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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来口述性都被认为是非洲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并用以对抗后殖民主义下的西方中心话语体系。然而，过分强调口述性与书面性的对立同样会陷入“东方主义”的误区。探析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小说创作，其在叙事策略上将口头传统中故事的“隐喻”融入了文本创作，以故事的内容隐喻了小说的走向与结局，制造悬念，增添了读者阅读时的紧张感;在塑造人物上加入了口传文学中的声音元素，扩展了人物的心灵，使其性格愈加丰富;运用源于传统非洲的万物有灵观进行叙述，将口述性与书面性交汇与融合，使作品更加包容、开放、多元，探索出了一条更加宽广的文化道路。
关键词：非洲文学;钦努阿·阿契贝;口述性;现代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8-0158-03
口述性一直是非洲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数年来，学界都将口头传统在文学写创作的运用视为非洲文学与其他地区文学传统最为重要的区别。伊莱勒甚至笃定地称：“口述性是非洲创作模式最重要的话语参照。”[1]
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同样关注到，片面强调口述性在非洲文学中的作用是危险的。北京大学的程莹在《传统作为介入现实的方式——理解非洲现代书写与艺术实践中的“复魅”》一文中指出：“将口头性概括地理解为书面性的反面，强调口头文学与书面的简单对立，容易将非洲文学解读为一种稚嫩的、童真的文学书写，或者为欧洲语言注入活力的‘装饰物’。”[2]该观点提醒研究者不应将口述性与书面性对立，将非洲文学笼统地归纳为口头传统的承继，以此来区别于欧洲国家，陷入“东方主义”①的误区;而应关注到非洲作家在创作中将口头传统与书面写作的融合，以此在人物塑造、叙事建构、思想内核等方面取得文学性的价值。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其代表作品主要包括《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荒原蚁丘》。这几部小说都致力于还原被西方殖民所摧折、遮盖下的非洲文明，作品的艺术风格、主题思想、写作手法也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口头传统在现代书面写作中的精彩运用。
一、叙事手法中的隐喻
口传文学中，“故事”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是对于礼仪礼节的传授，非洲传统文化中都习惯于采用讲故事的方式而非全然理性地进行教导。米亚·科托曾谈到，在1994内战后第一次议员的选举上，当一个新党派的人宣传自己的政党方针，提出要给村民们修建学校与道路时，村民们便说：“啊，你真慷慨，遠道而来要给我们帮助，你的做法让我想到那个猴子和鱼的故事。一个猴子在河边走，他看到河里一条鱼，就说：‘可怜的鱼啊，你快被淹死了，我必须要救你。然后就要把鱼捞出来，鱼就反抗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死了，你怎么知道我过得不好。”这便是村民用讲故事的方式在讽刺政客想当然的执政设想，其并不直白地道出某些观点，而体现了一种“隐喻”的色彩，更加含蓄而生动地指出了事件的内核，辛辣之中又不失风趣幽默。
故而，米亚·科托与许多非洲本土作家都认为，“在口头文化里，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物质那么客观的。它往往是一个景观，一个场景。”[3]在书面文学蓬勃的发展中，这种传统所催生的“隐喻”的叙事手法被非洲作家所广为运用。
其中，阿契贝文学作品中对该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无疑是十分为人称道的。在《瓦解》中，主人公奥贡喀沃的第二个妻子埃喀维菲给女儿讲述了乌龟的故事，大意是：诡计多端的乌龟骗取了鸟儿们的信任，鸟儿借给乌龟羽毛，让乌龟和它们一起参加宴会;但在宴会中，乌龟通过诱骗的手段给自己取名为“你们全体”，从而成为鸟儿们的发言人，获得率先享用美食的权利。愤怒之下的鸟儿收回了羽毛，让掉下天空的乌龟摔碎了龟壳。这个故事中便含有隐喻的意味，乌龟的诱骗与反客为主，正暗示着西方殖民者入侵非洲领土后的种种恶劣的殖民行为;而乌龟最后的摔落天空却没有死，则暗含西方殖民者终将被打败，可其文化影响却又“不死”，仍旧存活在非洲的土地上。
该故事出现在书中第十一章，彼时，非洲的土地尚未被殖民者所侵占，其文化风俗并没有崩溃瓦解。而这个故事中所讲述的内容，则暗示了接下来小说的大致走向。在人物命运与事件发展没有结果时便对结局有所暗示，这构成了预叙的形式。“乌龟”与“鸟儿”的命运正预示着殖民者和非洲文明未来的归宿，是对未来的暗示。这样的叙事手法可以制造出悬念，引发读者对结局与人物命运的好奇，从而在阅读中获得更好的审美体验。与此同时，作者有意识地将部分结局透露出来，也可使一部分读者猜到结局;读者知道结局，但书中的人物却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这更能增添读者在阅读中的紧张感，营造出一种具有宿命感的宏大悲剧性，增加文本的艺术感染力。
