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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翁达杰的小说，要从Running in the Family开始。不单是指那本书。那部半虚构的家族回忆录（中文版译名为《世代相传》），如今看来那正是作者风格成熟的起点。我们其实更想说的是，翁达杰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凭借模糊的记忆、零星的口述和很少几幅旧照片，发现了那个古老的翁达杰“家族”。他以回忆始却以虚构终，创造了一组人物，他勾勒其形象，并赋予灵魂，把他们据为己有，把自己跟他们融为一体。由此，他为日后的写作找到了小说人物、文本和叙述者共同的隐秘立场，也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叙述语调。
那时他已临近中年，出版了几本诗集和小说，上一部小说Coming Through Slaughter（中文版译名《劫后余生》）颇获赞譽。他没有乘势连续发表作品，中间停了好久，直到六年后，才有了这本《世代相传》。
从1978年起，不知为何翁达杰忽然起意（在《世代相传》中他说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数年间他两次回到故乡斯里兰卡（作者仍把它叫做锡兰）。有时独自旅行，有时让妹妹吉利恩陪伴他四处调查。他访问故旧亲友，聚会闲聊，聆听那些“亚洲谣言”（本书开始时的一节标题）。几年后，翁达杰写完了《世代相传》。在书中，通过一种以梦幻、回忆和大量奇异的地方性知识不断交织的叙述，作者回到往日时光，回到那个未为人知的亚洲角落，以及在这一切之上，回到翁达杰“家族”中间——那群他想象中既属于亚洲、属于斯里兰卡，却也是世界主义者的亲戚。
据说他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我的祖先就是一六〇〇年来到锡兰的一位医生，他用一种神奇的草药治好了总督女儿的病，于是总督把女儿嫁给了他。他因此有了一块土地、一个外国太太和一个新名字，翁达杰。这是他自己名字的荷兰语拼法，是对统治者语言的模仿。”科伦坡那个小教堂中，保存着这个家族几代先祖的记录——在石板上，在蠹鱼咬坏的古老书页上。他们世代生活在一个由欧亚混合血统后裔组成的小圈子里，他们是军官、律师、商人、传教士、农场主和游手好闲者。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作者父亲莫文·翁达杰的一生中，可能是最好的时光。因为从这时一直到战争爆发，“人们没有长大的必要”。他们是战前殖民地一群被宠坏的年轻人。在欧洲，像他们那样的人，比他们提前二十年就已失去自己的黄金时代。而此时此刻，他们仍然可以过着反复无常、忙忙碌碌、“如此疲倦”的生活，一日三餐只需杜松子酒、汤力水和肉罐头。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世界主义者，似乎身处于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高眉纬度，生活中围绕着阅读和戏剧。他们轻信一切也怀疑一切。他们既相信自杀者的灵魂仍在家中的某个房间飘荡，也赌马、打板球、定期坐船到欧洲采购时髦商品。翁达杰的父亲莫文只需跟家里撒个谎，说是被剑桥大学录取，就能骗到一大笔钱，足够他三年中在英国寻欢作乐，跟俄国女伯爵订婚又毁约。三年后，骗局不巧被戳穿。祖父领着一大家子到伦敦兴师问罪。莫文灵机一动，连忙找了个名门望族的姑娘订婚，三堂会审就此变成喜庆宴席。没过多久婚约就又被毁弃，因为莫文“解决麻烦的技巧就是接着制造另一件麻烦”。
