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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现象，意思是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避讳一般的对象为四者：帝王、圣贤、长官、长辈。
商周时期，民尚质朴，避讳的规矩还没有那么多，到了后来，避讳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礼记·曲礼上》 所言“诗书不讳，临文不讳”，有人也不顾这么多，而是扩大避讳范围，以示不坏规矩，尊重官长。
清代雍正时，为了表示对至圣先师孔丘的尊重，硬是让姓“丘”的改成“邱”。今天身份证上姓“邱”的人士，其实和古代史籍上的“丘”姓是一家，比如丘处机。
宋代周密所撰的 《齐东野语》，记载了好些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避讳故事，今天读来哑然失笑。
宋朝宣和年间，徐申 （字干臣） 做常州知府，好大的官威，将自己的名字视为手下人不能冒犯的忌讳。有一次一位县令来请示，说有件事写公文申报到府里三次，还没有施行 （已三状申府，未施行）。—— 这“申”犯了徐老爷的名讳，徐老爷大怒，斥责县令：你作为知县，难道不知道常州府长官的名讳吗？这是故意侮辱呀 （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侮）。
哪想到这位知县是个硬骨头，毫不给长官面子，回答说：今天这个事情向知府申报不回复，便应当向监司申报，否则向户部申报，向御史台申报，向中书省申报，申报来申报去，等到死了才拉倒 （今此事申府不报，便当申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
说完，长揖而去。这自讨没趣的徐申老爷拿这样的下属也没办法。
五代时，一个叫石昂的人也是这样不媚权贵的汉子。他被任命为临淄县令，上司是监军太监杨彦朗，这杨公公家的长辈讳“石”，于是大家跟着避讳。有一次石昂因公事上书杨监军，杨府办事的人，把递呈文的“石昂”用笔改成“右昂”，这也太欺负人了。石昂径直走上公廷，对杨公公说：公公你怎么能以私害公呢？昂姓石，不姓右 （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
杨公公大怒，石昂干脆辞官回家，对儿子说：“我本来不想在乱世做官，果然被刑余之人侮辱。”
不过古代官场如石昂这样的刚烈汉子不多，多的是自觉避长官的讳，而且创造性地维护长官的尊严，这实则是谄媚之术。
看过 《水浒传》 的人应该知道权势熏天的太师蔡京。宋江因杀了阎婆惜，被发配江州，又因在浔阳楼题“反诗”，被黄文炳发现，向江州蔡九知府告发，被抓入牢中。蔡九知府依黄文炳之計，写家书给父亲蔡京，报告“抓获反贼”。戴宗奉命将信送往东京，半路在朱贵的酒店被麻翻，信件被搜出。吴用因此献计，让萧伪造蔡京回信，让金大坚伪造蔡京的篆文“翰林蔡京”印章，用在萧让伪造的回信上。戴宗带着假信便下山回江州禀告蔡九。
纨绔子弟蔡京被蒙骗过去了，老辣的黄文炳却一眼看出破绽，对蔡九说：这个图书，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府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学，览遍世间书，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
“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是那个时代的常识，何况蔡京在这方面还特别讲究，可见小说的虚构是有所本的。
蔡京当宰相时，内外官员移文给他都避其名讳，比如“京东、京西”都改写为“畿左，畿右”（心痛刘强东一秒钟）。蔡京门下一个叫“昂”的人尤其小心，连自己的仆人私下里提到“京”字，也要被打屁股惩罚。有一次，这昂先生自己失口说出了“京”字，仆人提醒他，他马上用巴掌扇自己的罪，以示以身作则。
一个叫蔡经国的官员，知道蔡京老爷是福建人，听说闽地口音“京”与“经”同音，于是上奏将自己的名字“经国”改成“纯臣”。
宋绍圣年间，另一位权臣章惇为相，有一个属官叫安惇。与老爷同名，如何得了？于是这安惇每次见章惇，自称“安享”，连竖心旁也不要了。
为无限尊重长官而这样避讳，你说无聊不无聊，可笑不可笑？
（选自《南都周刊》2018年第3期）
