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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是斯拉夫尼科娃的代表作之一，本文通过《2017》中主人公塔尼娅、克雷洛夫、维克多和塔玛拉等具体人物形象的“加冕”与“脱冕”，表现人物身份与能力、角色与使命、理念与行为的最终自我颠覆状态，由此产生戏谑和讽刺效果，从而使人物形象本身乃至作品更具狂欢意义。
奥莉加·亚历山德洛夫娜·斯拉夫尼科娃（Ольг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лавникова）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凭借长篇小说《2017》斯拉夫尼科娃获得2006年俄罗斯“布克奖”。
狂欢化理论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以古希腊的狂欢节作为基础，也就是说狂欢节上体现着狂欢化文学的特征。加冕与脱冕是狂欢节上重要的仪式，而文学的狂欢是使情节与场景擺脱常规，获得深刻的象征意义和双重性，主人公的加冕与脱冕形成文学中的一种艺术结构。巴赫金将脱冕与加冕看作狂欢的基本仪式，作品中的艺术思维通过加冕与脱冕实现。加冕与脱冕的仪式体现了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同时表现了一种颠覆力和创造力。这种仪式逐渐成为了一种艺术思维，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被作家用以观察周围世界，处理笔下题材。
一、塔尼娅，爱情的加冕与金钱的脱冕
作品中的塔尼娅，原名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作为教授安菲洛果夫的合法妻子到火车站送别丈夫。克雷洛夫作为教授的助手，为前去冰冷的矿山寻宝的教授送去御寒的衣物。于是，火车站成就了塔尼娅与教授的别离，也造就了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相遇。
叶卡捷琳娜是教授安菲洛果夫的合法妻子，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爱的基础。教授在进山寻宝的过程中，得到神谕——娶表妹叶卡捷琳娜为妻，教授将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于是，他们进入了无爱的婚姻。教授对妻子置之不理，把她关在房子里，与妻子没有任何交流。教授有许多宝石，但对于妻子却异常吝啬。在与教授安菲洛果夫有名无实的婚姻中，叶卡捷琳娜作为妻子没有得到任何温暖与呵护。
她也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女人，厌倦了循规蹈矩的生活，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于是，火车站一遇，擦出了克雷洛夫与叶卡捷琳娜情感的火花。叶卡捷琳娜告诉克雷洛夫，她的名字是塔尼娅，俄语名字塔尼娅的含义是“组织者、策划者”。她希望能够策划、组织、安排自己的爱情生活。于是，被爱情之火点燃的塔尼娅，头戴“爱情”的冠冕，与克雷洛夫开始了一场“爱的狂欢”。她甘愿与克雷洛夫不停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进行一场“游离式”的爱情。平时，她是小会计师，是安分守己的教授太太，过着自己平静如流水的生活，但一旦到了约定的时间，她立刻戴上“爱情”的王冠，“奋不顾身”地前往约会地点。他们的约会没有固定的时间与地点，只是每一次约会都会另行商定下一次约会的具体事宜。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带有刺激性的约会方式，因为一旦下一次约会不成功，他们就再没有见面的可能。这也导致了在他们赴约时，即使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也要抵达约会地点，度过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时间。他们的约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这样的生活是“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
