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1日，两弹一星元勋、世界著名的光学家王大珩先生与世长辞。在离开人世的刹那，王老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所热爱的光学事业和人们对他关于“中国光学之父”的称谓。对于这一称谓，王老是始终不肯接受的。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的科研仪器，而美英等国却限制先进的科研仪器出口中国。这时，刚从英国回来不久的王大珩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负责研究制造科研仪器需要的光学玻璃。
　　光学玻璃的制造工艺相当复杂，王大珩只能一切从零开始。他带领科研人员，研究数据、选取材料、建造工厂。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第一个光学玻璃熔炉建成出炉。有了光学玻璃，王大珩一鼓作气，研制出了天文望远镜、电子显微镜、激光器等八种光学仪器，加之光学玻璃，它们被科学界称之为“八大件一个汤”。 这“八大件一个汤” 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中国的生物、航天、海洋、军事等科学研究安上了探索的“眼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决定自己研制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而原子弹、氢弹如何能够准确命中目标？卫星如何能拍摄地球图片资料？又如何能完成其他飞行器的监测跟踪？这些问题都需要光学仪器来完成。王大珩以百倍的勇气接受了这些任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保障了“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王大珩也因此被授予“两弹一星”奖章，被科学界称之为“中国光学之父”。
　　王大珩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是，他却把自己的名利看得很淡。一次，一所高校请他去作报告。在报告会上，他给学生们讲中国光学发展的艰难历程、讲创业的艰苦条件、讲同志们的奉献、讲团队的精神……对于自己的成绩，他却闭口不谈，这让同学们感到奇怪。报告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有同学给他递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作为“中国光学之父”、“两弹一星”奖章获得者，请您谈谈对中国光学事业的贡献。王大珩看了看纸条，激动地站了起来。他手持话筒，大声道：“首先，我纠正一下这位同学对我的称谓。他把我称为‘中国光学之父’，这种称谓是光学界的部分同事私下认为的。这是不准确的、不负责的，我个人也是不接受的。成绩是大家的，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我只是一根火柴，点亮了中国光学前进的火炬，根本称不上什么‘中国光学之父’！”同学们深深地被王大珩的博大胸襟所感动，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2009年12月，中国光学科技馆召开科学领域论证会，王大珩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参加这个会议。他亲自写了一封信，让秘书蔡恒元递交给大会主席。王大珩在信中说，有一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现在，许多人称我为“中国光学之父”，我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我的成绩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形成的，这是大家的成绩，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再说，如果称我为“中国光学之父”，那么，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该如何称呼？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这就是王大珩。他用“光”改变了中国，可是，他却坚决不接受“中国光学之父”的称谓。他就像一根火柴，擦出了火花，点亮了别人，而心中却唯独没有自己！
　　编辑 邱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