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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2010—2020年中国知网收录的外交话语研究的265篇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近11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论文刊发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外交学和语言学是其分布最多的两大学科;研究成果发表在高质量期刊上的比例较低;话语分析法是其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翻译与传播，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解读和翻译是其研究的热点;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体育外交等将是我国外交话语的研究前沿。通过梳理文献，深入剖析发现：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存在话语分析与外交研究深度融合不够、对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和周边邻国外交话语研究不足，以及对外交话语传播方面的实证研究匮乏等问题。未来的外交话语研究应加强语言学、外交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互动，促进外交话语的跨学科理论构建;应发挥语料库、Ucinet、SPSS、CiteSpace等数字人文技术在外交话语研究中的信息挖掘和分析运用功能，拓展外交话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应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应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加强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助力中国外交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
关键词：外交话语;CiteSpace;话语分析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
中图分类号：H05;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1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91-11
外交话语是一国外交实体关于本国外交理念、政策、立场等所用的语言与话语行为，即与外交活动相关的所有官方语言、文本。国外对外交话语的研究始于1980年左右，主要是将其融合在政治话语中进行研究的。我国对外交话语的研究始于2006年左右，早期的研究较为零散、不系统。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以来，学界围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呈井喷之势。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最早始于外交学领域，随着批评话语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语言学界逐渐关注外交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外交话语如何反映国家间关系、建构权力与对外政策、促进外交政策实施等。然而，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急需学界对目前的外交话语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对策，以推动我国外交话语的跨越式发展。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2010—2020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期刊论文发文量、学科分布、期刊分布、研究方法、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等的知识图谱分析，把握近十年我国外交话语的研究态势，预测外交话语的研究前沿，并指出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不足和可提升空间，以期为我国外交话语的發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利用CiteSpace 5.3.R8进行数据矩阵创建、数据转化和整理，利用CiteSpace 5.0.R1进行图谱绘制。根据图谱中的关键节点、聚类和颜色分布来分析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并结合主题路径和突现词来分析外交话语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
2.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平台上，将检索主题词设定为“外交话语”，时间设定为2010—2020年，共获得期刊论文277篇，经人工筛查后，滤除无效数据，最终获得符合条件的期刊论文265篇。
3.研究问题
本文拟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近十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期刊发文量、学科分布、期刊分布、研究方法和研究热点呈现什么特征？二是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有哪些不足和可提升空间？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二、数据分析和讨论
1.年度分布
2010—2020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年度发文量走势见图1。由图1可知，近十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论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缓慢发展期（2010—2015年）。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发文总量为65篇，年均发文量11篇左右。这一情况与在此之前外交话语并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关。第二个阶段是快速增长期（2016—2020年）。2016年后，外交话语研究相关文献量开始大幅度增加。2016—2020年总发文量为200篇，年均发文量为40篇。这与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规划密不可分。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2016年3月5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首次被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十三五”规划提出后，我国外交战略、外交规划、外交理念越来越清晰，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国外交总体有了新理念和新定位，对外交话语的研究和构建也逐渐重视起来。因此，2016年后外交话语研究发文量逐年增长，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外交话语研究项目也逐渐增多，本文所统计的265篇文献中，有87篇是基于该类项目的资助。2020年外交话语研究发文量虽有小幅度回落，但不影响发文量整体增长的趋势。
2.学科分布
