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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清高》是金开诚教授的一篇学术文化随笔。金教授对历史掌故信手拈来，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此文深入浅出，往往看似浅显的句子实则蕴含深刻的文化因素，颇费琢磨。现试就教学中学生疑问较多的几个句子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清高是个褒义词，但也不算很高的评价，然而古人评定清高却又是相当严格的；说严格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相当模糊。”
这是文中的难句，也是解读全文的关键句。理解此句，需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文中清高的标准是什么？
文章第三段中说清高与富贵无缘，并举诸葛亮等人为例据，“汲黯、苏武、魏征、颜真清、史可法等，都以高风亮节著称于史，但也因做官而不被评为清高”。似乎由此可推论“做官”与否可作为评判清高的标准，但“做官”是吗？请看后文所举李白及孟浩然例，“例如李白，只做过短短一段宫廷诗人”却未被评为公认的清高样板，“原因可能是他有时用世之心过于急切，又极为自负，比较缺乏恬退风度”。而孟浩然就根本没做官，仅写了几句干谒诗便遭到后人耻笑，认为其“求援用世之心极为明显”，也没能成为清高的样板。可见做官或者求官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而起决定因素的应是文中两次出现的“用世之心”，即对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及身体力行的程度。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传统里，读书人奉行的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追求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获得的理想效果是“立功、立德、立言”，其中首要的是“立功”，即为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赢得身前生后名；即便是只做一个小草民，也要积极参与社会，因为“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就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而衡量清高与否，就是看你与这个主流的取向偏离得有多远，偏离得越远，偏离得越主动、越坚决彻底就越清高。
我们可用这个标准再来衡量文中的例子，比如诸葛亮，当他高卧隆中之时，可以称作清高，因为他处于隐居出世的状态，偏离了主流的价值取向；而当他成为蜀汉丞相了，再不是社会的旁观者，积极参与建功立业的时候，他就回归到了世俗的航道。也许此时诸葛亮依然“清高”，但这时清高可能仅仅只是洁身自好、淡泊名利的代名词，冰山一角而已。大凡古代士人，都有一些清高之气，比如高喊“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夹在新旧党派之间、不知委曲求全、独因满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而远贬蛮荒之地的苏轼，还有文中所举的汲黯等人，未尝不清高，但他们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掩盖了这种清高。要说偏离主流价值取向最彻底的还是遗世寂居的隐士，所以文中所举清高事例多是隐士，本文倒更像是一篇专写隐士文化的随笔。
2.人们对清高的评判为什么相当模糊？
了解了文中清高的评判标准，就能够轻而易举的解决为什么古人评定清高相当模糊的问题。因为“用世之心”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一者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定性定量的分析衡量，做官一年与做官多年，求官一次与求官多次，写一首入世的诗与写多首究竟有多大的质的区别，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二者在一个群体当中，缺少了明确的度量衡，人们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感性出发，评判越发模糊。就拿陶渊明与孟浩然的例子来说，孟浩然一辈子不曾出仕只在张九龄手下做了很短时间的幕僚，这应当于其清德无损；且还因喝酒而失约，错过了做官的机会也不恼，却仅仅因几句干谒诗和落第后的几句牢骚就不能成为清高的样板。而陶渊明年少即有“大济苍生之志”，一生中有将近十三年的时间与官场脱不了纠葛，近四十岁了还曾有言“脂我名车，策我名马，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这与孟浩然的干谒诗相较，哪一个用世之心更强烈好像很难判断。也许只不过是因为孟诗写得太直露，赤裸裸的，丢了读书人的架子，让后人笑话了。再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有哪个读书人没有点“学而优则仕”的想法呢？委身于经济之道，留意于孔孟之间是必然的选择，要比较谁的用世之心更少很困难。所以公认陶渊明为样板而放弃孟浩然，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评判，而只是一种感性的喜好而已，这种喜好本身就是模糊的。
3.为什么人们会褒扬清高之人?而清高又不算是很高的评价？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历史上的清高之人主动疏离社会主流、选择清高的理由。这些理由不外乎这样几条：一、生性淡泊，性本爱丘山；二、往往求官而不可得，身处下僚；三、官场不得志，受排挤倾轧，怀才不遇；四、生逢乱世，手无权柄，身如飘萍；五、看惯宦海沉浮与兴亡，心生忌惮或厌倦。这其中除了第一条与社会因素没有关联，其他的几条都可算作客观原因。如被评为“纯正的清高”的陶渊明，生于门阀制度极严的魏晋时期，祖辈没给他留下太多的恩荫，又遭遇乱世，一介书生，进不足谋国，退不足保家，挣扎了十多年，最终在对现实的绝望中挂靴而去。也就是说，古代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选择清高都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往往都是对现实不够满意甚至深深厌倦，或者走投无路，又不愿违背自己的人生原则，想保持住自己个体精神的洁净与自由，所以，在既贫且穷的处境之下，清高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底线和堡垒。也就是，在他们最“穷”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完整的真我。
