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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近代化程度明显增强。作为我国经济变革的最前沿，沿海地区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沿海渔民的状况却未因此而改善。政府控制的薄弱、渔业技术的落后、渔行等渔业组织的盘剥、外部势力的入侵等是造成渔民困窘的重要原因。深入探究这一历史渊源为加快城镇化建设、关注民生的今天或能提供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 渔民 困窘 原因
国内学术界关于近代渔业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成果侧重于详今略古或宏观性的内容偏多区域性内容偏少。为了凸显渔业经济的地方特色、进一步把握区域渔业经济的特殊规律，文章通过深挖资料，以风云变幻的民国时期为时代背景，以近代江苏沿海的连云港①渔业为考察对象，对经济上“食不果腹”、政治上“孤立无援”的渔民困窘的原因进行探析，从而为拓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尽微薄之力并为加快城镇化建设、关注民生的今天提供思考和借鉴。连云港渔业在我国海洋渔业经济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属的海州湾渔场是全国八大渔场之一。因此，以连云港海洋渔业为个案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政府控制薄弱，渔业技术落后
连云港地处苏鲁两省交界，为南北要冲，是一座集军事、商业、渔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优良港湾。本地区是高低盐水系、暖冷水团的交汇区域，是多种经济鱼类产卵、索饵的良好场所，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境内“西连岛水势较深，大渔船可随时出入，设遇咫风骇浪，多可趋避于此，为江苏第一渔港。夏秋渔汛旺盛时，山东渔船悉以该处为根据地。……”②然而，作为苏省的东北边陲地带，“俗悍民贫，夙称盗薮”，历代政府控制薄弱。关于连云港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丰富的渔业资源曾引起相关人士的高度关注。“本港对渔业上应备之条件，如渔港距离远近，水深底质，港面宽度，交通与运输，燃料等均尚完备，所缺乏及须研究改善者，乃渔港中应有之设备如何救济渔村之渔民，以及鱼类之产销之数量同鱼类储运之方法等；若政府方面能设法改良之救济之发展之，则举世瞩目之连云不难成一良好之商业兼渔业港矣。”③政治上的孤立无援以及经济上的极端贫困使得渔业工具和技术难以得到改进，渔业经济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力。
连云港发展成为重要海港来源于东陇海铁路的通车和其作为国家重要码头的建设。但是在发展港口贸易、加强海滨城市建设的同时政府未能制定包括发展渔业的城市综合发展蓝图。有一段材料可以说明：“自老窖筑港以来，该港定为商业港兼渔港，经政府积极经营，商业日渐繁盛，航路北通青岛，南达淞沪，铁路则横贯苏豫陕诸省，惟渔业仍如旧状，少有进展。查其出产鱼类有百万种，产额每类每年有千余担，渔民有四万余户，……如能将东南海滨富饶的水产，流入西北多山少水族的地带，弗特为本省开一富源，抑滨海之四万渔民生计殊堪利赖”。④政府对渔业资源科学规划的缺失直接导致渔业市场的萧条与衰落。当时本地渔民大都使用旧式帆船。“若以新式渔轮捕鱼，则远胜上海，渔获量则大增，渔利也丰”。⑤渔民们为了拓展销路往往另谋出路，在运往他处的途中，由于旧式渔船落后的设施和保鲜技术往往导致渔民血本尽赔。“此种渔船均系旧式，对保鲜方法仍付缺如，每次出港只带适量渔盐为护鲜实物，同时因技能不佳，制法知识不丰，是以渔获物多有腐败，或脱色败味，以致进港时无人过问，每见全船渔获物变为粪渍，不独无法赚钱，且需贴入渔盐……此确系渔业失败之一大原因。”⑥