通过对265篇文献的学科分布统计发现，外交学和语言学是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分布最多的两大学科，分别占比46%和35%，然后依次是新闻传播学（10%）、历史学（7%）和经济学（2%）。外交学视阈下的外交话语研究，多为宏观探讨，主要集中探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交话语的体系构建，包括构建的必要性、原则和方法等。杨洁勉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应充分发挥外交话语优势，如中国外交实践所产生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故事”，同时应注重外交话语体系的多重构建，如外交话语的政治构建、学术构建、政界和学界的共同构建、中国和外国的共同构建，以及外交话语的领域和技术构建等。二是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现状与提升策略。张志洲提出了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基本思路：明确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与战略重点;努力拓宽中国话语的传播渠道，重视话语能力和话语质量建设。随着国际关系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发文量剧增，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常用的外交话语策略进行探讨，如规避回答、“前景化”、隐喻、互文性;二是对外交话语翻译和传播的讨论，如杨明星提出了外交话语翻译的四大原则：政治等效、译名统一、专业表达和约定俗成;三是对外交话语功能的探讨，如徐中意认为外交话语具有正常化意识形态、模糊化外交立场和合法化外交行为的功能。 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外交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外交话语研究多局限于本学科的视角，跨学科互动不足，如外交学界的研究很少触及实践层面的语言使用分析，理论阐释缺乏话语事实作为支撑，很难为外交话语构建提供具体的策略指导;语言学界的研究则偏向于话语策略、翻译等微观层面的探讨，未能揭示话语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等，无法解决现实的外交问题，为外交决策提供有效谏言。此外，通过对265篇论文的合作率统计发现，作者所在单位总合作率为0.23，作者之间总合作率为0.34，均距1.00相差较远，这反映了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领域各机构和学者问的合作度较低，跨学科互动不足。
3.期刊分布
通过对265篇论文的发表期刊分布统计发现，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有72篇，占全部发文量的27%。其中，发表在外交学类核心刊物上的论文有25篇，占这些刊物总发文量的20%，主要发表在《外交评论》《南亚研究》《西亚非洲》等刊物上（见表1）。发表在语言学类核心刊物上的论文有39篇，占这些刊物总发文量的41%，主要发表在《外语研究》《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核心刊物上（见表2）。总体来说，外交话语研究成果发表在高质量期刊上的比例较低。
4.研究方法
外交话语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诠释法、案例分析法、语料库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包括批评话语分析法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法）等。通过对265篇期刊论文的梳理发现，一篇论文中经常会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其中话语分析法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部分学者尝试将语料库分析法与话语分析法相结合来研究外交话语中的国家形象、外交思想等。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将多模态话语分析法引入外交话语研究中，探讨政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转喻和身份建构。
5.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描述，共现频次高的关键词反映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则能够揭示研究热点之间的转化关系。基于共词分析原理，可以通过统计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的共现情况，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而确定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研究热点。通过网络节点选择关键词，采用默认聚类视图，将图谱中零散关键词剔除，手动进行简单调整后，得到外交话语研究的关键词节点网络图，见图2。图2中共计330个节点和624条连线，节点数表示关键词个数，节点问连线越多，表示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越高、关系越紧密。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近十年国内外交话语的研究主题，又利用Co-occurrence 6.1軟件进行了分词、关键词频次统计与词云图绘制（见图3），字体越大表明该词出现的频次越高，研究结果与图2基本一致。这也证明了本研究的统计结果能够说明目前国内外交话语方面的研究热点和重点。
在图2中，“外交话语”节点最大，共现频次最高，在图中最为显著;然后依次是“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话语权”和“习近平”。在图3中，“外交话语”的字号最大，接着依次是“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外交”和“习近平”，与图2的结果基本一致。利用CiteSpace 5.0.R1的自动计算功能，对关键词的中心性数值进行统计后发现，高中心性的关键词依次为“外交话语（0.41）”“话语权（0.25）”“国际话语权（0.22）”“中国外交（0.13）”“习近平（0.11）”“公共外交（0.07）”和“话语分析（0.07）”。由此可见，“话语权”“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习近平”，不仅是近十年国内外交话语研究的核心主题，也是外交话语研究中起联结作用的重要支点。根据以上分析，结合该领域研究文献，可以将外交话语研究热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外交话语权是指一国对他国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强迫力等，其不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指说话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外交话语权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外交话语权，在外交实践方面通过不同路径不断提高中国的外交话语权。因此，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学者围绕该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例如，王义桅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方案;李战子则从军事外交领域出发，梳理了话语权构建的四个方面，讨论了构建军事外交话语权的内涵和路径。