二、口传文学对人物精神的丰富
在非洲的传统文化中，声音是比文字更加重要的元素。非洲人认为，声音可以帮助他们汲取力量，回到心灵最纯粹的本真。许多非洲作家都将声音的魅力注入了文本之中，但研究过程中，一些观点却过度关注其口述性的特点，仅仅探讨声音对文字音律美的丰富或是在形式上的增色。笔者认为，以阿契贝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非洲作家并不止步于肤浅地将声音安插到文本中，只作为点缀，其对于文学内容本身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声音对人物塑造的作用。在小说《瓦解》中，奥贡喀沃的儿子恩沃依埃背叛了父亲，选择皈依基督教，但他脑海中却会常常回响起母亲给他讲过的故事与歌谣，这些声音正是他内心深处最难以磨灭的眷恋。此处对于声音的运用不再是仅仅体现其口述性的一面，更有着创作意义上对人物精神的丰富。恩沃依埃之所以会久久难以忘记那些古老的故事，正是因为他并非全然被西方文化所侵蚀，民族情感在其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这也构成了非洲社会的一个缩影，展现了相当一部分非洲人在传统与新生文明中的挣扎。
而恩沃依埃最终彻彻底底地抛弃了原有信仰、信奉基督的原因也值得玩味。书中写道：“并不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疯狂道理，而是这种新宗教的诗歌，不知怎的，像是触到了他的内心深处。”[4]惯常人们信仰某种宗教，定然是被其核心的教义所吸引，对某个神明深信不疑。可恩沃依埃皈依基督，却并非是这些原因，而“仅仅”是被其诗歌所吸引。 在故事与声音中，一个人物完成了他的反叛、挣扎，最后找到了两者间微妙的平衡，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声音在人物塑造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如在《瓦解》中使读者看到了恩沃依埃性格的不同侧面，他除了反叛这一重性格外，还有着恋土、念旧、柔软的另一面;更是汇成了人物的精神源泉，帮助着人物在困境与挣扎中获得养分和力量，促成人物的蜕变。除恩沃依埃外，《瓦解》中的奥贡喀沃，《神箭》中的伊祖鲁等人物的塑造同样采用了该种手法，构成了口述性与书面性进一步的融合。
三、“泛灵”世界观下的多元文化相交融的思想
泛灵唯物论的思想是由哈利·格鲁巴提出，指非洲文化中“万物有灵”等带有魔化成分的思想并未在现代社会的“祛魅”中消逝，反而被用于阐释当下的社会。“泛灵唯物主义”体现了“非洲中心”的思想，不将非洲置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下，而是从非洲的本土文化出发，对西方文化进行吸收与同化。
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泛灵”并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来进行批评，其中所包含的“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值得研究者们去进一步地探析。
哲学家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谈到，远古人类习惯于把世上的事物理解为互相感应的东西，也就是感应思维或感应认知[5]。
可以说，放眼世界范围内，文明的源头均是先民所拥有的这些“感应”。人们相信万事万物互相联系，相信树木的枯荣关系自己的旦夕祸福，潮水的涨落也对自己子女的命运有着莫大的影响，因而这些事物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灵气”，也就是万物有灵的泛灵观念。
在轴心时代之后，中国与西方许多国家的文字、礼教、科技都发展昌隆，理性思维慢慢取代了感性思维。中国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以人为本、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西方诸国则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神”的信仰。然而，非洲部落由于文字出现时间很晚，口头传统所独有的东西较多，具有缺少理性、难以统一等特点，使得非洲文化中感应思维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万物有灵构成了其长久以来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
部分研究者在对非洲文学进行批评时，把万物有灵在作品中的体现单一化地归结为怪诞、魔幻、神秘。这无疑再一次陷入了东方主义的误区，片面强调非洲文学口述性的特点，固化了对非洲的刻板印象。