1920年，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颁奖仪式上进行答谢演讲时曾说到：我有我自己的写作方式，这或许是我惟一能够自诩的了，此外再没有别的。这位毁誉参半的文学大匠后半生可谓荒谬而可耻，在他的祖国受到纳粹侵略后，仍继续支持希特勒并为其大唱赞歌，最终被处以叛国罪而落寂离世。前面的话或出于礼节或出于自谦，但汉姆生倒是抓住了要点：他的一生，流传至今闪耀光芒的文学作品是不能被抹煞的。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充满不确定的因素，伟大与卑劣在稍稍不经意间就会被切换，抑或二者都同时存在于一身。当然大部分人不会像汉姆生这样“黑白得如此分明”，就像你不能断定抽烟的就都是坏人，喜欢占小便宜的就一定贫困潦倒。我们总如同老师面前调皮的学生，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可这样才使人有血有肉。
本期摘选文章中，谈到了顾维钧先生。作者说他的人生是一场盛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描写：此君纵横潇洒，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尽了最大的努力，巴黎和会上的气概为人所称颂。一生中经历四次婚姻，简直是男人的偶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四段婚姻乃：“主命、主贵、主富、主爱”，意义都不同。但苛刻地看上去，他每次婚姻似乎都存在着某种为己向上攀爬的目的，若以单一的道德观评价，顾的爱情故事是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但就是这样却不影响顾维钧抵死救国，功成名就。
同样的，本期另一文——《汉武三题》 也会让你通过几个侧面认识刘彻——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居庙堂之高，权术玩弄得令人发指，换个角色你会认为这是小人阴险的伎俩；可是他是汉武帝，一切因这个头衔都有了最好的解释。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让我们觉着他离常人并不遥远。
所以，无论何人，一生中总难以全身而退。诗人戴复古早就下了定论：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明确正确的方向，不为岔道所误；或者及时迷途知返，最终你得有勇气、有定力地重返光明大路。当然，这看似只是简单的道理，我们能做到着实不容易。那么，即使退一万步说，是不是宁愿平庸一些，不期成为顾氏那样的大英雄，却也绝对要守住做人的底限，莫如汉姆生那样，到头来悲凉地走完余生。
欧阳文清
商周时期，民尚质朴，避讳的规矩还没有那么多，到了后来，避讳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礼记·曲礼上》 所言“诗书不讳，临文不讳”，有人也不顾这么多，而是扩大避讳范围，以示不坏规矩，尊重官长。
清代雍正时，为了表示对至圣先师孔丘的尊重，硬是让姓“丘”的改成“邱”。今天身份证上姓“邱”的人士，其实和古代史籍上的“丘”姓是一家，比如丘处机。
宋代周密所撰的 《齐东野语》，记载了好些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避讳故事，今天读来哑然失笑。
宋朝宣和年间，徐申 （字干臣） 做常州知府，好大的官威，将自己的名字视为手下人不能冒犯的忌讳。有一次一位县令来请示，说有件事写公文申报到府里三次，还没有施行 （已三状申府，未施行）。—— 这“申”犯了徐老爷的名讳，徐老爷大怒，斥责县令：你作为知县，难道不知道常州府长官的名讳吗？这是故意侮辱呀 （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侮）。
哪想到这位知县是个硬骨头，毫不给长官面子，回答说：今天这个事情向知府申报不回复，便应当向监司申报，否则向户部申报，向御史台申报，向中书省申报，申报来申报去，等到死了才拉倒 （今此事申府不报，便当申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
说完，长揖而去。这自讨没趣的徐申老爷拿这样的下属也没办法。
五代时，一个叫石昂的人也是这样不媚权贵的汉子。他被任命为临淄县令，上司是监军太监杨彦朗，这杨公公家的长辈讳“石”，于是大家跟着避讳。有一次石昂因公事上书杨监军，杨府办事的人，把递呈文的“石昂”用笔改成“右昂”，这也太欺负人了。石昂径直走上公廷，对杨公公说：公公你怎么能以私害公呢？昂姓石，不姓右 （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
杨公公大怒，石昂干脆辞官回家，对儿子说：“我本来不想在乱世做官，果然被刑余之人侮辱。”
不过古代官场如石昂这样的刚烈汉子不多，多的是自觉避长官的讳，而且创造性地维护长官的尊严，这实则是谄媚之术。
