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民主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中西方政治思想上，人们谈论最多、分歧最大、最令人神往而又最使人迷惑的话题可能就是民主。作为构建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的一个主要建筑师，萨托利认为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虽同名但不同系，两者存在微型民主与巨型民主的规模差异，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形式差异，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价值差异。
关键词：萨托利；古代民主；现代民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04-02
民主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中西方政治思想上，人们谈论最多、分歧最大、最令人神往而又最使人迷惑的话题可能就是民主。从历史上看，早在2500多年前，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曾盛极一时。在这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民主经历了古代的诞生、发展、衰亡到近代的“新生”和现代的歧变，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历程。
乔凡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是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位集大成者。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萨托利是构建20世纪民主理论的一个主要建筑师，是第一个使用明白和直截了当的术语——“民主理论”为书名的人[1]74。在萨托利看来，由于古希腊人创造了民主这个词汇，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实践也曾激励着近代反对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启迪着民主理论家的思想，所以人们很容易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看成是一样的事物。就像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乔西亚·欧贝尔提出的：“认清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在原则和实践方面的相似性与不同点是非常重要的。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已经破坏了现代学者们对古代民主的研究。”[2]8-9对于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区别，萨托利是这样认识的：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之间曾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断裂期，“今天的民主概念与公元前5世纪发明出来时的这个概念，即使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也只是极其微小的相似。我们在使用同一个名词的时候，很容易误以为是在谈论同样的或类似的事情。”[3]312他认为从古希腊开始，在漫长的生命过程中，西方文明用2000多年去丰富、调整和明确其价值目标，“民主”吸收了形形色色的意义，它们涉及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涉及完全不同的理想模式。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虽同名但不同系，具体说来两者之间有以下区别。
一、微型民主与巨型民主的规模差异
萨托利认为古代民主与城邦有一种内生关系，它只能存在于规模狭小的城邦，这是一种面对面的民主、一种微型民主。“就应用纯粹而简单的民主原则的尝试而言，城邦是个理想的实验场。这不仅因为古代城邦非常之小，而且还因为公民与他们的城邦休戚相关，可以说是生死与共。”[3]315这种民主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无国家。在关于如何建设民主国家、如何在庞大人口聚居的广阔领土上而不仅是在一个小城市之内实行民主制度，古代民主制度不可能传授给人们什么知识。对于古代民主的这一特征，潘恩在思考美国的民主制度时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简单的民主制不过是古代人的公共会堂。它既体现政府的公有原则，又体现了政府的形式。当这些民主国家的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大之后，这种简单的民主形式就行不通了”[4]243。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在谈到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的本质区别时也提到，“所有古代的共和国都局限于狭小的领土上。他们中间人口最多、最强盛、规模最大者也无法与现代最小的共和国相提并论”，“而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今天最小的国家也比斯巴达或存在长达五个世纪的罗马大得多。”[5]55-56萨托利很赞同贡斯当的思想，他认为：现代民主是在民族国家的规模上和范围内实行的，“在面对面的民主和大范围的民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人类为了在这沟壑之上建立一座桥梁已做了两千五百年有余的努力。从人人都参与的小民主社会向大量成员不能参与（至少从上面的意义上说是这样）的民主的过渡中，许多在前者出现的事情注定会逐渐消失。因此如果我们仍想要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就不能指望大规模的笨重的政治民主制度提供给我们能要求于微观民主的事情。事实上，由微观向宏观的过渡涉及规模的变化，甚至是规模的飞跃，在这种变化中，规模或单位增长十倍，可能使复杂性百倍甚至千倍地增长。”[3]16
二、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形式差异
萨托利认为，古代民主是直接的民主，而现代民主则是间接的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直接的民主就是人民不间断地直接参与行使权力。在古代民主政治中，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决策和管理，就连公职人员也按“轮番为治”的原则抽签选举或轮值，在那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肩共事，面对面互相协商。但是，“从雅典的山坡出发——在那里，人们每周都要集会以决定城邦将要做的事情，我们已走过很长的一段历程。现代民主，究竟与这幅闪光的但却是遥远的图景，有多少真正的相关之处？”[6]257他认为现代人已不可能亲身体验那种希腊式的直接民主了。