读者大概可以想象，《英国病人》中的那些人物，在他们人生的前半部分所秉持的，可能就是莫文他们那种生活态度吧？不管他们身处何方，在干什么，他们有相同的气质。他们似乎永远在一个无国度的世界中漫游，在异乡——对于他们任何地方都像是异乡。据说《英国病人》那部小说，故事正是源自翁达杰在那两次返乡之旅中听到的几则轶事。小说中那位艾尔麦西，原是一位匈牙利伯爵，给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做一些考古工作，最后为了拯救恋人，他给纳粹德国军队带路。他可以说着阿拉伯人的语言，跟他们亲密无间，可是阿拉伯人永远也不会把他视为自己人。
《世代相传》里这样写道：“我是外国人，我是痛恨外国人的浪子。”翁达杰认为欧洲人永远也无法理解锡兰，理解亚洲（“英国病人”同样持有类似观点）。欧洲人可以用武力征服这片散发着肉桂香味的土地。他们可以占有锡兰，却无法理解它。他们对亚洲的知识来自他们的想象，而人不可能“从一种想象飞跃到另一种想象”。只有翁达杰和他的祖先那样的人，才能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了解“至少五十五种毒药”;了解那些“从新建城市转移到内地”的隐秘知识，那些错综复杂的艺术和习俗;了解锡兰字母的美：因为锡兰人用来写字的油橄榄叶太容易碎裂，直线笔画会切破树叶，所以锡兰人写弯曲的字母，“像月椰子，像情人的脊椎骨”。
《英国病人》《安尼尔的鬼魂》……翁达杰好多年一直在写这些人，写他自己和他的家族中人，写他的祖先。他们因为历史进程突如其来发生了某种断裂，因为战争、入侵、殖民以及十九世纪贸易和资本网络的全球延伸，而掉落进国族与国族、阵营与阵营之间的空隙。他们失去了立场，清晰无疑的身份变成了空洞的符号，一种无意义的外壳。而正因符号之壳仍在，就更让他们自己痛切地意识到符号的无意义。
有些人是通过阅读、通过思考成为世界主义者，而他们天生就是一群世界主义者。他们不是后殖民语境下的他者。帝国主义的欧洲“中心”，只是他们收音机中遥远的板球赛场，向他们报告比分，让他们有机会下注。他们获悉林德伯格家发生了惨案，又从报纸上了解到法国总统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枪杀。温布尔顿网球赛女子选手将要穿短裤参加比赛，这个消息令他们倍感不安。他们知道按照现代审美，姑娘应该不胖不瘦。他们听说了美国女影迷们的事情：她们想方设法偷取瓦伦蒂诺的遗体，为了住在瓦伦蒂诺陵墓旁不惜离婚。卓别林来到锡兰后虽然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但他们有办法看到大明星学跳土著舞的场面。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世界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乐在其中。
翁达杰的舅舅在伦敦做王室法律顾问，依靠家族的共同记忆，翁达杰回想起，舅舅曾像土著人那样生吃塔拉戈亚蜥蜴的舌头。根据传说，吃下这种顶端分叉的舌头（夹在两片香蕉中间整个吞下肚子），小孩子就会能言善辩，善于“抓住”知识和信息。他们全家都相信这件事，正是因为吃了蜥蜴的舌头，他舅舅才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成了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他们比欧洲人更理解亚洲，也比亚洲人更懂得欧洲，他们对此颇为自得。如果不是被古康提国王囚禁了二十年，罗伯特·诺克斯不可能真正懂得当地传统，写出那本《历史关系》。如果不是童年时就生活在此地，翁达杰也不会获悉巨蜥蛋是最好的武器，人的皮肤只要沾上蛋液，就会奇痒无比。童年翁达杰和他的小伙伴把它们扔向坐满皇家学院学生的板球赛看台，以此取乐。