关于连云港的渔业发展，曾有地方士绅参与规划：“连云市区应包括：行政区、商业区、工业区、渔业区、学校区、住宅区及劳工住宅区七大区”，并“分期经营、以图发展”。⑦此规划强调城市发展应结合地方渔业资源丰富的自身优势，规划出渔业区域作为七大区域之一加以建设。但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语境，这些规划几乎是一纸空文。而同时期的苏南渔业却因为较好的经济基础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视。1933年，政府计划在上海设立一所大规模鱼市场“举凡卸卖、仓库、冷藏、运输、气象报告与夫渔业借贷事宜莫不悉在计划之中。”这一计划是在“一为调剂供求平准市价，二为推广销路避免滞销，三为改进捕捞方法增加生产，四为改良交通工具便利运输并为救济渔村衰落减轻渔民负担起见”⑧的宗旨下制定的，并于第二年得到了落实。这一举措在平准渔获物市价、调剂市场供求、增加渔民收入、发展渔村经济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人称之为：“近代苏南渔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当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近代苏南渔业经济的发展并未给渔民带来理想中的富裕，但政府的干预力量还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渔政废弛的现象在那样的乱世中不仅是个别案例。抗战前渔牧司曾对我国沿海渔业的调查后得出如此结论“我国渔政废弛已久，为政者只知征税抽捐之权利，不负保护及提倡之责任，任其自然消长，此为我国渔业不发达之最大原因。加以鱼商鱼行垄断市价，外货倾销夺其消费。渔村崩溃日甚一日。”⑨
多种势力盘剥，供销市场失衡
近代苏北尤其是徐海一带恶劣的社会经济环境向来令人瞩目。政府的苛捐杂税、黑恶势力的敲诈、奸商的盘剥、匪患祸乱的频繁侵袭等直接间接地侵害百姓。“窃查江北地方盗贼众多，而徐海一带为甚，以致闾阎频遭劫掠。且因盗而拒捕、杀人、掠抢妇女之案，亦复层见叠出。惩办非不加严，盖因地瘠民贫，谋生乏术，饥寒所迫，动则啸聚成群”。⑩渔民作为农民阶层中的赤贫群体，更加难以逃脱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民国时期“在江北每一县中是没有一天没有盗案，没有杀人案的，洗劫一个村庄或是掳了大批的人去勒赎，都不算什么一回事”。“靠海吃海”、得“渔盐之利”的渔民常常遭受劫掠、生计维艰。
渔行原本是海产品的一个交易平台，但实际上成了剥削渔民的隐形机构。青口镇作为当时本地区较有名气的渔产品交易市场，有渔行18家、船行（业务范围和渔行大体相当）23家。此外，地方设有“渔业公会”，会长张子桢、周益三。大型渔行有“余生太”、“万盛恒”、“张隆兴”等。这些渔行主要散步在东西大鱼市街的两侧，每家渔行均须持三十元到县政府领取“红帖”方可允许开业。在渔民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渔行垫资作为渔民的小量添置和上“官帐”用，这笔钱当时被称作“行纲”，它既是渔民的诱饵同时又是剥夺渔民的手段。因为凡是在哪所渔行领取“行纲”，装来的货或捕来的渔，必须到该行行售，行主从中收取“行佣钱”。每年春秋两季借钱，到年底结账，“行佣率”按货的价格，收取买卖双方各“五分佣”。因此一场买卖的交易中渔行可得六分六的“行佣”。每到年底除按照6‰的比例提取“抄积钱”交给“同行公会”，上交“商会”外，余额大都归渔行所有。因此渔行提供给渔民的所谓“行纲”似乎是解渔民的燃眉之急，实际是对渔民厚颜无耻的掠夺。 渔行除通过扣除佣金、发放高利贷等手段控制渔民买卖的全过程外，还通过“短斤少两”的卑鄙手段来剥削渔民。“渔商在渔村开设渔行，行主雇伙计就地收买海货，收取买卖双方佣金，渔行使用十七两一斤、独系、四面花大秤，经营时全说行话，把十个数字变为十个字，即一流、二杀、三严、四幌、五摸、六搭、七条、八敲、九休、十支花，行主故意说高渔价，而实际在秤上打折扣，藉以盘剥。”渔获物被渔行牢牢控制。他们头上沉重的负担除渔行外，还有政府、商会等对其进行的定期不定期的敲诈勒索。
此外，由于港口规模小、政府干预不到位、统一渔市场未能形成、渔行的垄断以及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渔价剧烈变动以及渔市场产销失衡的现象时有发生，给渔民带来深重灾难。“本港之渔获为小规模之张罗圆纲及舢板所捕之物品……倘遇暴风天气，行中无货，则内地渔价能涨数倍，但逢渔盛时期，供过所需，市价惨落至亏折鱼贩血本者，亦复有之。”市场的变数与风险可见一斑。
外来势力入侵，渔业遭受灾难