萨托利进一步指出，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得以存在，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则代议制民主就是唯一可能的形式，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并不是根据个人嗜好就能决定取舍的。相对于直接民主来说，“间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在当代民主制度下，有人进行统治，有人被统治；一方是国家，另一方是公民；有些人专事政治，有些人除偶有关心以外则忘掉了政治。相反在古代民主制度下，这种区别意义不大。”[3]315同时，萨托利详细分析了古代直接民主的缺陷和现代间接民主的优势：1）古希腊民主政体是一种最简陋、最粗糙的结构；它实质上是由“发言权”组成，只要民众认可的就能变成法律且行使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而间接民主却是一种多层次、多滤层的政治决策过程，正是靠这种间接性才具有靠直接性不可能获得的防范力和制约力，它保证了谁也没有绝对无限的权力，人们监视和更换掌权者而实际行使权力。2）古代的直接民主是一种零和政治，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的“赢家全赢”政治；而间接民主是正和政治，是各方都有所得的合作与协商政治。3）由于制度的功能性失衡，古代民主政体下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古代民主既骚乱又短命；在间接民主下已不存在那种失衡因素，战争式政治完全可以避免。 三、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价值差异
萨托利指出，古代民主追求的是政治自由，而现代民主追求的是个人自由，“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概念有多少差别，古代与现代的自由概念就有多少差别。”[3]319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是较早关注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区别的人，他指出，“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国外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这是一种集体自由，这种自由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与这种自由相适应，“他们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绝对服从是与这种集体性自由相容的”，只有他将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当作一件事务来追求和维护时，才拥有自由。城邦并不是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舞台，而是许多有共同利益、共同特征的人们在一起诚心诚意地寻求达致共同利益的最佳方案。但是，作为城邦成员的公民却没有个体自由的概念，可以说，“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5]26-27贡斯当认为，与此不同的是，现代民主下的自由更多体现在个人私域生活空间的不可侵犯性，现代民主更多的是建立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分离、市民社会发育成熟、个人权利意识获得觉醒的基础之上的。
萨托利对贡斯当的分析表示赞同，他认为古典城邦与现代人对自由和个人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在古代城邦中，公民作为集体是城邦所有事务的主人，作为个人却是城邦的奴隶。社会不允许给独立性留出空间，也不允许个人得到保护，它完全吞没了个人。城邦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组成城邦的每个人都要彻底服从城邦。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中个人实际上不受保护，并且任由集体摆布。那种民主并不尊重个人，而且随时都在怀疑个人。同时，在城邦中，最重要的事务就是政治事务，其他的一切事务都要服从政治事务，“一个人如果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办理私事，就会被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视为极其荒谬地颠倒了的社会准则”[7]34，这样就会造成社会生活各种功能之间的深度失衡。萨托利把这种政治权力的过分膨胀称为“政治肥大”，政治的肥大就会造成经济萎缩，出现“民主愈完美，公民愈贫穷”的状况。而且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的运行也需要大量的成本，为了弥补财富生产之不足，城邦不得不去没收财富，这也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他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是奢侈的，是以牺牲公民的生活质量和城邦经济为代价的。而“现代民主制的意义就在于，他保护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的自由”[3]323这种“私生活的自我”观念，是个来自基督教，随后又由文艺复兴、新教和现代自然法学派加以发展的概念。萨托利强调，现代民主并不是由古希腊理想和某些后来的附加物组成的，人们不能轻易忘掉两者之间的鸿沟。在现代条件下，如果为城邦而活着的公民成了为国家而活着的臣民，人们就将生活在既无民主又无自由的政体下。“公民者国家之公民，而不是国家者公民之国家”的公式就会被用来为绝对权力的统治进行辩护。这种认识颠倒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古代的微型民主并没遇到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而现代的巨型民主则相反。城邦被巨型国邦取代之后，只有当我们以公民为起点时，只有当国家源于公民时，我们才仍是自由的。所以，要求得到“古代的自由”不过是要求得到不自由。当我们用民主一词去指称一种自由的政治制度时，我们是在为求简洁而使用这个词，但这种做法会导致可怕的简单化和疏忽。这种做法一笔勾销了人类25个世纪的实验、修正与革新。他认为人们应该清楚，“把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所理解的意义附会到我们的民主概念上来，是毫无道理的。”[3]328
参考文献：
[1]Robert A. Dahl ，“A Brief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in Ha-
ns Daalder, e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The Story of a Profession (London: Frances Pinter''s-Cassells)，1997.