他们在社会等级阶层中划出一个奇特的小圈子。他们在面貌、体型、语言、衣着、教育和家庭财产上跟这个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十分相似，他们自己也是庄园主、律师和军官（翁达杰的父亲和舅舅分别担任过轻步兵团和海军的军官）。但他们是那个阶级中乔装打扮的异己分子。他们的内心甚至跟叛乱者更亲近。他们在法庭上为叛乱者辩护，跟反叛武装一起打球。他们当中被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明星人物，也常常是一些捣蛋鬼。
这些家族人物，与其说作者从口述史中发现，不如说他通过《世代相传》的写作创造了他们。在他们中，最完整的两个形象是外祖母拉腊和父亲莫文。书中关于拉腊的部分曾以《拉腊的热情》为名独立发表，作为短篇小说获奖。
拉腊不到三十岁就成了寡妇，三十岁前她像其他殖民地上层阶级人士一样，生活奢华，无忧无虑。三十岁后她却陷入困境，只能靠她的才智、性格和容貌设法生存。她经营奶牛场，独自带大两个孩子。她既能逼儿子吞吃蜥蜴的舌头，也会帮女儿设计参加化妆舞会的服装。她没什么闲钱，却慷慨大方，喜欢请客吃饭。她多情而自由，传说她有很多情人。她美丽时髦，放肆狂欢的时候甚至敢站着小便。她是时代缝隙中的一个另类奇人，穿行在殖民地锡兰的各种族各阶层中，赢得所有人的欢心。她既可以做总督家的座上宾客，也可以为杀人犯出庭辩护，因为堂上法官恰好是她的桥牌搭档。那个杀人犯是她家奶牛场的工头，有个苏格兰人勾引女佣，他一怒之下把人家刺杀了。拉腊让他躲到她闺密的床下，用床罩花边遮挡着，一时骗过了警察。后来被捕开庭，法官问她为什么那么起劲，难道因为犯人长得好看？她就回答说好看这事情说不准，有人还会觉得法官大人你很俊呢。实际上法官很丑，整个法庭都被逗乐了，拉腊被赶了出去。她送穷人大量礼物，认为自己可能是个社会主义者。她知道世界上最前卫的想法，读报纸、看戏，把日常生活也变成一场场戏剧，甚至死后想把遗体捐赠给六家医院。
这本书最初几节中，翁达杰说过几件他父亲莫文年轻时做过的荒唐事。在一切都难以收场时，莫文用一场即兴发挥的婚姻来摆脱家庭危机。直到“浪子”一章，莫文又一次成为作者追寻家族记忆的中心形象。从这里开始到全书结束一共三章，故事全都围绕着莫文，这个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几乎缺乏现实感的浪子。
他酗酒，醉到掏出枪来威逼火车司机停车。他在旅馆的宾客意见簿上跟一个叫萨米的人交战。在那个神奇的年代、那些神奇的人中间，连这都可以。萨米是个喜欢到处抱怨的人，他有一次住旅馆，对这儿那儿都不满意，在宾客意见簿上写了半页纸。莫文看了有点生气，就在意见簿上劝人家不要抱怨。他语带挖苦，说得很机智，于是这件事情就在锡兰那个圈子里传开了。因为那时候每个人都很悠闲，他们逐页阅读宾客意见簿，有人写有人读，把它当成了小圈子中的脸书。几个月后，萨米又在另一家旅馆的另一本意见簿上专门写了半页纸，这次他把所有怨气都撒在莫文头上。莫文看到后，索性就写了一页纸，暗示萨米一家精神错乱，而且很可能乱伦。下一次，萨米故意晚一点离开，让莫文先写，等莫文写完了他才拿起意见簿，写下有关翁达杰家族的一些丑闻。这场文字之战开了一种先例，据说从此以后，锡兰旅馆的宾客意见簿就成了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揭短传谣的重要媒介。莫文疯狂地喝酒，到处惹麻烦。不喝酒时却很安静，他读书，培育仙人掌和多汁植物。
拉腊和莫文各自都有一个神秘而伤感的生命终点。翁达杰在书中叙述他们的死亡时，并不像是在讲述两个真实存在的人物的去世，倒像是在讲述两个梦幻形象的消亡。
