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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八年，谢吉伯感觉像经历了一场奇遇。
他有着15年英国家庭医生的经历，2006年回到北京定居。回国后前三年，他在北京一家外资诊所坐诊。之后三年，他放弃高昂年薪，到中国最基层的社区卫生站干起了社区医生。他希望将英国医疗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家庭医生理念植入中国，却频频碰壁。从零距离观察中国社区医生发肥皂去吸引患者，到从洋大夫变成“抄方员”，经历的种种让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程序，在中国变得颠倒了？
现在，谢吉伯觉得，他已经逐渐理解周围这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倒过来”的看病方法
第一次坐诊，他突然感觉不会看病了。
一名社区居民带着空药盒进了诊室，递给医生。医生开处方、拿药递给患者，患者离开。下一个患者也一样，是来开药的。
“我惊奇。这不是家庭医生该干的。”谢吉伯说。在英国，到社区医院开药的病人，大多是慢性病患者，处方就在电脑里存着，喝茶时，护士让医生签一下就完事，不会浪费医生看病的时间。
他统计了一下，到社区医院看病的居民，80%是来开药的。
他带外国同行来参观中国的社区医院，他们都摇头，觉得这样的医生没有价值，缺乏成就感，宁可改行。谢吉伯想提醒身边的中国医生，无论何种疗法，开药都是最后一步，但在中国的社区医院，最后一步变成第一步，倒过来了。
病人拿药盒子过来，谢吉伯会先凭药判断对方得的是什么病，他谨慎地谈论药盒上标注的治疗范围，借此寻找进一步诊断的机会。但更多的病人直接说：“让你开药就开药，问那么多干吗？”
有一次，两个孩子患了感冒，准备去北京儿童医院打点滴。谢吉伯告诉两个妈妈，能通过护理降温就不要吃药，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要去打点滴，他在英国行医时，20%的患者是儿童，他从没给一个儿童打过点滴，“去医院打点滴，说明病很重了”。谢吉伯认为，有了病一定要去最好的医院打点滴，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医改开始时，将医疗交给市场后形成的病态。
一个妈妈听了他的建议，给孩子擦酒精，多喝水。另一个妈妈心急如焚地抱着孩子去了儿童医院。
过了一天，两个孩子的感冒都好了。
反馈给谢吉伯的信息是：第一个妈妈说，谢大夫的方法管用，下次孩子感冒，还是先给他护理，尽量不去医院；第二个说，花了一千多块钱，孩子病好了，下次生病得早点去医院打点滴。
在英国，看病是需要病人提前跟医生预约的，但谢吉伯在中国当社区医生，有时还要想方设法吸引病人来社区医院。
谢吉伯最深的感触是，居民对雕牌肥皂的兴趣，比对社区医生强。北京一些区县给基层社区卫生站下任务，每月必须办一场健康讲座或某种疾病筛查义诊。但社区医院把通知贴满小区，来者寥寥。“为完成任务，社区医生会发小礼物吸引居民参与。”谢吉伯说。
体制内的诱惑
在英国有15年行医经历的他，试图改变这种“倒过来”的状况。首先尝试从社区里的糖尿病人开始。2009年，他在社区门口竖了个牌子，上写“英国大夫，免费查脚”。
“糖尿病人的脚会开裂，难愈合，15%的病人会为此截肢。”他说。没想到对于这种好心，有些病人不买账，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说服患者接受检查。为让患者放心，他将自编的糖尿病人如何剪脚指甲、护理足部教材打印出来，发给患者。
“中国的病人有个特点，他意识到危机了，就会听医生的，但前提是，医生得想办法让病人接受检查。”谢吉伯说。持续的努力让部分患者改变了看法，开始相信社区医生。
社区医院的医生，在谢吉伯看来，很多都是优秀的，高学历，只是没能挤进三甲医院，“我常给他们打气，说我们要动起来，去努力”。
“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是三甲吗？”谢吉伯说。现在中国的医疗问题中最要命的是居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医生，只能找可以信任的牌子，居民不信社区医院，信协和医院，到了协和医院，又去找主任医师。”
有件事让谢吉伯沮丧。他在燕莎开办诊所时，一名社区医院的年轻医生随他“下海”了。这名医生在社区医院年薪六万至八万元，谢吉伯给她开出至少高一倍的年薪，但一年后，这名医生还是回到了体制内。这名年轻大夫告诉谢吉伯，自己要升职称。由于她脱离了体制，官方的数据也不能轻易拿到，考虑到在体制内待着还可能会谋到一个户口，所以还是回到体制内去了。
数字上的成绩
跟社区医院“亲密接触”五年后，谢吉伯觉得自己开始适应并理解这个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政府似乎更喜欢数字。”谢吉伯说。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北京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覆盖面继续扩大，截至2013年11月底，累计签约413.3万户，892.7万人。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4253.87万人次，比2012年同期增长18.3%，占全市的 23.57%。
“如果你留意官方数字，会发现每年去社区医院就诊的病人都在大幅度增加。”谢吉伯说。但这些数字并未让谢吉伯轻松，相反，他愈发困惑。
“政府推行社区医院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意思很明确，是想让基层医疗机构承担更多的医疗行为，但老百姓并没有看到去大医院的病人少了。”谢吉伯说。如果去社区医院的病人多了，去大医院的病人降下来，这才合理，但现在是两边都多。
他留心问过来开药的居民，由于社区医院可报销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以前去药店买药的居民现在宁愿到社区医院买药，“这部分人群可能也在客观上造成社区医院流量的增加”。
他发现的秘密是，虽然社区医院可报销的药品名录逐年增加，但很多来社区医院看病的居民还是无法拿到需要的药品，四种药缺两种，这是常见的，结果患者只能再跑去大医院排队挂号买药。