其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翻译和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是近年才提出的，目前尚在建构完善之中，学者围绕其展开了许多讨论，主要集中在构建、翻译和传播三个方面。例如，卢静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内涵、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功能定位等进行了具体阐释;安丰存等从话语秩序、话语体系差异、政治词汇标准化和规范化、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外交话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胡开宝等关注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对“中国梦”“一带一路”等中国核心外交词汇在国际上的传播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和翻译两个层面，对传播效果的研究较为薄弱，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其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解读和翻译。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内涵丰富，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和平发展、大国外交、全球治理等核心理念。宋效峰等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价值、理论内涵、发展演进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包括独立自主的道路观、和平发展的世界观、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谐共生的秩序观，展示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外交观与战略理念。邢丽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文明交流与互鉴观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容，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性、整体大局性和包容互补性等内涵。钟含春等从语用角度对习近平外交话语的风格特点及其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认为习近平外交话语的特点是善讲友谊故事、博引中外经典和巧用概念隐喻，译者应学会使用“信”“转”“化”等翻译策略。 6.研究前沿
通过对265篇外交话语研究文献关键词的提取，根据其出现次数，得到关键词时区分布图（见图4），圆圈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通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标签，根据时间跨度将每个聚类下的词簇按照关键词初次出现时间进行排列，得到关键词时间线图（见图5），该图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时间段内外交话语领域的热点主题。通过计算关键词聚类所包含的突发节点出现的次数，得到外交话语研究和关键词突现图（见图6），该图可以反映出外交话语研究领域的转折点，便于发现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骤然变化。通过图4和图5，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近11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发展脉络。2013年以前，我国外交话语的研究集中在话语权构建、中美关系等方面，很少讨论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思想。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更加强调“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责任”，因此，对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责任等中国外交话语、外交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
由图6可知，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体育外交、习近平等是2016年以来的热点研究主题。从时间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突现强度远大于其他词，为3.340 4，表明其研究热度最高;“全球治理”紧随其后，突现强度为2.552 2。这与中国的外交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蓬勃发展的方案不谋而合。将近11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关键词时区分布图、时间线图和突现图结合在一起，可以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体育外交将成为外交话语研究的前沿。
三、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研究趋势
1.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梳理发现，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论文刊发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结合265篇具体的研究文献发现，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还有许多可提升的空间。
其一，话语分析与外交研究的融合不够。从外交话语研究的学科分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外交学界和语言学界还未形成良性互动。虽然有部分学者尝试从语篇和话语分析角度研究对外政策与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很少有研究真正触及实践层面的语言使用分析，理论阐释略显不足，缺乏话语事实作为支撑。而语言学领域多将外交话语作为话语的一种特殊体裁，仅关注外交话语的语言特点和使用规律，很少关注外交话语背后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本文所搜集的265篇期刊论文中，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外交话语研究的共有95篇，其中27篇文献探讨了周恩来、习近平、奥巴马、特朗普等领导人的外交话语风格;46篇文献探讨了外交话语中常用的话语策略，如互文性、隐喻、模糊语等;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阐释外交话语背后的国际关系、国家利益的文献不足13篇。但是外交话语的超学科属性，决定了外交话语的研究必须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唯如此，才能解释、解决外交话语背后隐藏的外交问题。
其二，对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不足。近11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体育、气候、科技、卫生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见图7）。这主要是因为外交话语的传统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但其他领域的外交话语也是外交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相对于政治话语而言，体育、气候领域的外交话语争议较少，如果能找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外交优势，探寻出建设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权路径，便能促进我国外交话语权的整体提升，从而为处理好外交事务提供学理依据和实践经验。
