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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吕迪格·海姆到埃及去见他的父亲。他此行颇为艰难，先从佛罗伦萨出发，赶到罗马搭飞机，经由雅典，最终来到开罗。在漫长的航程中，吕迪格既紧张又兴奋，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被跟踪了。
他没有父亲的确切地址，也没有任何电话号码。他寄了一封信，通过埃及中央邮局转给Camvaro公司——该公司实际上并不存在，但确实能收到信。在信里，他告诉父亲，他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3点都会在开罗尼罗河希尔顿酒店的露天咖啡馆寻找他。
当时的吕迪格只有19岁，留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穿着T恤和蓝色的牛仔裤，更重要的是，他足有193厘米高，在人群里格外显眼。吕迪格不知道现在父亲变成了什么模样，毕竟，他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吕迪格还只有6岁。但是，当那个穿着条纹衬衫、提着手提箱的男人出现时，吕迪格立刻就认出了他。
他们没有拥抱，甚至没有叫出对方的名字，但那只是因为害怕会被认出真实身份——他的父亲阿里伯特·海姆，曾是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医生，被指控犯下了数百桩包括谋杀在内的罪行。海姆被称为“死亡医生”，是一个在逃的纳粹战犯。
二战结束后，海姆被美军士兵逮捕并关押在战俘营里，不久后获释并重新行医。西德警方在1961年决定将其逮捕归案，但他在警方到达之前已逃离德国。此后几十年里，海姆一直面临着警方和一些民间组织的追捕，在致力于追缉纳粹战犯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所发布的“在逃纳粹战犯榜单”中，他以“死亡医生”的名号排在榜首。2009年，他的儿子吕迪格向德国媒体证实了他的死亡，但直到2012年9月，德国警方才正式撤销对他的追捕。他们始终没找到他。
海姆到底藏在哪里？他的流亡生活又是如何？他真的死了吗？最近，一本名为《终身纳粹》的书首次披露了他多年的秘密生活，而《大西洋月刊》则从他与吕迪格之间的父子往来，揭开了这位“死亡医生”的另一面。
吕迪格去埃及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开一个藏在心中已久的谜团：他的父亲真的是纳粹吗？他真的犯下过那些罪行吗？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父亲提出自己的疑问，于是他决定先谈“安全问题”，比如家人的生活，还有自己的学业——他的父亲尤其看重他是否在医学上有所打算。在返回欧洲之前，他跟父亲约好要保持通信。
1979年2月5日，《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纳粹集中营的重磅特稿。一个囚号290的幸存者讲述了他在死亡集中营里的故事，另外还有一篇文章讨论德国联邦议院是否能够采取新办法加强对纳粹战犯的追捕和审判。在一篇名为《纳粹战犯：在逃中》的文章里，警方针对海姆的调查第一次被摆在了明处。阿里伯特·海姆成为了在逃纳粹战犯的最新代表。
配图上的海姆梳着大背头，脸上毫无笑意。上面写着，他的党卫队番号是367744，纳粹党员编号为6116098。“过去17年，前纳粹医生阿里伯特·海姆一直隐姓埋名，”这篇报道称，“靠一家柏林房产提供金援，另外还有一个法兰克福律师给他提供法律建议。”《明镜周刊》还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警方调查也无能为力”。
《明镜周刊》当然没有忘记列举海姆的罪名。在报道中，海姆被指控为一个冷血的杀人犯，“因为工作无聊”就以杀害无辜者为乐；他强迫病人接受毫无必要的手术，并在过程中拿走他们的内脏；他用病人的颅骨当镇纸，有一次，他杀死了一个因足底发炎前来求医的年轻男子，只因为他有一副漂亮的牙齿。
母亲和祖母从来不让吕迪格知道这些指控，但《明镜周刊》的报道让他第一次了解到这些细节。他追问他的家人是否知道更多内情，但祖母告诉他：“你父亲发过毒誓。他说，如果他做过这些事情，他就断子绝孙。”
在他们的家庭通信里，海姆的代称是葛里特，那个在格林童话里跟哥哥汉塞一起在森林里迷路的小女孩。当吕迪格给海姆的家书里，他仿造格林童话的形式，告诉父亲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新年过后第五周的某天早晨，葛里特醒来的时候感觉不太好。她决定买一本《明镜周刊》。从前那本已经太旧了，几乎已经没法看清。然而，新的《明镜周刊》却让她感觉非常糟糕。她曾担心过的所有事情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如果有一天，这个可怜的姑娘再也得不到面包，饮用水也断供了，那么她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饿死，或者不得不去森林里寻找生机。但森林里有狼，它们会把她撕成碎片。然而，瑞纳还在那里，他肯定能帮助她的。她必须要马上联系他，并听从他的建议。”
