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拍戏是我和社会接触的方式
“见到生人会局促,讲起话来有些笨拙,一拍戏马上陷入焦灼,需要不停吸烟,靠药物来维持睡眠。”这是许鞍华平时的状态。作为在文化夹缝中寻找自我的香港人,许鞍华常常以“边缘人”的身份自居,她靠拍戏来养活自己,并热衷于发现那些跟自己处境相似的角色。
在许鞍华导演的影片中,女性角色往往都与困境结缘,《女人,四十》中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阿娥、《桃姐》中性格倔强且老病缠身的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中做工供弟弟們读书的港妹阿贵,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女性形象,都在默默承担生活。但许鞍华发现了她们内心涌动的暗流,精准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风暴。她以镜头来为这些人勾勒群像,虽然不看方向,不赶时髦,却自成一种潮流。
许鞍华的同辈人中,有人全盘西化,有人固守传统。她两者都喜欢,一边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一边从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里寻找对古老中国的诗意想象,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受熏染,让她的感受更加丰富。而在她的少年时代,母亲完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她寡言少语,不关心家人与世事,终日靠打牌消磨时光。因此许鞍华常常觉得母亲的角色形同虚设。直到很久以后,她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的事。“当时她的处境很微妙很尴尬,日本人不接受她嫁给中国人,公婆怕她给家里丢脸,对外谎称她是东北人。所以她尽可能地少说话,在沉默中捱过一天又一天。”了解到母亲的困境后,许鞍华唏嘘不已。后来,她特意拍了电影《客途秋恨》来追寻这段往事,虽然票房惨淡,却意外修复了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现在六十多岁的许鞍华与八十多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二人租房而居,乘地铁出行,宛如一对亲密的老姐妹。
不拍戏的日子,许鞍华看书、看戏、看剧本,偶尔找人聊天。对自己的处境,她有着清醒的了解:“老实讲,我喜欢拍戏,这是我和社会、和人接触的方式。如果不是拍戏,谁会理我?我认识很多人,但我的交际圈很窄,别人觉得我孤独,但我认为这是自由。”
许鞍华曾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学生,但大学生涯并未带给她愉悦感。港大是殖民地贵族学校,讲究仪式感,常有高桌晚宴。那些在她看来装腔作势的舞会、拿新生开涮的游戏,都让她不舒服。读研究生时,她经常被论文折磨得憔悴不堪,只好靠看午夜场电影打发时光,导师因此揶揄她不如改学电影。当时电影很冷门,极少有人选择这个行业,但许鞍华决定赌一把,直至彻底坐上了命运的赌台。“我觉得我拍戏的心态有一点像赌徒,而且是一直不肯离台的那种。输输输,赌到输得差不多,我赢了一把,但我赢完又输,不行,我要赢回本钱才走,翻本了之后又觉得不够,要再多赢点。”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从业经历。
做个永恒的老女孩
当了赌徒,就要面对输赢,并且总是输的时候居多。虽然许鞍华有过如日中天的时代,曾经四夺香港电影金像奖,三夺台湾电影金马奖,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为拍片资金而烦恼。“我的每一部片子都找不到投资。胎死腹中是常事,我的经验是,五套戏才有一套可以拍成。”就算是那些拍摄完成的作品,也往往良莠不齐,好的自然是名利双收,但收不回成本乃至票房惨败的作品也比比皆是。还有那么一部分戏,水准差到就算最好的朋友也不敢相信是出自她的手笔。对这些她看得很开:“我做一件事不是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创作本来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自由,我拥有这种自由已经够了,别的事情就不归我管啦。”
