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540年到1773年的两个多世纪，欧洲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由培根、笛卡尔提倡科学方法论始，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和成就一日千里。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宗教传播以及文艺复兴，为欧洲广泛地认识不同于中世纪惟一的“语法语言”——拉丁语之外的其他各种语言类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们发现了很多新语言，需要对这些丰富的语言材料进行概括、归纳和验证；欧洲大陆也逐步形成民族文学书面语言，在印刷术的推动下，教育、文化、科学得到了进步和发展。当时欧洲的语文学家和哲学家已有一定条件入手研究语言问题，对语法、语音、词汇等现象加以调查分析，对大量的语言材料分类整理，试图解决语言起源和发展的问题，并着手编写“普遍”“唯理”的语法及各民族语言的规范语法和词典。
欧洲的对外扩张有强烈的宗教意义，西班牙、葡萄牙君主对基督教的海外传教提供了支持，包括经济支持和旅行便利。在这一时期，耶稣会起着主导作用，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紧随其后。这些修会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传教基地。16世纪初，葡萄牙占领马来半岛，进而占据澳门，由此打开了进入东方的大门。从欧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在古典拉丁语法传统和普遍唯理语法的共同背景下，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东亚，从而开启了西方人正式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历史。
在中欧互识与了解的时代，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也开始了接触与交流。晚明来华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后，为完成传教使命，将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视为首要任务。为学习便利，传教士尝试用本国语言的字母为汉字注音、拼读和撰写；同时借用拉丁语法的概念、范畴、框架来描写、归纳汉语的语法规则，草拟出框架性的语法体系，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欧洲语言与中国语言的正面相遇，相互产生了渗透和影响，开启了中国语言文字西传的重要阶段。
一、明清之际西人初识汉语
西方对汉语汉字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文文献，包括在远东地区活动的商人、使节、传教士、旅行家所著的游记、书信、日记、报告等。这些记载中有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只言片语，但不能算作是真正经过语言接触后对一种全新语言的了解与认知。
葡萄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最早进入日本传教，通过学日语进而对日语和汉语的关联性有了一定认识，1552年他写给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的信中说：“中国的汉字有许多种类，每一个文字意为一个事物。……虽然是同一个文字，日本人读此字时用日本语，中国人就用中国语来读。因此虽然说话时不能互通，但在书写的时候仅凭文字就能相互理解。他们的口头语言不同，但文字意义相通，双方都能理解。”①他认为掌握当地语言是东方传教的有力工具，萌生了归化中华的宏愿。由于晚明严厉的海禁政策，沙勿略最终倒在了离澳门只有一步之遥的上川岛。
语言障碍成为耶稣会入华的第一个拦路虎。16世纪后半叶，由于无法和当地政府交流，沙勿略及其后继者试图进入广州的努力均宣告失败。1579年，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到达澳门，他认识到只有精通中国的语言，学习中国的礼仪和文化，才能说服明政府同意让外国人居留内地，进而有机会传播天主教。于是确定了在华传教的策略，“委派几个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并作好准备利用可能出现的时机把福音传入这个新的世界”。②自此，来华耶稣会士正式将学习汉语列为了重要功课。
在范礼安的安排之下，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遵循指示开始学习汉语。罗明坚逐渐能以汉语与中国人交往，甚至能写作汉诗，取得了明朝官吏的信任，获准居留广东肇庆，成为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第一人。1582年利玛窦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事业。利玛窦提出了“合儒辟佛”的传教路线和“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提倡尊重儒家文化和中国习俗；制定了掌握官话、书面语及儒家经典的三个学习原则，积极推动了耶稣会士对汉语的系统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一个高潮。
二、清中前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研习
在研习汉语的过程中，耶稣会士起到了核心作用，面对未知的语音、词汇和句法，发挥了他们的集体智慧，不仅发明和改进了以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方案，并且还贡献了多部字典、文法、词汇手册、教材等。到了17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陆的其他修会才开始追随耶稣会的步伐，编撰了一些字典和文法。
顺治朝到康熙统治前40年间，传教士学汉语，习满语，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傳教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在华耶稣会士前后多达近百人。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汉语水平，“盖其心欲深究中国之文物制度，风化习尚，同而化之，以达到其荣主救灵之宗旨。有此怀抱，故不怕辛苦，埋头伏案，必欲深通中国之典籍而后快。是以出而应世，与吾国士大夫交，即能折服人心，而令人钦仰”。③
中国礼仪之争后，传教活动受到限制，教徒人数徘徊不前，少有士大夫入教，教徒多是下层民众，对中国学术思想影响甚微。雍正严厉禁教，乾隆虽时宽时严，但态度已从宽松转为查禁。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已沦为宫廷技师，不能公开传教。清廷只用其技艺，而禁其教务，这令他们相当苦恼，在无形中消磨了学习的热情。乾隆后期，耶稣会士精通中国典籍的人数已大大减少。