笔者认为，泛灵思想在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体现是开放性与包容性的观念，在坚守非洲传统文化的同时鼓励多重文化的交融，以期探索出一条非洲未来发展的新道路。
在阿契贝的作品中，该种观念体现得尤为明晰。阿契贝不满足于简单地将万物有灵停留在一个口头传统的“遗老”位置上，而是致力于挖掘其中更为深刻的思想与内涵，将它与文本相融合，散发出更为厚重而有价值的艺术魅力。
这种思想首先便体现在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上文中谈到，奥贡喀沃的儿子恩沃依埃背叛了父亲，皈依了基督。无独有偶，小说《動荡》中，主人公奥比的父亲甚至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传教士;小说《神箭》中，伊祖鲁的村民们集体转信基督。他们能够较为坦然地皈依基督，其原因与恩沃依埃有着相似之处。书中一个氏族中的老人这样说：“一个人来到世上，他会走出去，当他的领头人死了，他的脚镣被砸碎了，他就会回归。基督徒说人的生和死是一样的，这一点和非洲也是一样的。”[6]60
可以看到，阿契贝小说中的人们之所以能说服自己将信仰改为基督，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找到了西方文化与非洲本土文明的一些相通之处。万物有灵的开放和包容，感应思维所带来的对事物间联系精妙地把控，正是促成了这些人们寻找到平衡点的关键要素。至此，口头传统也与现代书写发生了绝妙的碰撞和融合，焕发出了新的文学性的光辉。
同时，阿契贝开放、多元的文化观念还体现在他并不只是一味地强调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更是反思了非洲文明之所以受到打击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民的胆怯与妥协。
《神箭》中，乌姆阿诺的长者在面对白人入侵时，无奈地说：“痛苦来敲你的门，你说没有请他坐的位置，他却告诉你不用担心，因为他自己带着板凳，那位白人就是这样……我知道无处可逃，就像日光赶走黑暗，那位白人也会把我们所有的习俗都驱散。”[6]107由此可以看到，面对西方的殖民，大多非洲人的表现都是畏惧与退缩。不消说与白人发生正面的冲突，便是提起白人都会为之色变，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般不可抵挡的存在。
而在《人民公仆》中，知识分子温和的反抗也是阿契贝所要揭示与叹惋的。作为小学老师的主人公萨马鲁在看见南加等高级官员的腐败行径以及被南加横刀夺爱之后，决意与南加对抗。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党派“平民大会”，欲要在下次大选中打败南加。然而，萨马鲁却遭到了南加的疯狂报复，最终住进医院未能参加大选。
很显然，萨马鲁知识分子式的对抗是过于温和而柔软的，比起小说中外贸部长柯克派人撞死“平民大会”领袖马克思的暴力手段来说，他仅用选举来进行抵抗显然太轻也太无力。这正表达了阿契贝对殖民文化下知识分子对抗的反思，他赞扬了知识分子气节与勇敢，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妥协、书生气的弊端。
泛灵的世界观影响下，阿契贝的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对多元文化思想极大的包容，试图将多样的文化吸纳到非洲本土文明中，“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开辟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结语
本文着眼于非洲文学中口头传统与现代书写的融合，探析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在其主要作品中对此的实践。首先，阿契贝在叙事策略上将口头传统中故事的“隐喻”融入了文本创作，以故事的内容隐喻了小说的走向与结局，制造悬念，增添了阅读时的紧张感。其次，阿契贝在塑造人物方面加入了口传文学中的声音元素，扩展了人物的心灵，使其性格愈加丰富，同时增添了读者的共情。最后，阿契贝文学作品的思想体现了万物有灵世界观下非洲文化的包容、开放、多元，希望在保留非洲传统文明内核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进行交汇与融合，探索出一条更加宽广的文化道路。
注 释：
①东方主义：原意是指西方对东方社会文化、语言及人文的研究，亦可译为西方作家、设计师及艺术家对东方的模仿及描绘，也可以指对东方文化的模仿及描绘。
参考文献：
[1]阿比奥拉·伊莱勒.非洲想象[J].非洲文学研究，1990（1）.
[2]程莹.传统作为介入现实的方式——理解非洲现代书写与艺术实践中的“复魅”[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5）.
[3]马兹鲁伊.非洲通史：第八卷[M].屠尔康，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402.