民国时期对我国海洋渔业侵犯最为严重、给沿海渔民带来损失最为惨重的外来侵略势力当数日本，其作业范围深入到我国的黄海和东海海域，以旧式帆船为主的中国渔业一直受日本机械渔轮的压迫。他们在疯狂掠夺渔业资源的同时又向中国倾销渔业产品，严重扰乱了中国的渔业市场，给中国渔业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位于黄海之滨，“沿岸浅滩多属泥沙质，适于渔介类之栖息，故渔产亦极丰富”的连云港一直为日本所专注。自1905年开始在连云港沿岸调查渔业以来，日本对本地区渔业资源的掠夺几乎没有停止过。之后，随着东陇海铁路的通车以及连云港港口的建成，1933年至1937年，日本对连云港码头、沿海海域甚至陇海铁路沿线区域进行了详细调查。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沿海渔业的捕捞更是恣无忌惮。对此中国政府曾作出相关努力，但未能取得实质性效果，致使日渔轮“以进步的技术，任意侵渔，损害我渔民的作业；并且贬价倾销，致国产鱼货的销路，更受打击。”
日本对中国海洋渔业的侵略主要通过组织严密的渔业机构进行海洋捕捞作业和向中国市场倾销水产品。当时设在连云港一带的渔业组织共有四所。分别是：日华兴业株式会社水产课，总机构设于青岛奉天路八十号，从民国卅一年九月（1942年9月）开始在连云港建立基地，办公地点在连云港启业路一号，营业范围是我国黄渤海一带的渔捞作业。海州水产组合，该组合在连云、墟沟、青口镇及西墅等处均设有办事处，其中海州事务所及市场约占地一亩二分，墟沟则大部分为宿舍仓库及干制盐藏加工厂，占地约八分，连云码头内设有木造平房事务所一栋。青口、西墅办事处管辖范围北至山东省境以南南至射阳河口的广大区域，表面是在改良发展并供给低廉的水产物，实际上是对渔民剥削掠夺的统制机构。帝国水产统制株式会社，该会社设于连云市墟沟镇火车站前方，经营渔产冷藏业务，紧靠渔市场和陇海铁路车站，地理位置较为优越。田中水产，日本人田中金四郎于民国二十九年设于东连岛，资本为三万五千元伪联银券。先是由私人从事该地水产业之研究，后来逐渐经营渔捞业、水产加工业，是日本人设在该地区的四所渔业机构中最早和设施最为先进的一所。
以上四所渔业机构为抗战结束前日本设于连云港的侵渔机构。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首先，时间长。这些机构从建立直到战后才纷纷由中方接管。其次，组织严密。如日华兴业株式会社水产课于青岛设常务理事、水产课长、水产课次长，又于连云下设渔捞系、集买系、现场系、庶务合计系四个部门。从常务理事到下设的系主任对水产的捕捞、运销、冷藏、加工进行全面监管、层层布控，其严密性无异于侵华军事机构。最后，点面结合，范围广泛。从山东省境到射阳河口的广大区域都受制与日人，渔业机构布设于青口、东西连岛、墟沟、海州海头、连云港口等沿海重镇以及环境优美的港湾地区，便于对渔业市场的控制和操纵。因此，日本对中国渔业的侵略从调查到相关渔业机构的建立是有预谋有组织进行的，也是促使中国渔业遭受重大灾难、渔民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
每年的夏历三月至五月是当地捕鱼最旺季节，墟沟、青口、东西连岛、高公岛各等处的渔船必须按照规定将渔获物运至海州水产组合市场卖售，并由该行代收咸鱼百分之五，鲜鱼8%的税收，由各渔行为经纪人，每人预交保证金两千元。该组合配给渔户食粮、渔盐、渔具、修船用料、并贷与现金，前提是不得将渔获物销往他处，其剥削方式类似于中国的封建把头和高利贷者对渔民的敲诈勒索。下面以海州水产组合的几组数据为例来说明日本对中国渔业经济的破坏程度以及给中国渔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海州水产组合内除设有鱼类叫卖市场，使各项鱼类之交易均需由该市场内叫卖外，并设有仓库及干制盐藏等加工设备，为一有计划有组织之统制机构。该组合完全为一搜括剥削之机构，三十四年收入三二、九九二、九五九、七四伪元，而付予日军之慰劳金竟占一五、八九〇、一四九、七二伪元，约占总收入之半数。……渔人愚昧无知，为剥削於不知不觉中，尚以为係日人之德政。”日本对中国渔业的掠夺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战争对渔业的直接破坏亦很惨重。当时《水产月刊》登载了这样一段文字：“余於民国二十五年，视察江浙沿海渔业，为时六月，遍历各渔业根据地转瞬十年於兹矣，此次胜利还都后，復赴沿海一带视察，所经大半非復旧观，且目击各项实况，深感抗战以来，沿海区域，首蒙日敌侵扰，渔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回首以往，能不悚然，而沿海渔船渔轮损失之数尤惨，渔轮几乎全部损失，帆船损失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抗战胜利后，曾有相关人士提出恢复本地渔业的措施，但由于内战乌云密布，“市政尚未整顿就绪，渔业未能有效开发，水利未兴、农业未增，地方财政困难，致各项建设未能继续推展。”