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约会急切、慌张而又寒酸。塔尼娅的“连衣裙上不太顺溜的拉链”，衣服“里子朝外翻过来，能看到歪斜的针脚”，连首饰“显然使用水晶玻璃或精致玻璃仿造的钻石”，可以看出她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塔尼娅作为爱情的女王，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在这场狂欢的爱情之中，所有的物质都可以忽略不计，她渴望的就是一场纯粹的、疯狂的爱情，她得到了她希望的全部。
“属于相当高档的住房”的钥匙却与“她穿的在民间普遍的、好像沾染了蔬菜汁的穷酸衣裳怎么也难与之相匹配”，这为塔尼娅的转变做了铺垫，直到安菲洛果夫教授死亡的消息传回来，塔尼娅继承所有的遗产，她的形象发生了一次颠覆。
作为安菲洛果夫教授的合法妻子，塔尼娅在安菲洛果夫教授死后，继承了教授的全部财产，披着“有钱人”的外衣，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那个其貌不扬、平淡无奇的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平等关系被打破，在巨额的遗产面前，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爱情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当克雷洛夫向她提出放弃继承财产，两人继续在一起的建议时，她反而嗤笑克雷洛夫不切实际，她的爱情观发生变化，她的幸福不再是单单拥有爱情，而是需要更多的物质享受。在金钱与物质面前，带着“爱情”王冠的塔尼娅完全丧失了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转身成为金钱与物质的奴隶，“金钱与物质”毫不费力地摘下了“爱情”的冠冕。作品中的“金钱与物质”践踏了严肃崇高的“爱情”，将其贬低化、世俗化。
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爱情狂欢”在“金钱与物质”面前戛然而止。摘下“爱情”王冠的塔尼娅市侩、媚俗，为克雷洛夫所不齿。克雷洛夫深爱的是拥有爱情光环的塔尼娅，而非那个被贴上世俗标签、变了质的叶卡捷琳娜。摘下“爱情”的王冠，塔尼娅又变回了叶卡捷琳娜，她不再是那个自己生活的主导者，然而叶卡捷琳娜的纯真无邪、玉洁冰清在“金钱与物质”面前荡然无存。最终，她没有了塔尼娅的勇敢担当、我行我素、热情如火，同时又失去了叶卡捷琳娜的小鸟依人。她失去了克雷洛夫的爱情，彻底沦为“金钱与物质”的奴隶。她曾经想极力摒弃“无爱的婚姻”，现在不得不为了可观的遗产而扮演教授未亡人的角色。塔尼娅的“爱情狂欢”结束了，留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塔尼娅和孑然一身的克雷洛夫。
二、克雷洛夫与“同貌人”维克多，地痞令知识分子成功脱冕
作品中的克雷洛夫是个有探索精神和冒险精神的知识分子，他能够通过矿石原石的形态来辨别里面是否有宝石存在，因而成为教授安菲洛果夫的助手，凭借自身对矿石的直觉与见地，获取微薄的酬劳。他本有一个家庭，但由于妻子塔玛拉追求克雷洛夫这个小知识分子无法给予的金钱与物质，最终导致婚姻破裂。婚姻破裂后，他与教授的妻子塔尼娅一见钟情，同时又被前妻塔玛拉雇“暗探”监视。
克雷洛夫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位“镜子”般的人物——暗探扎瓦利辛·维克托·马特维耶维奇，他持续不断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是一个被金钱所驱使的傀儡，因为抢劫和诈骗判过两次刑，出狱后一方面他受雇于塔玛拉，监视着克雷洛夫的生活，另一方面依靠宝石加工坊雇主偷盗一些安菲洛果夫“存放不善”的东西。 “暗探”总是出现在克雷洛夫和塔尼娅随机选择的约会之地，犹如克雷洛夫的影子和镜像一般，与克雷洛夫同时出现在旅店、广场、酒吧等地，克雷洛夫认为隐藏很好的“新家”也被人光顾过。这个暗探随时出现在克雷洛夫身边，而且让克雷洛夫感觉非常熟悉，暗探的“剪影就像他自己的影子一样让他感到亲切”，仿佛感受到的就是自己，作者用细节的刻画，将暗探与克雷洛夫联系起来。“暗探……成了深藏的、看不见的克雷洛夫的一小部分，成了他的内心真实，只是这部分还未喊叫出声音、并把这声音传达到他理性的层面。”克雷洛夫的心理和感受通过“暗探”表现出来，这个形象是正符合克雷洛夫的“同貌人”。
巴赫金在分析狂欢化时曾指出：“讽刺性的摹拟，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意味着那个‘翻了个的世界’。”“同貌人”的形象最初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同貌人》中。文学中把像小官员戈利亚德金陷入精神分裂后的幻想中，出现了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小戈利亚德金形象称为“同貌人”形象，“同貌人”的性格与主人公截然不同。
