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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7年，江苏无锡市第一次提出“河长制”的概念，并将其用于河湖流域治理。随后，中央采纳河长制这一实践创新并进行推广，拉开了河长制在全国范围的序幕。在近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各地涌现了更多颇具特色的河长制“变体”，湖南省永州市创新出颇具特色的“双河长制”治水模式。相比于依附行政权力的河长制，双河长制中蕴含了更多促使河流治理常态化的运行机制。本文将从整合治理角度剖析“双河长制”的特色及其运行逻辑，并就此对河流治理问题进行思考。
[关键词] 整合治理 双河长制 民间河长 河流治理
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标志码：A
“双河长制”，是湖南省永州市政府和湖南环保联合会共同推出的“民间河长+官方河长”的双河长治水模式。在原有官方河长的组织结构和责任机制的基础之上，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将政府河流治理的项目授权给社会组织，同时将民众融入治水体系，部分民众将作为“民间河长”参与到河流治理的一线工作中。“民间河长”与“官方河长”的工作都以河流治理为中心，以促进全社会环保合力形成为使命，相辅相成，因此该模式称之为“双河长制”。
在该模式之下，政府、社会组织、民众三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功能互补，构建了良好有效的治水体系。推行该模式之后，2018年第一季度巡河次数高达749次，反映问题322条，问题处理率达78%，累计巡河人次[1]830人次，巡河里程6 925.2千米[2]；2017年以来，永州市的“民间河长”行动机构带动了900多个社区、学校和志愿者团队参与水环境治理与监督，切实有效地解决永州市的河流污染问题。
一、永州市“双河长制”治水模式的特色
（一）与官方河长对应融合的组织机制
传统河长制由各级党政一把手担任河长，依附政府权威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包干制[3]，各级行政区党政领导牵头，同级环保及水利部门调派人员协助，共同组建河长办公室。利用政府内部压力体制[4]和“晋升锦标赛”[5]的特点，形成纵向“市河长办—区（县）河长办—乡河长办—村级河长”科层特征的组织形式。而“双河长制”治水模式在此基礎之上加入“民间河长”，组织结构与官方河长层层对应，构建起“市民间河长行动中心—县区民间河长行动中心—乡镇民间河长行动站—村社段长”组织结构。
官方河长与民间河长在纵向上均采用科层特征的组织结构，保障河流治理工作的专业化指导和命令的直接下达；同时，各级河长办公室与民间河长行动中心一一对应，在组织结构的横向上保障双方的交流互通和信息共享。如图1所示。
（二）主体间功能互补与沟通机制
1.角色定位与功能互补
政府是河流治理的主导者。政府拥有合法的河流治理公权力，可通过政策手段和工具对社会其他主体进行跨界整合[6]，并且集中掌握治理污染问题所需要的社会资源，是河流治理的主角。
①合法公权力的所有者。政府拥有法律授予的公权力，可以指定规章制度对污染者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从而从源头减少污染行为的发生；政府可通过政策手段和工具对其他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吸纳多元主体进入河流治理领域，共同治水。②社会资源的支配者。政府对于社会资源调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7]，其掌握大量信息、技术、资金资源，资源掌握程度优势远远大于其他主体。除此之外，政府还可调动多方资源，整合协调，调配资源完成河流治理的任务。由此，政府成为河流污染问题治理的主角。
（2）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的中介
社会组织承办政府的河流治理项目，政府通过政府购买将河流治理以项目的形式交至社会组织手中，与政府进行信息共享、有机互动，构建与官方河长相对应的民间河长组织结构；组织民间河长招聘活动，对其进行培训，规定民间河长的职责、行动程序及准则，监督管理民间河长的行为。在项目长期运行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向上承办政府项目、向下招募吸纳民众，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有效连接的中介。
（3）民间河长是一线治理的重要力量
相比于政府和社会组织，民间河长所代表的民众具有的优势便是数量多、分布广，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的优势，他们在河流治理体系中主要扮演信息员、监督员、作战员和传播员的角色，如表1所示。
2.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
永州市“双河长制”在原有上下级信息传递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各级河长办与对口民间河长行动中心之间也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保证了信息交流的通畅，如图2所示。信息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河流污染情况、水质状态、治理情况、监督结果等，进一步增强了河长和民间河长工作协调配合程度，也使得政府、社会及民众掌握更多自身工作所需的信息。除此之外，民众也可通过“永州市河长制”微信公众号直接查看河长办的工作动态，并且可以针对河流污染行为和情况进行举报。
3.科学的体外监督机制
传统河长制明确地将河流保护及治理情况作为行政首长的绩效考核内容，并采取“一票否决制”。在政府内部“晋升锦标赛”[8]的背景下，上级行政首长不断向下级施压，使得下级河长办对于河流治理的治理压力和关注程度急剧升高。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治理监督仅仅局限于体制内部监督，并不具备相应的客观性。
永州市“双河长制”治水模式在体制内监督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广泛的、有效的体制外监督。民间河长除了向民间河长行动中心汇报问题以外，同时具有追踪问题的权力，如若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可按照程序将问题不向上级反映，直至问题解决。这样一种机制就是巧妙利用了河长制背后的制度逻辑，并将之强化，形成更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二、“双河长制”的整合治理运行逻辑