当然，造成渔村经济落后和渔民生活窘迫的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如自然灾害、落后的经济基础、专业人才的缺乏、海盗的掳掠等，但以上原因是最为主要的。渔民作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应在加快城镇化建设、关注民生的今天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对象。
（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连云港校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连云港古称海州。1948年，本地成立新海连特区，后改为新海连市，今天的连云港得名是在1961年。
②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第69页。
③④⑥高启新：“连云港渔业概况”，《江苏时事月刊》，1937年第8期，第30页，第23页，第29页，第30页。
⑤王刚：“连云港在渔业上的地位”，《水产月刊》，第九期，民国23年。
⑦张哲明：“连云市的建设计划”，《东方杂志》，1935年4月第32卷第7号，第115页。
⑧《上海鱼市场概况》，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Q464，目录号1，案卷号1043。
⑨《渔牧司调查江浙渔业计划》，《派员调查江浙沿海渔业实况》（193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422（8），案卷号58。
⑩张雷：“一城两市：近代海州城市格局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3卷第4辑，第42页。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续）”，《东方杂志》，1931年第7期，第65页。
政协东海县文史委员会：《东海民俗志》，2009年，第15页。
饶用泌：“连云港一带之渔业”，《水产月刊》（副刊）1946年第1卷第2期，第36页，第38页。
连云港市档案局、档案馆：“民国时期海属县市建置区划沿革暨档案文献选编”，《连云港的重要建设》，1996年第3期，第382页。
责编/张蕾
【关键词】民国时期 渔民 困窘 原因
国内学术界关于近代渔业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成果侧重于详今略古或宏观性的内容偏多区域性内容偏少。为了凸显渔业经济的地方特色、进一步把握区域渔业经济的特殊规律，文章通过深挖资料，以风云变幻的民国时期为时代背景，以近代江苏沿海的连云港①渔业为考察对象，对经济上“食不果腹”、政治上“孤立无援”的渔民困窘的原因进行探析，从而为拓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尽微薄之力并为加快城镇化建设、关注民生的今天提供思考和借鉴。连云港渔业在我国海洋渔业经济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属的海州湾渔场是全国八大渔场之一。因此，以连云港海洋渔业为个案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政府控制薄弱，渔业技术落后
连云港地处苏鲁两省交界，为南北要冲，是一座集军事、商业、渔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优良港湾。本地区是高低盐水系、暖冷水团的交汇区域，是多种经济鱼类产卵、索饵的良好场所，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境内“西连岛水势较深，大渔船可随时出入，设遇咫风骇浪，多可趋避于此，为江苏第一渔港。夏秋渔汛旺盛时，山东渔船悉以该处为根据地。……”②然而，作为苏省的东北边陲地带，“俗悍民贫，夙称盗薮”，历代政府控制薄弱。关于连云港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丰富的渔业资源曾引起相关人士的高度关注。“本港对渔业上应备之条件，如渔港距离远近，水深底质，港面宽度，交通与运输，燃料等均尚完备，所缺乏及须研究改善者，乃渔港中应有之设备如何救济渔村之渔民，以及鱼类之产销之数量同鱼类储运之方法等；若政府方面能设法改良之救济之发展之，则举世瞩目之连云不难成一良好之商业兼渔业港矣。”③政治上的孤立无援以及经济上的极端贫困使得渔业工具和技术难以得到改进，渔业经济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力。
