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做了一个梦，梦里，回到了好小好小的时候。
　　童花头，粉扑扑的脸，连衣裙。我迈着肥肥嫩嫩的萝卜短腿，开开心心地跟着还是年轻新妇模样的母后大人去粮油店买米。她姿态袅娜，先掏出粮票和购粮证，又轻轻巧巧地算清楚了该付多少铜钿。然后，我竖起耳朵，窸窸窣窣又哗啦啦地，但见皎白晶莹粒粒可爱，争先恐后地自出口处倾泻到米袋里，满手沉甸甸。
　　打道回府，等到烧夜饭的辰光，则最欢喜看一众阿姨妈妈们嘴角噙着笑意，拧开龙头笃悠悠地淘米了——那是世俗的烟火气，只烟火气里亦含着岁月绵长的温柔调子。而被她们指尖搅动的、捎带些许浊色的淘米水，缓緩流淌，在无尽的时光的作用下，终于，汇成了一条盘桓心头的滚滚大江。
　　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中国人与稻米的缘分由来已久，无法割断。一亩禾田或承载沉沉期待的重量，一颗种子或牵引整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念想。不得不承认的是，从中国的南方到意大利的北部，从温暖湿润的东亚到暑热难当的尼罗河三角洲，也许，在我们的祖先驯化了野生稻的同时，如此神奇的作物，注定要征服人类世界的主食江湖。

稻作春秋

　　由全球水稻专家编写的《水稻知识大全（第四版）》（Rice Almanac），曾开宗明义水稻的数宗“最”：在只种一种食用作物的农田中，以稻田的面积最大;地球上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口最多;水稻是全世界穷人最大的食物来源……不过，头顶光环虽亮眼，原初的野生稻，若单看外表，其实就像河边的杂草，绿叶长，个头高，谷粒小，并不怎么富有诗意或美感。

　　一切诗意或美感，源于饥饿的焦灼被彻底地填充后，因餍足、欣喜、感恩、怀恋情绪混杂而生的“另眼相待”。先秦的《诗经》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黍稷稻粱，农夫之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录了“秔”字，即“粳”字的前身;又收录了“稴”字，注为“稻不黏者”，应该是指籼稻了。北宋真宗年间，引入占城稻在江南地区推广，与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使谷物产量大为增加。至南宋，谣谚杂语常谓“苏湖熟，天下足”;而楼璹绘制的《耕织图》，诉尽稻香与耕苦，令朝野传诵。有明一代，又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大抵都有这样朴素的认知：水稻的“老家”肯定在中国，稻作文化属于我们。但实际上，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不同国家的学者各怀心事，在水稻起源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生物学者希望通过确定作物起源，找到它的原始栽培类型和野生近缘种，利用这些遗传资源的宝库进行品种改良，提高产量和品质。人文学者则试图借此构建历史，甚至试图借此为自己族群的宏大叙事修筑巍峨堡垒，让他者“望稻兴叹”。
　　最终，还是中国获得了这场水稻起源论战的胜利。1926年，中国水稻研究的奠基人丁颖在广州市郊发现了野生稻，他在1957年的《农业学报》上写道：“认定我国栽培稻种是源于华南。”其后，在整个岭南西江流域，经常会有各种野生稻被发现。晚至2013年，广西百色市西林县足别乡央龙村安怀屯境内，就又发现了一批罕见的野生稻，生长在海拔1100多米处的沼泽地里。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喜讯频频，从新发掘的遗址不断传来发现稻谷遗存的消息——1955年湖北京山屈家岭，1959年重庆巫山大溪，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1979年浙江桐乡罗家角等，使水稻在中国的栽培史愈加分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又陆续发掘了一些含有水稻遗存的古老遗址——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1993年湖南道县玉蟾岩，1996年广东英德牛栏洞，1999年江西万年仙人洞，2000年浙江浦江上山……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河姆渡所发现的栽培稻，距今约7000年，一直被视为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代表。然玉蟾岩遗址出土的1粒炭化稻谷，据判大概有“1.2万岁”;仙人洞遗址的水稻细胞“植硅体”化石，年纪可能比1.2万岁还大;上山遗址更是出土了大量近1万年前的稻壳，无不证明了我国栽培稻作的历史源远流长，非“7000年”“1万年”可囊括。