杨宏山教授根据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程度、跨界事务商的平等性两个维度将地方治理模式分为四种，全能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和协同治理。相比于全能治的公共部门垄断和自主治理、协商治理的过于理想化，合治理更符合当前中国的地方治理实情。
笔者认为永州市的“双河长制”治水模式正是出于整理论角度的制度设计，政府利用自身权威和掌握的资源是河流治理的主导者，但是其承认并发掘多元主体的作，充分调动社会和民众参与其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政主导、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治水模式。本文将借鉴杨宏山教授的整合理论，剖析“双河长制”的运行逻辑。
（一）跨界整合多元主体
我国的主要社会主体即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也是我国河流治理的必备角色。在以往的河流治理中，政府处于全能治理[9]的定位，政府掌握河流治理的绝对权力，但治理效果不佳。而相比于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是更广泛的存在，其专业程度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远远超过政府，但是它们没有展示能力的空间和机会，发展并不充分，使得它们的作用以松散、偶发的形式发生，规模小，常规性缺失。
笔者认为，“双河长制”治水模式便是整合治理理论在河流治理领域的一种实践。政府是河流治理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利用自身权威对社会组织和民众进行跨界整合。这种整合既包括政府内部的整合也包括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整合，如图3所示。
政府内部整合是指依靠权威将政府内部的条块结构进行“收紧”，减少各个层级、各个部门之间的壁垒和阻碍，增强其联系和合作，缩小各级单位之间留存的较大空隙，从而形成一种整合状态，释放其原有但没能充分利用的资源和能力。而民间河长的出现是对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三者进行的有机整合。民间河长改善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三方以断层的形式出现在河流治理领域，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双河长制”这一项目，下放一部分权力，为其提供资源、信息；社会组织为政府提供民间河长的管理和服务，维持双河长制的日常运转；两者呈现一种有利益往来的合作关系，这在无形之中缩小了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间隔，使得政府与社会实现了对接。社会组织在获得政府支持之后，面向社会进行民间河长的招募，管理、培训民间河长和志愿者；民众利用“民间河长”这一渠道来参与河流治理活动，对河流治理现状进行监督和反馈，这时民间河长成为社会组织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渠道。由此，对社会主体的整合加强了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打破断层，由起初松散的状态转变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主体关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跨界整合模式。
1.政府购买的项目化运作
传统的河长制中，管理、监督、信息收集等工作均集中在政府内部，在无形中增加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内容和压力。并且河流治理的整个过程都由政府一方来完成，碎片化问题、调动公民能力的缺失、监督不全面、发现问题能力不强等政府自身属性带来的功能短缺，会使得政府单方面的供给趋于低效。而在“双河长制”治水模式中，政府则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将部分河流治理的事宜形成项目，具体项目运行权力下放至社会组织，由更具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专职经营、管理“民间河长”，发动民众参与河流治理，同时对政府公权力进行监督；政府对其提供资金支持，协助资源的调配并进行监督。在政府购买的项目化运作方式之下，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河流治理供给侧的合理调整，从而促进河流治理的高效。
2.面向社会的精英吸纳方式
相比于政府，专业从事河流治理或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会更具有专业性和创新性，在河流领域具有更多的方法、策略和管理经验，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和运作能够使河流治理更趋于专业、高效；而河流污染问题，往往与民众息息相关，问题的发现和环保的实践都会主要依赖民众，而民众中又不乏具有专业能力和知识之人，“双河长制”以招募民间河长的方式将这部分治水精英吸纳进河流治理的一线队伍之中，并为其提供活动平台。这种面向全社会的精英吸纳方式使得社会组织和有志于河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民众不再以零星个体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而是聚集起來吸纳进入治水体系，充分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三、总结与展望
正如杨宏山教授所言，整合治理是当前极具我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但其具有很多风险，如民间组织发展受到限制、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依赖过度、社会组织运行行政化[9]等等。由此，整合治理只是一个基于事实判断而得出的可信结论[10]，我国治理的制度需求应是协同治理。置于河流治理领域来看，不论是河长制还是永州市的“双河长制”，目前都是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为协调的治理模式，集中于水污染的改善。这都只是当前河流污染局势下的特色治理，但是河流治理的真正目的是促进一种全社会、多主体、言语权平等的环保合力。