连云港发展成为重要海港来源于东陇海铁路的通车和其作为国家重要码头的建设。但是在发展港口贸易、加强海滨城市建设的同时政府未能制定包括发展渔业的城市综合发展蓝图。有一段材料可以说明：“自老窖筑港以来，该港定为商业港兼渔港，经政府积极经营，商业日渐繁盛，航路北通青岛，南达淞沪，铁路则横贯苏豫陕诸省，惟渔业仍如旧状，少有进展。查其出产鱼类有百万种，产额每类每年有千余担，渔民有四万余户，……如能将东南海滨富饶的水产，流入西北多山少水族的地带，弗特为本省开一富源，抑滨海之四万渔民生计殊堪利赖”。④政府对渔业资源科学规划的缺失直接导致渔业市场的萧条与衰落。当时本地渔民大都使用旧式帆船。“若以新式渔轮捕鱼，则远胜上海，渔获量则大增，渔利也丰”。⑤渔民们为了拓展销路往往另谋出路，在运往他处的途中，由于旧式渔船落后的设施和保鲜技术往往导致渔民血本尽赔。“此种渔船均系旧式，对保鲜方法仍付缺如，每次出港只带适量渔盐为护鲜实物，同时因技能不佳，制法知识不丰，是以渔获物多有腐败，或脱色败味，以致进港时无人过问，每见全船渔获物变为粪渍，不独无法赚钱，且需贴入渔盐……此确系渔业失败之一大原因。”⑥
关于连云港的渔业发展，曾有地方士绅参与规划：“连云市区应包括：行政区、商业区、工业区、渔业区、学校区、住宅区及劳工住宅区七大区”，并“分期经营、以图发展”。⑦此规划强调城市发展应结合地方渔业资源丰富的自身优势，规划出渔业区域作为七大区域之一加以建设。但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语境，这些规划几乎是一纸空文。而同时期的苏南渔业却因为较好的经济基础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视。1933年，政府计划在上海设立一所大规模鱼市场“举凡卸卖、仓库、冷藏、运输、气象报告与夫渔业借贷事宜莫不悉在计划之中。”这一计划是在“一为调剂供求平准市价，二为推广销路避免滞销，三为改进捕捞方法增加生产，四为改良交通工具便利运输并为救济渔村衰落减轻渔民负担起见”⑧的宗旨下制定的，并于第二年得到了落实。这一举措在平准渔获物市价、调剂市场供求、增加渔民收入、发展渔村经济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人称之为：“近代苏南渔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当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近代苏南渔业经济的发展并未给渔民带来理想中的富裕，但政府的干预力量还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渔政废弛的现象在那样的乱世中不仅是个别案例。抗战前渔牧司曾对我国沿海渔业的调查后得出如此结论“我国渔政废弛已久，为政者只知征税抽捐之权利，不负保护及提倡之责任，任其自然消长，此为我国渔业不发达之最大原因。加以鱼商鱼行垄断市价，外货倾销夺其消费。渔村崩溃日甚一日。”⑨
多种势力盘剥，供销市场失衡
近代苏北尤其是徐海一带恶劣的社会经济环境向来令人瞩目。政府的苛捐杂税、黑恶势力的敲诈、奸商的盘剥、匪患祸乱的频繁侵袭等直接间接地侵害百姓。“窃查江北地方盗贼众多，而徐海一带为甚，以致闾阎频遭劫掠。且因盗而拒捕、杀人、掠抢妇女之案，亦复层见叠出。惩办非不加严，盖因地瘠民贫，谋生乏术，饥寒所迫，动则啸聚成群”。⑩渔民作为农民阶层中的赤贫群体，更加难以逃脱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民国时期“在江北每一县中是没有一天没有盗案，没有杀人案的，洗劫一个村庄或是掳了大批的人去勒赎，都不算什么一回事”。“靠海吃海”、得“渔盐之利”的渔民常常遭受劫掠、生计维艰。