　　2011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芭芭拉·沙尔（Barbara A. Schaal）和纽约大学的迈克尔·普鲁加南（Michael D. Purugganan）联合开展了一项盛大、严密的DNA研究，结果吻合考古证据：野生稻最早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驯化为粳稻，之后与黍、杏、桃等作物一起随着史前的交通路线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通过杂交在恒河流域转变为籼稻，最后再传回中国南方。而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的韩斌课题组运用DNA测序技术，亦于2012年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题为《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的论文，其结论是：“分布于广西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是最近的亲缘关系，表明广西西江流域更有可能是最初的驯化地点。”

　　稻作文化深入人心，神话、传说、山歌、岩画，记录的是中国人对水稻的信仰、对水稻的沉迷——民以食为天，稻子就是我们的天。

　　长江也好，西江也罢，大局已定——反正都在中国，反正中国才是稻作原乡。我们有金黄的稻穗;有与金黄稻穗相关的各种节日，如芒那节、农具节、捉蚂蚱节、巡田坝节、开秧节;有与金黄稻穗相关的各种风物，如稻神山、骆越大石铲、铜鼓;有与金黄稻穗相关的各种工程，如雒田、梯田以及铜鼓陂……稻作文化深入人心，神话、传说、山歌、岩画，记录的是中国人对水稻的信仰、对水稻的沉迷——民以食为天，稻子就是我们的天。
　　以中国为圆心，稻作文化辐射全东亚，君主们纷纷将稻米看成神圣之物。比如，我国的稻作文化传入日本后，不仅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生活、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也在日本的土地上生发出新的特征——巩固律令制国家的统治。天皇极力推崇稻作文化，将稻作祭祀上升到国家礼仪的层面，稻米类神馔也是祭祀供桌上的主角。
　　時移世易，旧往的庄重仪式早已失却了神秘莫测的奇幻光彩。但是，人们对“风调雨顺、稻谷满仓，庆贺丰收，家家圆满”的美好企盼，永久流传——毕竟，稻米依旧是哺育我们的“母亲”，依旧是乡土风光、农耕文明存在感最强的守护者。

至味清欢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对待稻米“亲疏有别”的态度，还被学者结合史料，分析出了食物的阶级性。
　　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可见，在北方，“非婚丧节令，恒不轻用”的稻米，是食中上品，故饭稻衣帛者，皆系富贵阶层。不过，另一方面，固有的风俗习惯，加上囿于消费能力，导致多数北方的普通人“不好食稻”。当然，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中华饭桶”，你总能找到办法慰藉自己的痴心一片——宋元明清时期，大量食用稻米长大的南方籍士人经由科举来到北方做官，遂积极倡导“来来来，让水稻在北地开花结果吧”。随便举几个例子：在定州推广水稻种植，并传授秧歌的苏轼是眉州人;奉使镇定，与当地统帅薛师政议论将海子开垦为稻田的沈括是钱塘人;江西临川人王安石，任职宰相期间，把以发展水稻种植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农田水利，作为其主导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尔后，虞集、徐贞明、汪应蛟和朱轼等，哪个不是来自南方的“饭”圈高人？
　　南人何以偏宠稻米？在此，身为南方人的记者，觉得自己有资格发言。首先，稻米好吃，引诱“觊觎”。脱壳研磨后，它的外观赏心悦目，仿佛无瑕的水晶、珍珠，满掬一捧凑于鼻端，性微凉的芬芳。粳米的香气，又与籼米、糯米的不甚相同，后二者略“厚重”，而前者是轻盈散逸的，于无声无息中，悄悄掌控了你的嗅觉器官。做饭前，务必注意淘洗的次数、水质水量水温、蒸煮器皿及时长——此间原理，参考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绝对要拿捏好分寸。进餐时，不妨充分发挥饕餮贪最后一口玉粒金莼、酒鬼贪最后一滴杯中残液的精神，细细咀嚼、慢慢吞咽，誓让馥郁甘甜随灵舌起舞，伴胃肠同乐，方不负人间至味清欢。
　　其次，糙米富有营养。《名医别录》称糙米能益气、止渴、止泄，《食疗本草》言糙米有止痢、补中益气、坚筋骨、和血脉之功，《本草纲目》也对糙米不吝赞赏，说它“和五脏、好颜色”。未经层层加工，可糙米的价值一点不“糙”，除了能吃，还润泽容颜，留驻青春，实为顶顶好的东西。

