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美国，一大批作家都深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亨利·戴维·梭罗决定返乡教书。过了3年，他觉得返乡还不够彻底，遂玩起了“独居”，成为老一辈的美国“空巢青年”。
　　1845年3月，梭罗向《小妇人》的作者奥尔科特借了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跑进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树，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并在小木屋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
　　他说自己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立，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辰。不过他没有安安静静地独自欣赏美景，而是写了整整一本书来“炫耀”独居生活，这本书后来成为很多文青的朝圣指南。
　　他感受到“周遭自然环境带来的甜美与益处，人类邻里的种种虚无的益处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再也没有兴起过需要人类邻居来陪伴的念头”。但他同时也明白，“大多数人，在我看来，并不关爱自然。只要可以生存，他们会为了一杯朗姆酒出卖他们所享有的那一份自然之美”。
　　说得真是太好听了。就像身边那些忧郁的朋友，揣着几罐啤酒去海边，走偏僻的沙石路，两旁是低矮的树丛，里面藏着几株野麻。坐在僻静的野滩上，抽半盒烟，看没有生机的脏海，墨绿的藻类缠绕万物，四周天际一片灰色。在走之前除了留下烟蒂和酒瓶，还一定会拍一张虚头巴脑的照片，花半小时美图，再配一句“诗与远方”，然后默默等人点赞。
　　他们一边熬夜加班，吃臟外卖，悬浮在黏粥一样的雾霾里；一边还要听民谣，关心学区房政策，反思共享经济，供奉“男团”“女团”，给照片加滤镜。
　　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分裂，骑着ofo逃离北上广，灵魂随意安放，对明天抱有幻想，因为“仪式感”本身比仪式重要得多。
　　虽然造不起湖边小屋，但都市“空巢青年”每周订一次快凋谢的降价鲜花，摆在出租屋唯一朝阳的窗边。他们崇尚北欧的“安全距离”，热情转发“为了不与人交流，某人装了十几年盲人”的新闻。邻居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串铅牌上的数字。他们无法忍受半夜回家和不倒垃圾的室友，懒得进入一场真正严肃的关系。他们把独自生活看成一种更高级的生存状态并以此作为标榜，甚至连晒出来的“孤单寂寞冷”都是变相的“傲娇”。吃下的真正的苦，打碎了的牙，早就混着血默默咽进肚子。
　　这样的“隐居”充满悖论。生活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梭罗早就看透了这一切。
　　梭罗的小屋离公路只有260米，天气好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透过次生林看到汽车经过。小屋离康科德市中心也只有2.13公里，好朋友爱默生的住处也在散步的范围内，甚至去他父母的居所也只需步行10分钟便可到达。理查德·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中描述，梭罗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康科德，他的母亲和姐姐每周六会给他送食物，而他自己则时不时地回家去，“将家里装点心的坛子舔个干干净净”。
　　他的那些文艺圈朋友也频繁光顾他的小木屋，在湖畔举行聚会，甚至成立了名为“瓦尔登湖协会”的文人社团。天天派对，夜夜笙歌。
　　除了接待各种纷至沓来的参观人群外，梭罗还在小屋旁制造了一场森林大火。起因是煮鱼杂汤，火起后，这位大哥并没有着急灭火，而是爬到小山坡上观赏火景，事后还写道：“那真是十分壯观的一幕，而我是唯一欣赏到它的人。”这场大火烧毁了300英亩林地。
　　文艺青年玩起文艺来可真是勇猛精进。“隐士感”比做隐士本身更令人着迷，“空巢感”比空巢本身更具吸引力。房门一关，以为就疏离了人群。时常抱怨生活和爱情都欺骗了自己，起码要在精神上让人觉得孤立无援。
　　能够自由地选择独居，绝对是人类的进步。不过真正的隐士可不好当，开车半个小时到闹市享受烟火生活，通常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交流需求。如果安静能给你力量，那你可以选择闭嘴；如果还需要繁华都市，那就尽情享乐，无须“外冷内热”地苦心营造一种“高级”的孤独感。“空巢青年”也不是一个时髦的标签，谁都能往自己身上贴。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
　　（继续前进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9月20日，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