[2]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3][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4][英]潘恩.潘恩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关键词：萨托利；古代民主；现代民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04-02
民主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中西方政治思想上，人们谈论最多、分歧最大、最令人神往而又最使人迷惑的话题可能就是民主。从历史上看，早在2500多年前，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曾盛极一时。在这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民主经历了古代的诞生、发展、衰亡到近代的“新生”和现代的歧变，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历程。
乔凡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是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位集大成者。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萨托利是构建20世纪民主理论的一个主要建筑师，是第一个使用明白和直截了当的术语——“民主理论”为书名的人[1]74。在萨托利看来，由于古希腊人创造了民主这个词汇，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实践也曾激励着近代反对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启迪着民主理论家的思想，所以人们很容易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看成是一样的事物。就像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乔西亚·欧贝尔提出的：“认清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在原则和实践方面的相似性与不同点是非常重要的。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已经破坏了现代学者们对古代民主的研究。”[2]8-9对于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区别，萨托利是这样认识的：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之间曾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断裂期，“今天的民主概念与公元前5世纪发明出来时的这个概念，即使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也只是极其微小的相似。我们在使用同一个名词的时候，很容易误以为是在谈论同样的或类似的事情。”[3]312他认为从古希腊开始，在漫长的生命过程中，西方文明用2000多年去丰富、调整和明确其价值目标，“民主”吸收了形形色色的意义，它们涉及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涉及完全不同的理想模式。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虽同名但不同系，具体说来两者之间有以下区别。
一、微型民主与巨型民主的规模差异
萨托利认为古代民主与城邦有一种内生关系，它只能存在于规模狭小的城邦，这是一种面对面的民主、一种微型民主。“就应用纯粹而简单的民主原则的尝试而言，城邦是个理想的实验场。这不仅因为古代城邦非常之小，而且还因为公民与他们的城邦休戚相关，可以说是生死与共。”[3]315这种民主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无国家。在关于如何建设民主国家、如何在庞大人口聚居的广阔领土上而不仅是在一个小城市之内实行民主制度，古代民主制度不可能传授给人们什么知识。对于古代民主的这一特征，潘恩在思考美国的民主制度时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简单的民主制不过是古代人的公共会堂。它既体现政府的公有原则，又体现了政府的形式。当这些民主国家的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大之后，这种简单的民主形式就行不通了”[4]243。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在谈到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的本质区别时也提到，“所有古代的共和国都局限于狭小的领土上。他们中间人口最多、最强盛、规模最大者也无法与现代最小的共和国相提并论”，“而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今天最小的国家也比斯巴达或存在长达五个世纪的罗马大得多。”[5]55-56萨托利很赞同贡斯当的思想，他认为：现代民主是在民族国家的规模上和范围内实行的，“在面对面的民主和大范围的民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人类为了在这沟壑之上建立一座桥梁已做了两千五百年有余的努力。从人人都参与的小民主社会向大量成员不能参与（至少从上面的意义上说是这样）的民主的过渡中，许多在前者出现的事情注定会逐渐消失。因此如果我们仍想要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就不能指望大规模的笨重的政治民主制度提供给我们能要求于微观民主的事情。事实上，由微观向宏观的过渡涉及规模的变化，甚至是规模的飞跃，在这种变化中，规模或单位增长十倍，可能使复杂性百倍甚至千倍地增长。”[3]16
二、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形式差异
萨托利认为，古代民主是直接的民主，而现代民主则是间接的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直接的民主就是人民不间断地直接参与行使权力。在古代民主政治中，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决策和管理，就连公职人员也按“轮番为治”的原则抽签选举或轮值，在那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肩共事，面对面互相协商。但是，“从雅典的山坡出发——在那里，人们每周都要集会以决定城邦将要做的事情，我们已走过很长的一段历程。现代民主，究竟与这幅闪光的但却是遥远的图景，有多少真正的相关之处？”[6]257他认为现代人已不可能亲身体验那种希腊式的直接民主了。