他有着15年英国家庭医生的经历，2006年回到北京定居。回国后前三年，他在北京一家外资诊所坐诊。之后三年，他放弃高昂年薪，到中国最基层的社区卫生站干起了社区医生。他希望将英国医疗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家庭医生理念植入中国，却频频碰壁。从零距离观察中国社区医生发肥皂去吸引患者，到从洋大夫变成“抄方员”，经历的种种让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程序，在中国变得颠倒了？
现在，谢吉伯觉得，他已经逐渐理解周围这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倒过来”的看病方法
第一次坐诊，他突然感觉不会看病了。
一名社区居民带着空药盒进了诊室，递给医生。医生开处方、拿药递给患者，患者离开。下一个患者也一样，是来开药的。
“我惊奇。这不是家庭医生该干的。”谢吉伯说。在英国，到社区医院开药的病人，大多是慢性病患者，处方就在电脑里存着，喝茶时，护士让医生签一下就完事，不会浪费医生看病的时间。
他统计了一下，到社区医院看病的居民，80%是来开药的。
他带外国同行来参观中国的社区医院，他们都摇头，觉得这样的医生没有价值，缺乏成就感，宁可改行。谢吉伯想提醒身边的中国医生，无论何种疗法，开药都是最后一步，但在中国的社区医院，最后一步变成第一步，倒过来了。
病人拿药盒子过来，谢吉伯会先凭药判断对方得的是什么病，他谨慎地谈论药盒上标注的治疗范围，借此寻找进一步诊断的机会。但更多的病人直接说：“让你开药就开药，问那么多干吗？”
有一次，两个孩子患了感冒，准备去北京儿童医院打点滴。谢吉伯告诉两个妈妈，能通过护理降温就不要吃药，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要去打点滴，他在英国行医时，20%的患者是儿童，他从没给一个儿童打过点滴，“去医院打点滴，说明病很重了”。谢吉伯认为，有了病一定要去最好的医院打点滴，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医改开始时，将医疗交给市场后形成的病态。
一个妈妈听了他的建议，给孩子擦酒精，多喝水。另一个妈妈心急如焚地抱着孩子去了儿童医院。
过了一天，两个孩子的感冒都好了。
反馈给谢吉伯的信息是：第一个妈妈说，谢大夫的方法管用，下次孩子感冒，还是先给他护理，尽量不去医院；第二个说，花了一千多块钱，孩子病好了，下次生病得早点去医院打点滴。
在英国，看病是需要病人提前跟医生预约的，但谢吉伯在中国当社区医生，有时还要想方设法吸引病人来社区医院。
谢吉伯最深的感触是，居民对雕牌肥皂的兴趣，比对社区医生强。北京一些区县给基层社区卫生站下任务，每月必须办一场健康讲座或某种疾病筛查义诊。但社区医院把通知贴满小区，来者寥寥。“为完成任务，社区医生会发小礼物吸引居民参与。”谢吉伯说。
体制内的诱惑
在英国有15年行医经历的他，试图改变这种“倒过来”的状况。首先尝试从社区里的糖尿病人开始。2009年，他在社区门口竖了个牌子，上写“英国大夫，免费查脚”。
“糖尿病人的脚会开裂，难愈合，15%的病人会为此截肢。”他说。没想到对于这种好心，有些病人不买账，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说服患者接受检查。为让患者放心，他将自编的糖尿病人如何剪脚指甲、护理足部教材打印出来，发给患者。
“中国的病人有个特点，他意识到危机了，就会听医生的，但前提是，医生得想办法让病人接受检查。”谢吉伯说。持续的努力让部分患者改变了看法，开始相信社区医生。
社区医院的医生，在谢吉伯看来，很多都是优秀的，高学历，只是没能挤进三甲医院，“我常给他们打气，说我们要动起来，去努力”。
“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是三甲吗？”谢吉伯说。现在中国的医疗问题中最要命的是居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医生，只能找可以信任的牌子，居民不信社区医院，信协和医院，到了协和医院，又去找主任医师。”
有件事让谢吉伯沮丧。他在燕莎开办诊所时，一名社区医院的年轻医生随他“下海”了。这名医生在社区医院年薪六万至八万元，谢吉伯给她开出至少高一倍的年薪，但一年后，这名医生还是回到了体制内。这名年轻大夫告诉谢吉伯，自己要升职称。由于她脱离了体制，官方的数据也不能轻易拿到，考虑到在体制内待着还可能会谋到一个户口，所以还是回到体制内去了。
数字上的成绩
跟社区医院“亲密接触”五年后，谢吉伯觉得自己开始适应并理解这个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政府似乎更喜欢数字。”谢吉伯说。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北京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覆盖面继续扩大，截至2013年11月底，累计签约413.3万户，892.7万人。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4253.87万人次，比2012年同期增长18.3%，占全市的 23.57%。
“如果你留意官方数字，会发现每年去社区医院就诊的病人都在大幅度增加。”谢吉伯说。但这些数字并未让谢吉伯轻松，相反，他愈发困惑。
“政府推行社区医院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意思很明确，是想让基层医疗机构承担更多的医疗行为，但老百姓并没有看到去大医院的病人少了。”谢吉伯说。如果去社区医院的病人多了，去大医院的病人降下来，这才合理，但现在是两边都多。
他留心问过来开药的居民，由于社区医院可报销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以前去药店买药的居民现在宁愿到社区医院买药，“这部分人群可能也在客观上造成社区医院流量的增加”。
他发现的秘密是，虽然社区医院可报销的药品名录逐年增加，但很多来社区医院看病的居民还是无法拿到需要的药品，四种药缺两种，这是常见的，结果患者只能再跑去大医院排队挂号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