简单来说，吕迪格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父亲去买一本《明镜周刊》。海姆还必须去跟他的律师弗里茨·斯泰恩纳克——也就是故事里的“瑞纳”——谈谈。他的生活甚至于生命，都取决于此。
吕迪格再次到埃及探望父亲的时候，海姆要求他带几把剃须刀和一些辉柏嘉铅笔。吕迪格照做了，但他对于这次重聚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他知道，这一次，他们将无法再避开父亲与纳粹的话题。
这一次，吕迪格每天都会跟父亲谈论几个小时，听他说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并且在此过程中，尽量让自己相信父亲是无辜的。海姆主导了对话。他们不会讨论那些囚犯被带来医务室时的状态，也不讨论这些病人遭到了怎样的对待。海姆一再强调他并没有在毛特豪森工作很久。“他说得很明确：他尽了一切努力以尽快离开那个地方，”吕迪格说。
这个时候，海姆已经将名字改成了塔里克·侯赛因·法里德，吕迪格意识到，他的父亲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们也从来没讨论过这个话题。
他专门谈到了一项指控，是他谋杀了一个年长的囚犯。海姆说，当时那个病人希望进行疝气手术，但医生发现，他不仅有疝气，还患有癌症。他说，他把患者的肠子从腹腔里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如果有人在手术期间的某个时候到来，他会说，‘看，他把病人的肠子都拿出来了。’”
吕迪格问他，为什么他一开始要去集中营。父亲回答说，为了他的研究，他必须加入党卫队。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要在集中营工作。
逐渐地，吕迪格没办法接受更多的信息了。“这个话题非常不美好，而且会让你的脑子感觉晕乎乎的。”在父亲的建议下，吕迪格去红海西岸的度假胜地赫尔加达进行了一周的休养。在那里，他在观光和游泳的间隙读书，这一次，他终于开始阅读关于埃及的一切。
几周之后，说再见的时间到了。吕迪格相信，他父亲被指控的大多数罪名都不是真的。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他的父亲都“十分清醒而且有理有据”，吕迪格说，“并没有太多情绪”。吕迪格依然不知道在毛特豪森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相信父亲会是全然的无辜者，但他也不相信那些指控。
1992年，吕迪格重返埃及，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拜访他的父亲。在此之前，他们父子俩依然保持着定期的联络，吕迪格会用投币电话联系父亲，这样他们之间的对话就不会被窃听了。当时海姆已经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而且病情恶化得很严重，他终于对儿子说，“是时候来埃及了”。
海姆当时的邻居是马哈茂德·多玛，一个22岁的工科学生。马哈茂德还不到10岁的时候就认识了海姆，后者会让他看书，教他学习各种语言，还陪他打乒乓球。马哈茂德自己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把海姆当成了另一个父亲。当然，马哈茂德认识的海姆不叫海姆，而是“塔瑞克叔叔”。塔瑞克叔叔的背不好，所以他来到埃及疗养，这里温暖干燥的气候会让他好过一点。马哈茂德还知道，塔瑞克叔叔的太太和两个儿子在德国，但他们不会来看望他。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海姆变得比从前更为坦率了。他以前对埃及朋友说，他叫阿尔弗雷德·布迪格，是一家爆破公司的老板，但他现在已经不再编造这个故事。他告诉马哈茂德，他以前是一个研究女性癌症的医生。“他说他很有名，是个非常出色的医生，”马哈茂德说。海姆从未对他提起他的军队生涯。
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海姆问他年轻的朋友，“如果我在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这里的大学能用它来进行实验吗？”因为他所患的疾病相当罕见，所以他希望能够帮助医学院的学生们学习到更多知识。但马哈茂德告诉他，伊斯兰教教义不允许教徒捐献遗体，“那是一种罪行”。
“好吧，”海姆说，“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
当吕迪格来看望他的时候，海姆只能靠轮椅行动了。他们寒暄了一会儿，海姆就开始跟儿子讨论起了实际的话题：“我们现在应该做出决定，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我应该继续坐在轮椅上，还是一直卧床。”他拒绝谈论康复计划，他不相信自己还能好起来。吕迪格只需要看一眼他如今瘦弱的身形，就明白了父亲的状况。这个时候，每天晚上从轮椅起来再睡到床上变成一件难事，海姆说，“好吧，那我从现在开始就一直躺在床上好了”。