河流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当前水污染的治理，并且还包括未来河流的保护。河长制的存在形式使得河流治理过于依赖政府内部。水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长期的过程，而党政一把手在长期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会不断更迭，政策的实施具有很大的变动性，以政府为中心的整合治理会存在一定的变数，因此单单依赖“河长制”则很难取得长期稳定的治理效果。
长远来看，环保不是一方的环保，而是全民的环保。中国治理环境问题的根本在于公众参与，即为民众提供言语权平等的河流治理参与机制，三方主体能够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决策，充分参与环境保护，形成一种从“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的治理合力。这种合力的形成不仅能够有力地解决当前的水污染的突出问题，同时对于日后日常环保也具有很好的调控能力。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功能发挥出来之后，能够及时在污染发生之前就进行一种控制，不单单依靠政府的事后补救，同时也减少对政府党政一把手的依赖性，不论“河长”如何更迭，环保合力是始终存在的，社会组织和民众都能够对其进行信息反馈和监督。因此，出于河流保护的长远目的，我们更应该将眼光放得长远，更多地去借鉴“双河长制”中的公众参与部分，促进长效机制的建立，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治理网络。
参考文献：
[1]杨宏山.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J].新视野， 2015（3）：28- 35.
[2]杨宏山.转型中的城市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68.
[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34（6）：1- 38.
[4]荣敬本.变“零和博弈”为“双赢机制”——如何改变压力型体制[J].人民论坛，2009（2）：28- 29.
[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 2007（7）：36- 50.
[6]熊烨，周建国.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影响因素与模式概化——基于江苏省“河长制”的QCA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1）：37- 47，126- 127.
[7]刘伟.自治、协同还是整合 ——兼评《转型中的城市治理》[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7（4）：92- 96.
[8]杨宏山，李娉.中国地方治理的理论解释与比较分析[J].治理研究，2018，34（3）：64- 70.
[9]杨宏山，刘伟.地区行政垄断与地方治理改革[J].理论视野， 2012（7）：42- 45.
[10]吴上进，张蕾.公众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现状的调查报告[J].兰州学刊，2004（3）：195- 197.
[关键词] 整合治理 双河长制 民间河长 河流治理
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标志码：A
“双河长制”，是湖南省永州市政府和湖南环保联合会共同推出的“民间河长+官方河长”的双河长治水模式。在原有官方河长的组织结构和责任机制的基础之上，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将政府河流治理的项目授权给社会组织，同时将民众融入治水体系，部分民众将作为“民间河长”参与到河流治理的一线工作中。“民间河长”与“官方河长”的工作都以河流治理为中心，以促进全社会环保合力形成为使命，相辅相成，因此该模式称之为“双河长制”。
在该模式之下，政府、社会组织、民众三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功能互补，构建了良好有效的治水体系。推行该模式之后，2018年第一季度巡河次数高达749次，反映问题322条，问题处理率达78%，累计巡河人次[1]830人次，巡河里程6 925.2千米[2]；2017年以来，永州市的“民间河长”行动机构带动了900多个社区、学校和志愿者团队参与水环境治理与监督，切实有效地解决永州市的河流污染问题。
一、永州市“双河长制”治水模式的特色
（一）与官方河长对应融合的组织机制
传统河长制由各级党政一把手担任河长，依附政府权威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包干制[3]，各级行政区党政领导牵头，同级环保及水利部门调派人员协助，共同组建河长办公室。利用政府内部压力体制[4]和“晋升锦标赛”[5]的特点，形成纵向“市河长办—区（县）河长办—乡河长办—村级河长”科层特征的组织形式。而“双河长制”治水模式在此基礎之上加入“民间河长”，组织结构与官方河长层层对应，构建起“市民间河长行动中心—县区民间河长行动中心—乡镇民间河长行动站—村社段长”组织结构。
官方河长与民间河长在纵向上均采用科层特征的组织结构，保障河流治理工作的专业化指导和命令的直接下达；同时，各级河长办公室与民间河长行动中心一一对应，在组织结构的横向上保障双方的交流互通和信息共享。如图1所示。
（二）主体间功能互补与沟通机制
1.角色定位与功能互补
政府是河流治理的主导者。政府拥有合法的河流治理公权力，可通过政策手段和工具对社会其他主体进行跨界整合[6]，并且集中掌握治理污染问题所需要的社会资源，是河流治理的主角。
①合法公权力的所有者。政府拥有法律授予的公权力，可以指定规章制度对污染者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从而从源头减少污染行为的发生；政府可通过政策手段和工具对其他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吸纳多元主体进入河流治理领域，共同治水。②社会资源的支配者。政府对于社会资源调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7]，其掌握大量信息、技术、资金资源，资源掌握程度优势远远大于其他主体。除此之外，政府还可调动多方资源，整合协调，调配资源完成河流治理的任务。由此，政府成为河流污染问题治理的主角。
