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我悲痛不已，因为我是金庸先生的读者，更与金庸先生有过几面之缘。
　　金庸的一生，跨越两个世纪，往来于海峡两岸，穿梭于笔墨与历史现实的风云激荡间，他办报纸，写评论，拍电影，写小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晚年参与香港回归立法，舌战群儒，受聘于大学，传道授业……无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淑世精神、家国情怀。
　　如今，我回忆起1999年秋天我与他相处的那些日子，似更令人梦萦魂牵，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说，真犹如电影一幕幕映现于我的心底。
　　乍见先生，中等身材，胖瘦适度，面色白嫩红润，精神矍铄，戴一副宽边眼镜——全然是一副儒雅书生风度。我打趣地对他说：“查先生，人家称你为侠圣，可哪有一丝侠士之气？”他听我这失礼的问话，反而开怀说：“哪有侠气，我是一介文人书生啊！”
　　那日中午用餐，我们大家谈的话题广泛而轻松。比如他讲了康熙年间因一部《明书辑略》之书，而酝造了一大冤案，而其先祖查继祖也被卷入，还有海宁姓范的一家族也被卷入进去。他又说：“我的《鹿鼎记》一开首就写到了南浔，但在写此书时，我却从未曾到过这里，这次我抽在浙大任教之余，特地来为此寻根。”
　　的确，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他自己最喜欢最得意之作是《鹿鼎记》。《鹿鼎记》同时也作为金庸的封笔之作，是对其个人武侠小说的一个完美总结。《鹿鼎记》创作于1969年到1972年，与金庸以往的武侠小说风格大大不同。其一反传统武侠小说以武功为主以英雄为主的格局， 主角是一个武功低微的市井混混，无真才实学，因精于人事关系而一路飞黄腾达。小说以主人公韦小宝的视角为叙事视角，借韦小宝的种种奇险经历折射世间百态。
　　金庸在《鹿鼎记》的后记中说道：“《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鹿鼎记》将江湖武侠故事纳入历史发展的框架中，将武侠小说历史化， 将历史传奇化。《鹿鼎记》中的历史是已经传奇化了的历史，在野史与正史的穿插交错中建构文本的时间节点，形成故事情节的发展，模糊了历史的界线。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去理解文本，即金庸对历史的看法。
　　而在我们聊天之后，我就陪他与夫人去寻根。翻阅《鹿鼎秘》第一页，一开头便如此描绘：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
　　这就是1663年（康熙二年）庄廷龙史案当年由罢出的归安知县吴之荣所发动。仅此一案便有数百人充军、入囚、横死刀下，一如金庸《鹿鼎记》开头所写场景。金庸虽写下了这部书，但从《鹿鼎记》出版后几十年间，却从未去过那使他产生灵感之源的地方。
　　那日下午，我们一行，就陪金庸和夫人便开始“寻根”活动。我们边走，他喃喃自语起《鹿鼎记》中写到的内容：
　　湖州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户极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中有一家姓庄。其时庄家的富户叫庄允城，生有数子，长子名叫廷陇，自幼爱好诗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到得顺治年间，庄廷陇因读书过勤，忽然眼盲，寻遍名医，无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欢……
　　这说明金庸在写这部他封笔之作时，清代康熙时发生的《庄氏史案》的历史、地理、人物等早了然于胸中了。
　　那天下午气候还热，金庸一边喝矿泉水，润润喉后，又慢慢踱步至古镇北栅，不感疲劳，还对我说“要看看当年的‘栅庄桥’”（又说“杀庄桥”）。这里正是当年《庄氏史案》的发生地，也便是金庸《鹿鼎记》开首写到的充军、入囚、横死刀下之地。
　　金庸沿北栅小河，踏百间楼青石板路，站立在300多年前的桥上，凭栏远眺，水光一色，此时他一变儒雅书生，那刻的神态，眼睛，手势，似乎成了一位侠客，成了《笑傲江湖》中的主人公令狐冲——非儒、非道、非佛乃至非侠。我只见金庸取下了眼镜，双颊似有点动，眼中也湿润起来，在那小桥上呆呆地立着，令我们一行愕然、萧索，无人开口说话。这一刻，所有人似沉浸在几百年前的历史中。
　　突然，金庸快步走过桥去转了湾往百间楼下走去，又开始慢慢言语并对我说：
　　南浔“庄氏史案”发生时，我先祖查继佐（字伊璜）也卷入此案，海宁还有一位叫范骧（字文白），也同时卷入。后因逢康熙初年两广提督吴六奇救免。这已经是300多年前的历史旧事了。我写《鹿鼎记》距今三十多年，我是查家后代，我总梦寐以求要来勘踏“庄氏史案”的发生地。这文字狱死了一百多人呢。
　　金庸那年已是76岁，为使他不再沉侵在那300多年前发生的那铭心的悲情中，同行人提议去小莲庄“小姐楼”（东升阁）聊天喝茶。当他观看完了那九龙金扁，坐上九龙下的大长座，咔嚓一声，我为金庸先生终留下既庄重又珍贵的一影。
　　当我们拍完照时，我看到是金庸一脸严肃的神情。可能他又在想他那部封笔之《鹿鼎记》了。有人论述，“在金庸小说浪漫主义的华彩外衣之下，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随处可见。从《书剑恩仇录》到《笑傲江湖》，金庸对礼教的虚伪、人性的丑恶、封建现实的不堪，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鞭挞。而《鹿鼎记》对现实的观照，更是一大重要特点。”“写作《鹿鼎记》时，便有意融入他的政治取向和现实关怀，加重了批判力度。”
　　我至今难于判断，他在清末宣统钦书的《承先睦族》，那庞大的金龙匾额前坐定的一影，是带着什么心情，是怀念他祖上多代进士及第、在清皇面前走动的荣光，还是另一番愁绪，使他心底波澜叠起……
　　也许，他在宣统帝元年钦旨的《承先睦族》匾额前，另有一种沉思，些许勾引起金庸一段查氏家族的“名门家世”的历史长河之感。这也是历史与现实复杂的两面，是矛盾正反的悖论。
　　其实，清代海宁的大名人中，最著名的恰是海宁查家。其中佼佼者，当然是清代大诗人查慎行及弟查嗣庭。查慎行算得上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游道场山》。那些诗韵至今还在大家心中涌动：
　　菰城浸薮泽，白塔双云表。
　　浮气荡一州，湖波白渺渺。
　　我来久徘徊，爱此呤风筿。
　　春深花淡淡，日暮云袅袅。
　　次日清晨，金庸夫妇在湖州元代书画大家赵孟曾居住过的别业——莲花庄公园一游。秋日的莲花庄，绿树掩映，空气新鲜，格外幽静。金庸与夫人同坐在荷花池畔赏花，他们时而平眺别业景色，时而双双谈笑打趣，对公园中的那座“管楼”（即赵孟和管仲姬居住处）情有独钟，犹如夫妻双双把家还，金庸挽着她夫人的手，低吟着：“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呀……”大侠的浪漫情趣，逗得我们众多旁人大笑起来。
　　如今，这一切谈笑，将成为一段历史一段缘份，金庸已离开了我們，回忆起那段18年前，正是这么个秋天，我与他一起谈文论史之情景，其人其谊，弥足珍贵。
　　（作者系民间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