《世代相传》中的这些人物形象，应当被视为虚构之物，由翁达杰用梦想和修辞创造而成。与他们相比，那些曾真实地在上世纪锡兰生活着的拉腊和莫文们，倒像是一些遥远的脚注，以回忆、传说和几幅旧照片的形式在文本边缘若隐若现。他们是日后翁达杰世界中各色人物的模糊原型，也是作者为他自己未来写作预先创造的叙述者，只有跟他们一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写他们。只有跟他们一样的人，才能够理解《英国病人》和《安尼尔的鬼魂》那些小说中的人，他们何以会有那样的家国政治观点。在他们心中，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顶多算得上是一些不太重要的趣事和丑事。叛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少数几个人记错了时间，提前一天发动了进攻。首相落选，则是由于出了这样一件丑闻：一对年轻人带着摄影师来访问首相，他们想用首相府邸作背景拍一点照片。拍摄过程中，男人突然双膝跪下，掀起女人的纱丽，开始咬她的大腿。首相上前询问，跪着的男人伸出头来朝他笑，说是蛇咬了女人，又埋进头去。一星期后，报纸上登出了三张刺眼的照片，照片上首相态度随和，正跟那个快乐得面孔扭曲的女人聊天。这些事情怎么可能比“拉腊的热情”更要紧？
《世代相传》中的那些人物，生活中既按照欧洲时钟、又遵循古老的亚洲计时方式。翁达杰由此找到了他的故事讲述者：他似乎具有某种独特的时间感，好像他长着一颗与众不同的大脑，他的记忆不是像通常的写作者那样，按照某种时间秩序来存放提取。在他的头脑中，世界好像仍旧处于某种古老的共时性状态，死者和生者、过去和现在、记忆和想象并不需要时间的线性排列。就像艾尔麦西可以把希罗多德的《历史》当作现代旅行指南，翁达杰的叙述者似乎认为事物之间的某些秩序是无法被时间磨灭的。只是为了完成一部名义上的小说，叙述者才勉强加上一点时间标记（他确实不缺乏现代时间感），但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翁达杰的文本世界用某种神秘的修辞性联想来建构。片断与片断之间互相用隐喻点亮，奇异的场景和鲜明的姿态凸显于文本之上。它们是聚光照耀下的前景，其周围事物和因果关系却因失焦而模糊不清。一件事情是另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一点并不因为它发生在后者之后而改变，并且只有通过作者自己某种独特的修辞学联想，它才会被揭示。
读者很容易被翁达杰那种看似随意（有一搭没一搭）的灵巧讲述引入奇闻逸事的迷雾中。故事和人物不时从迷雾中冒出头来，又转瞬失踪。读者从断续中对它们反复加深印象，似乎终于可以一窥全貌。《世代相传》几乎可以说是翁达杰那种风格的源头，是他写作成熟期的起点。此前作品中拘谨的文本实验腔和习作味道消失了。文体获得一种微妙的平衡。作品叙述准确，充满隐喻和联想，叙述者坚决果断地切换时空，间或激情洋溢，使用一种朴实的、不那么反讽的英语。翁达杰不仅用这本自传体小说重塑了家族记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重塑了一个故事讲述者。
这个叙事者，有时候就像《世代相传》中那些人家的女人，“能把别人最细微的反应夸大成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故事，再把这个故事当作此人具有某种性格特征的例证”。有时候，这种叙述风格有点像是他在《世代相传》中提到的记忆追溯之旅：“我们相互交换奇闻轶事和模糊记忆，试着排出顺序，加上旁白，让它们逐渐变得充实，像装配船身一样，把它们连接起来。”
当翁达杰给一节文字起了“在锡兰的旅行”这个标题，并且从公路旅行开始讲述时，你根本想不到，他在讲了两段有关公路的简短轶事之后，毫无过渡地突然用一句“父亲一生似乎注定要对火车着魔”，就把话题转到了他父亲身上，之后数个章节直到全书结束，有关公路旅行那件事，作者再也沒有提及，似乎他完全忘记了小说的应有程式。在《世代相传》中，他为故事真正开始的起点章节写下标题：“亚洲谣言”。回到锡兰后，他最喜欢的时刻是午睡到三点以后，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听那些梦幻般无头无尾的往昔传说，从中他发现了某种富有诗意的结构。
