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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戏是我和社会接触的方式
“见到生人会局促，讲起话来有些笨拙，一拍戏马上陷入焦灼，需要不停吸烟，靠药物来维持睡眠。”这是许鞍华平时的状态。作为在文化夹缝中寻找自我的香港人，许鞍华常常以“边缘人”的身份自居，她靠拍戏来养活自己，并热衷于发现那些跟自己处境相似的角色。
在许鞍华导演的影片中，女性角色往往都与困境结缘，《女人，四十》中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阿娥、《桃姐》中性格倔强且老病缠身的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中做工供弟弟們读书的港妹阿贵，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女性形象，都在默默承担生活。但许鞍华发现了她们内心涌动的暗流，精准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风暴。她以镜头来为这些人勾勒群像，虽然不看方向，不赶时髦，却自成一种潮流。
许鞍华的同辈人中，有人全盘西化，有人固守传统。她两者都喜欢，一边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一边从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里寻找对古老中国的诗意想象，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受熏染，让她的感受更加丰富。而在她的少年时代，母亲完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她寡言少语，不关心家人与世事，终日靠打牌消磨时光。因此许鞍华常常觉得母亲的角色形同虚设。直到很久以后，她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的事。“当时她的处境很微妙很尴尬，日本人不接受她嫁给中国人，公婆怕她给家里丢脸，对外谎称她是东北人。所以她尽可能地少说话，在沉默中捱过一天又一天。”了解到母亲的困境后，许鞍华唏嘘不已。后来，她特意拍了电影《客途秋恨》来追寻这段往事，虽然票房惨淡，却意外修复了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现在六十多岁的许鞍华与八十多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二人租房而居，乘地铁出行，宛如一对亲密的老姐妹。
不拍戏的日子，许鞍华看书、看戏、看剧本，偶尔找人聊天。对自己的处境，她有着清醒的了解：“老实讲，我喜欢拍戏，这是我和社会、和人接触的方式。如果不是拍戏，谁会理我？我认识很多人，但我的交际圈很窄，别人觉得我孤独，但我认为这是自由。”
许鞍华曾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学生，但大学生涯并未带给她愉悦感。港大是殖民地贵族学校，讲究仪式感，常有高桌晚宴。那些在她看来装腔作势的舞会、拿新生开涮的游戏，都让她不舒服。读研究生时，她经常被论文折磨得憔悴不堪，只好靠看午夜场电影打发时光，导师因此揶揄她不如改学电影。当时电影很冷门，极少有人选择这个行业，但许鞍华决定赌一把，直至彻底坐上了命运的赌台。“我觉得我拍戏的心态有一点像赌徒，而且是一直不肯离台的那种。输输输，赌到输得差不多，我赢了一把，但我赢完又输，不行，我要赢回本钱才走，翻本了之后又觉得不够，要再多赢点。”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从业经历。
做个永恒的老女孩
当了赌徒，就要面对输赢，并且总是输的时候居多。虽然许鞍华有过如日中天的时代，曾经四夺香港电影金像奖，三夺台湾电影金马奖，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为拍片资金而烦恼。“我的每一部片子都找不到投资。胎死腹中是常事，我的经验是，五套戏才有一套可以拍成。”就算是那些拍摄完成的作品，也往往良莠不齐，好的自然是名利双收，但收不回成本乃至票房惨败的作品也比比皆是。还有那么一部分戏，水准差到就算最好的朋友也不敢相信是出自她的手笔。对这些她看得很开：“我做一件事不是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创作本来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自由，我拥有这种自由已经够了，别的事情就不归我管啦。”