尽管传教士努力学习，但由于禀赋各异，导致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长于写作，有的精于口语，有的则兼而有之。第一代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等人的首创之功不可磨灭，创制了最早的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案，编撰了最早的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词典《葡汉词典》。第二代耶稣会士像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卫匡国（Martini Martini）等人继续推进学习与研究，在语音和文法方面均有突出贡献，代表作有《西儒耳目资》《中国文法》等。第三代四代耶稣会士中，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宋君荣（Antoine Gaubil）、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等人的中文造诣很深，其中又以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为汉语研究的扛鼎之作。 三、17-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语言学习的特点
来华传教士对陌生的汉语充满着矛盾和困惑的感情，在他们眼中，这是一种神秘和另类的语言，令人爱恨交加：恨它者，认为它如同天书，是世界上最复杂难学的语言；爱它者，觉得没有哪种语言会比它更丰富和高雅。在这一阶段，来华传教士语言学习有这样几个特点：
1. 形成了修会独有的学习传统。天主教来华各修会的传教对象有所差异，因此语言学习方法也不尽相同。耶稣会重视对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强调对官话的学习和对古代典籍的研究，重点在于译介古典作品；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托钵修会长期在东南沿海的下层民众中传教，形成了重视地方方言和口语技能的传统，开始编撰最早的闽南方言字典和语法书。
2. 建立了较稳定的教学机构。传教士在东方传教的大本营澳门和中国内地逐步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教学机构。1571年，澳门建立圣保禄公学；1594年，升格为圣保禄学院，成为远东地区创办最早的西式大学之一。学院为新来的传教士教授汉语，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即在此开始汉语学习之路。1619年中国副省教区成立后，耶稣会开始将教学逐步转移到内地，包括韶州、南京、北京等耶稣会士聚集地，为新人提供持续的语言培训。
3.编写了早期的汉语教材。罗明坚初到澳门时没有任何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资料，于是借用了幼学启蒙课本如《千字文》《三字经》等作为识字入门教材。随着对中国文化的逐步了解，罗明坚和利玛窦认识到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开始把《四书》作为语言学习的材料，学习规范的文言文，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故耶稣会确定了学习儒家经典和通行官话的目标，并一直贯彻下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四书》的拉丁文和中文对照本经过不断修订，成为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的标准教材。
4. 间接培养了汉语教师。师资的匮乏始终是困扰传教士的难题。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夷夏大防”的观念，加之明政府将教授外国人汉语视为危害社会的大罪，中国人往往是冒着风险被动承担教学。当时传教士的汉语教师包括他们的翻译、小书童，后来才有一些奉教文人参与进来。罗明坚当时在澳门找不到既懂葡语又懂官话的人，只好请了一位画家当老师，“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葡萄牙话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后来我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文……”利玛窦曾记载了当时官府严禁教授外国人学汉语的告示：“此辈舌人④教唆洋人，并泄露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刑处死不贷。”后来神父们与士大夫阶层结交，一些奉教文人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学者都曾为传教士的汉语老师。
四、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1785年另派巴黎外方传教会到京接管耶稣会教务。1838年，拥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退出历局，雍乾两朝所确定的“节取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被彻底抛弃。1840年，中英双方兵刃相见，中西文化关系发生剧烈扭转，西方人对汉语的学习也开始了新的阶段。
1807年，英国圣公会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sion）成为新教来华第一人。1829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也派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来华，由此拉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教对华传教活动的序幕。
语言是异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基础。“一个传教士让自己根植于一个民族中时，他最先做的应该是努力掌握这个民族的语言，而且不能只是肤浅的了解，必须彻底地掌握他们的语言……使自己不仅能在普通谈话中应用，还可以用来查阅图书馆的藏书，阅读书籍。”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教传教士往往一到中国就展开汉语学习，尽可能提高汉语水平，注重融入当地文化，以学辅教，并在晚清时期开始办报办学，著书译书，成就颇多。