其三，对周边邻国外交话语研究不足。胡开宝认为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不仅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研究，也包括中外外交话语比较研究。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美英等大国外交话语的研究上，周边邻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统计发现，现有的40篇他国外交话语文献中，涉及美国的有21篇，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的国别研究较少关注周边国家。但是我国横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甚至北亚区域，周边邻国较多，与周边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GDELT（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Langnage and Tone，全球事件、语言和语气数据库）对全球100多种语言的媒体调查显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并不友好，对中国评价负面报道最多的三国媒体，分别是韩国、日本和越南。因此，研究周边邻国的外交话语体系，把握周边邻国对我国外交话语的议程设置、态度倾向，对于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促进我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四，对外交话语传播方面的实证研究不足。杨明星认为外交话语体系构建要依次经过三个关键路径：话语构建（文本生成和中文表达）、话语翻译（外语表达）和话语传播（跨文化推介）。这三个层面不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而是互动的关系。外交话语的构建和翻译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其对外传播，而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反过来又可以为其构建和翻译提供建议和参考。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外交战略的导向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力度虽大，但效果甚微。一国的外交话语能否在他国起到预期的效果，关键要看受众是否接受。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外交话语的构建和翻译方面，很少关注外交话语的受众特点和传播效果。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数字人文等技术手段，加强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符号、传播方式和传播策略，构建受众习惯的、易于接受的外交话语体系。
2.未来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趋势
隨着“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提出，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不足，未来的外交话语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其一，加强语言学、外交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互动，促进外交话语的跨学科理论构建。外交话语研究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外交学者和语言学者应展开广泛的合作。因为外交话语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外交问题，必须有外交学的理论支撑，而具体的话语分析实践，又可以为外交学理论的阐释提供话语事实依据。外交学和语言学只有实现从理论到具体分析层面的“无缝对接”，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外交话语学科的发展。
其二，注重语料库、Ucinet、SPSS、CiteSpace等数字人文技术在外交话语研究中的信息挖掘和分析运用，拓展外交话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目前国内语言学界的外交话语研究停留在语言策略、语言特征等表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用的语料库方法无法提取语义、句法、文本与话语的关系，无法解释话语的生成机制，需借助数字化技术进行信息的深度挖掘。
其三，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未来的研究应改变只关注大国外交的现状，形成以外交事件为导向和驱动的外交话语研究。
其四，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加强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助力中国外交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因为只有通过对中国外交话语在他国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才能全面把握他国受众对中国外交思想、外交理念的认知和理解情况，进而找出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规划。
关键词：外交话语;CiteSpace;话语分析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
中图分类号：H05;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1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91-11
外交话语是一国外交实体关于本国外交理念、政策、立场等所用的语言与话语行为，即与外交活动相关的所有官方语言、文本。国外对外交话语的研究始于1980年左右，主要是将其融合在政治话语中进行研究的。我国对外交话语的研究始于2006年左右，早期的研究较为零散、不系统。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以来，学界围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呈井喷之势。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最早始于外交学领域，随着批评话语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语言学界逐渐关注外交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外交话语如何反映国家间关系、建构权力与对外政策、促进外交政策实施等。然而，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急需学界对目前的外交话语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对策，以推动我国外交话语的跨越式发展。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2010—2020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期刊论文发文量、学科分布、期刊分布、研究方法、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等的知识图谱分析，把握近十年我国外交话语的研究态势，预测外交话语的研究前沿，并指出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不足和可提升空间，以期为我国外交话语的發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利用CiteSpace 5.3.R8进行数据矩阵创建、数据转化和整理，利用CiteSpace 5.0.R1进行图谱绘制。根据图谱中的关键节点、聚类和颜色分布来分析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并结合主题路径和突现词来分析外交话语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
2.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平台上，将检索主题词设定为“外交话语”，时间设定为2010—2020年，共获得期刊论文277篇，经人工筛查后，滤除无效数据，最终获得符合条件的期刊论文265篇。