穷的时候，许鞍华并不排斥接拍广告，但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因为广告公司不喜欢找名气太大的导演拍广告，觉得这种人酬劳高，而且难伺候。因此许鞍华几年中也只接过一条广告。有人建议她拍商业片赚钱，她又不肯，因为“拍广告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只要不是找大明星拍洗发水那类广告我都做得心安理得，但是如果电影掺杂了商业动机，那拍戏就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了”。正因为这种对电影的执念，常常令她陷入特别失败特别难堪的境地，她会四处喊穷，但又似乎穷得心安理得。所以老搭档编剧李樯说：“我疑心许鞍华是故意让自己处在穷这个频道上的。她需要金钱，又抗拒有钱，是个真正的矛盾体。”
在香港，不及许鞍华的导演都有自己的团队，她却一直未能带出自家班底，对拍戏以外的其他环节也毫无头绪，唯一骄傲的是能将投资人的钱管得妥妥当当。这种做派也延伸到了她的生活中。生活中的许鞍华不会煮饭不会理财，对家务的生疏程度堪比张爱玲，而对电影的过分专注又使她错过了婚姻。因此当衰老来袭的时候，年龄带来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她特意跑去老人院观察那些老无所依的人，想象自己住进去之后的样子，开始害怕到颤栗。后来拍了《桃姐》，这些恐惧反倒慢慢消融了，变成了生命里自然而然的事。她已经可以很轻松地跟人聊自己对暮年的设想：“白天在外面拍戏，晚上回老人院，好好笑……”这种好笑，用反复出现在她某部电影里的一句唱词来诠释，就是：“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
许鞍华年过六旬，依然在用二十多岁女孩子的方式生活，她穿球鞋，理着蘑菇头，延续着年轻时的思维方式，不计后果地追随内心。她甚至刻意回避着成功，并直言：“成功是一个跟我很不搭的词，太舒服的生活要小心，不能沉迷。”这使她成为了永恒的老女孩，也让她和她的电影自成一派。
没有前程也就没了负累
许鞍华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法国电影，讲述的是两个法国女孩的遭遇：她们一个从乡下来，一个在城市，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分享彼此的经历，又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影片的末尾以一个女孩的死亡收尾。后来许鞍华忘记了影片的姓名，却对它的叙事方式念念不忘。她告诉自己，也要讲个那样的故事。
许鞍华对萧红和丁玲发生了兴趣，两人同是女作家，身处同一个时代，彼此相识，但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选择。因此，她一直计划拍一拍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丁玲的题材做不成了，许鞍华便将重心放在了萧红的身上。许鞍华出生于东北，跟萧红是同乡，两人也都跟香港有着不解之缘。萧红的内心世界，许鞍华并不十分了解，但直觉告诉她，这个题材值得去做，“做这些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紧迫感，因为年龄摆在那里，生命这么无常，我的很多同行都没有闯过60岁大关。但这种情况又让我觉得轻松，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我已经没有前程了，没有前程也就没有负累，我可以只选自己想做的事情来做。”
后来《黄金时代》的剧本完成，争取投资的过程却一波三折，剧本还曾在武汉失窃，种种迹象暗示许鞍华：这不会是一部特别成功的电影，但她乐意做这个文艺实验。
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樯的黄金组合，再加上几个主人公的魅力，很快形成了天然的凝聚力，聚合了圈内文艺大腕，但直到剧组开工，许鞍华都不知道怎样去呈现萧红的故事。后来她干脆用了最笨的方法，通过开放式的讲述来呈现。对于那些争议性的片段，她就以争议性的方式呈现，让谜团永归谜团，让沉闷的桥段保持沉闷。于是，电影史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大段大段的介绍与独白时而夹杂当事人回忆往事时的一两声叹息，穿插着不算连贯的片段，让相当一部分观影者昏昏欲睡，也让另一部分观众叹为观止。
这样任性的尝试自然难以带来票房上的胜利，影片投资6500万元，但票房只有4000万元，可许鞍华除了对投资商感到抱歉，心中并无太多遗憾。她坦言《黄金时代》体现了自己全部的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这就已经足够了。
拍完《黄金时代》，并凭此片获得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许鞍华依旧是不从容的许鞍华，她计划着拍电影直到拍不动为止。之后，她会面临什么，他人不得而知，她自己也不甚关注。但至少现在，她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他人眼中最好的东西，这是她的权利。