和耶稣会士一样，新教传教士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对这个东方古国抱有强烈的兴趣，中国再度成为传教士研究和写作的主题。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在晚清时期新教传教士则担任了重要角色，形成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二个高潮。这次高潮同明清之际相比，广度、深度、影响等都大大超过了前者。自马礼逊之后，新教传教士也陆续涌现出一批享有盛名的汉学家，英国有理雅各（James Legg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艾约瑟（Joseph Edkins）、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美国以裨治文、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为代表。
与前两个世纪天主教传教士的语言学习相比较，19世纪新教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有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英语语法的影响逐渐增强。1815年，马礼逊比照英语语法写作《通用汉言之法》后，类似作品相继出现，以英语国家为对象而写的汉语语法逐渐增多，最终成为主流。
第二，注重口语的趋势日益显著。耶稣会传教士以结交士大夫阶层为要务，尽可能取得皇帝的信任，试图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开展传教事业。相较而言，新教是一种平民性质的教派，着眼于在百姓大众中推广教义。传教方针的差异也给语言学习和研究带来很大影响。耶稣会士大多用典雅的文言写作中文书籍，而基督教新教教士们则重视口语和方言，取得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成就，至今仍有一定学术价值。
第三，学术色彩逐渐浓厚。传教士的汉语研究中引进了欧洲最新的学术进展；传教士纷纷加入欧洲各大专业学会，积极参与学术界的研讨；还有的退休后到欧美大学任教。英国最早的中国通小斯当东向伦敦大学捐赠马礼逊藏书推动了英国第一个汉学讲座的开设，理雅各回国后在牛津担任汉学教授；耶鲁大学聘请了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作为汉学教授。英国和美国的汉学从此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蕴藏在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中，任何外来文化想要真正融入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跨越的就是汉语这道长城。当明清时期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时，来华传教士努力去掌握这门艰深的语言，翻经译典，著书立说，以此作为沟通中西的桥梁与纽带。尽管其根本目的是为传教，但却带来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开启了近代西人对汉语的学习与研究进程。四百余年来，他们留下了数百部汉外双语字典、汉语语法、汉语教材和文选读本等珍贵文献。这些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仅丰富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内容，而且对于近代以来汉语语法学、词汇学和音韵学的本体研究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注释」
①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3页。
②[意]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144页。
③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页。
④舌人就是当时的翻译。
⑤转引自林金水、吴巍巍：《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7页。
欧洲的对外扩张有强烈的宗教意义，西班牙、葡萄牙君主对基督教的海外传教提供了支持，包括经济支持和旅行便利。在这一时期，耶稣会起着主导作用，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紧随其后。这些修会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传教基地。16世纪初，葡萄牙占领马来半岛，进而占据澳门，由此打开了进入东方的大门。从欧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在古典拉丁语法传统和普遍唯理语法的共同背景下，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东亚，从而开启了西方人正式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历史。
在中欧互识与了解的时代，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也开始了接触与交流。晚明来华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后，为完成传教使命，将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视为首要任务。为学习便利，传教士尝试用本国语言的字母为汉字注音、拼读和撰写；同时借用拉丁语法的概念、范畴、框架来描写、归纳汉语的语法规则，草拟出框架性的语法体系，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欧洲语言与中国语言的正面相遇，相互产生了渗透和影响，开启了中国语言文字西传的重要阶段。
一、明清之际西人初识汉语
西方对汉语汉字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文文献，包括在远东地区活动的商人、使节、传教士、旅行家所著的游记、书信、日记、报告等。这些记载中有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只言片语，但不能算作是真正经过语言接触后对一种全新语言的了解与认知。
葡萄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最早进入日本传教，通过学日语进而对日语和汉语的关联性有了一定认识，1552年他写给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的信中说：“中国的汉字有许多种类，每一个文字意为一个事物。……虽然是同一个文字，日本人读此字时用日本语，中国人就用中国语来读。因此虽然说话时不能互通，但在书写的时候仅凭文字就能相互理解。他们的口头语言不同，但文字意义相通，双方都能理解。”①他认为掌握当地语言是东方传教的有力工具，萌生了归化中华的宏愿。由于晚明严厉的海禁政策，沙勿略最终倒在了离澳门只有一步之遥的上川岛。