作家在塑造的克雷洛夫与“暗探”的形象，二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此“同貌人”的形象就像是一个矛盾体，将主体不该有想法、主体不能做的行为，借用“同貌人”表达出来。克雷洛夫曾考虑主动找抢匪合伙，一起盗卖教授带回的宝石；“暗探”从塔尼娅口中获悉了教授将会带回大批宝石，满心欢喜地盘算伙同克雷洛夫前去行窃。克雷洛夫身上具有叛逆精神和“鉴宝人”的特质，他能准确判断哪些矿石具有开采价值，“暗探”从某一方面来讲也具有冒险精神和“鉴宝人”的特质，他获悉了塔尼娅丈夫教授安菲洛果夫的隐藏财富。克雷洛夫与“暗探”两个形象，一正一邪，亦正亦邪，让读者分不清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还是合二为一的一个人的两面。
但是，克雷洛夫与“暗探”在极具相似性的同时，也有不同，那就是克雷洛夫有内心深处的原则与约束，克雷洛夫毕竟是知识分子，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克雷洛夫也是贪婪的，窃取宝石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他与“暗探”交谈时，明显地感觉暗探身上隐藏着一部分自己，对话甚至就像是自说自话一般。而且在两人的交谈中，克雷洛夫一些内心隐秘的想法被暗探毫无掩饰地直接说中。尽管如此，这些罪恶的想法仅仅局限于想想而已。“暗探”是脱冕后的克雷洛夫，他把克雷洛夫那些藏匿于内心深处见不得光的罪恶想法，通通暴晒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还得意洋洋地策划与克雷洛夫一起盗窃宝石。克雷洛夫无法面对脱冕后那个丑陋的、罪恶的自己，所以始終认为盗取宝石是一个“荒唐可笑又卑鄙无耻的建议”。
“暗探”是个地道的地痞无赖，心中毫无红线意识和底线意识，所以作者也为这个无良的“暗探”有意安排了一个“落入大坑”的离奇死亡结局。克雷洛夫面前的“暗探”是极具讽刺性的，二者很相似，而克雷洛夫只是心中多了一个标尺，所以才免遭“横死”的厄运。在“暗探”离奇死亡之后，克雷洛夫失去了外援，他再也不能伙同“暗探”去盗窃本身不属于自己的财富，也无法与被世俗化的塔尼娅重修旧好。克雷洛夫的财富之梦、爱情之梦通通破灭，他作为一个情非得已卷入是非之中的知识分子，苦苦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三、塔玛拉，死亡的加冕与脱冕
另外一个具有狂欢型特质的人物是塔玛拉，她完全就是高高在上的“国王”，是里菲雅地区知名女企业家，拥有金钱与权力，是位“傲视群雄的社交女杰和慷慨大方的慈善家”。她的公司“花岗岩”提供殡仪服务，标榜“与死亡为敌”，塔玛拉力求建造欧洲最顶级的公墓。一期电视节目，成为了塔玛拉的“脱冕”的仪式，瞬间被讥笑与殴打。
塔玛拉作为受邀嘉宾，不仅被指责解雇残疾员工，葬礼悲痛沉重的氛围下搞抽奖是对死亡的亵渎，还被爆料出她的建筑公司曾经承包制作“北方黄金”盛放氰化物的防护屏，因为偷工减料，无法隔绝氰化物，导致地下水被污染。塔玛拉成了里菲雅地区的罪人，她被利益冲昏头脑，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伤害的是整个里菲雅地区的利益，标榜的“与死亡为敌”，却成了死亡的始作俑者，氰化物的泄露导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被破坏，附近的四个居民点受到威胁。她的形象被完全颠覆，被还原为“小丑”的形象，而当初拥有的金钱与权力消失，完成了脱冕仪式。狂欢化人物的加冕与脱冕具有相对性、双重性。曾经的贪污使塔玛拉有了钱，在其背后是被金钱蒙住双眼的社会官员，这可能是斯拉夫尼科娃编写小说的又一现实意义。
脱冕揭露了塔玛拉的本质，在“小丑”的塔玛拉眼里，整个世界都已经物质化了，在物质面前，人的价值和情感可以被忽略和消解，她选择与克雷洛夫离婚，却又称自己是爱他的，因为他们的爱情掺杂利益，一方面克雷洛夫给不了塔玛拉追求的物质和金钱，另一方面又需要一个炫耀富裕生活的对象，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所以在克雷洛夫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其不相匹配的帮助。她努力维持着并习惯于“那种用金钱和权力控制一切的生活”，同时也是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着。塔玛拉本身就具有双重性，塔玛拉之所以能成为“具有权力的统治者”必定是加冕了的。塔玛拉的这些行为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认知的不相符具有戏谑和讽刺效果。