“见到生人会局促，讲起话来有些笨拙，一拍戏马上陷入焦灼，需要不停吸烟，靠药物来维持睡眠。”这是许鞍华平时的状态。作为在文化夹缝中寻找自我的香港人，许鞍华常常以“边缘人”的身份自居，她靠拍戏来养活自己，并热衷于发现那些跟自己处境相似的角色。
在许鞍华导演的影片中，女性角色往往都与困境结缘，《女人，四十》中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阿娥、《桃姐》中性格倔强且老病缠身的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中做工供弟弟們读书的港妹阿贵，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女性形象，都在默默承担生活。但许鞍华发现了她们内心涌动的暗流，精准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风暴。她以镜头来为这些人勾勒群像，虽然不看方向，不赶时髦，却自成一种潮流。
许鞍华的同辈人中，有人全盘西化，有人固守传统。她两者都喜欢，一边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一边从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里寻找对古老中国的诗意想象，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受熏染，让她的感受更加丰富。而在她的少年时代，母亲完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她寡言少语，不关心家人与世事，终日靠打牌消磨时光。因此许鞍华常常觉得母亲的角色形同虚设。直到很久以后，她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的事。“当时她的处境很微妙很尴尬，日本人不接受她嫁给中国人，公婆怕她给家里丢脸，对外谎称她是东北人。所以她尽可能地少说话，在沉默中捱过一天又一天。”了解到母亲的困境后，许鞍华唏嘘不已。后来，她特意拍了电影《客途秋恨》来追寻这段往事，虽然票房惨淡，却意外修复了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现在六十多岁的许鞍华与八十多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二人租房而居，乘地铁出行，宛如一对亲密的老姐妹。
不拍戏的日子，许鞍华看书、看戏、看剧本，偶尔找人聊天。对自己的处境，她有着清醒的了解：“老实讲，我喜欢拍戏，这是我和社会、和人接触的方式。如果不是拍戏，谁会理我？我认识很多人，但我的交际圈很窄，别人觉得我孤独，但我认为这是自由。”
许鞍华曾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学生，但大学生涯并未带给她愉悦感。港大是殖民地贵族学校，讲究仪式感，常有高桌晚宴。那些在她看来装腔作势的舞会、拿新生开涮的游戏，都让她不舒服。读研究生时，她经常被论文折磨得憔悴不堪，只好靠看午夜场电影打发时光，导师因此揶揄她不如改学电影。当时电影很冷门，极少有人选择这个行业，但许鞍华决定赌一把，直至彻底坐上了命运的赌台。“我觉得我拍戏的心态有一点像赌徒，而且是一直不肯离台的那种。输输输，赌到输得差不多，我赢了一把，但我赢完又输，不行，我要赢回本钱才走，翻本了之后又觉得不够，要再多赢点。”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从业经历。
做个永恒的老女孩
当了赌徒，就要面对输赢，并且总是输的时候居多。虽然许鞍华有过如日中天的时代，曾经四夺香港电影金像奖，三夺台湾电影金马奖，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为拍片资金而烦恼。“我的每一部片子都找不到投资。胎死腹中是常事，我的经验是，五套戏才有一套可以拍成。”就算是那些拍摄完成的作品，也往往良莠不齐，好的自然是名利双收，但收不回成本乃至票房惨败的作品也比比皆是。还有那么一部分戏，水准差到就算最好的朋友也不敢相信是出自她的手笔。对这些她看得很开：“我做一件事不是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创作本来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自由，我拥有这种自由已经够了，别的事情就不归我管啦。”