（2）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的中介
社会组织承办政府的河流治理项目，政府通过政府购买将河流治理以项目的形式交至社会组织手中，与政府进行信息共享、有机互动，构建与官方河长相对应的民间河长组织结构；组织民间河长招聘活动，对其进行培训，规定民间河长的职责、行动程序及准则，监督管理民间河长的行为。在项目长期运行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向上承办政府项目、向下招募吸纳民众，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有效连接的中介。
（3）民间河长是一线治理的重要力量
相比于政府和社会组织，民间河长所代表的民众具有的优势便是数量多、分布广，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的优势，他们在河流治理体系中主要扮演信息员、监督员、作战员和传播员的角色，如表1所示。
2.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
永州市“双河长制”在原有上下级信息传递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各级河长办与对口民间河长行动中心之间也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保证了信息交流的通畅，如图2所示。信息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河流污染情况、水质状态、治理情况、监督结果等，进一步增强了河长和民间河长工作协调配合程度，也使得政府、社会及民众掌握更多自身工作所需的信息。除此之外，民众也可通过“永州市河长制”微信公众号直接查看河长办的工作动态，并且可以针对河流污染行为和情况进行举报。
3.科学的体外监督机制
传统河长制明确地将河流保护及治理情况作为行政首长的绩效考核内容，并采取“一票否决制”。在政府内部“晋升锦标赛”[8]的背景下，上级行政首长不断向下级施压，使得下级河长办对于河流治理的治理压力和关注程度急剧升高。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治理监督仅仅局限于体制内部监督，并不具备相应的客观性。
永州市“双河长制”治水模式在体制内监督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广泛的、有效的体制外监督。民间河长除了向民间河长行动中心汇报问题以外，同时具有追踪问题的权力，如若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可按照程序将问题不向上级反映，直至问题解决。这样一种机制就是巧妙利用了河长制背后的制度逻辑，并将之强化，形成更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二、“双河长制”的整合治理运行逻辑
杨宏山教授根据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程度、跨界事务商的平等性两个维度将地方治理模式分为四种，全能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和协同治理。相比于全能治的公共部门垄断和自主治理、协商治理的过于理想化，合治理更符合当前中国的地方治理实情。
笔者认为永州市的“双河长制”治水模式正是出于整理论角度的制度设计，政府利用自身权威和掌握的资源是河流治理的主导者，但是其承认并发掘多元主体的作，充分调动社会和民众参与其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政主导、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治水模式。本文将借鉴杨宏山教授的整合理论，剖析“双河长制”的运行逻辑。
（一）跨界整合多元主体
我国的主要社会主体即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也是我国河流治理的必备角色。在以往的河流治理中，政府处于全能治理[9]的定位，政府掌握河流治理的绝对权力，但治理效果不佳。而相比于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是更广泛的存在，其专业程度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远远超过政府，但是它们没有展示能力的空间和机会，发展并不充分，使得它们的作用以松散、偶发的形式发生，规模小，常规性缺失。
笔者认为，“双河长制”治水模式便是整合治理理论在河流治理领域的一种实践。政府是河流治理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利用自身权威对社会组织和民众进行跨界整合。这种整合既包括政府内部的整合也包括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整合，如图3所示。
政府内部整合是指依靠权威将政府内部的条块结构进行“收紧”，减少各个层级、各个部门之间的壁垒和阻碍，增强其联系和合作，缩小各级单位之间留存的较大空隙，从而形成一种整合状态，释放其原有但没能充分利用的资源和能力。而民间河长的出现是对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三者进行的有机整合。民间河长改善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三方以断层的形式出现在河流治理领域，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双河长制”这一项目，下放一部分权力，为其提供资源、信息；社会组织为政府提供民间河长的管理和服务，维持双河长制的日常运转；两者呈现一种有利益往来的合作关系，这在无形之中缩小了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间隔，使得政府与社会实现了对接。社会组织在获得政府支持之后，面向社会进行民间河长的招募，管理、培训民间河长和志愿者；民众利用“民间河长”这一渠道来参与河流治理活动，对河流治理现状进行监督和反馈，这时民间河长成为社会组织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渠道。由此，对社会主体的整合加强了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打破断层，由起初松散的状态转变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主体关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跨界整合模式。