渔行原本是海产品的一个交易平台，但实际上成了剥削渔民的隐形机构。青口镇作为当时本地区较有名气的渔产品交易市场，有渔行18家、船行（业务范围和渔行大体相当）23家。此外，地方设有“渔业公会”，会长张子桢、周益三。大型渔行有“余生太”、“万盛恒”、“张隆兴”等。这些渔行主要散步在东西大鱼市街的两侧，每家渔行均须持三十元到县政府领取“红帖”方可允许开业。在渔民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渔行垫资作为渔民的小量添置和上“官帐”用，这笔钱当时被称作“行纲”，它既是渔民的诱饵同时又是剥夺渔民的手段。因为凡是在哪所渔行领取“行纲”，装来的货或捕来的渔，必须到该行行售，行主从中收取“行佣钱”。每年春秋两季借钱，到年底结账，“行佣率”按货的价格，收取买卖双方各“五分佣”。因此一场买卖的交易中渔行可得六分六的“行佣”。每到年底除按照6‰的比例提取“抄积钱”交给“同行公会”，上交“商会”外，余额大都归渔行所有。因此渔行提供给渔民的所谓“行纲”似乎是解渔民的燃眉之急，实际是对渔民厚颜无耻的掠夺。 渔行除通过扣除佣金、发放高利贷等手段控制渔民买卖的全过程外，还通过“短斤少两”的卑鄙手段来剥削渔民。“渔商在渔村开设渔行，行主雇伙计就地收买海货，收取买卖双方佣金，渔行使用十七两一斤、独系、四面花大秤，经营时全说行话，把十个数字变为十个字，即一流、二杀、三严、四幌、五摸、六搭、七条、八敲、九休、十支花，行主故意说高渔价，而实际在秤上打折扣，藉以盘剥。”渔获物被渔行牢牢控制。他们头上沉重的负担除渔行外，还有政府、商会等对其进行的定期不定期的敲诈勒索。
此外，由于港口规模小、政府干预不到位、统一渔市场未能形成、渔行的垄断以及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渔价剧烈变动以及渔市场产销失衡的现象时有发生，给渔民带来深重灾难。“本港之渔获为小规模之张罗圆纲及舢板所捕之物品……倘遇暴风天气，行中无货，则内地渔价能涨数倍，但逢渔盛时期，供过所需，市价惨落至亏折鱼贩血本者，亦复有之。”市场的变数与风险可见一斑。
外来势力入侵，渔业遭受灾难
民国时期对我国海洋渔业侵犯最为严重、给沿海渔民带来损失最为惨重的外来侵略势力当数日本，其作业范围深入到我国的黄海和东海海域，以旧式帆船为主的中国渔业一直受日本机械渔轮的压迫。他们在疯狂掠夺渔业资源的同时又向中国倾销渔业产品，严重扰乱了中国的渔业市场，给中国渔业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位于黄海之滨，“沿岸浅滩多属泥沙质，适于渔介类之栖息，故渔产亦极丰富”的连云港一直为日本所专注。自1905年开始在连云港沿岸调查渔业以来，日本对本地区渔业资源的掠夺几乎没有停止过。之后，随着东陇海铁路的通车以及连云港港口的建成，1933年至1937年，日本对连云港码头、沿海海域甚至陇海铁路沿线区域进行了详细调查。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沿海渔业的捕捞更是恣无忌惮。对此中国政府曾作出相关努力，但未能取得实质性效果，致使日渔轮“以进步的技术，任意侵渔，损害我渔民的作业；并且贬价倾销，致国产鱼货的销路，更受打击。”
日本对中国海洋渔业的侵略主要通过组织严密的渔业机构进行海洋捕捞作业和向中国市场倾销水产品。当时设在连云港一带的渔业组织共有四所。分别是：日华兴业株式会社水产课，总机构设于青岛奉天路八十号，从民国卅一年九月（1942年9月）开始在连云港建立基地，办公地点在连云港启业路一号，营业范围是我国黄渤海一带的渔捞作业。海州水产组合，该组合在连云、墟沟、青口镇及西墅等处均设有办事处，其中海州事务所及市场约占地一亩二分，墟沟则大部分为宿舍仓库及干制盐藏加工厂，占地约八分，连云码头内设有木造平房事务所一栋。青口、西墅办事处管辖范围北至山东省境以南南至射阳河口的广大区域，表面是在改良发展并供给低廉的水产物，实际上是对渔民剥削掠夺的统制机构。帝国水产统制株式会社，该会社设于连云市墟沟镇火车站前方，经营渔产冷藏业务，紧靠渔市场和陇海铁路车站，地理位置较为优越。田中水产，日本人田中金四郎于民国二十九年设于东连岛，资本为三万五千元伪联银券。先是由私人从事该地水产业之研究，后来逐渐经营渔捞业、水产加工业，是日本人设在该地区的四所渔业机构中最早和设施最为先进的一所。
以上四所渔业机构为抗战结束前日本设于连云港的侵渔机构。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首先，时间长。这些机构从建立直到战后才纷纷由中方接管。其次，组织严密。如日华兴业株式会社水产课于青岛设常务理事、水产课长、水产课次长，又于连云下设渔捞系、集买系、现场系、庶务合计系四个部门。从常务理事到下设的系主任对水产的捕捞、运销、冷藏、加工进行全面监管、层层布控，其严密性无异于侵华军事机构。最后，点面结合，范围广泛。从山东省境到射阳河口的广大区域都受制与日人，渔业机构布设于青口、东西连岛、墟沟、海州海头、连云港口等沿海重镇以及环境优美的港湾地区，便于对渔业市场的控制和操纵。因此，日本对中国渔业的侵略从调查到相关渔业机构的建立是有预谋有组织进行的，也是促使中国渔业遭受重大灾难、渔民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