穷的时候，许鞍华并不排斥接拍广告，但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因为广告公司不喜欢找名气太大的导演拍广告，觉得这种人酬劳高，而且难伺候。因此许鞍华几年中也只接过一条广告。有人建议她拍商业片赚钱，她又不肯，因为“拍广告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只要不是找大明星拍洗发水那类广告我都做得心安理得，但是如果电影掺杂了商业动机，那拍戏就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了”。正因为这种对电影的执念，常常令她陷入特别失败特别难堪的境地，她会四处喊穷，但又似乎穷得心安理得。所以老搭档编剧李樯说：“我疑心许鞍华是故意让自己处在穷这个频道上的。她需要金钱，又抗拒有钱，是个真正的矛盾体。”
在香港，不及许鞍华的导演都有自己的团队，她却一直未能带出自家班底，对拍戏以外的其他环节也毫无头绪，唯一骄傲的是能将投资人的钱管得妥妥当当。这种做派也延伸到了她的生活中。生活中的许鞍华不会煮饭不会理财，对家务的生疏程度堪比张爱玲，而对电影的过分专注又使她错过了婚姻。因此当衰老来袭的时候，年龄带来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她特意跑去老人院观察那些老无所依的人，想象自己住进去之后的样子，开始害怕到颤栗。后来拍了《桃姐》，这些恐惧反倒慢慢消融了，变成了生命里自然而然的事。她已经可以很轻松地跟人聊自己对暮年的设想：“白天在外面拍戏，晚上回老人院，好好笑……”这种好笑，用反复出现在她某部电影里的一句唱词来诠释，就是：“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
许鞍华年过六旬，依然在用二十多岁女孩子的方式生活，她穿球鞋，理着蘑菇头，延续着年轻时的思维方式，不计后果地追随内心。她甚至刻意回避着成功，并直言：“成功是一个跟我很不搭的词，太舒服的生活要小心，不能沉迷。”这使她成为了永恒的老女孩，也让她和她的电影自成一派。
没有前程也就没了负累
许鞍华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法国电影，讲述的是两个法国女孩的遭遇：她们一个从乡下来，一个在城市，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分享彼此的经历，又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影片的末尾以一个女孩的死亡收尾。后来许鞍华忘记了影片的姓名，却对它的叙事方式念念不忘。她告诉自己，也要讲个那样的故事。
许鞍华对萧红和丁玲发生了兴趣，两人同是女作家，身处同一个时代，彼此相识，但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选择。因此，她一直计划拍一拍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丁玲的题材做不成了，许鞍华便将重心放在了萧红的身上。许鞍华出生于东北，跟萧红是同乡，两人也都跟香港有着不解之缘。萧红的内心世界，许鞍华并不十分了解，但直觉告诉她，这个题材值得去做，“做这些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紧迫感，因为年龄摆在那里，生命这么无常，我的很多同行都没有闯过60岁大关。但这种情况又让我觉得轻松，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我已经没有前程了，没有前程也就没有负累，我可以只选自己想做的事情来做。”
后来《黄金时代》的剧本完成，争取投资的过程却一波三折，剧本还曾在武汉失窃，种种迹象暗示许鞍华：这不会是一部特别成功的电影，但她乐意做这个文艺实验。
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樯的黄金组合，再加上几个主人公的魅力，很快形成了天然的凝聚力，聚合了圈内文艺大腕，但直到剧组开工，许鞍华都不知道怎样去呈现萧红的故事。后来她干脆用了最笨的方法，通过开放式的讲述来呈现。对于那些争议性的片段，她就以争议性的方式呈现，让谜团永归谜团，让沉闷的桥段保持沉闷。于是，电影史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大段大段的介绍与独白时而夹杂当事人回忆往事时的一两声叹息，穿插着不算连贯的片段，让相当一部分观影者昏昏欲睡，也让另一部分观众叹为观止。
这样任性的尝试自然难以带来票房上的胜利，影片投资6500万元，但票房只有4000万元，可许鞍华除了对投资商感到抱歉，心中并无太多遗憾。她坦言《黄金时代》体现了自己全部的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这就已经足够了。
拍完《黄金时代》，并凭此片获得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许鞍华依旧是不从容的许鞍华，她计划着拍电影直到拍不动为止。之后，她会面临什么，他人不得而知，她自己也不甚关注。但至少现在，她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他人眼中最好的东西，这是她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