[4]钦奴阿·阿契贝.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M].高宗禹，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170.
[5]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31.
[6]钦奴阿·阿契贝.神箭[M].陈笑黎，译.重庆：重庆出版公司，2011.
作者简介：潘怡彤（1999—），女，汉族，安徽六安人，单位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美学。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非洲文学;钦努阿·阿契贝;口述性;现代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8-0158-03
口述性一直是非洲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数年来，学界都将口头传统在文学写创作的运用视为非洲文学与其他地区文学传统最为重要的区别。伊莱勒甚至笃定地称：“口述性是非洲创作模式最重要的话语参照。”[1]
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同样关注到，片面强调口述性在非洲文学中的作用是危险的。北京大学的程莹在《传统作为介入现实的方式——理解非洲现代书写与艺术实践中的“复魅”》一文中指出：“将口头性概括地理解为书面性的反面，强调口头文学与书面的简单对立，容易将非洲文学解读为一种稚嫩的、童真的文学书写，或者为欧洲语言注入活力的‘装饰物’。”[2]该观点提醒研究者不应将口述性与书面性对立，将非洲文学笼统地归纳为口头传统的承继，以此来区别于欧洲国家，陷入“东方主义”①的误区;而应关注到非洲作家在创作中将口头传统与书面写作的融合，以此在人物塑造、叙事建构、思想内核等方面取得文学性的价值。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其代表作品主要包括《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荒原蚁丘》。这几部小说都致力于还原被西方殖民所摧折、遮盖下的非洲文明，作品的艺术风格、主题思想、写作手法也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口头传统在现代书面写作中的精彩运用。
一、叙事手法中的隐喻
口传文学中，“故事”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是对于礼仪礼节的传授，非洲传统文化中都习惯于采用讲故事的方式而非全然理性地进行教导。米亚·科托曾谈到，在1994内战后第一次议员的选举上，当一个新党派的人宣传自己的政党方针，提出要给村民们修建学校与道路时，村民们便说：“啊，你真慷慨，遠道而来要给我们帮助，你的做法让我想到那个猴子和鱼的故事。一个猴子在河边走，他看到河里一条鱼，就说：‘可怜的鱼啊，你快被淹死了，我必须要救你。然后就要把鱼捞出来，鱼就反抗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死了，你怎么知道我过得不好。”这便是村民用讲故事的方式在讽刺政客想当然的执政设想，其并不直白地道出某些观点，而体现了一种“隐喻”的色彩，更加含蓄而生动地指出了事件的内核，辛辣之中又不失风趣幽默。
故而，米亚·科托与许多非洲本土作家都认为，“在口头文化里，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物质那么客观的。它往往是一个景观，一个场景。”[3]在书面文学蓬勃的发展中，这种传统所催生的“隐喻”的叙事手法被非洲作家所广为运用。
其中，阿契贝文学作品中对该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无疑是十分为人称道的。在《瓦解》中，主人公奥贡喀沃的第二个妻子埃喀维菲给女儿讲述了乌龟的故事，大意是：诡计多端的乌龟骗取了鸟儿们的信任，鸟儿借给乌龟羽毛，让乌龟和它们一起参加宴会;但在宴会中，乌龟通过诱骗的手段给自己取名为“你们全体”，从而成为鸟儿们的发言人，获得率先享用美食的权利。愤怒之下的鸟儿收回了羽毛，让掉下天空的乌龟摔碎了龟壳。这个故事中便含有隐喻的意味，乌龟的诱骗与反客为主，正暗示着西方殖民者入侵非洲领土后的种种恶劣的殖民行为;而乌龟最后的摔落天空却没有死，则暗含西方殖民者终将被打败，可其文化影响却又“不死”，仍旧存活在非洲的土地上。
该故事出现在书中第十一章，彼时，非洲的土地尚未被殖民者所侵占，其文化风俗并没有崩溃瓦解。而这个故事中所讲述的内容，则暗示了接下来小说的大致走向。在人物命运与事件发展没有结果时便对结局有所暗示，这构成了预叙的形式。“乌龟”与“鸟儿”的命运正预示着殖民者和非洲文明未来的归宿，是对未来的暗示。这样的叙事手法可以制造出悬念，引发读者对结局与人物命运的好奇，从而在阅读中获得更好的审美体验。与此同时，作者有意识地将部分结局透露出来，也可使一部分读者猜到结局;读者知道结局，但书中的人物却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这更能增添读者在阅读中的紧张感，营造出一种具有宿命感的宏大悲剧性，增加文本的艺术感染力。
二、口传文学对人物精神的丰富