语言障碍成为耶稣会入华的第一个拦路虎。16世纪后半叶，由于无法和当地政府交流，沙勿略及其后继者试图进入广州的努力均宣告失败。1579年，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到达澳门，他认识到只有精通中国的语言，学习中国的礼仪和文化，才能说服明政府同意让外国人居留内地，进而有机会传播天主教。于是确定了在华传教的策略，“委派几个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并作好准备利用可能出现的时机把福音传入这个新的世界”。②自此，来华耶稣会士正式将学习汉语列为了重要功课。
在范礼安的安排之下，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遵循指示开始学习汉语。罗明坚逐渐能以汉语与中国人交往，甚至能写作汉诗，取得了明朝官吏的信任，获准居留广东肇庆，成为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第一人。1582年利玛窦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事业。利玛窦提出了“合儒辟佛”的传教路线和“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提倡尊重儒家文化和中国习俗；制定了掌握官话、书面语及儒家经典的三个学习原则，积极推动了耶稣会士对汉语的系统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一个高潮。
二、清中前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研习
在研习汉语的过程中，耶稣会士起到了核心作用，面对未知的语音、词汇和句法，发挥了他们的集体智慧，不仅发明和改进了以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方案，并且还贡献了多部字典、文法、词汇手册、教材等。到了17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陆的其他修会才开始追随耶稣会的步伐，编撰了一些字典和文法。
顺治朝到康熙统治前40年间，传教士学汉语，习满语，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傳教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在华耶稣会士前后多达近百人。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汉语水平，“盖其心欲深究中国之文物制度，风化习尚，同而化之，以达到其荣主救灵之宗旨。有此怀抱，故不怕辛苦，埋头伏案，必欲深通中国之典籍而后快。是以出而应世，与吾国士大夫交，即能折服人心，而令人钦仰”。③
中国礼仪之争后，传教活动受到限制，教徒人数徘徊不前，少有士大夫入教，教徒多是下层民众，对中国学术思想影响甚微。雍正严厉禁教，乾隆虽时宽时严，但态度已从宽松转为查禁。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已沦为宫廷技师，不能公开传教。清廷只用其技艺，而禁其教务，这令他们相当苦恼，在无形中消磨了学习的热情。乾隆后期，耶稣会士精通中国典籍的人数已大大减少。
尽管传教士努力学习，但由于禀赋各异，导致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长于写作，有的精于口语，有的则兼而有之。第一代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等人的首创之功不可磨灭，创制了最早的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案，编撰了最早的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词典《葡汉词典》。第二代耶稣会士像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卫匡国（Martini Martini）等人继续推进学习与研究，在语音和文法方面均有突出贡献，代表作有《西儒耳目资》《中国文法》等。第三代四代耶稣会士中，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宋君荣（Antoine Gaubil）、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等人的中文造诣很深，其中又以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为汉语研究的扛鼎之作。 三、17-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语言学习的特点
来华传教士对陌生的汉语充满着矛盾和困惑的感情，在他们眼中，这是一种神秘和另类的语言，令人爱恨交加：恨它者，认为它如同天书，是世界上最复杂难学的语言；爱它者，觉得没有哪种语言会比它更丰富和高雅。在这一阶段，来华传教士语言学习有这样几个特点：
1. 形成了修会独有的学习传统。天主教来华各修会的传教对象有所差异，因此语言学习方法也不尽相同。耶稣会重视对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强调对官话的学习和对古代典籍的研究，重点在于译介古典作品；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托钵修会长期在东南沿海的下层民众中传教，形成了重视地方方言和口语技能的传统，开始编撰最早的闽南方言字典和语法书。
2. 建立了较稳定的教学机构。传教士在东方传教的大本营澳门和中国内地逐步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教学机构。1571年，澳门建立圣保禄公学；1594年，升格为圣保禄学院，成为远东地区创办最早的西式大学之一。学院为新来的传教士教授汉语，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即在此开始汉语学习之路。1619年中国副省教区成立后，耶稣会开始将教学逐步转移到内地，包括韶州、南京、北京等耶稣会士聚集地，为新人提供持续的语言培训。
3.编写了早期的汉语教材。罗明坚初到澳门时没有任何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资料，于是借用了幼学启蒙课本如《千字文》《三字经》等作为识字入门教材。随着对中国文化的逐步了解，罗明坚和利玛窦认识到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开始把《四书》作为语言学习的材料，学习规范的文言文，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故耶稣会确定了学习儒家经典和通行官话的目标，并一直贯彻下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四书》的拉丁文和中文对照本经过不断修订，成为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的标准教材。