穷的时候,许鞍华并不排斥接拍广告,但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因为广告公司不喜欢找名气太大的导演拍广告,觉得这种人酬劳高,而且难伺候。因此许鞍华几年中也只接过一条广告。有人建议她拍商业片赚钱,她又不肯,因为“拍广告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只要不是找大明星拍洗发水那类广告我都做得心安理得,但是如果电影掺杂了商业动机,那拍戏就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了”。正因为这种对电影的执念,常常令她陷入特别失败特别难堪的境地,她会四处喊穷,但又似乎穷得心安理得。所以老搭档编剧李樯说:“我疑心许鞍华是故意让自己处在穷这个频道上的。她需要金钱,又抗拒有钱,是个真正的矛盾体。”
在香港,不及许鞍华的导演都有自己的团队,她却一直未能带出自家班底,对拍戏以外的其他环节也毫无头绪,唯一骄傲的是能将投资人的钱管得妥妥当当。这种做派也延伸到了她的生活中。生活中的许鞍华不会煮饭不会理财,对家务的生疏程度堪比张爱玲,而对电影的过分专注又使她错过了婚姻。因此当衰老来袭的时候,年龄带来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她特意跑去老人院观察那些老无所依的人,想象自己住进去之后的样子,开始害怕到颤栗。后来拍了《桃姐》,这些恐惧反倒慢慢消融了,变成了生命里自然而然的事。她已经可以很轻松地跟人聊自己对暮年的设想:“白天在外面拍戏,晚上回老人院,好好笑……”这种好笑,用反复出现在她某部电影里的一句唱词来诠释,就是:“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
许鞍华年过六旬,依然在用二十多岁女孩子的方式生活,她穿球鞋,理着蘑菇头,延续着年轻时的思维方式,不计后果地追随内心。她甚至刻意回避着成功,并直言:“成功是一个跟我很不搭的词,太舒服的生活要小心,不能沉迷。”这使她成为了永恒的老女孩,也让她和她的电影自成一派。
没有前程也就没了负累
许鞍华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法国电影,讲述的是两个法国女孩的遭遇:她们一个从乡下来,一个在城市,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分享彼此的经历,又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影片的末尾以一个女孩的死亡收尾。后来许鞍华忘记了影片的姓名,却对它的叙事方式念念不忘。她告诉自己,也要讲个那样的故事。
许鞍华对萧红和丁玲发生了兴趣,两人同是女作家,身处同一个时代,彼此相识,但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选择。因此,她一直计划拍一拍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丁玲的题材做不成了,许鞍华便将重心放在了萧红的身上。许鞍华出生于东北,跟萧红是同乡,两人也都跟香港有着不解之缘。萧红的内心世界,许鞍华并不十分了解,但直觉告诉她,这个题材值得去做,“做这些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紧迫感,因为年龄摆在那里,生命这么无常,我的很多同行都没有闯过60岁大关。但这种情况又让我觉得轻松,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我已经没有前程了,没有前程也就没有负累,我可以只选自己想做的事情来做。”
后来《黄金时代》的剧本完成,争取投资的过程却一波三折,剧本还曾在武汉失窃,种种迹象暗示许鞍华:这不会是一部特别成功的电影,但她乐意做这个文艺实验。
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樯的黄金组合,再加上几个主人公的魅力,很快形成了天然的凝聚力,聚合了圈内文艺大腕,但直到剧组开工,许鞍华都不知道怎样去呈现萧红的故事。后来她干脆用了最笨的方法,通过开放式的讲述来呈现。对于那些争议性的片段,她就以争议性的方式呈现,让谜团永归谜团,让沉闷的桥段保持沉闷。于是,电影史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大段大段的介绍与独白时而夹杂当事人回忆往事时的一两声叹息,穿插着不算连贯的片段,让相当一部分观影者昏昏欲睡,也让另一部分观众叹为观止。
这样任性的尝试自然难以带来票房上的胜利,影片投资6500万元,但票房只有4000万元,可许鞍华除了对投资商感到抱歉,心中并无太多遗憾。她坦言《黄金时代》体现了自己全部的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这就已经足够了。
拍完《黄金时代》,并凭此片获得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许鞍华依旧是不从容的许鞍华,她计划着拍电影直到拍不动为止。之后,她会面临什么,他人不得而知,她自己也不甚关注。但至少现在,她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他人眼中最好的东西,这是她的权利。