是欧洲人发明了现代小说，翁达杰回到亚洲故乡，借由追溯重构家族记忆，寻找到一种独特的“亚洲谣言”（Asian Rumours）风格，这是写作的根源，日后他在所有小说创作中，从未将其丢失。
那时他已临近中年，出版了几本诗集和小说，上一部小说Coming Through Slaughter（中文版译名《劫后余生》）颇获赞譽。他没有乘势连续发表作品，中间停了好久，直到六年后，才有了这本《世代相传》。
从1978年起，不知为何翁达杰忽然起意（在《世代相传》中他说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数年间他两次回到故乡斯里兰卡（作者仍把它叫做锡兰）。有时独自旅行，有时让妹妹吉利恩陪伴他四处调查。他访问故旧亲友，聚会闲聊，聆听那些“亚洲谣言”（本书开始时的一节标题）。几年后，翁达杰写完了《世代相传》。在书中，通过一种以梦幻、回忆和大量奇异的地方性知识不断交织的叙述，作者回到往日时光，回到那个未为人知的亚洲角落，以及在这一切之上，回到翁达杰“家族”中间——那群他想象中既属于亚洲、属于斯里兰卡，却也是世界主义者的亲戚。
据说他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我的祖先就是一六〇〇年来到锡兰的一位医生，他用一种神奇的草药治好了总督女儿的病，于是总督把女儿嫁给了他。他因此有了一块土地、一个外国太太和一个新名字，翁达杰。这是他自己名字的荷兰语拼法，是对统治者语言的模仿。”科伦坡那个小教堂中，保存着这个家族几代先祖的记录——在石板上，在蠹鱼咬坏的古老书页上。他们世代生活在一个由欧亚混合血统后裔组成的小圈子里，他们是军官、律师、商人、传教士、农场主和游手好闲者。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作者父亲莫文·翁达杰的一生中，可能是最好的时光。因为从这时一直到战争爆发，“人们没有长大的必要”。他们是战前殖民地一群被宠坏的年轻人。在欧洲，像他们那样的人，比他们提前二十年就已失去自己的黄金时代。而此时此刻，他们仍然可以过着反复无常、忙忙碌碌、“如此疲倦”的生活，一日三餐只需杜松子酒、汤力水和肉罐头。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世界主义者，似乎身处于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高眉纬度，生活中围绕着阅读和戏剧。他们轻信一切也怀疑一切。他们既相信自杀者的灵魂仍在家中的某个房间飘荡，也赌马、打板球、定期坐船到欧洲采购时髦商品。翁达杰的父亲莫文只需跟家里撒个谎，说是被剑桥大学录取，就能骗到一大笔钱，足够他三年中在英国寻欢作乐，跟俄国女伯爵订婚又毁约。三年后，骗局不巧被戳穿。祖父领着一大家子到伦敦兴师问罪。莫文灵机一动，连忙找了个名门望族的姑娘订婚，三堂会审就此变成喜庆宴席。没过多久婚约就又被毁弃，因为莫文“解决麻烦的技巧就是接着制造另一件麻烦”。
读者大概可以想象，《英国病人》中的那些人物，在他们人生的前半部分所秉持的，可能就是莫文他们那种生活态度吧？不管他们身处何方，在干什么，他们有相同的气质。他们似乎永远在一个无国度的世界中漫游，在异乡——对于他们任何地方都像是异乡。据说《英国病人》那部小说，故事正是源自翁达杰在那两次返乡之旅中听到的几则轶事。小说中那位艾尔麦西，原是一位匈牙利伯爵，给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做一些考古工作，最后为了拯救恋人，他给纳粹德国军队带路。他可以说着阿拉伯人的语言，跟他们亲密无间，可是阿拉伯人永远也不会把他视为自己人。
