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5月20日，这家报纸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用传真机向内地所有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的环保局发出公开今年该局辖区内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企业名单及处罚事由的申请。这次“媒体行为艺术”，很恰当地选择在这两项规范信息公开的重要法规正式施行两周年之际，让我们对于公开透明与绿色环保这两个被朝野各界都举得很高的旗帜究竟落实得如何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1个月之后，共有16个城市的环保局给出回应，其中4个城市回复公开，4个城市回复说拒绝公开，还有8个城市此前已经在网上主动公开，另外有13个城市的环保局在经过记者的两轮申请之后始终保持沉默，拉萨和海口两地“因缺乏基础信息未能发送申请”。很显然，中国最重要的这31座城市主管环境的政府部门，给出的是不算太理想的答卷。
　　有关政府部门执法不严的批评我们在此不表，《商务周刊》更关注企业界发生的故事。无独有偶，“两周年”前，名叫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环保NGO机构发布了一份名为《克服披露缺陷香港有责》的报告，通过分析污染地图汇总的数据，该机构确认截至2010年3月1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中有175家企业存在可公开获取的环境违规记录，16％的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在大陆有环境违规记录，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涉及一共750条以上的违规记录。
　　这样的结果，与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在表达环保热情时的积极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媒体和NGO组织，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让大人物们有关绿色的公共行为显露出“行为艺术”的本来面目。
　　经济学家说，市场经济的基石一是制度，二是信息，制度要落实，信息要透明，市场才会变得有效率。在有关环保的制度和信息建设方面，这些年我们看到了诸多进步，不仅政府试图将过去一年几次的“环保风暴”制度化为可执行、可监督的长效机制，各家公司也纷纷将绿色作为塑造良好品牌形象的重点成就对外宣传，一些知名企业有模有样的推出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家们更是逮住机会就集体穿着绿色外衣亮相。
　　“公开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亲自参与环境公益活动，为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但这些行为掩盖了一个事实：企业家的环保言论或公益行为与企业本身是否绿色，不是一回事。很多事实显示，中国企业的绿色进化还停留在企业家的嘴上。”一位名叫霍伟亚的外国记者嘲讽到，“中国企业只绿化形象，不绿化核心业务……中国企业家不爱公开环境信息，但在环保宣传上却很积极。”
　　我们的企业家习惯于扮演为公众景仰的成功者形象，偶尔会在镜头前表达遭遇政府区别对待的委屈而博得同情，却少有勇敢的自省和谦卑的忏悔。让他们承认错误本就非常困难，更何况一些看上去“本没有做错什么”的事情：在鲜花环绕的舞台上，绿色光环是公众形象的锦上添花；即使被绿色和平这样“无事生非的绿色原教旨主义者”抓住了痛脚，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申辩：“我们已经算做得很好的了，为什么不去看那些小造纸厂排的污水?”
　　企业必然是追逐经济利益的，这是它天然的首要目标。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付出环境上的代价。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企业舍利润而取环保，但企业和企业家们必须明白，即使他们合法经营，缴纳了税收，增加了就业，他们仍然给区域环境、给周边乃至更遥远的公众、给未来还将生长在这片土地的后代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生意做得越大、挣的钱越多，这种损害相应也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保护不只是责任，更是赎罪。
　　《2012》的警钟已经敲响，整个世界的政府和企业都受到督促，不光是我们中国。当然，最近中国的企业家们都热衷于讲信仰、热衷于做青年导师，这其实很好，不过首先要给青年们做出表率的是学会忏悔，学会诚信的面对自己的承诺，而不是说一套，信一套，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