　　耐贮存，热量高，宜种植，产量大，无副作用……稻米的优点难以计数，而最突出的，或唯一条而已。李季兰尝叹“至高至明日月”，恐怕，中国的南方人，必须效仿着跟叹一句“至浓至淡食情”了——再美味的菜色，重复吃上三天，也会觉得厌倦;独面前这碗被认认真真盛好的米饭，岁岁年年相见，却日日常新，纵有千百种滋味，它保留一种滋味，所以，它是永恒。
　　不由得想起，被称为“日本粮仓”的北海道东南部的十胜平原，专门设有堆满各类红壳、白壳鸡蛋的“鸡蛋自动售货机”，什么“藤田家走地鸡的蛋”啦，什么“松坂家小母鸡的蛋”啦，来源可靠安心，都是当地有名有姓的养鸡专业户家里自产的。最妙的是旁边还配有卖“早餐蛋酱油”的自动售货机，因为日本人最喜欢的早餐款式之一，是在白饭里打个生鸡蛋，再滴几滴酱油拌着吃;于是，要卖一道卖喽，经典CP不能拆嘛。瞧，好米饭，好鸡蛋，好酱油，不正是对前文所述“常相见，又日新”的一个极妥帖的注脚？
　　死磕到底。十胜有“鸡蛋自动售货机”，东京就有卖大米的网红店“AKOMEYA”。为保证新鲜，木质米柜装满十几种精选糙米，产地和口感标示得无比清晰，甜度、硬度、粘度划分为9个层级，顾客一目了然。待选定心仪的货品后，AKOMEYA会根据顾客对碾米程度的个人诉求，现场碾制、包装，一条龙服务。
　　在“吃饭”的问题上，中国人向来是不认输的。既然你东京的AKOMEYA死磕卖米这件事儿，那么我上海的“磕米”干脆把“死磕稻米”的意思缩写在店名里，不留余地表决心。鉴于这家开在南京西路历史风貌区内丰盛里的餐馆离单位超近，兼沪上美食评论的老前辈沈嘉禄据传发过一条朋友圈，“一顿吃了5碗饭”，记者本人心痒难耐了，兴冲冲地拖上同事小刘老师和小吴老师前往寻味。实事求是地讲，食客进门，磕米以米汤代茶，点单之际，先选米再选菜，整套程序强调了对稻米的尊重，还是令我有点动容的。可惜，被“拐”来的北方人小吴老师无法理解“江南神经病”对大米发痴发癫的感情，饭时如鲠在喉，饭罢欲言又止，眼神中，明显流露出“她们魔怔了？可怕！”的迷惘与郁卒。 　　这是记者回忆里一个颇为轻松的小插曲，而笑过后，一个男子的身影，静静地浮现在眼前——袁隆平院士虽然已经去世，可是，总忘不了他。没有“杂交水稻之父”和其他水稻专家们的努力，我们敢担保将来肯定不会饿肚子吗？敢一直放肆地乐观下去吗？
　　先吃饱，再吃好，前提是“有吃的”。人们理当明白，小小一粒大米，亦承担着超过饱腹作用的、更深层面的象征意义。