《世代相传》里这样写道：“我是外国人，我是痛恨外国人的浪子。”翁达杰认为欧洲人永远也无法理解锡兰，理解亚洲（“英国病人”同样持有类似观点）。欧洲人可以用武力征服这片散发着肉桂香味的土地。他们可以占有锡兰，却无法理解它。他们对亚洲的知识来自他们的想象，而人不可能“从一种想象飞跃到另一种想象”。只有翁达杰和他的祖先那样的人，才能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了解“至少五十五种毒药”;了解那些“从新建城市转移到内地”的隐秘知识，那些错综复杂的艺术和习俗;了解锡兰字母的美：因为锡兰人用来写字的油橄榄叶太容易碎裂，直线笔画会切破树叶，所以锡兰人写弯曲的字母，“像月椰子，像情人的脊椎骨”。
《英国病人》《安尼尔的鬼魂》……翁达杰好多年一直在写这些人，写他自己和他的家族中人，写他的祖先。他们因为历史进程突如其来发生了某种断裂，因为战争、入侵、殖民以及十九世纪贸易和资本网络的全球延伸，而掉落进国族与国族、阵营与阵营之间的空隙。他们失去了立场，清晰无疑的身份变成了空洞的符号，一种无意义的外壳。而正因符号之壳仍在，就更让他们自己痛切地意识到符号的无意义。
有些人是通过阅读、通过思考成为世界主义者，而他们天生就是一群世界主义者。他们不是后殖民语境下的他者。帝国主义的欧洲“中心”，只是他们收音机中遥远的板球赛场，向他们报告比分，让他们有机会下注。他们获悉林德伯格家发生了惨案，又从报纸上了解到法国总统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枪杀。温布尔顿网球赛女子选手将要穿短裤参加比赛，这个消息令他们倍感不安。他们知道按照现代审美，姑娘应该不胖不瘦。他们听说了美国女影迷们的事情：她们想方设法偷取瓦伦蒂诺的遗体，为了住在瓦伦蒂诺陵墓旁不惜离婚。卓别林来到锡兰后虽然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但他们有办法看到大明星学跳土著舞的场面。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世界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乐在其中。
翁达杰的舅舅在伦敦做王室法律顾问，依靠家族的共同记忆，翁达杰回想起，舅舅曾像土著人那样生吃塔拉戈亚蜥蜴的舌头。根据传说，吃下这种顶端分叉的舌头（夹在两片香蕉中间整个吞下肚子），小孩子就会能言善辩，善于“抓住”知识和信息。他们全家都相信这件事，正是因为吃了蜥蜴的舌头，他舅舅才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成了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他们比欧洲人更理解亚洲，也比亚洲人更懂得欧洲，他们对此颇为自得。如果不是被古康提国王囚禁了二十年，罗伯特·诺克斯不可能真正懂得当地传统，写出那本《历史关系》。如果不是童年时就生活在此地，翁达杰也不会获悉巨蜥蛋是最好的武器，人的皮肤只要沾上蛋液，就会奇痒无比。童年翁达杰和他的小伙伴把它们扔向坐满皇家学院学生的板球赛看台，以此取乐。
他们在社会等级阶层中划出一个奇特的小圈子。他们在面貌、体型、语言、衣着、教育和家庭财产上跟这个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十分相似，他们自己也是庄园主、律师和军官（翁达杰的父亲和舅舅分别担任过轻步兵团和海军的军官）。但他们是那个阶级中乔装打扮的异己分子。他们的内心甚至跟叛乱者更亲近。他们在法庭上为叛乱者辩护，跟反叛武装一起打球。他们当中被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明星人物，也常常是一些捣蛋鬼。
