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雅可陶冶性情，俗可炫耀财富，且至雅的形式可以掩盖至俗的目的。官员收受雅贿等谋私行为，在风雅的名义下得到了较好的掩护。中国是人情社会，馈赠礼物是传达人情、拉近关系的传统方式。有长物之好的官吏将灰色收入换成“古玩”、“时玩”，或收受下级和商贾馈赠的书画、珍玩，进行权钱交易。
　　明成弘时期，苏州籍名臣吴宽位高权重，他与吴派书画家沈周交情深厚。沈周以作品赠他，吴宽在沈周画作上题诗，为之延誉，一时间社会上尽知吴宽喜爱沈周的画，那些求见吴宽办事的人多携沈周画作相赠，致使来沈家求画者络绎不绝，沈周不堪其苦。
　　沈周在《石田稿》中无奈地自嘲，原来自己的画作本身不足為贵，只是借助了吴太史的爱重才声名鹊起。“匏庵吴太史偶见予画，喜为题志一过。以故吴人有求于太史（吴宽）者，辄来求予画以饵之，遂使予之客座无虚日，每叹为太史所苦。昨日卞退之言，太史云为予画相累，稠叠可厌。虽然，不知予累太史耶？太史累予耶？姑致诸一笑。今景和又持是幅所题绝句索和，此又累外生累。吁！予画不足重，岂太史之见借乎？景和装潢成轴，袭而收之，是爱屋上乌也。’”
　　嘉万时期，古画奇珍等还被折充作武官岁禄、公侯月俸等。“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另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郭忠恕《越王宫殿》，向为严分宜物，后籍没。朱节庵国公以折俸得之，流传至余处。”又“明宣窑祭红朱霞映雪鱼耳彝炉，彝炉式仿绍兴鉴古图中款制也，纯缘以下悉填祭红，其色艳若朱霞，趺足以上，填以白釉，素如积雪，红白交映，眩耀眉目，真历代名瓷之首冠也。周身粟文隐起，稀世之奇珍也。余见于南都中府都督朱公希孝（郭葆昌注：朱希孝，明怀远人，官至后军都督府左都督加太保。虽为将，而好读书，精鉴赏，收藏甚富。）家，云‘原出内府，以折公侯月俸者，公以三百金得之，今虽悬千金购求亦不可得矣。’”（图1）书画、奇器等既可折作俸银，又可充当礼品，因其经济价值具有较大模糊度，无法核定出绝对价格，其隐蔽性使送者安心，受者坦然。那些经商起家的大富豪“所挟者重，所得者末”，为了寻求靠山，“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雅贿”之风迅速蔓延，很快成为交通上官和权贵的利器。“严氏被籍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佰之矣。”这段文字记述了严嵩被籍古玩奇珍的流向，其中有不算贪官的张居正对雅贿也不拒绝的记载。
　　又见王世贞《觚不觚录》：“分宜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致。其最后乃始及法书名画，盖始以免俗，且斗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总督抚按之势以胁之。至有破家殒命者，而价亦骤长。分宜败什九入天府，后复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夺巧取，所畜之富，几与分宜埒。后殁，而其最精者十二归江陵。江陵受他馈遗亦如之，然不能当分宜之半计，今籍矣。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自当平也。”
　　商人身份的项元汴在与江南地方和两京官员的交往中，常进行艺术品交易，交易记录显示为“十金”、“二十四金”、“二十金”等，不排除有官员将雅贿所得物品在项元汴处高价“兑现洗钱”，元汴居中充当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防火墙”的角色。他与官员间这种微妙关系，是其在上层社会拥有广阔人脉的原因之一。作为回报，行贿者和受贿者也利用手中职权和掌控的资源，为项元汴的事业发展提供便利。有些官员甚至公然在办公衙署向项元汴展示自己的藏品，“明宣窑青花象尊，象尊仿考古图中款式也，高低大小如图。案三礼图云：‘太社之祭，用两象尊。’夫象为南越大兽，能负千钧，其齿闻雷而生文藻，解人语。以之著尊，取其柔远来宾之意也。今虽不以用之太社，陶甄为器，存古意耳。尊可盛酒三升，其制作之精，色泽之美，宣窑之上乘也。余见于南都陶司成署中。”（图2）“明宣窑祭红斗笠杯，杯制不知何仿，高低大小如图。釉色白如羊脂，祭红之色，赤如猩血。而螭龙之象，蜿蜒如生。杯之周身，细描云气，飘渺如在深秋空灏气中，良可宝也。此杯海内存者，仅一二而已，价值百金，不为多也。余见于南都左府余公署中。”（图3）官员在公署内与项元汴鉴赏瓷器，不排除有意向其透露“货源”信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