“见到生人会局促,讲起话来有些笨拙,一拍戏马上陷入焦灼,需要不停吸烟,靠药物来维持睡眠。”这是许鞍华平时的状态。作为在文化夹缝中寻找自我的香港人,许鞍华常常以“边缘人”的身份自居,她靠拍戏来养活自己,并热衷于发现那些跟自己处境相似的角色。
在许鞍华导演的影片中,女性角色往往都与困境结缘,《女人,四十》中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阿娥、《桃姐》中性格倔强且老病缠身的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中做工供弟弟們读书的港妹阿贵,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女性形象,都在默默承担生活。但许鞍华发现了她们内心涌动的暗流,精准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风暴。她以镜头来为这些人勾勒群像,虽然不看方向,不赶时髦,却自成一种潮流。
许鞍华的同辈人中,有人全盘西化,有人固守传统。她两者都喜欢,一边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一边从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里寻找对古老中国的诗意想象,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受熏染,让她的感受更加丰富。而在她的少年时代,母亲完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她寡言少语,不关心家人与世事,终日靠打牌消磨时光。因此许鞍华常常觉得母亲的角色形同虚设。直到很久以后,她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的事。“当时她的处境很微妙很尴尬,日本人不接受她嫁给中国人,公婆怕她给家里丢脸,对外谎称她是东北人。所以她尽可能地少说话,在沉默中捱过一天又一天。”了解到母亲的困境后,许鞍华唏嘘不已。后来,她特意拍了电影《客途秋恨》来追寻这段往事,虽然票房惨淡,却意外修复了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现在六十多岁的许鞍华与八十多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二人租房而居,乘地铁出行,宛如一对亲密的老姐妹。
不拍戏的日子,许鞍华看书、看戏、看剧本,偶尔找人聊天。对自己的处境,她有着清醒的了解:“老实讲,我喜欢拍戏,这是我和社会、和人接触的方式。如果不是拍戏,谁会理我?我认识很多人,但我的交际圈很窄,别人觉得我孤独,但我认为这是自由。”
许鞍华曾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学生,但大学生涯并未带给她愉悦感。港大是殖民地贵族学校,讲究仪式感,常有高桌晚宴。那些在她看来装腔作势的舞会、拿新生开涮的游戏,都让她不舒服。读研究生时,她经常被论文折磨得憔悴不堪,只好靠看午夜场电影打发时光,导师因此揶揄她不如改学电影。当时电影很冷门,极少有人选择这个行业,但许鞍华决定赌一把,直至彻底坐上了命运的赌台。“我觉得我拍戏的心态有一点像赌徒,而且是一直不肯离台的那种。输输输,赌到输得差不多,我赢了一把,但我赢完又输,不行,我要赢回本钱才走,翻本了之后又觉得不够,要再多赢点。”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从业经历。
做个永恒的老女孩
当了赌徒,就要面对输赢,并且总是输的时候居多。虽然许鞍华有过如日中天的时代,曾经四夺香港电影金像奖,三夺台湾电影金马奖,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为拍片资金而烦恼。“我的每一部片子都找不到投资。胎死腹中是常事,我的经验是,五套戏才有一套可以拍成。”就算是那些拍摄完成的作品,也往往良莠不齐,好的自然是名利双收,但收不回成本乃至票房惨败的作品也比比皆是。还有那么一部分戏,水准差到就算最好的朋友也不敢相信是出自她的手笔。对这些她看得很开:“我做一件事不是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创作本来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自由,我拥有这种自由已经够了,别的事情就不归我管啦。”