沃土禾歌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中国历代王朝，倘若不幸遇上了天灾人祸、收成不好的饥荒年头，政府就要当机立断采取最有效的赈灾手段，比如开仓放粮、布棚施粥、稳定物价等，尽量确保有序地“共克时艰”。否则，走投无路的流民百姓，将严重动摇统治的根基。
　　一个生动的案例，是2002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天下粮仓》。剧中，“火龙烧仓”“阴兵借粮”“耕牛哭田”等关键词捆绑“粮食”的惊世奇案此起彼伏;面对遍野饿殍，聂远饰演的青年乾隆（那个时候，聂远还不是《延禧攻略》里忙着和魏璎珞调情的弘历），前所未有地深刻感知到：清廷之存亡，紧紧系乎国粮也。

　　土地，禾苗，亘古的记忆。一张饭桌，一组家庭，一处故乡，一个国家，一种凝聚力。

　　该剧“筷子浮起、人头落地”的第一场大戏，堪称惨烈：雍正刚驾崩不久，主角刘统勋来到粥厂，见灾民困苦而粮仓不支，粥厂里发的粥宛如清水。刘拿出筷子扔入粥汤，果不其然，筷子浮在了水面，插入稠粥变幻想。他喊出乾隆朝第一个“斩”字，要杀了相关负责官员沈石。殊不知沈的老母亦在灾民之中，沈并非有意克扣粮食——粮食真的全没了。最极端的一幕是，临刑前，甘愿被砍头的孝子咬下胳膊上的一块肉，想给老母吃上几口;而沈母刚烈异常，竟拿起筷子戳进喉咙自杀，与儿共死……
　　苏童的首部长篇小说《米》，也有朦胧相通的压抑、残酷之感。主人公五龙随拉米的板车来到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米店，又在回乡火车的米堆上死去。五龙嚼着家乡枫杨树出产的一把生米，慢慢地进入城市。他谁也不信，谁也不爱，在异乡异地，惟余稻米的气味让他觉着亲、觉着暖。他的心灵仇视着城市的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它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他并非被女人贻害，他是被一种生活一种梦想害了。故事的结尾，五龙看到自己“漂浮在水波之上，渐渐远去，就像一株稻穗”。

　　从上世纪70年代《薪传》的徒手“插秧”，到90年代《流浪者之歌》的真米登场，来自台湾的舞者林怀民的表达方式就比较温和了。稻作文化情结萦身，他在云门舞集的四十周年，还特别创作了《稻禾》。烈日下布秧，除草，踩水车;收割后，稻谷铺满厝前埕仔——农友终年忙碌，此景此情，轻易挑动了在稻田中长大的林怀民，他想，这一次，“可不可以就讲阳光、泥土、风和水、花粉和谷实，以及稻米的生命轮回？收割之后，延火烧田。春天到临，犁翻焦土，重新灌水，薄薄的水上倒映舒卷的云影。稻田四季如此，人生如是。……社会苦闷的时节，我希望能把池上的明亮美好，通过舞蹈带给观众”。
　　土地，禾苗，亘古的记忆。一张饭桌，一组家庭，一处故乡，一个国家，一种凝聚力。就基本的生產方式而言，稻作农业要求明确的田块和田埂，还必须有灌排设施，需要较高的技术和更加精心的管理。因此，从事稻作农业的人们，比种旱地的农人更倾向于稳定，也易于养成细致、考究的素质，有利于某些技巧较高的手工业的发展。人们为种植稻谷而开垦荒地、修建和维护梯田，或是为防止水土流失、滑坡和洪水而调整作物种植安排，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作，也考验着农人与农人、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相互配合。如是循环往复，一天天地，一样的劳作，一样的米香，一样的收获，让活跃在稻田里的，与崇尚着稻田的，取得身份认同，成为了“同稻中人”。
　　1万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吟唱一曲沃土禾歌;
　　乐章不断续写，文明不断发展。如今，西南地区的宴席上，出现东北地区产的优质“稻花香”品种，稀松寻常。如今，中国人的饭碗，已经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感谢稻米，它托举我们仰望浩瀚星空，又让我们与脚下茫茫大地始终保持最亲密的联系。
　　稻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