父子俩相处的时间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看电视上转播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如果比赛还没开始，他们就会看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新闻。关于他自己所面临的战争罪指控，临死的老人明显地犹豫起来。他一时说，想要“真相大白”，但另一个时间，他又告诉儿子，“不要再担心这些无谓的事情”。
在他去世之前数天，海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吕迪格责怪自己在欧洲耽误了太多时间；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关于父亲的过去，他已经无法再得到解答。
1992年8月9日，吕迪格和父亲一起观看了奥运会的闭幕式。晚上10点左右，海姆医生睡着了。他再也没醒过来。
按照穆斯林的传统，人死之后应该尽快下葬，不要防腐，也不要解剖。马哈茂德希望塔瑞克叔叔跟他自己的父亲葬在同一个墓室里，但吕迪格希望尊重父亲的愿望，将他的遗体捐献出来进行医学研究。马哈茂德试图解释当地的习俗和伊斯兰教传统，但吕迪格拒绝听从。最后，德国大使馆派来一个会讲德语的阿拉伯人进行仲裁，他告诉马哈茂德，吕迪格是死者的儿子，他有权决定如何处置遗体。马哈茂德并不情愿，但他记起塔瑞克叔叔曾经的请求，他最后没有再抗议。
然而在埃及捐献遗体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过百般周折后，他们最终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遗体的医院，但细节很是含糊。吕迪格愿意相信他父亲的遗体将被用于医学研究，但马哈茂德说医院只是临时接收了他的遗体。
吕迪格请马哈茂德帮忙保管父亲的遗物，说他会尽快回来取。但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或者任何的联系方式。马哈茂德终于察觉到了一些异常，但他并没有问。吕迪格很快起程返回了欧洲，然后马哈茂德就立刻去医院，试图要回塔瑞克叔叔的遗体，这样就能按照原计划将他葬在他的家族墓室里了。但医院告诉他，虽然他管死者叫叔叔，但他们不是法定亲属，他没有权利认领遗体。
到最后，塔瑞克·侯赛因·法里德被葬在了一个公众墓室里，像出不起钱的埃及穷人那样。
他没有父亲的确切地址，也没有任何电话号码。他寄了一封信，通过埃及中央邮局转给Camvaro公司——该公司实际上并不存在，但确实能收到信。在信里，他告诉父亲，他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3点都会在开罗尼罗河希尔顿酒店的露天咖啡馆寻找他。
当时的吕迪格只有19岁，留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穿着T恤和蓝色的牛仔裤，更重要的是，他足有193厘米高，在人群里格外显眼。吕迪格不知道现在父亲变成了什么模样，毕竟，他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吕迪格还只有6岁。但是，当那个穿着条纹衬衫、提着手提箱的男人出现时，吕迪格立刻就认出了他。
他们没有拥抱，甚至没有叫出对方的名字，但那只是因为害怕会被认出真实身份——他的父亲阿里伯特·海姆，曾是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医生，被指控犯下了数百桩包括谋杀在内的罪行。海姆被称为“死亡医生”，是一个在逃的纳粹战犯。
二战结束后，海姆被美军士兵逮捕并关押在战俘营里，不久后获释并重新行医。西德警方在1961年决定将其逮捕归案，但他在警方到达之前已逃离德国。此后几十年里，海姆一直面临着警方和一些民间组织的追捕，在致力于追缉纳粹战犯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所发布的“在逃纳粹战犯榜单”中，他以“死亡医生”的名号排在榜首。2009年，他的儿子吕迪格向德国媒体证实了他的死亡，但直到2012年9月，德国警方才正式撤销对他的追捕。他们始终没找到他。
海姆到底藏在哪里？他的流亡生活又是如何？他真的死了吗？最近，一本名为《终身纳粹》的书首次披露了他多年的秘密生活，而《大西洋月刊》则从他与吕迪格之间的父子往来，揭开了这位“死亡医生”的另一面。
《明镜周刊》的报道
吕迪格去埃及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开一个藏在心中已久的谜团：他的父亲真的是纳粹吗？他真的犯下过那些罪行吗？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父亲提出自己的疑问，于是他决定先谈“安全问题”，比如家人的生活，还有自己的学业——他的父亲尤其看重他是否在医学上有所打算。在返回欧洲之前，他跟父亲约好要保持通信。