4. 间接培养了汉语教师。师资的匮乏始终是困扰传教士的难题。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夷夏大防”的观念，加之明政府将教授外国人汉语视为危害社会的大罪，中国人往往是冒着风险被动承担教学。当时传教士的汉语教师包括他们的翻译、小书童，后来才有一些奉教文人参与进来。罗明坚当时在澳门找不到既懂葡语又懂官话的人，只好请了一位画家当老师，“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葡萄牙话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后来我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文……”利玛窦曾记载了当时官府严禁教授外国人学汉语的告示：“此辈舌人④教唆洋人，并泄露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刑处死不贷。”后来神父们与士大夫阶层结交，一些奉教文人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学者都曾为传教士的汉语老师。
四、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1785年另派巴黎外方传教会到京接管耶稣会教务。1838年，拥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退出历局，雍乾两朝所确定的“节取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被彻底抛弃。1840年，中英双方兵刃相见，中西文化关系发生剧烈扭转，西方人对汉语的学习也开始了新的阶段。
1807年，英国圣公会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sion）成为新教来华第一人。1829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也派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来华，由此拉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教对华传教活动的序幕。
语言是异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基础。“一个传教士让自己根植于一个民族中时，他最先做的应该是努力掌握这个民族的语言，而且不能只是肤浅的了解，必须彻底地掌握他们的语言……使自己不仅能在普通谈话中应用，还可以用来查阅图书馆的藏书，阅读书籍。”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教传教士往往一到中国就展开汉语学习，尽可能提高汉语水平，注重融入当地文化，以学辅教，并在晚清时期开始办报办学，著书译书，成就颇多。
和耶稣会士一样，新教传教士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对这个东方古国抱有强烈的兴趣，中国再度成为传教士研究和写作的主题。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在晚清时期新教传教士则担任了重要角色，形成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二个高潮。这次高潮同明清之际相比，广度、深度、影响等都大大超过了前者。自马礼逊之后，新教传教士也陆续涌现出一批享有盛名的汉学家，英国有理雅各（James Legg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艾约瑟（Joseph Edkins）、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美国以裨治文、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为代表。
与前两个世纪天主教传教士的语言学习相比较，19世纪新教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有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英语语法的影响逐渐增强。1815年，马礼逊比照英语语法写作《通用汉言之法》后，类似作品相继出现，以英语国家为对象而写的汉语语法逐渐增多，最终成为主流。
第二，注重口语的趋势日益显著。耶稣会传教士以结交士大夫阶层为要务，尽可能取得皇帝的信任，试图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开展传教事业。相较而言，新教是一种平民性质的教派，着眼于在百姓大众中推广教义。传教方针的差异也给语言学习和研究带来很大影响。耶稣会士大多用典雅的文言写作中文书籍，而基督教新教教士们则重视口语和方言，取得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成就，至今仍有一定学术价值。
第三，学术色彩逐渐浓厚。传教士的汉语研究中引进了欧洲最新的学术进展；传教士纷纷加入欧洲各大专业学会，积极参与学术界的研讨；还有的退休后到欧美大学任教。英国最早的中国通小斯当东向伦敦大学捐赠马礼逊藏书推动了英国第一个汉学讲座的开设，理雅各回国后在牛津担任汉学教授；耶鲁大学聘请了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作为汉学教授。英国和美国的汉学从此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蕴藏在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中，任何外来文化想要真正融入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跨越的就是汉语这道长城。当明清时期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时，来华传教士努力去掌握这门艰深的语言，翻经译典，著书立说，以此作为沟通中西的桥梁与纽带。尽管其根本目的是为传教，但却带来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开启了近代西人对汉语的学习与研究进程。四百余年来，他们留下了数百部汉外双语字典、汉语语法、汉语教材和文选读本等珍贵文献。这些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仅丰富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内容，而且对于近代以来汉语语法学、词汇学和音韵学的本体研究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注释」
①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3页。
②[意]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144页。
③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页。
④舌人就是当时的翻译。
⑤转引自林金水、吴巍巍：《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