这些家族人物，与其说作者从口述史中发现，不如说他通过《世代相传》的写作创造了他们。在他们中，最完整的两个形象是外祖母拉腊和父亲莫文。书中关于拉腊的部分曾以《拉腊的热情》为名独立发表，作为短篇小说获奖。
拉腊不到三十岁就成了寡妇，三十岁前她像其他殖民地上层阶级人士一样，生活奢华，无忧无虑。三十岁后她却陷入困境，只能靠她的才智、性格和容貌设法生存。她经营奶牛场，独自带大两个孩子。她既能逼儿子吞吃蜥蜴的舌头，也会帮女儿设计参加化妆舞会的服装。她没什么闲钱，却慷慨大方，喜欢请客吃饭。她多情而自由，传说她有很多情人。她美丽时髦，放肆狂欢的时候甚至敢站着小便。她是时代缝隙中的一个另类奇人，穿行在殖民地锡兰的各种族各阶层中，赢得所有人的欢心。她既可以做总督家的座上宾客，也可以为杀人犯出庭辩护，因为堂上法官恰好是她的桥牌搭档。那个杀人犯是她家奶牛场的工头，有个苏格兰人勾引女佣，他一怒之下把人家刺杀了。拉腊让他躲到她闺密的床下，用床罩花边遮挡着，一时骗过了警察。后来被捕开庭，法官问她为什么那么起劲，难道因为犯人长得好看？她就回答说好看这事情说不准，有人还会觉得法官大人你很俊呢。实际上法官很丑，整个法庭都被逗乐了，拉腊被赶了出去。她送穷人大量礼物，认为自己可能是个社会主义者。她知道世界上最前卫的想法，读报纸、看戏，把日常生活也变成一场场戏剧，甚至死后想把遗体捐赠给六家医院。
这本书最初几节中，翁达杰说过几件他父亲莫文年轻时做过的荒唐事。在一切都难以收场时，莫文用一场即兴发挥的婚姻来摆脱家庭危机。直到“浪子”一章，莫文又一次成为作者追寻家族记忆的中心形象。从这里开始到全书结束一共三章，故事全都围绕着莫文，这个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几乎缺乏现实感的浪子。
他酗酒，醉到掏出枪来威逼火车司机停车。他在旅馆的宾客意见簿上跟一个叫萨米的人交战。在那个神奇的年代、那些神奇的人中间，连这都可以。萨米是个喜欢到处抱怨的人，他有一次住旅馆，对这儿那儿都不满意，在宾客意见簿上写了半页纸。莫文看了有点生气，就在意见簿上劝人家不要抱怨。他语带挖苦，说得很机智，于是这件事情就在锡兰那个圈子里传开了。因为那时候每个人都很悠闲，他们逐页阅读宾客意见簿，有人写有人读，把它当成了小圈子中的脸书。几个月后，萨米又在另一家旅馆的另一本意见簿上专门写了半页纸，这次他把所有怨气都撒在莫文头上。莫文看到后，索性就写了一页纸，暗示萨米一家精神错乱，而且很可能乱伦。下一次，萨米故意晚一点离开，让莫文先写，等莫文写完了他才拿起意见簿，写下有关翁达杰家族的一些丑闻。这场文字之战开了一种先例，据说从此以后，锡兰旅馆的宾客意见簿就成了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揭短传谣的重要媒介。莫文疯狂地喝酒，到处惹麻烦。不喝酒时却很安静，他读书，培育仙人掌和多汁植物。
拉腊和莫文各自都有一个神秘而伤感的生命终点。翁达杰在书中叙述他们的死亡时，并不像是在讲述两个真实存在的人物的去世，倒像是在讲述两个梦幻形象的消亡。
《世代相传》中的这些人物形象，应当被视为虚构之物，由翁达杰用梦想和修辞创造而成。与他们相比，那些曾真实地在上世纪锡兰生活着的拉腊和莫文们，倒像是一些遥远的脚注，以回忆、传说和几幅旧照片的形式在文本边缘若隐若现。他们是日后翁达杰世界中各色人物的模糊原型，也是作者为他自己未来写作预先创造的叙述者，只有跟他们一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写他们。只有跟他们一样的人，才能够理解《英国病人》和《安尼尔的鬼魂》那些小说中的人，他们何以会有那样的家国政治观点。在他们心中，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顶多算得上是一些不太重要的趣事和丑事。叛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少数几个人记错了时间，提前一天发动了进攻。首相落选，则是由于出了这样一件丑闻：一对年轻人带着摄影师来访问首相，他们想用首相府邸作背景拍一点照片。拍摄过程中，男人突然双膝跪下，掀起女人的纱丽，开始咬她的大腿。首相上前询问，跪着的男人伸出头来朝他笑，说是蛇咬了女人，又埋进头去。一星期后，报纸上登出了三张刺眼的照片，照片上首相态度随和，正跟那个快乐得面孔扭曲的女人聊天。这些事情怎么可能比“拉腊的热情”更要紧？
