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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身后,立着一位美髯长衫老者,他就是清贫自守的国家副主席张澜。中山装的海洋里,一袭破旧长衫分外惹眼。
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开始,温润飘逸的长衫就受到士大夫青睐。长衫线条简洁,富有雕塑感,厚重而空灵,质朴而优雅。长衫随着满清政府没入历史尘烟,但仍有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藉此彰显人文风骨,无论怎样的目光抽打过来,都毫不退缩。
古怪的“中国第一”
辜鸿铭10岁随义父布朗进入欧洲学习,终于精通9国语言文化,摘得13个博士学位。“国父”孙中山称他为“中国第一”。虽在欧洲,他蓄辫子,穿长衫,他的目标是学通中西,承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为人类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让人民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回国后,一袭长衫的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
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倒读英文报纸,借此嘲笑没有内涵的英国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没有文化的美国》,贬斥自大的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辜鸿铭指出,德国是军国主义,必定失败。一战后,战败的德国人将辜鸿铭著作列为哲学必读书。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纳尔逊告诉他的学生:“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多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本书倘若它的价值又值得读一次,那么它的价值必定不值得读一次,我希望你再读一次,你的见解或许与现在不同了。”
不断嘲讽、大力批判欧美文化的辜鸿铭在国外赢得高度赞誉:从未谋面的印度圣雄甘地称他“最尊贵的中国人”;托尔斯泰向他表示敬意;1913年他与泰戈尔同时受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辜鸿铭的心中,只有中国文明才能拯救世界。甚至在婚姻大事上,他向母亲提出要娶一个“百分之百、纯正标准的中国旧式女人做老婆”。29岁时,他与一个有着三寸金莲、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喜结连理。
只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太认可辜鸿铭。周作人说,辜鸿铭是北大第一怪人。辜鸿铭有欧洲血统,深眼窝,高鼻梁,脑后拖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长袖方马褂,戴瓜皮帽。走在路上,别人还以为是传教士。
李大钊激赏辜鸿铭:“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眼里,辜鸿铭是个孩子,有童心,喜欢写诗,兴之所至可以砸碎玻璃、揉碎花。至于辜鸿铭的本质,温源宁总结为“反常态”:“ 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他一定第一个去剪。”
不怪不成景
解放前,复旦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九妖十八怪”, 画家赵无极的叔叔赵宋庆就是其中之一。赵宋庆比较邋遢,脏发披肩,胡子杂乱,长年穿一件旧长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赵宋庆仍旧不改本色,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持续惊世骇俗。怪异行为的背后是学识渊博,他除了精通文史哲,还通晓数学、天文学、英文。在数学系,他开设课程,备受理科教授推崇。外文系教授遇到查字典都解决不了的翻译难题,他能轻松化解。1956年至1957年,他在《复旦学报》发表了两篇关于天文学的文章:《辨安息日并非日曜》、《试论超辰和三建》,都是曲高和寡,几乎无人看懂。
生活上,赵宋庆极简单。地板上搭张棕绷就能睡觉,床架都不用,吃饭也几乎是凑合。但有一点,必须抽好烟。为此,他在房间里专门放一个面盆,盛放废茶叶和烟头。1965年,赵宋庆病逝于镇江老家。如果赶上“文革”,他不知要遭受怎样的屈辱。
在台湾大学读历史时,李敖身穿长衫,昂首而过,以怪异跻身“台大八景”。本来严肃的论文答辩,老师也只好闲聊几句,唯恐被他问到哑口无言,无法收场。不止是历史知识,对于文学成就,李敖也放言:“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关于穿长衫的原因,李敖有一番理论:“多少人奇怪我为什么一年到头老是穿长袍,可是我从来不告诉他们。他们恭敬视我,我低眉以报之;他们侧目视我,我横眉以向之;他们问我原因,我关子以卖之。”他还将穿长衫者分作五类:钱穆为代表的“中学为体派”;痛恨女人穿旗袍的“男权至上派”;志在吸引女性的“招蜂引蝶派”;财力不济、故作清高的“没有西装派”;职业要求必穿长衫的“十里洋场派”。
如今,敢于着长衫招摇的,恐怕也逃不出李敖总结的这五类吧。择衣如择爱,望衣可知人,一袭长衫,万种世情。
链接:中山装,装下乾坤
中山装为“国父”孙中山创制,以五个胸扣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礼义廉耻”,三个袖扣表示“三民主义”,整体简洁端庄而不失贵族气息。2007年,毛泽东所穿中山装入选“震撼20世纪的世界10大名人套装”,并雄居榜首,其全球影响力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取代长袍马褂成为中国男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如今,在多元选择面前,仍有很多人钟情中山装。曾与段祺瑞、陈毅对弈的围棋大师过惕生,生前在正式场合总是一件灰色的中山装,他认为这是最体面的“行头”。2007年8月,亮相威尼斯电影节的张艺谋导演穿了一件黑色中山装,在西装的海洋里,分外醒目,传达了东方文化的神秘。2008年4月,中国新任驻法大使孔泉身着深色中山装到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萨科齐递交国书。他这一举动的背景是,中国外交部专门做出的着装规定:男士着中山装,女士着旗袍代表中国形象。
目前,中山装已经复苏为新时尚潮流,在婚礼、庆典、会议等正式场合作为礼服使用。作为时尚潮流的一部分,中山装重新焕发生机,展示中国成熟男性的奋进、沉稳与精干。无论如何,孙中山创制中山装之后,对西装的挑战一直在延续,这背后,有民族自尊心,也有审美差异。