1979年2月5日，《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纳粹集中营的重磅特稿。一个囚号290的幸存者讲述了他在死亡集中营里的故事，另外还有一篇文章讨论德国联邦议院是否能够采取新办法加强对纳粹战犯的追捕和审判。在一篇名为《纳粹战犯：在逃中》的文章里，警方针对海姆的调查第一次被摆在了明处。阿里伯特·海姆成为了在逃纳粹战犯的最新代表。
配图上的海姆梳着大背头，脸上毫无笑意。上面写着，他的党卫队番号是367744，纳粹党员编号为6116098。“过去17年，前纳粹医生阿里伯特·海姆一直隐姓埋名，”这篇报道称，“靠一家柏林房产提供金援，另外还有一个法兰克福律师给他提供法律建议。”《明镜周刊》还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警方调查也无能为力”。
《明镜周刊》当然没有忘记列举海姆的罪名。在报道中，海姆被指控为一个冷血的杀人犯，“因为工作无聊”就以杀害无辜者为乐；他强迫病人接受毫无必要的手术，并在过程中拿走他们的内脏；他用病人的颅骨当镇纸，有一次，他杀死了一个因足底发炎前来求医的年轻男子，只因为他有一副漂亮的牙齿。
母亲和祖母从来不让吕迪格知道这些指控，但《明镜周刊》的报道让他第一次了解到这些细节。他追问他的家人是否知道更多内情，但祖母告诉他：“你父亲发过毒誓。他说，如果他做过这些事情，他就断子绝孙。”
在他们的家庭通信里，海姆的代称是葛里特，那个在格林童话里跟哥哥汉塞一起在森林里迷路的小女孩。当吕迪格给海姆的家书里，他仿造格林童话的形式，告诉父亲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新年过后第五周的某天早晨，葛里特醒来的时候感觉不太好。她决定买一本《明镜周刊》。从前那本已经太旧了，几乎已经没法看清。然而，新的《明镜周刊》却让她感觉非常糟糕。她曾担心过的所有事情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如果有一天，这个可怜的姑娘再也得不到面包，饮用水也断供了，那么她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饿死，或者不得不去森林里寻找生机。但森林里有狼，它们会把她撕成碎片。然而，瑞纳还在那里，他肯定能帮助她的。她必须要马上联系他，并听从他的建议。”
简单来说，吕迪格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父亲去买一本《明镜周刊》。海姆还必须去跟他的律师弗里茨·斯泰恩纳克——也就是故事里的“瑞纳”——谈谈。他的生活甚至于生命，都取决于此。
父子谈话
吕迪格再次到埃及探望父亲的时候，海姆要求他带几把剃须刀和一些辉柏嘉铅笔。吕迪格照做了，但他对于这次重聚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他知道，这一次，他们将无法再避开父亲与纳粹的话题。
这一次，吕迪格每天都会跟父亲谈论几个小时，听他说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并且在此过程中，尽量让自己相信父亲是无辜的。海姆主导了对话。他们不会讨论那些囚犯被带来医务室时的状态，也不讨论这些病人遭到了怎样的对待。海姆一再强调他并没有在毛特豪森工作很久。“他说得很明确：他尽了一切努力以尽快离开那个地方，”吕迪格说。
这个时候，海姆已经将名字改成了塔里克·侯赛因·法里德，吕迪格意识到，他的父亲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们也从来没讨论过这个话题。
海姆被指控为一个冷血的杀人犯，“因为工作无聊”就以杀害无辜者为乐；他强迫病人接受毫无必要的手术，并在过程中拿走他们的内脏；他用病人的颅骨当镇纸，有一次，他杀死了一个因足底发炎前来求医的年轻男子，只因为他有一副漂亮的牙齿。海姆反复强调了他在毛特豪森工作的时间。幸存者说他在1942年犯下了那些罪行，但海姆说他在1941年就离开了集中营；《明镜周刊》说，他的犯罪地点大多是在在毒气室和注射室，然而海姆强调，1941年的时候，这两种房间都还没有建成。
他专门谈到了一项指控，是他谋杀了一个年长的囚犯。海姆说，当时那个病人希望进行疝气手术，但医生发现，他不仅有疝气，还患有癌症。他说，他把患者的肠子从腹腔里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如果有人在手术期间的某个时候到来，他会说，‘看，他把病人的肠子都拿出来了。’”
吕迪格问他，为什么他一开始要去集中营。父亲回答说，为了他的研究，他必须加入党卫队。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要在集中营工作。
逐渐地，吕迪格没办法接受更多的信息了。“这个话题非常不美好，而且会让你的脑子感觉晕乎乎的。”在父亲的建议下，吕迪格去红海西岸的度假胜地赫尔加达进行了一周的休养。在那里，他在观光和游泳的间隙读书，这一次，他终于开始阅读关于埃及的一切。
几周之后，说再见的时间到了。吕迪格相信，他父亲被指控的大多数罪名都不是真的。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他的父亲都“十分清醒而且有理有据”，吕迪格说，“并没有太多情绪”。吕迪格依然不知道在毛特豪森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相信父亲会是全然的无辜者，但他也不相信那些指控。