看过 《水浒传》 的人应该知道权势熏天的太师蔡京。宋江因杀了阎婆惜，被发配江州，又因在浔阳楼题“反诗”，被黄文炳发现，向江州蔡九知府告发，被抓入牢中。蔡九知府依黄文炳之計，写家书给父亲蔡京，报告“抓获反贼”。戴宗奉命将信送往东京，半路在朱贵的酒店被麻翻，信件被搜出。吴用因此献计，让萧伪造蔡京回信，让金大坚伪造蔡京的篆文“翰林蔡京”印章，用在萧让伪造的回信上。戴宗带着假信便下山回江州禀告蔡九。
纨绔子弟蔡京被蒙骗过去了，老辣的黄文炳却一眼看出破绽，对蔡九说：这个图书，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府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学，览遍世间书，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
“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是那个时代的常识，何况蔡京在这方面还特别讲究，可见小说的虚构是有所本的。
蔡京当宰相时，内外官员移文给他都避其名讳，比如“京东、京西”都改写为“畿左，畿右”（心痛刘强东一秒钟）。蔡京门下一个叫“昂”的人尤其小心，连自己的仆人私下里提到“京”字，也要被打屁股惩罚。有一次，这昂先生自己失口说出了“京”字，仆人提醒他，他马上用巴掌扇自己的罪，以示以身作则。
一个叫蔡经国的官员，知道蔡京老爷是福建人，听说闽地口音“京”与“经”同音，于是上奏将自己的名字“经国”改成“纯臣”。
宋绍圣年间，另一位权臣章惇为相，有一个属官叫安惇。与老爷同名，如何得了？于是这安惇每次见章惇，自称“安享”，连竖心旁也不要了。
为无限尊重长官而这样避讳，你说无聊不无聊，可笑不可笑？
（选自《南都周刊》2018年第3期）
编后
1920年，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颁奖仪式上进行答谢演讲时曾说到：我有我自己的写作方式，这或许是我惟一能够自诩的了，此外再没有别的。这位毁誉参半的文学大匠后半生可谓荒谬而可耻，在他的祖国受到纳粹侵略后，仍继续支持希特勒并为其大唱赞歌，最终被处以叛国罪而落寂离世。前面的话或出于礼节或出于自谦，但汉姆生倒是抓住了要点：他的一生，流传至今闪耀光芒的文学作品是不能被抹煞的。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充满不确定的因素，伟大与卑劣在稍稍不经意间就会被切换，抑或二者都同时存在于一身。当然大部分人不会像汉姆生这样“黑白得如此分明”，就像你不能断定抽烟的就都是坏人，喜欢占小便宜的就一定贫困潦倒。我们总如同老师面前调皮的学生，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可这样才使人有血有肉。
本期摘选文章中，谈到了顾维钧先生。作者说他的人生是一场盛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描写：此君纵横潇洒，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尽了最大的努力，巴黎和会上的气概为人所称颂。一生中经历四次婚姻，简直是男人的偶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四段婚姻乃：“主命、主贵、主富、主爱”，意义都不同。但苛刻地看上去，他每次婚姻似乎都存在着某种为己向上攀爬的目的，若以单一的道德观评价，顾的爱情故事是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但就是这样却不影响顾维钧抵死救国，功成名就。
同样的，本期另一文——《汉武三题》 也会让你通过几个侧面认识刘彻——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居庙堂之高，权术玩弄得令人发指，换个角色你会认为这是小人阴险的伎俩；可是他是汉武帝，一切因这个头衔都有了最好的解释。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让我们觉着他离常人并不遥远。
所以，无论何人，一生中总难以全身而退。诗人戴复古早就下了定论：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明确正确的方向，不为岔道所误；或者及时迷途知返，最终你得有勇气、有定力地重返光明大路。当然，这看似只是简单的道理，我们能做到着实不容易。那么，即使退一万步说，是不是宁愿平庸一些，不期成为顾氏那样的大英雄，却也绝对要守住做人的底限，莫如汉姆生那样，到头来悲凉地走完余生。
欧阳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