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开始,温润飘逸的长衫就受到士大夫青睐。长衫线条简洁,富有雕塑感,厚重而空灵,质朴而优雅。长衫随着满清政府没入历史尘烟,但仍有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藉此彰显人文风骨,无论怎样的目光抽打过来,都毫不退缩。
古怪的“中国第一”
辜鸿铭10岁随义父布朗进入欧洲学习,终于精通9国语言文化,摘得13个博士学位。“国父”孙中山称他为“中国第一”。虽在欧洲,他蓄辫子,穿长衫,他的目标是学通中西,承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为人类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让人民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回国后,一袭长衫的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
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倒读英文报纸,借此嘲笑没有内涵的英国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没有文化的美国》,贬斥自大的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辜鸿铭指出,德国是军国主义,必定失败。一战后,战败的德国人将辜鸿铭著作列为哲学必读书。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纳尔逊告诉他的学生:“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多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本书倘若它的价值又值得读一次,那么它的价值必定不值得读一次,我希望你再读一次,你的见解或许与现在不同了。”
不断嘲讽、大力批判欧美文化的辜鸿铭在国外赢得高度赞誉:从未谋面的印度圣雄甘地称他“最尊贵的中国人”;托尔斯泰向他表示敬意;1913年他与泰戈尔同时受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辜鸿铭的心中,只有中国文明才能拯救世界。甚至在婚姻大事上,他向母亲提出要娶一个“百分之百、纯正标准的中国旧式女人做老婆”。29岁时,他与一个有着三寸金莲、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喜结连理。
只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太认可辜鸿铭。周作人说,辜鸿铭是北大第一怪人。辜鸿铭有欧洲血统,深眼窝,高鼻梁,脑后拖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长袖方马褂,戴瓜皮帽。走在路上,别人还以为是传教士。
李大钊激赏辜鸿铭:“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眼里,辜鸿铭是个孩子,有童心,喜欢写诗,兴之所至可以砸碎玻璃、揉碎花。至于辜鸿铭的本质,温源宁总结为“反常态”:“ 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他一定第一个去剪。”
不怪不成景
解放前,复旦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九妖十八怪”, 画家赵无极的叔叔赵宋庆就是其中之一。赵宋庆比较邋遢,脏发披肩,胡子杂乱,长年穿一件旧长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赵宋庆仍旧不改本色,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持续惊世骇俗。怪异行为的背后是学识渊博,他除了精通文史哲,还通晓数学、天文学、英文。在数学系,他开设课程,备受理科教授推崇。外文系教授遇到查字典都解决不了的翻译难题,他能轻松化解。1956年至1957年,他在《复旦学报》发表了两篇关于天文学的文章:《辨安息日并非日曜》、《试论超辰和三建》,都是曲高和寡,几乎无人看懂。
生活上,赵宋庆极简单。地板上搭张棕绷就能睡觉,床架都不用,吃饭也几乎是凑合。但有一点,必须抽好烟。为此,他在房间里专门放一个面盆,盛放废茶叶和烟头。1965年,赵宋庆病逝于镇江老家。如果赶上“文革”,他不知要遭受怎样的屈辱。
在台湾大学读历史时,李敖身穿长衫,昂首而过,以怪异跻身“台大八景”。本来严肃的论文答辩,老师也只好闲聊几句,唯恐被他问到哑口无言,无法收场。不止是历史知识,对于文学成就,李敖也放言:“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关于穿长衫的原因,李敖有一番理论:“多少人奇怪我为什么一年到头老是穿长袍,可是我从来不告诉他们。他们恭敬视我,我低眉以报之;他们侧目视我,我横眉以向之;他们问我原因,我关子以卖之。”他还将穿长衫者分作五类:钱穆为代表的“中学为体派”;痛恨女人穿旗袍的“男权至上派”;志在吸引女性的“招蜂引蝶派”;财力不济、故作清高的“没有西装派”;职业要求必穿长衫的“十里洋场派”。
如今,敢于着长衫招摇的,恐怕也逃不出李敖总结的这五类吧。择衣如择爱,望衣可知人,一袭长衫,万种世情。
链接:中山装,装下乾坤
中山装为“国父”孙中山创制,以五个胸扣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礼义廉耻”,三个袖扣表示“三民主义”,整体简洁端庄而不失贵族气息。2007年,毛泽东所穿中山装入选“震撼20世纪的世界10大名人套装”,并雄居榜首,其全球影响力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取代长袍马褂成为中国男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如今,在多元选择面前,仍有很多人钟情中山装。曾与段祺瑞、陈毅对弈的围棋大师过惕生,生前在正式场合总是一件灰色的中山装,他认为这是最体面的“行头”。2007年8月,亮相威尼斯电影节的张艺谋导演穿了一件黑色中山装,在西装的海洋里,分外醒目,传达了东方文化的神秘。2008年4月,中国新任驻法大使孔泉身着深色中山装到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萨科齐递交国书。他这一举动的背景是,中国外交部专门做出的着装规定:男士着中山装,女士着旗袍代表中国形象。
目前,中山装已经复苏为新时尚潮流,在婚礼、庆典、会议等正式场合作为礼服使用。作为时尚潮流的一部分,中山装重新焕发生机,展示中国成熟男性的奋进、沉稳与精干。无论如何,孙中山创制中山装之后,对西装的挑战一直在延续,这背后,有民族自尊心,也有审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