人们之所以赞扬清高之人，首先应该是对这类人独善其身、不苟同于世的精神的肯定，对他们不慕荣利、轻却富贵的勇气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当现实不尽如人意时，这些清高的样板能给失意之人带来些许精神的安慰或者鼓舞，让他们保全自我的尊严。
那么为什么清高又不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呢？首先，社会主流并不提倡这种对社会不作为的态度。清高之人会带来消极影响，消解社会整体的上进心，而社会需要的仍是杜甫式的积极参与者，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儒家赞颂的人生观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便是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固守大义，这个“义”则是以牺牲个体精神为前提的。所以清高并非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品行。再者，清高所带来的世俗的回报太少，选择清高也就相当于拒绝了社会所认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清高之人理所应当成为边缘人群，他们往往或贫或穷，人微言轻，不可能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響，于入世的人来看，并非明智之举。就拿陶渊明来说，他拒官求了心安，但一家子却饿至乞食。也许当时的道德拒绝的只是“不义而富且贵”，正当的富贵还是人生的首选。
“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唐尧是人人称颂的圣君，圣君是因为给天下人办了好事所以受到称颂；然而他所选的接班人却不愿为天下人办事，不愿办事却同样受到称颂，真不知是什么道理。”
这是一个解说关系的句群，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具体阐释，所以理解“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一句为鉴赏关键。
首先应弄清“古代士人”这一概念，“士”在古汉语中义项较多，从文中所举人物来看，应是具备了做官资质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
其次看他们的价值取向，传统的士人一般都同时具备儒家的入世与老庄的出世思想，前者是在社会上拼杀报国的大纛，后者是保留本我精神的法宝。许由的不屑为人君的举动正是后者极端的表现，所以基于这一点，他们称颂敬仰许由的清高绝伦。
但真要这些士人们“绝尘而去”，还需要非常的外界因素，孔子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其中对归隐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邦无道”，也就是说如果处在一个清明的时代，那就没有归隐的外在理由，要是此时归隐就违背了儒家观点。而许由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唐尧是传说中的明君，身受臣虏之劳，却只取监门之养，与百姓同甘共苦，那个时代多少读书人渴望重现，杜甫就曾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由却洗着耳朵归隐，这种做法远远超过了庄子把功名视作腐鼠，有矫枉过正之嫌，如果以儒家入世的观点来衡量，一个过分自我、缺乏牺牲精神的许由就应该受到后代士人谴责。
也就是说，用儒家的观点来看的话，唐尧与许由二者形成了悖论，最强的矛遭遇了最强的盾，二者不可并存，要么许由不值得推崇，要么唐尧的时代不清明。我想文中所书“混乱”就形成于此处。
“清高是个褒义词，但也不算很高的评价，然而古人评定清高却又是相当严格的；说严格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相当模糊。”
这是文中的难句，也是解读全文的关键句。理解此句，需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文中清高的标准是什么？
文章第三段中说清高与富贵无缘，并举诸葛亮等人为例据，“汲黯、苏武、魏征、颜真清、史可法等，都以高风亮节著称于史，但也因做官而不被评为清高”。似乎由此可推论“做官”与否可作为评判清高的标准，但“做官”是吗？请看后文所举李白及孟浩然例，“例如李白，只做过短短一段宫廷诗人”却未被评为公认的清高样板，“原因可能是他有时用世之心过于急切，又极为自负，比较缺乏恬退风度”。而孟浩然就根本没做官，仅写了几句干谒诗便遭到后人耻笑，认为其“求援用世之心极为明显”，也没能成为清高的样板。可见做官或者求官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而起决定因素的应是文中两次出现的“用世之心”，即对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及身体力行的程度。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传统里，读书人奉行的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追求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获得的理想效果是“立功、立德、立言”，其中首要的是“立功”，即为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赢得身前生后名；即便是只做一个小草民，也要积极参与社会，因为“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就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而衡量清高与否，就是看你与这个主流的取向偏离得有多远，偏离得越远，偏离得越主动、越坚决彻底就越清高。
我们可用这个标准再来衡量文中的例子，比如诸葛亮，当他高卧隆中之时，可以称作清高，因为他处于隐居出世的状态，偏离了主流的价值取向；而当他成为蜀汉丞相了，再不是社会的旁观者，积极参与建功立业的时候，他就回归到了世俗的航道。也许此时诸葛亮依然“清高”，但这时清高可能仅仅只是洁身自好、淡泊名利的代名词，冰山一角而已。大凡古代士人，都有一些清高之气，比如高喊“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夹在新旧党派之间、不知委曲求全、独因满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而远贬蛮荒之地的苏轼，还有文中所举的汲黯等人，未尝不清高，但他们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掩盖了这种清高。要说偏离主流价值取向最彻底的还是遗世寂居的隐士，所以文中所举清高事例多是隐士，本文倒更像是一篇专写隐士文化的随笔。
2.人们对清高的评判为什么相当模糊？