3.研究问题
本文拟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近十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期刊发文量、学科分布、期刊分布、研究方法和研究热点呈现什么特征？二是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有哪些不足和可提升空间？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二、数据分析和讨论
1.年度分布
2010—2020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年度发文量走势见图1。由图1可知，近十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论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缓慢发展期（2010—2015年）。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发文总量为65篇，年均发文量11篇左右。这一情况与在此之前外交话语并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关。第二个阶段是快速增长期（2016—2020年）。2016年后，外交话语研究相关文献量开始大幅度增加。2016—2020年总发文量为200篇，年均发文量为40篇。这与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规划密不可分。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2016年3月5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首次被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十三五”规划提出后，我国外交战略、外交规划、外交理念越来越清晰，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国外交总体有了新理念和新定位，对外交话语的研究和构建也逐渐重视起来。因此，2016年后外交话语研究发文量逐年增长，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外交话语研究项目也逐渐增多，本文所统计的265篇文献中，有87篇是基于该类项目的资助。2020年外交话语研究发文量虽有小幅度回落，但不影响发文量整体增长的趋势。
2.学科分布
通过对265篇文献的学科分布统计发现，外交学和语言学是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分布最多的两大学科，分别占比46%和35%，然后依次是新闻传播学（10%）、历史学（7%）和经济学（2%）。外交学视阈下的外交话语研究，多为宏观探讨，主要集中探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交话语的体系构建，包括构建的必要性、原则和方法等。杨洁勉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应充分发挥外交话语优势，如中国外交实践所产生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故事”，同时应注重外交话语体系的多重构建，如外交话语的政治构建、学术构建、政界和学界的共同构建、中国和外国的共同构建，以及外交话语的领域和技术构建等。二是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现状与提升策略。张志洲提出了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基本思路：明确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与战略重点;努力拓宽中国话语的传播渠道，重视话语能力和话语质量建设。随着国际关系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发文量剧增，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常用的外交话语策略进行探讨，如规避回答、“前景化”、隐喻、互文性;二是对外交话语翻译和传播的讨论，如杨明星提出了外交话语翻译的四大原则：政治等效、译名统一、专业表达和约定俗成;三是对外交话语功能的探讨，如徐中意认为外交话语具有正常化意识形态、模糊化外交立场和合法化外交行为的功能。 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外交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外交话语研究多局限于本学科的视角，跨学科互动不足，如外交学界的研究很少触及实践层面的语言使用分析，理论阐释缺乏话语事实作为支撑，很难为外交话语构建提供具体的策略指导;语言学界的研究则偏向于话语策略、翻译等微观层面的探讨，未能揭示话语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等，无法解决现实的外交问题，为外交决策提供有效谏言。此外，通过对265篇论文的合作率统计发现，作者所在单位总合作率为0.23，作者之间总合作率为0.34，均距1.00相差较远，这反映了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领域各机构和学者问的合作度较低，跨学科互动不足。
3.期刊分布
通过对265篇论文的发表期刊分布统计发现，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有72篇，占全部发文量的27%。其中，发表在外交学类核心刊物上的论文有25篇，占这些刊物总发文量的20%，主要发表在《外交评论》《南亚研究》《西亚非洲》等刊物上（见表1）。发表在语言学类核心刊物上的论文有39篇，占这些刊物总发文量的41%，主要发表在《外语研究》《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核心刊物上（见表2）。总体来说，外交话语研究成果发表在高质量期刊上的比例较低。
4.研究方法
外交话语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诠释法、案例分析法、语料库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包括批评话语分析法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法）等。通过对265篇期刊论文的梳理发现，一篇论文中经常会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其中话语分析法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部分学者尝试将语料库分析法与话语分析法相结合来研究外交话语中的国家形象、外交思想等。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将多模态话语分析法引入外交话语研究中，探讨政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转喻和身份建构。
5.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描述，共现频次高的关键词反映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则能够揭示研究热点之间的转化关系。基于共词分析原理，可以通过统计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的共现情况，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而确定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研究热点。通过网络节点选择关键词，采用默认聚类视图，将图谱中零散关键词剔除，手动进行简单调整后，得到外交话语研究的关键词节点网络图，见图2。图2中共计330个节点和624条连线，节点数表示关键词个数，节点问连线越多，表示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越高、关系越紧密。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近十年国内外交话语的研究主题，又利用Co-occurrence 6.1軟件进行了分词、关键词频次统计与词云图绘制（见图3），字体越大表明该词出现的频次越高，研究结果与图2基本一致。这也证明了本研究的统计结果能够说明目前国内外交话语方面的研究热点和重点。