穷的时候,许鞍华并不排斥接拍广告,但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因为广告公司不喜欢找名气太大的导演拍广告,觉得这种人酬劳高,而且难伺候。因此许鞍华几年中也只接过一条广告。有人建议她拍商业片赚钱,她又不肯,因为“拍广告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只要不是找大明星拍洗发水那类广告我都做得心安理得,但是如果电影掺杂了商业动机,那拍戏就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了”。正因为这种对电影的执念,常常令她陷入特别失败特别难堪的境地,她会四处喊穷,但又似乎穷得心安理得。所以老搭档编剧李樯说:“我疑心许鞍华是故意让自己处在穷这个频道上的。她需要金钱,又抗拒有钱,是个真正的矛盾体。”
在香港,不及许鞍华的导演都有自己的团队,她却一直未能带出自家班底,对拍戏以外的其他环节也毫无头绪,唯一骄傲的是能将投资人的钱管得妥妥当当。这种做派也延伸到了她的生活中。生活中的许鞍华不会煮饭不会理财,对家务的生疏程度堪比张爱玲,而对电影的过分专注又使她错过了婚姻。因此当衰老来袭的时候,年龄带来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她特意跑去老人院观察那些老无所依的人,想象自己住进去之后的样子,开始害怕到颤栗。后来拍了《桃姐》,这些恐惧反倒慢慢消融了,变成了生命里自然而然的事。她已经可以很轻松地跟人聊自己对暮年的设想:“白天在外面拍戏,晚上回老人院,好好笑……”这种好笑,用反复出现在她某部电影里的一句唱词来诠释,就是:“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
许鞍华年过六旬,依然在用二十多岁女孩子的方式生活,她穿球鞋,理着蘑菇头,延续着年轻时的思维方式,不计后果地追随内心。她甚至刻意回避着成功,并直言:“成功是一个跟我很不搭的词,太舒服的生活要小心,不能沉迷。”这使她成为了永恒的老女孩,也让她和她的电影自成一派。
没有前程也就没了负累
许鞍华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法国电影,讲述的是两个法国女孩的遭遇:她们一个从乡下来,一个在城市,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分享彼此的经历,又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影片的末尾以一个女孩的死亡收尾。后来许鞍华忘记了影片的姓名,却对它的叙事方式念念不忘。她告诉自己,也要讲个那样的故事。
许鞍华对萧红和丁玲发生了兴趣,两人同是女作家,身处同一个时代,彼此相识,但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选择。因此,她一直计划拍一拍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丁玲的题材做不成了,许鞍华便将重心放在了萧红的身上。许鞍华出生于东北,跟萧红是同乡,两人也都跟香港有着不解之缘。萧红的内心世界,许鞍华并不十分了解,但直觉告诉她,这个题材值得去做,“做这些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紧迫感,因为年龄摆在那里,生命这么无常,我的很多同行都没有闯过60岁大关。但这种情况又让我觉得轻松,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我已经没有前程了,没有前程也就没有负累,我可以只选自己想做的事情来做。”
后来《黄金时代》的剧本完成,争取投资的过程却一波三折,剧本还曾在武汉失窃,种种迹象暗示许鞍华:这不会是一部特别成功的电影,但她乐意做这个文艺实验。
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樯的黄金组合,再加上几个主人公的魅力,很快形成了天然的凝聚力,聚合了圈内文艺大腕,但直到剧组开工,许鞍华都不知道怎样去呈现萧红的故事。后来她干脆用了最笨的方法,通过开放式的讲述来呈现。对于那些争议性的片段,她就以争议性的方式呈现,让谜团永归谜团,让沉闷的桥段保持沉闷。于是,电影史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大段大段的介绍与独白时而夹杂当事人回忆往事时的一两声叹息,穿插着不算连贯的片段,让相当一部分观影者昏昏欲睡,也让另一部分观众叹为观止。
这样任性的尝试自然难以带来票房上的胜利,影片投资6500万元,但票房只有4000万元,可许鞍华除了对投资商感到抱歉,心中并无太多遗憾。她坦言《黄金时代》体现了自己全部的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这就已经足够了。
拍完《黄金时代》,并凭此片获得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许鞍华依旧是不从容的许鞍华,她计划着拍电影直到拍不动为止。之后,她会面临什么,他人不得而知,她自己也不甚关注。但至少现在,她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他人眼中最好的东西,这是她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