（齐齐哈尔大学）
奥莉加·亚历山德洛夫娜·斯拉夫尼科娃（Ольг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лавникова）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凭借长篇小说《2017》斯拉夫尼科娃获得2006年俄罗斯“布克奖”。
狂欢化理论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以古希腊的狂欢节作为基础，也就是说狂欢节上体现着狂欢化文学的特征。加冕与脱冕是狂欢节上重要的仪式，而文学的狂欢是使情节与场景擺脱常规，获得深刻的象征意义和双重性，主人公的加冕与脱冕形成文学中的一种艺术结构。巴赫金将脱冕与加冕看作狂欢的基本仪式，作品中的艺术思维通过加冕与脱冕实现。加冕与脱冕的仪式体现了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同时表现了一种颠覆力和创造力。这种仪式逐渐成为了一种艺术思维，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被作家用以观察周围世界，处理笔下题材。
一、塔尼娅，爱情的加冕与金钱的脱冕
作品中的塔尼娅，原名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作为教授安菲洛果夫的合法妻子到火车站送别丈夫。克雷洛夫作为教授的助手，为前去冰冷的矿山寻宝的教授送去御寒的衣物。于是，火车站成就了塔尼娅与教授的别离，也造就了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相遇。
叶卡捷琳娜是教授安菲洛果夫的合法妻子，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爱的基础。教授在进山寻宝的过程中，得到神谕——娶表妹叶卡捷琳娜为妻，教授将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于是，他们进入了无爱的婚姻。教授对妻子置之不理，把她关在房子里，与妻子没有任何交流。教授有许多宝石，但对于妻子却异常吝啬。在与教授安菲洛果夫有名无实的婚姻中，叶卡捷琳娜作为妻子没有得到任何温暖与呵护。
她也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女人，厌倦了循规蹈矩的生活，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于是，火车站一遇，擦出了克雷洛夫与叶卡捷琳娜情感的火花。叶卡捷琳娜告诉克雷洛夫，她的名字是塔尼娅，俄语名字塔尼娅的含义是“组织者、策划者”。她希望能够策划、组织、安排自己的爱情生活。于是，被爱情之火点燃的塔尼娅，头戴“爱情”的冠冕，与克雷洛夫开始了一场“爱的狂欢”。她甘愿与克雷洛夫不停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进行一场“游离式”的爱情。平时，她是小会计师，是安分守己的教授太太，过着自己平静如流水的生活，但一旦到了约定的时间，她立刻戴上“爱情”的王冠，“奋不顾身”地前往约会地点。他们的约会没有固定的时间与地点，只是每一次约会都会另行商定下一次约会的具体事宜。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带有刺激性的约会方式，因为一旦下一次约会不成功，他们就再没有见面的可能。这也导致了在他们赴约时，即使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也要抵达约会地点，度过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时间。他们的约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这样的生活是“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
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约会急切、慌张而又寒酸。塔尼娅的“连衣裙上不太顺溜的拉链”，衣服“里子朝外翻过来，能看到歪斜的针脚”，连首饰“显然使用水晶玻璃或精致玻璃仿造的钻石”，可以看出她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塔尼娅作为爱情的女王，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在这场狂欢的爱情之中，所有的物质都可以忽略不计，她渴望的就是一场纯粹的、疯狂的爱情，她得到了她希望的全部。