了解了文中清高的评判标准，就能够轻而易举的解决为什么古人评定清高相当模糊的问题。因为“用世之心”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一者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定性定量的分析衡量，做官一年与做官多年，求官一次与求官多次，写一首入世的诗与写多首究竟有多大的质的区别，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二者在一个群体当中，缺少了明确的度量衡，人们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感性出发，评判越发模糊。就拿陶渊明与孟浩然的例子来说，孟浩然一辈子不曾出仕只在张九龄手下做了很短时间的幕僚，这应当于其清德无损；且还因喝酒而失约，错过了做官的机会也不恼，却仅仅因几句干谒诗和落第后的几句牢骚就不能成为清高的样板。而陶渊明年少即有“大济苍生之志”，一生中有将近十三年的时间与官场脱不了纠葛，近四十岁了还曾有言“脂我名车，策我名马，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这与孟浩然的干谒诗相较，哪一个用世之心更强烈好像很难判断。也许只不过是因为孟诗写得太直露，赤裸裸的，丢了读书人的架子，让后人笑话了。再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有哪个读书人没有点“学而优则仕”的想法呢？委身于经济之道，留意于孔孟之间是必然的选择，要比较谁的用世之心更少很困难。所以公认陶渊明为样板而放弃孟浩然，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评判，而只是一种感性的喜好而已，这种喜好本身就是模糊的。
3.为什么人们会褒扬清高之人?而清高又不算是很高的评价？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历史上的清高之人主动疏离社会主流、选择清高的理由。这些理由不外乎这样几条：一、生性淡泊，性本爱丘山；二、往往求官而不可得，身处下僚；三、官场不得志，受排挤倾轧，怀才不遇；四、生逢乱世，手无权柄，身如飘萍；五、看惯宦海沉浮与兴亡，心生忌惮或厌倦。这其中除了第一条与社会因素没有关联，其他的几条都可算作客观原因。如被评为“纯正的清高”的陶渊明，生于门阀制度极严的魏晋时期，祖辈没给他留下太多的恩荫，又遭遇乱世，一介书生，进不足谋国，退不足保家，挣扎了十多年，最终在对现实的绝望中挂靴而去。也就是说，古代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选择清高都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往往都是对现实不够满意甚至深深厌倦，或者走投无路，又不愿违背自己的人生原则，想保持住自己个体精神的洁净与自由，所以，在既贫且穷的处境之下，清高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底线和堡垒。也就是，在他们最“穷”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完整的真我。
人们之所以赞扬清高之人，首先应该是对这类人独善其身、不苟同于世的精神的肯定，对他们不慕荣利、轻却富贵的勇气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当现实不尽如人意时，这些清高的样板能给失意之人带来些许精神的安慰或者鼓舞，让他们保全自我的尊严。
那么为什么清高又不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呢？首先，社会主流并不提倡这种对社会不作为的态度。清高之人会带来消极影响，消解社会整体的上进心，而社会需要的仍是杜甫式的积极参与者，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儒家赞颂的人生观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便是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固守大义，这个“义”则是以牺牲个体精神为前提的。所以清高并非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品行。再者，清高所带来的世俗的回报太少，选择清高也就相当于拒绝了社会所认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清高之人理所应当成为边缘人群，他们往往或贫或穷，人微言轻，不可能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響，于入世的人来看，并非明智之举。就拿陶渊明来说，他拒官求了心安，但一家子却饿至乞食。也许当时的道德拒绝的只是“不义而富且贵”，正当的富贵还是人生的首选。
“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唐尧是人人称颂的圣君，圣君是因为给天下人办了好事所以受到称颂；然而他所选的接班人却不愿为天下人办事，不愿办事却同样受到称颂，真不知是什么道理。”
这是一个解说关系的句群，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具体阐释，所以理解“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一句为鉴赏关键。
首先应弄清“古代士人”这一概念，“士”在古汉语中义项较多，从文中所举人物来看，应是具备了做官资质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
其次看他们的价值取向，传统的士人一般都同时具备儒家的入世与老庄的出世思想，前者是在社会上拼杀报国的大纛，后者是保留本我精神的法宝。许由的不屑为人君的举动正是后者极端的表现，所以基于这一点，他们称颂敬仰许由的清高绝伦。
但真要这些士人们“绝尘而去”，还需要非常的外界因素，孔子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其中对归隐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邦无道”，也就是说如果处在一个清明的时代，那就没有归隐的外在理由，要是此时归隐就违背了儒家观点。而许由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唐尧是传说中的明君，身受臣虏之劳，却只取监门之养，与百姓同甘共苦，那个时代多少读书人渴望重现，杜甫就曾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由却洗着耳朵归隐，这种做法远远超过了庄子把功名视作腐鼠，有矫枉过正之嫌，如果以儒家入世的观点来衡量，一个过分自我、缺乏牺牲精神的许由就应该受到后代士人谴责。
也就是说，用儒家的观点来看的话，唐尧与许由二者形成了悖论，最强的矛遭遇了最强的盾，二者不可并存，要么许由不值得推崇，要么唐尧的时代不清明。我想文中所书“混乱”就形成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