在图2中，“外交话语”节点最大，共现频次最高，在图中最为显著;然后依次是“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话语权”和“习近平”。在图3中，“外交话语”的字号最大，接着依次是“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外交”和“习近平”，与图2的结果基本一致。利用CiteSpace 5.0.R1的自动计算功能，对关键词的中心性数值进行统计后发现，高中心性的关键词依次为“外交话语（0.41）”“话语权（0.25）”“国际话语权（0.22）”“中国外交（0.13）”“习近平（0.11）”“公共外交（0.07）”和“话语分析（0.07）”。由此可见，“话语权”“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习近平”，不仅是近十年国内外交话语研究的核心主题，也是外交话语研究中起联结作用的重要支点。根据以上分析，结合该领域研究文献，可以将外交话语研究热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外交话语权是指一国对他国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强迫力等，其不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指说话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外交话语权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外交话语权，在外交实践方面通过不同路径不断提高中国的外交话语权。因此，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学者围绕该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例如，王义桅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方案;李战子则从军事外交领域出发，梳理了话语权构建的四个方面，讨论了构建军事外交话语权的内涵和路径。
其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翻译和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是近年才提出的，目前尚在建构完善之中，学者围绕其展开了许多讨论，主要集中在构建、翻译和传播三个方面。例如，卢静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内涵、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功能定位等进行了具体阐释;安丰存等从话语秩序、话语体系差异、政治词汇标准化和规范化、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外交话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胡开宝等关注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对“中国梦”“一带一路”等中国核心外交词汇在国际上的传播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和翻译两个层面，对传播效果的研究较为薄弱，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其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解读和翻译。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内涵丰富，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和平发展、大国外交、全球治理等核心理念。宋效峰等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价值、理论内涵、发展演进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包括独立自主的道路观、和平发展的世界观、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谐共生的秩序观，展示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外交观与战略理念。邢丽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文明交流与互鉴观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容，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性、整体大局性和包容互补性等内涵。钟含春等从语用角度对习近平外交话语的风格特点及其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认为习近平外交话语的特点是善讲友谊故事、博引中外经典和巧用概念隐喻，译者应学会使用“信”“转”“化”等翻译策略。 6.研究前沿
通过对265篇外交话语研究文献关键词的提取，根据其出现次数，得到关键词时区分布图（见图4），圆圈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通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标签，根据时间跨度将每个聚类下的词簇按照关键词初次出现时间进行排列，得到关键词时间线图（见图5），该图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时间段内外交话语领域的热点主题。通过计算关键词聚类所包含的突发节点出现的次数，得到外交话语研究和关键词突现图（见图6），该图可以反映出外交话语研究领域的转折点，便于发现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骤然变化。通过图4和图5，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近11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发展脉络。2013年以前，我国外交话语的研究集中在话语权构建、中美关系等方面，很少讨论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思想。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更加强调“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责任”，因此，对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责任等中国外交话语、外交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
由图6可知，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体育外交、习近平等是2016年以来的热点研究主题。从时间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突现强度远大于其他词，为3.340 4，表明其研究热度最高;“全球治理”紧随其后，突现强度为2.552 2。这与中国的外交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蓬勃发展的方案不谋而合。将近11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关键词时区分布图、时间线图和突现图结合在一起，可以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体育外交将成为外交话语研究的前沿。
三、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研究趋势
1.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梳理发现，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论文刊发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结合265篇具体的研究文献发现，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还有许多可提升的空间。