“属于相当高档的住房”的钥匙却与“她穿的在民间普遍的、好像沾染了蔬菜汁的穷酸衣裳怎么也难与之相匹配”，这为塔尼娅的转变做了铺垫，直到安菲洛果夫教授死亡的消息传回来，塔尼娅继承所有的遗产，她的形象发生了一次颠覆。
作为安菲洛果夫教授的合法妻子，塔尼娅在安菲洛果夫教授死后，继承了教授的全部财产，披着“有钱人”的外衣，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那个其貌不扬、平淡无奇的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平等关系被打破，在巨额的遗产面前，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爱情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当克雷洛夫向她提出放弃继承财产，两人继续在一起的建议时，她反而嗤笑克雷洛夫不切实际，她的爱情观发生变化，她的幸福不再是单单拥有爱情，而是需要更多的物质享受。在金钱与物质面前，带着“爱情”王冠的塔尼娅完全丧失了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转身成为金钱与物质的奴隶，“金钱与物质”毫不费力地摘下了“爱情”的冠冕。作品中的“金钱与物质”践踏了严肃崇高的“爱情”，将其贬低化、世俗化。
塔尼娅与克雷洛夫的“爱情狂欢”在“金钱与物质”面前戛然而止。摘下“爱情”王冠的塔尼娅市侩、媚俗，为克雷洛夫所不齿。克雷洛夫深爱的是拥有爱情光环的塔尼娅，而非那个被贴上世俗标签、变了质的叶卡捷琳娜。摘下“爱情”的王冠，塔尼娅又变回了叶卡捷琳娜，她不再是那个自己生活的主导者，然而叶卡捷琳娜的纯真无邪、玉洁冰清在“金钱与物质”面前荡然无存。最终，她没有了塔尼娅的勇敢担当、我行我素、热情如火，同时又失去了叶卡捷琳娜的小鸟依人。她失去了克雷洛夫的爱情，彻底沦为“金钱与物质”的奴隶。她曾经想极力摒弃“无爱的婚姻”，现在不得不为了可观的遗产而扮演教授未亡人的角色。塔尼娅的“爱情狂欢”结束了，留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塔尼娅和孑然一身的克雷洛夫。
二、克雷洛夫与“同貌人”维克多，地痞令知识分子成功脱冕
作品中的克雷洛夫是个有探索精神和冒险精神的知识分子，他能够通过矿石原石的形态来辨别里面是否有宝石存在，因而成为教授安菲洛果夫的助手，凭借自身对矿石的直觉与见地，获取微薄的酬劳。他本有一个家庭，但由于妻子塔玛拉追求克雷洛夫这个小知识分子无法给予的金钱与物质，最终导致婚姻破裂。婚姻破裂后，他与教授的妻子塔尼娅一见钟情，同时又被前妻塔玛拉雇“暗探”监视。
克雷洛夫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位“镜子”般的人物——暗探扎瓦利辛·维克托·马特维耶维奇，他持续不断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是一个被金钱所驱使的傀儡，因为抢劫和诈骗判过两次刑，出狱后一方面他受雇于塔玛拉，监视着克雷洛夫的生活，另一方面依靠宝石加工坊雇主偷盗一些安菲洛果夫“存放不善”的东西。 “暗探”总是出现在克雷洛夫和塔尼娅随机选择的约会之地，犹如克雷洛夫的影子和镜像一般，与克雷洛夫同时出现在旅店、广场、酒吧等地，克雷洛夫认为隐藏很好的“新家”也被人光顾过。这个暗探随时出现在克雷洛夫身边，而且让克雷洛夫感觉非常熟悉，暗探的“剪影就像他自己的影子一样让他感到亲切”，仿佛感受到的就是自己，作者用细节的刻画，将暗探与克雷洛夫联系起来。“暗探……成了深藏的、看不见的克雷洛夫的一小部分，成了他的内心真实，只是这部分还未喊叫出声音、并把这声音传达到他理性的层面。”克雷洛夫的心理和感受通过“暗探”表现出来，这个形象是正符合克雷洛夫的“同貌人”。
巴赫金在分析狂欢化时曾指出：“讽刺性的摹拟，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意味着那个‘翻了个的世界’。”“同貌人”的形象最初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同貌人》中。文学中把像小官员戈利亚德金陷入精神分裂后的幻想中，出现了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小戈利亚德金形象称为“同貌人”形象，“同貌人”的性格与主人公截然不同。
