在草堂“声光化电”无所不读、如饥似渴熬夜求知的日子，着实深情款款。他曾在一次面对女师范生的演讲中说：“鄙人当八股年代，入校20年，教学3年，后复从康南海先生游，苟无康先生教导，则茫无路径，虽十分勤勉，亦无所用之。”
　　一国之自立起于个人之自立
　　自师从康有为之后，从强学会、保国会到公车上书，陈子褒几乎参加了康有为主导的所有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发生后，他自然就成了朝廷捕杀的对象，只得仓皇东渡日本。在日本，机缘巧合，他接触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教育家福村谕吉的著作，并立刻为之着迷。陈子煲之所以被福村谕吉强烈吸引，是因为后者“文明开化”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开始在日本结出了果实，他创办的庆义学塾后来更发展为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学。
　　福村谕吉的学说和其生机勃勃的启蒙教育实践，使陈子褒看到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开始痛感国内的维新派只知“赖于朝廷”，不知“眼光向下”，因而大声疾呼只有“训蒙”才能“开智”，因为一国之自立，必须起于个人之自立。
　　既然决定以“蒙学救国”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那就意味着必须放下身段，向精英眼中的无知妇孺弯下腰去，用最浅近通俗的语言传递自然万物的学问和为人处世的道理，使知识的光芒一点点照亮原本茫然无措的心灵。这真是个特别考究火候的精细活，但又很可能一直默默无闻，除了少数独具慧眼的人，谁会在意一个小学教育者到底在做什么呢？不过，陈子褒一向是认准了理就会马上去行动的人。1899年底，他回到国内，在澳门创办“蒙学会”，开始了逾20年“妇孺之仆”的生涯。
　　最早提倡白话文教育
　　从1899年归国办学开始，到1922年去世，陈子褒几乎把后半生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启蒙教育的改良之中。从子褒学塾、联爱女校到子褒女校，再加上好几所专为平民子弟开办的义学和夜校，每一所学校都留下陈子褒在教育领域摸索的痕迹。从白话文教育第一人，到率先开设国文、历史、图画、算术、英文等颇具现代意义的启蒙课程，到首倡男女同校，再到女子教育的热情推动，这些在当时颇为惊世骇俗，但都是陈子褒知行合一的结果。
　　提起白话文运动，人们自然会想起胡适、陈独秀等一批新文化运动干将，其实，陈子褒推广白话文教育的“资格”要比他们“老”得多。还在日本考察教育的时候，陈子褒就留意到，日本街头连老头老太读书的场景都很常见，广东街头读书者却寥若晨星，是国人太懒吗？还是另有原因，陈子褒在《八股文言之祸中国》一文里给出了答案，他说：“中国五万万人中，试问会文言者几何？开民智莫不如改革文言，不改革文言，则四万万九千九百万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要知道，这篇战斗檄文是在1898年写成的，数年后，陈子褒在办学之余，还创办了《妇孺杂志》，全力推广白话文教育，而他编辑的数十种启蒙教材，全用粤语写成，再用乡村俚语解析，若问他原因，他则回答：“通俗是贵。”而胡适等主导的白话文运动到1919年之后才渐成气候。
　　首倡男女同校
　　从陈子褒给自己起“妇孺之仆”的绰号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女子教育的热心。早在1903年，他创办的学塾就开始招收女生，这在中国都开了男女同校的先河。不仅如此，陈子褒还在课堂上热情“鼓吹”男女平等，这一点也深得康有为和福村谕吉的真传。他的传记里还曾留下一个八卦，据说某一日他在课堂上出了个作文题，要求学生论述寡妇再嫁的合理性，结果有学生愤然离席，以示抗议。学生接受不了老师的思想，看似有些荒谬，其实在当时也再正常不过。要知道，不要说寡妇再嫁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就是“男女同校”这样的事，能接受者也是寥寥，连全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也是直到1921年才冲破阻力，招收女生入学的，此时，距陈子褒推行男女同校的创举，已过去2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