1.政府购买的项目化运作
传统的河长制中，管理、监督、信息收集等工作均集中在政府内部，在无形中增加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内容和压力。并且河流治理的整个过程都由政府一方来完成，碎片化问题、调动公民能力的缺失、监督不全面、发现问题能力不强等政府自身属性带来的功能短缺，会使得政府单方面的供给趋于低效。而在“双河长制”治水模式中，政府则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将部分河流治理的事宜形成项目，具体项目运行权力下放至社会组织，由更具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专职经营、管理“民间河长”，发动民众参与河流治理，同时对政府公权力进行监督；政府对其提供资金支持，协助资源的调配并进行监督。在政府购买的项目化运作方式之下，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河流治理供给侧的合理调整，从而促进河流治理的高效。
2.面向社会的精英吸纳方式
相比于政府，专业从事河流治理或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会更具有专业性和创新性，在河流领域具有更多的方法、策略和管理经验，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和运作能够使河流治理更趋于专业、高效；而河流污染问题，往往与民众息息相关，问题的发现和环保的实践都会主要依赖民众，而民众中又不乏具有专业能力和知识之人，“双河长制”以招募民间河长的方式将这部分治水精英吸纳进河流治理的一线队伍之中，并为其提供活动平台。这种面向全社会的精英吸纳方式使得社会组织和有志于河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民众不再以零星个体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而是聚集起來吸纳进入治水体系，充分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三、总结与展望
正如杨宏山教授所言，整合治理是当前极具我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但其具有很多风险，如民间组织发展受到限制、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依赖过度、社会组织运行行政化[9]等等。由此，整合治理只是一个基于事实判断而得出的可信结论[10]，我国治理的制度需求应是协同治理。置于河流治理领域来看，不论是河长制还是永州市的“双河长制”，目前都是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为协调的治理模式，集中于水污染的改善。这都只是当前河流污染局势下的特色治理，但是河流治理的真正目的是促进一种全社会、多主体、言语权平等的环保合力。
河流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当前水污染的治理，并且还包括未来河流的保护。河长制的存在形式使得河流治理过于依赖政府内部。水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长期的过程，而党政一把手在长期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会不断更迭，政策的实施具有很大的变动性，以政府为中心的整合治理会存在一定的变数，因此单单依赖“河长制”则很难取得长期稳定的治理效果。
长远来看，环保不是一方的环保，而是全民的环保。中国治理环境问题的根本在于公众参与，即为民众提供言语权平等的河流治理参与机制，三方主体能够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决策，充分参与环境保护，形成一种从“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的治理合力。这种合力的形成不仅能够有力地解决当前的水污染的突出问题，同时对于日后日常环保也具有很好的调控能力。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功能发挥出来之后，能够及时在污染发生之前就进行一种控制，不单单依靠政府的事后补救，同时也减少对政府党政一把手的依赖性，不论“河长”如何更迭，环保合力是始终存在的，社会组织和民众都能够对其进行信息反馈和监督。因此，出于河流保护的长远目的，我们更应该将眼光放得长远，更多地去借鉴“双河长制”中的公众参与部分，促进长效机制的建立，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治理网络。
参考文献：
[1]杨宏山.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J].新视野， 2015（3）：28- 35.
[2]杨宏山.转型中的城市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68.
[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34（6）：1- 38.
[4]荣敬本.变“零和博弈”为“双赢机制”——如何改变压力型体制[J].人民论坛，2009（2）：28- 29.
[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 2007（7）：36- 50.
[6]熊烨，周建国.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影响因素与模式概化——基于江苏省“河长制”的QCA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1）：37- 47，126- 127.
[7]刘伟.自治、协同还是整合 ——兼评《转型中的城市治理》[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7（4）：92- 96.
[8]杨宏山，李娉.中国地方治理的理论解释与比较分析[J].治理研究，2018，34（3）：64- 70.
[9]杨宏山，刘伟.地区行政垄断与地方治理改革[J].理论视野， 2012（7）：42- 45.
[10]吴上进，张蕾.公众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现状的调查报告[J].兰州学刊，2004（3）：195- 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