作家在塑造的克雷洛夫与“暗探”的形象，二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此“同貌人”的形象就像是一个矛盾体，将主体不该有想法、主体不能做的行为，借用“同貌人”表达出来。克雷洛夫曾考虑主动找抢匪合伙，一起盗卖教授带回的宝石；“暗探”从塔尼娅口中获悉了教授将会带回大批宝石，满心欢喜地盘算伙同克雷洛夫前去行窃。克雷洛夫身上具有叛逆精神和“鉴宝人”的特质，他能准确判断哪些矿石具有开采价值，“暗探”从某一方面来讲也具有冒险精神和“鉴宝人”的特质，他获悉了塔尼娅丈夫教授安菲洛果夫的隐藏财富。克雷洛夫与“暗探”两个形象，一正一邪，亦正亦邪，让读者分不清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还是合二为一的一个人的两面。
但是，克雷洛夫与“暗探”在极具相似性的同时，也有不同，那就是克雷洛夫有内心深处的原则与约束，克雷洛夫毕竟是知识分子，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克雷洛夫也是贪婪的，窃取宝石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他与“暗探”交谈时，明显地感觉暗探身上隐藏着一部分自己，对话甚至就像是自说自话一般。而且在两人的交谈中，克雷洛夫一些内心隐秘的想法被暗探毫无掩饰地直接说中。尽管如此，这些罪恶的想法仅仅局限于想想而已。“暗探”是脱冕后的克雷洛夫，他把克雷洛夫那些藏匿于内心深处见不得光的罪恶想法，通通暴晒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还得意洋洋地策划与克雷洛夫一起盗窃宝石。克雷洛夫无法面对脱冕后那个丑陋的、罪恶的自己，所以始終认为盗取宝石是一个“荒唐可笑又卑鄙无耻的建议”。
“暗探”是个地道的地痞无赖，心中毫无红线意识和底线意识，所以作者也为这个无良的“暗探”有意安排了一个“落入大坑”的离奇死亡结局。克雷洛夫面前的“暗探”是极具讽刺性的，二者很相似，而克雷洛夫只是心中多了一个标尺，所以才免遭“横死”的厄运。在“暗探”离奇死亡之后，克雷洛夫失去了外援，他再也不能伙同“暗探”去盗窃本身不属于自己的财富，也无法与被世俗化的塔尼娅重修旧好。克雷洛夫的财富之梦、爱情之梦通通破灭，他作为一个情非得已卷入是非之中的知识分子，苦苦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三、塔玛拉，死亡的加冕与脱冕
另外一个具有狂欢型特质的人物是塔玛拉，她完全就是高高在上的“国王”，是里菲雅地区知名女企业家，拥有金钱与权力，是位“傲视群雄的社交女杰和慷慨大方的慈善家”。她的公司“花岗岩”提供殡仪服务，标榜“与死亡为敌”，塔玛拉力求建造欧洲最顶级的公墓。一期电视节目，成为了塔玛拉的“脱冕”的仪式，瞬间被讥笑与殴打。
塔玛拉作为受邀嘉宾，不仅被指责解雇残疾员工，葬礼悲痛沉重的氛围下搞抽奖是对死亡的亵渎，还被爆料出她的建筑公司曾经承包制作“北方黄金”盛放氰化物的防护屏，因为偷工减料，无法隔绝氰化物，导致地下水被污染。塔玛拉成了里菲雅地区的罪人，她被利益冲昏头脑，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伤害的是整个里菲雅地区的利益，标榜的“与死亡为敌”，却成了死亡的始作俑者，氰化物的泄露导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被破坏，附近的四个居民点受到威胁。她的形象被完全颠覆，被还原为“小丑”的形象，而当初拥有的金钱与权力消失，完成了脱冕仪式。狂欢化人物的加冕与脱冕具有相对性、双重性。曾经的贪污使塔玛拉有了钱，在其背后是被金钱蒙住双眼的社会官员，这可能是斯拉夫尼科娃编写小说的又一现实意义。
脱冕揭露了塔玛拉的本质，在“小丑”的塔玛拉眼里，整个世界都已经物质化了，在物质面前，人的价值和情感可以被忽略和消解，她选择与克雷洛夫离婚，却又称自己是爱他的，因为他们的爱情掺杂利益，一方面克雷洛夫给不了塔玛拉追求的物质和金钱，另一方面又需要一个炫耀富裕生活的对象，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所以在克雷洛夫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其不相匹配的帮助。她努力维持着并习惯于“那种用金钱和权力控制一切的生活”，同时也是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着。塔玛拉本身就具有双重性，塔玛拉之所以能成为“具有权力的统治者”必定是加冕了的。塔玛拉的这些行为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认知的不相符具有戏谑和讽刺效果。
（齐齐哈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