在非洲的传统文化中，声音是比文字更加重要的元素。非洲人认为，声音可以帮助他们汲取力量，回到心灵最纯粹的本真。许多非洲作家都将声音的魅力注入了文本之中，但研究过程中，一些观点却过度关注其口述性的特点，仅仅探讨声音对文字音律美的丰富或是在形式上的增色。笔者认为，以阿契贝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非洲作家并不止步于肤浅地将声音安插到文本中，只作为点缀，其对于文学内容本身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声音对人物塑造的作用。在小说《瓦解》中，奥贡喀沃的儿子恩沃依埃背叛了父亲，选择皈依基督教，但他脑海中却会常常回响起母亲给他讲过的故事与歌谣，这些声音正是他内心深处最难以磨灭的眷恋。此处对于声音的运用不再是仅仅体现其口述性的一面，更有着创作意义上对人物精神的丰富。恩沃依埃之所以会久久难以忘记那些古老的故事，正是因为他并非全然被西方文化所侵蚀，民族情感在其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这也构成了非洲社会的一个缩影，展现了相当一部分非洲人在传统与新生文明中的挣扎。
而恩沃依埃最终彻彻底底地抛弃了原有信仰、信奉基督的原因也值得玩味。书中写道：“并不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疯狂道理，而是这种新宗教的诗歌，不知怎的，像是触到了他的内心深处。”[4]惯常人们信仰某种宗教，定然是被其核心的教义所吸引，对某个神明深信不疑。可恩沃依埃皈依基督，却并非是这些原因，而“仅仅”是被其诗歌所吸引。 在故事与声音中，一个人物完成了他的反叛、挣扎，最后找到了两者间微妙的平衡，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声音在人物塑造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如在《瓦解》中使读者看到了恩沃依埃性格的不同侧面，他除了反叛这一重性格外，还有着恋土、念旧、柔软的另一面;更是汇成了人物的精神源泉，帮助着人物在困境与挣扎中获得养分和力量，促成人物的蜕变。除恩沃依埃外，《瓦解》中的奥贡喀沃，《神箭》中的伊祖鲁等人物的塑造同样采用了该种手法，构成了口述性与书面性进一步的融合。
三、“泛灵”世界观下的多元文化相交融的思想
泛灵唯物论的思想是由哈利·格鲁巴提出，指非洲文化中“万物有灵”等带有魔化成分的思想并未在现代社会的“祛魅”中消逝，反而被用于阐释当下的社会。“泛灵唯物主义”体现了“非洲中心”的思想，不将非洲置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下，而是从非洲的本土文化出发，对西方文化进行吸收与同化。
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泛灵”并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来进行批评，其中所包含的“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值得研究者们去进一步地探析。
哲学家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谈到，远古人类习惯于把世上的事物理解为互相感应的东西，也就是感应思维或感应认知[5]。
可以说，放眼世界范围内，文明的源头均是先民所拥有的这些“感应”。人们相信万事万物互相联系，相信树木的枯荣关系自己的旦夕祸福，潮水的涨落也对自己子女的命运有着莫大的影响，因而这些事物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灵气”，也就是万物有灵的泛灵观念。
在轴心时代之后，中国与西方许多国家的文字、礼教、科技都发展昌隆，理性思维慢慢取代了感性思维。中国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以人为本、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西方诸国则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神”的信仰。然而，非洲部落由于文字出现时间很晚，口头传统所独有的东西较多，具有缺少理性、难以统一等特点，使得非洲文化中感应思维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万物有灵构成了其长久以来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
部分研究者在对非洲文学进行批评时，把万物有灵在作品中的体现单一化地归结为怪诞、魔幻、神秘。这无疑再一次陷入了东方主义的误区，片面强调非洲文学口述性的特点，固化了对非洲的刻板印象。
笔者认为，泛灵思想在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体现是开放性与包容性的观念，在坚守非洲传统文化的同时鼓励多重文化的交融，以期探索出一条非洲未来发展的新道路。
在阿契贝的作品中，该种观念体现得尤为明晰。阿契贝不满足于简单地将万物有灵停留在一个口头传统的“遗老”位置上，而是致力于挖掘其中更为深刻的思想与内涵，将它与文本相融合，散发出更为厚重而有价值的艺术魅力。