《世代相传》中的那些人物，生活中既按照欧洲时钟、又遵循古老的亚洲计时方式。翁达杰由此找到了他的故事讲述者：他似乎具有某种独特的时间感，好像他长着一颗与众不同的大脑，他的记忆不是像通常的写作者那样，按照某种时间秩序来存放提取。在他的头脑中，世界好像仍旧处于某种古老的共时性状态，死者和生者、过去和现在、记忆和想象并不需要时间的线性排列。就像艾尔麦西可以把希罗多德的《历史》当作现代旅行指南，翁达杰的叙述者似乎认为事物之间的某些秩序是无法被时间磨灭的。只是为了完成一部名义上的小说，叙述者才勉强加上一点时间标记（他确实不缺乏现代时间感），但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翁达杰的文本世界用某种神秘的修辞性联想来建构。片断与片断之间互相用隐喻点亮，奇异的场景和鲜明的姿态凸显于文本之上。它们是聚光照耀下的前景，其周围事物和因果关系却因失焦而模糊不清。一件事情是另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一点并不因为它发生在后者之后而改变，并且只有通过作者自己某种独特的修辞学联想，它才会被揭示。
读者很容易被翁达杰那种看似随意（有一搭没一搭）的灵巧讲述引入奇闻逸事的迷雾中。故事和人物不时从迷雾中冒出头来，又转瞬失踪。读者从断续中对它们反复加深印象，似乎终于可以一窥全貌。《世代相传》几乎可以说是翁达杰那种风格的源头，是他写作成熟期的起点。此前作品中拘谨的文本实验腔和习作味道消失了。文体获得一种微妙的平衡。作品叙述准确，充满隐喻和联想，叙述者坚决果断地切换时空，间或激情洋溢，使用一种朴实的、不那么反讽的英语。翁达杰不仅用这本自传体小说重塑了家族记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重塑了一个故事讲述者。
这个叙事者，有时候就像《世代相传》中那些人家的女人，“能把别人最细微的反应夸大成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故事，再把这个故事当作此人具有某种性格特征的例证”。有时候，这种叙述风格有点像是他在《世代相传》中提到的记忆追溯之旅：“我们相互交换奇闻轶事和模糊记忆，试着排出顺序，加上旁白，让它们逐渐变得充实，像装配船身一样，把它们连接起来。”
当翁达杰给一节文字起了“在锡兰的旅行”这个标题，并且从公路旅行开始讲述时，你根本想不到，他在讲了两段有关公路的简短轶事之后，毫无过渡地突然用一句“父亲一生似乎注定要对火车着魔”，就把话题转到了他父亲身上，之后数个章节直到全书结束，有关公路旅行那件事，作者再也沒有提及，似乎他完全忘记了小说的应有程式。在《世代相传》中，他为故事真正开始的起点章节写下标题：“亚洲谣言”。回到锡兰后，他最喜欢的时刻是午睡到三点以后，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听那些梦幻般无头无尾的往昔传说，从中他发现了某种富有诗意的结构。
是欧洲人发明了现代小说，翁达杰回到亚洲故乡，借由追溯重构家族记忆，寻找到一种独特的“亚洲谣言”（Asian Rumours）风格，这是写作的根源，日后他在所有小说创作中，从未将其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