其一，话语分析与外交研究的融合不够。从外交话语研究的学科分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外交学界和语言学界还未形成良性互动。虽然有部分学者尝试从语篇和话语分析角度研究对外政策与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很少有研究真正触及实践层面的语言使用分析，理论阐释略显不足，缺乏话语事实作为支撑。而语言学领域多将外交话语作为话语的一种特殊体裁，仅关注外交话语的语言特点和使用规律，很少关注外交话语背后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本文所搜集的265篇期刊论文中，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外交话语研究的共有95篇，其中27篇文献探讨了周恩来、习近平、奥巴马、特朗普等领导人的外交话语风格;46篇文献探讨了外交话语中常用的话语策略，如互文性、隐喻、模糊语等;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阐释外交话语背后的国际关系、国家利益的文献不足13篇。但是外交话语的超学科属性，决定了外交话语的研究必须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唯如此，才能解释、解决外交话语背后隐藏的外交问题。
其二，对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不足。近11年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体育、气候、科技、卫生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见图7）。这主要是因为外交话语的传统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但其他领域的外交话语也是外交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相对于政治话语而言，体育、气候领域的外交话语争议较少，如果能找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外交优势，探寻出建设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权路径，便能促进我国外交话语权的整体提升，从而为处理好外交事务提供学理依据和实践经验。
其三，对周边邻国外交话语研究不足。胡开宝认为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不仅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研究，也包括中外外交话语比较研究。目前我国的外交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美英等大国外交话语的研究上，周边邻国的外交话语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统计发现，现有的40篇他国外交话语文献中，涉及美国的有21篇，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的国别研究较少关注周边国家。但是我国横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甚至北亚区域，周边邻国较多，与周边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GDELT（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Langnage and Tone，全球事件、语言和语气数据库）对全球100多种语言的媒体调查显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并不友好，对中国评价负面报道最多的三国媒体，分别是韩国、日本和越南。因此，研究周边邻国的外交话语体系，把握周边邻国对我国外交话语的议程设置、态度倾向，对于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促进我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四，对外交话语传播方面的实证研究不足。杨明星认为外交话语体系构建要依次经过三个关键路径：话语构建（文本生成和中文表达）、话语翻译（外语表达）和话语传播（跨文化推介）。这三个层面不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而是互动的关系。外交话语的构建和翻译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其对外传播，而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反过来又可以为其构建和翻译提供建议和参考。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外交战略的导向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力度虽大，但效果甚微。一国的外交话语能否在他国起到预期的效果，关键要看受众是否接受。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外交话语的构建和翻译方面，很少关注外交话语的受众特点和传播效果。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数字人文等技术手段，加强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符号、传播方式和传播策略，构建受众习惯的、易于接受的外交话语体系。
2.未来我国外交话语研究的趋势
隨着“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提出，我国外交话语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不足，未来的外交话语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其一，加强语言学、外交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互动，促进外交话语的跨学科理论构建。外交话语研究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外交学者和语言学者应展开广泛的合作。因为外交话语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外交问题，必须有外交学的理论支撑，而具体的话语分析实践，又可以为外交学理论的阐释提供话语事实依据。外交学和语言学只有实现从理论到具体分析层面的“无缝对接”，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外交话语学科的发展。
其二，注重语料库、Ucinet、SPSS、CiteSpace等数字人文技术在外交话语研究中的信息挖掘和分析运用，拓展外交话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目前国内语言学界的外交话语研究停留在语言策略、语言特征等表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用的语料库方法无法提取语义、句法、文本与话语的关系，无法解释话语的生成机制，需借助数字化技术进行信息的深度挖掘。
其三，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研究。未来的研究应改变只关注大国外交的现状，形成以外交事件为导向和驱动的外交话语研究。
其四，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加强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助力中国外交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因为只有通过对中国外交话语在他国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才能全面把握他国受众对中国外交思想、外交理念的认知和理解情况，进而找出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