萨托利进一步指出，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得以存在，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则代议制民主就是唯一可能的形式，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并不是根据个人嗜好就能决定取舍的。相对于直接民主来说，“间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在当代民主制度下，有人进行统治，有人被统治；一方是国家，另一方是公民；有些人专事政治，有些人除偶有关心以外则忘掉了政治。相反在古代民主制度下，这种区别意义不大。”[3]315同时，萨托利详细分析了古代直接民主的缺陷和现代间接民主的优势：1）古希腊民主政体是一种最简陋、最粗糙的结构；它实质上是由“发言权”组成，只要民众认可的就能变成法律且行使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而间接民主却是一种多层次、多滤层的政治决策过程，正是靠这种间接性才具有靠直接性不可能获得的防范力和制约力，它保证了谁也没有绝对无限的权力，人们监视和更换掌权者而实际行使权力。2）古代的直接民主是一种零和政治，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的“赢家全赢”政治；而间接民主是正和政治，是各方都有所得的合作与协商政治。3）由于制度的功能性失衡，古代民主政体下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古代民主既骚乱又短命；在间接民主下已不存在那种失衡因素，战争式政治完全可以避免。 三、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价值差异
萨托利指出，古代民主追求的是政治自由，而现代民主追求的是个人自由，“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概念有多少差别，古代与现代的自由概念就有多少差别。”[3]319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是较早关注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区别的人，他指出，“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国外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这是一种集体自由，这种自由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与这种自由相适应，“他们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绝对服从是与这种集体性自由相容的”，只有他将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当作一件事务来追求和维护时，才拥有自由。城邦并不是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舞台，而是许多有共同利益、共同特征的人们在一起诚心诚意地寻求达致共同利益的最佳方案。但是，作为城邦成员的公民却没有个体自由的概念，可以说，“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5]26-27贡斯当认为，与此不同的是，现代民主下的自由更多体现在个人私域生活空间的不可侵犯性，现代民主更多的是建立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分离、市民社会发育成熟、个人权利意识获得觉醒的基础之上的。
萨托利对贡斯当的分析表示赞同，他认为古典城邦与现代人对自由和个人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在古代城邦中，公民作为集体是城邦所有事务的主人，作为个人却是城邦的奴隶。社会不允许给独立性留出空间，也不允许个人得到保护，它完全吞没了个人。城邦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组成城邦的每个人都要彻底服从城邦。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中个人实际上不受保护，并且任由集体摆布。那种民主并不尊重个人，而且随时都在怀疑个人。同时，在城邦中，最重要的事务就是政治事务，其他的一切事务都要服从政治事务，“一个人如果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办理私事，就会被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视为极其荒谬地颠倒了的社会准则”[7]34，这样就会造成社会生活各种功能之间的深度失衡。萨托利把这种政治权力的过分膨胀称为“政治肥大”，政治的肥大就会造成经济萎缩，出现“民主愈完美，公民愈贫穷”的状况。而且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的运行也需要大量的成本，为了弥补财富生产之不足，城邦不得不去没收财富，这也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他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是奢侈的，是以牺牲公民的生活质量和城邦经济为代价的。而“现代民主制的意义就在于，他保护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的自由”[3]323这种“私生活的自我”观念，是个来自基督教，随后又由文艺复兴、新教和现代自然法学派加以发展的概念。萨托利强调，现代民主并不是由古希腊理想和某些后来的附加物组成的，人们不能轻易忘掉两者之间的鸿沟。在现代条件下，如果为城邦而活着的公民成了为国家而活着的臣民，人们就将生活在既无民主又无自由的政体下。“公民者国家之公民，而不是国家者公民之国家”的公式就会被用来为绝对权力的统治进行辩护。这种认识颠倒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古代的微型民主并没遇到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而现代的巨型民主则相反。城邦被巨型国邦取代之后，只有当我们以公民为起点时，只有当国家源于公民时，我们才仍是自由的。所以，要求得到“古代的自由”不过是要求得到不自由。当我们用民主一词去指称一种自由的政治制度时，我们是在为求简洁而使用这个词，但这种做法会导致可怕的简单化和疏忽。这种做法一笔勾销了人类25个世纪的实验、修正与革新。他认为人们应该清楚，“把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所理解的意义附会到我们的民主概念上来，是毫无道理的。”[3]328
参考文献：
[1]Robert A. Dahl ，“A Brief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in Ha-
ns Daalder, e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The Story of a Profession (London: Frances Pinter''s-Cassells)，1997.
[2]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3][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4][英]潘恩.潘恩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