这种思想首先便体现在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上文中谈到，奥贡喀沃的儿子恩沃依埃背叛了父亲，皈依了基督。无独有偶，小说《動荡》中，主人公奥比的父亲甚至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传教士;小说《神箭》中，伊祖鲁的村民们集体转信基督。他们能够较为坦然地皈依基督，其原因与恩沃依埃有着相似之处。书中一个氏族中的老人这样说：“一个人来到世上，他会走出去，当他的领头人死了，他的脚镣被砸碎了，他就会回归。基督徒说人的生和死是一样的，这一点和非洲也是一样的。”[6]60
可以看到，阿契贝小说中的人们之所以能说服自己将信仰改为基督，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找到了西方文化与非洲本土文明的一些相通之处。万物有灵的开放和包容，感应思维所带来的对事物间联系精妙地把控，正是促成了这些人们寻找到平衡点的关键要素。至此，口头传统也与现代书写发生了绝妙的碰撞和融合，焕发出了新的文学性的光辉。
同时，阿契贝开放、多元的文化观念还体现在他并不只是一味地强调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更是反思了非洲文明之所以受到打击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民的胆怯与妥协。
《神箭》中，乌姆阿诺的长者在面对白人入侵时，无奈地说：“痛苦来敲你的门，你说没有请他坐的位置，他却告诉你不用担心，因为他自己带着板凳，那位白人就是这样……我知道无处可逃，就像日光赶走黑暗，那位白人也会把我们所有的习俗都驱散。”[6]107由此可以看到，面对西方的殖民，大多非洲人的表现都是畏惧与退缩。不消说与白人发生正面的冲突，便是提起白人都会为之色变，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般不可抵挡的存在。
而在《人民公仆》中，知识分子温和的反抗也是阿契贝所要揭示与叹惋的。作为小学老师的主人公萨马鲁在看见南加等高级官员的腐败行径以及被南加横刀夺爱之后，决意与南加对抗。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党派“平民大会”，欲要在下次大选中打败南加。然而，萨马鲁却遭到了南加的疯狂报复，最终住进医院未能参加大选。
很显然，萨马鲁知识分子式的对抗是过于温和而柔软的，比起小说中外贸部长柯克派人撞死“平民大会”领袖马克思的暴力手段来说，他仅用选举来进行抵抗显然太轻也太无力。这正表达了阿契贝对殖民文化下知识分子对抗的反思，他赞扬了知识分子气节与勇敢，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妥协、书生气的弊端。
泛灵的世界观影响下，阿契贝的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对多元文化思想极大的包容，试图将多样的文化吸纳到非洲本土文明中，“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开辟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结语
本文着眼于非洲文学中口头传统与现代书写的融合，探析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在其主要作品中对此的实践。首先，阿契贝在叙事策略上将口头传统中故事的“隐喻”融入了文本创作，以故事的内容隐喻了小说的走向与结局，制造悬念，增添了阅读时的紧张感。其次，阿契贝在塑造人物方面加入了口传文学中的声音元素，扩展了人物的心灵，使其性格愈加丰富，同时增添了读者的共情。最后，阿契贝文学作品的思想体现了万物有灵世界观下非洲文化的包容、开放、多元，希望在保留非洲传统文明内核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进行交汇与融合，探索出一条更加宽广的文化道路。
注 释：
①东方主义：原意是指西方对东方社会文化、语言及人文的研究，亦可译为西方作家、设计师及艺术家对东方的模仿及描绘，也可以指对东方文化的模仿及描绘。
参考文献：
[1]阿比奥拉·伊莱勒.非洲想象[J].非洲文学研究，1990（1）.
[2]程莹.传统作为介入现实的方式——理解非洲现代书写与艺术实践中的“复魅”[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5）.
[3]马兹鲁伊.非洲通史：第八卷[M].屠尔康，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402.
[4]钦奴阿·阿契贝.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M].高宗禹，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170.
[5]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31.
[6]钦奴阿·阿契贝.神箭[M].陈笑黎，译.重庆：重庆出版公司，2011.
作者简介：潘怡彤（1999—），女，汉族，安徽六安人，单位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美学。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