最后的告别
1992年，吕迪格重返埃及，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拜访他的父亲。在此之前，他们父子俩依然保持着定期的联络，吕迪格会用投币电话联系父亲，这样他们之间的对话就不会被窃听了。当时海姆已经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而且病情恶化得很严重，他终于对儿子说，“是时候来埃及了”。
海姆当时的邻居是马哈茂德·多玛，一个22岁的工科学生。马哈茂德还不到10岁的时候就认识了海姆，后者会让他看书，教他学习各种语言，还陪他打乒乓球。马哈茂德自己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把海姆当成了另一个父亲。当然，马哈茂德认识的海姆不叫海姆，而是“塔瑞克叔叔”。塔瑞克叔叔的背不好，所以他来到埃及疗养，这里温暖干燥的气候会让他好过一点。马哈茂德还知道，塔瑞克叔叔的太太和两个儿子在德国，但他们不会来看望他。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海姆变得比从前更为坦率了。他以前对埃及朋友说，他叫阿尔弗雷德·布迪格，是一家爆破公司的老板，但他现在已经不再编造这个故事。他告诉马哈茂德，他以前是一个研究女性癌症的医生。“他说他很有名，是个非常出色的医生，”马哈茂德说。海姆从未对他提起他的军队生涯。
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海姆问他年轻的朋友，“如果我在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这里的大学能用它来进行实验吗？”因为他所患的疾病相当罕见，所以他希望能够帮助医学院的学生们学习到更多知识。但马哈茂德告诉他，伊斯兰教教义不允许教徒捐献遗体，“那是一种罪行”。
“好吧，”海姆说，“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
当吕迪格来看望他的时候，海姆只能靠轮椅行动了。他们寒暄了一会儿，海姆就开始跟儿子讨论起了实际的话题：“我们现在应该做出决定，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我应该继续坐在轮椅上，还是一直卧床。”他拒绝谈论康复计划，他不相信自己还能好起来。吕迪格只需要看一眼他如今瘦弱的身形，就明白了父亲的状况。这个时候，每天晚上从轮椅起来再睡到床上变成一件难事，海姆说，“好吧，那我从现在开始就一直躺在床上好了”。
父子俩相处的时间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看电视上转播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如果比赛还没开始，他们就会看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新闻。关于他自己所面临的战争罪指控，临死的老人明显地犹豫起来。他一时说，想要“真相大白”，但另一个时间，他又告诉儿子，“不要再担心这些无谓的事情”。
在他去世之前数天，海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吕迪格责怪自己在欧洲耽误了太多时间；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关于父亲的过去，他已经无法再得到解答。
1992年8月9日，吕迪格和父亲一起观看了奥运会的闭幕式。晚上10点左右，海姆医生睡着了。他再也没醒过来。
按照穆斯林的传统，人死之后应该尽快下葬，不要防腐，也不要解剖。马哈茂德希望塔瑞克叔叔跟他自己的父亲葬在同一个墓室里，但吕迪格希望尊重父亲的愿望，将他的遗体捐献出来进行医学研究。马哈茂德试图解释当地的习俗和伊斯兰教传统，但吕迪格拒绝听从。最后，德国大使馆派来一个会讲德语的阿拉伯人进行仲裁，他告诉马哈茂德，吕迪格是死者的儿子，他有权决定如何处置遗体。马哈茂德并不情愿，但他记起塔瑞克叔叔曾经的请求，他最后没有再抗议。
然而在埃及捐献遗体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过百般周折后，他们最终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遗体的医院，但细节很是含糊。吕迪格愿意相信他父亲的遗体将被用于医学研究，但马哈茂德说医院只是临时接收了他的遗体。
吕迪格请马哈茂德帮忙保管父亲的遗物，说他会尽快回来取。但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或者任何的联系方式。马哈茂德终于察觉到了一些异常，但他并没有问。吕迪格很快起程返回了欧洲，然后马哈茂德就立刻去医院，试图要回塔瑞克叔叔的遗体，这样就能按照原计划将他葬在他的家族墓室里了。但医院告诉他，虽然他管死者叫叔叔，但他们不是法定亲属，他没有权利认领遗体。
到最后，塔瑞克·侯赛因·法里德被葬在了一个公众墓室里，像出不起钱的埃及穷人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