每年的夏历三月至五月是当地捕鱼最旺季节，墟沟、青口、东西连岛、高公岛各等处的渔船必须按照规定将渔获物运至海州水产组合市场卖售，并由该行代收咸鱼百分之五，鲜鱼8%的税收，由各渔行为经纪人，每人预交保证金两千元。该组合配给渔户食粮、渔盐、渔具、修船用料、并贷与现金，前提是不得将渔获物销往他处，其剥削方式类似于中国的封建把头和高利贷者对渔民的敲诈勒索。下面以海州水产组合的几组数据为例来说明日本对中国渔业经济的破坏程度以及给中国渔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海州水产组合内除设有鱼类叫卖市场，使各项鱼类之交易均需由该市场内叫卖外，并设有仓库及干制盐藏等加工设备，为一有计划有组织之统制机构。该组合完全为一搜括剥削之机构，三十四年收入三二、九九二、九五九、七四伪元，而付予日军之慰劳金竟占一五、八九〇、一四九、七二伪元，约占总收入之半数。……渔人愚昧无知，为剥削於不知不觉中，尚以为係日人之德政。”日本对中国渔业的掠夺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战争对渔业的直接破坏亦很惨重。当时《水产月刊》登载了这样一段文字：“余於民国二十五年，视察江浙沿海渔业，为时六月，遍历各渔业根据地转瞬十年於兹矣，此次胜利还都后，復赴沿海一带视察，所经大半非復旧观，且目击各项实况，深感抗战以来，沿海区域，首蒙日敌侵扰，渔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回首以往，能不悚然，而沿海渔船渔轮损失之数尤惨，渔轮几乎全部损失，帆船损失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抗战胜利后，曾有相关人士提出恢复本地渔业的措施，但由于内战乌云密布，“市政尚未整顿就绪，渔业未能有效开发，水利未兴、农业未增，地方财政困难，致各项建设未能继续推展。”
当然，造成渔村经济落后和渔民生活窘迫的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如自然灾害、落后的经济基础、专业人才的缺乏、海盗的掳掠等，但以上原因是最为主要的。渔民作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应在加快城镇化建设、关注民生的今天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对象。
（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连云港校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连云港古称海州。1948年，本地成立新海连特区，后改为新海连市，今天的连云港得名是在1961年。
②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第69页。
③④⑥高启新：“连云港渔业概况”，《江苏时事月刊》，1937年第8期，第30页，第23页，第29页，第30页。
⑤王刚：“连云港在渔业上的地位”，《水产月刊》，第九期，民国23年。
⑦张哲明：“连云市的建设计划”，《东方杂志》，1935年4月第32卷第7号，第115页。
⑧《上海鱼市场概况》，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Q464，目录号1，案卷号1043。
⑨《渔牧司调查江浙渔业计划》，《派员调查江浙沿海渔业实况》（193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422（8），案卷号58。
⑩张雷：“一城两市：近代海州城市格局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3卷第4辑，第42页。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续）”，《东方杂志》，1931年第7期，第65页。
政协东海县文史委员会：《东海民俗志》，2009年，第15页。
饶用泌：“连云港一带之渔业”，《水产月刊》（副刊）1946年第1卷第2期，第36页，第38页。
连云港市档案局、档案馆：“民国时期海属县市建置区划沿革暨档案文献选编”，《连云港的重要建设》，1996年第3期，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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