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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的中译本出版了①。这本小书的作者以其犀利的风格提出的若干文学问题,耐人寻味。现在人们讨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的时候,看看欧洲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最初兴起的痕迹,我想这是有意义的,至少是有助于这方面的讨论的。
一
《拉辛和莎士比亚》是司汤达于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五年发表的有关“浪漫主义”论文的汇集。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英国诗人、戏剧家,在我国要算很知名的了。拉辛似乎不是这样,这位十七世纪的法国古典悲剧作家,他的作品虽然过去有几本译成中文(如《安德洛玛克》),但也并不曾广泛流传,好象他距离今天很远似的。其实法国的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要比莎士比亚(William Shakspeare 1564—1616)生活的时代晚得多。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不说是他们作品中所描写的事物和他们的各自的风格所造成的。拉辛那种典雅绮丽的古典戏剧已经距我们太远了,而莎士比亚以其雄浑博大、丰富多采的民间风格,以其饱含着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时时闪烁着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描绘,历数纪而不朽,虽古老而长青。
让我们来看看司汤达的书。
司汤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他少年时在家乡格莱诺布尔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因此在很长时间他热烈爱好拉辛、莫里哀。一八○三年,他曾写信给他的妹妹宝莲娜:“每天读一幕拉辛,这是学习法文的唯一办法。”他激赏拉辛的戏剧,有一次看过拉辛的戏,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我真欣赏拉辛,雅致动人。他的戏不是米开朗吉罗的素描,而是鲁本斯的鲜艳。”对于另一位十七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哀,他非常喜欢,甚至想模仿他写喜剧(当然后来他摒弃了这种错误的做法)。
使他在文学思想上从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首先是英国和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一八一六年在米兰时,他读到一本非常使他喜爱的英国刊物,名叫《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②,于是他从这里面吸收营养。这是一本和古典主义文学持对立态度的杂志。司汤达在他的书简中说:“一个极为幸运的偶然,使我认识了四、五位Englishmen of the first rank andunderstanding(第一流的和聪明的英国人)。他们使我茅塞顿开,恍然了悟。他们设法让我阅读了Ed.Rev.(《爱丁堡评论》)。这一天,应是我精神史上一个伟大时期的开始。”③他在英国文学中发现了莎士比亚。他喜爱的首先是他的心理描写、对人物性格和习俗的深刻而透彻的观察。莎士比亚戏剧中那种原始、粗犷的激情,简直异常猛烈的激情,在法国古典戏剧中是找不到的。“非拉辛或伏尔泰所能望其项背”。莎士比亚为强有力的灵魂而写作,而温柔的拉辛则为宫廷王公、贵妇而制作佳什。
帝国垮台后,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一年,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当时正是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跟这些人颇有接触,常看他们的文章、报刊。他特别是受到孟佐尼(A.Manzoni1785—1873,曾写过《关于三一律问题致寿畏先生》)、海尔麦斯·维斯贡迪(Ermès Visconti,《浪漫主义诗歌浅论》的作者)的影响。一八一七年底当他看到别人批评意大利浪漫主义诗歌时,他立即写文章反驳(此文当时未发表,后来作为附件收入《拉辛和莎士比亚》)。当时意大利讨论民族语言问题,佛罗仑萨人正准备编辑一本字典,主张精收,而另一部分人主张丰富词汇,司汤达写道:“佛罗仑萨人主张古字,是古典派;而隆巴德人是赞成浪漫主义的。”④他还自己写了一篇叫《意大利语言的衰微》的文章,这些都足以说明他逐渐成为浪漫派的拥护者。从这个时期他写的《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塔斯》⑤、《意大利绘画史》等书也可以看出,他的研究使他吸取当代意大利浪漫主义的理论,开始形成了一种初步的想法:“应该创新,不要再去抄袭过去那些古老的世纪了。”
当他回到巴黎,一八二二年七、八月间英国的一个叫潘莱(Penley)的剧团到法国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先在圣·马丁门戏院,当时有一部分观众和舆论界仇视英国,预先布置恶意捣乱。戏才开幕,台下就是嘘声一片,又扔苹果又扔鸡蛋,大叫:“讲法国话!讲法国话!打倒莎士比亚!他是威灵吞的副官!”⑥这样演出只好中断。随后改到商特来纳路小剧场演出,情况仍不见佳。司汤达气愤已极,为了鼓励演员,要他们重振士气,他写了《拉辛和莎士比亚》的第一章,发表在这年十月号在巴黎出版的《巴黎每月评论》上。第二章:《笑》,一八二三年一月,也登在这本杂志上。第三章和最后一章以及序言没有先发表过。一八二三年集成此书,用自费出版。既出版后,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但是一种新时代的思潮是不可阻挡的,浪漫主义逐渐在法国普遍传播开来。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拉辛还是莎士比亚?这是时代提出来的问题。这正如后来作者在他的《论爱情》一书中所说:“莎士比亚与拉辛之争不过是路易十四和大宪章之间的争论罢了。”⑦浪漫派文学者印出宣言,古典派也用诗或散文加以反驳,代表官方的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也正式卷入了这场论争。一八二四年院士奥瑞在一次大会上公开猛烈抨击这一新派,所有近政府的报纸为他张目,四处响应,于是司汤达针对这位古典主义的卫道者又写出此书的第二部分书信体的应对文章,其后并汇集成书。这本书代表了司汤达成熟时期对文学的主要看法。十九世纪文学评论家圣·勃甫盛赞《拉辛和莎士比亚》,称之为“浪漫主义的轻骑兵”。⑧对,这是一个时代的先锋,他大声呐喊,向当时那个消沉衰歇的法国旧文坛冲刺过去。
二
一八二二年的法国当时正是王政复辟(查理第十)时期,波旁王朝这时除了为贵族们贪婪地搜括钱财以外,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想做,实在是日渐颓败了。文学界是假古典派仍然在抄袭中讨生活,他们不是强大,而是顽固。尤其是戏剧舞台上,经过十七、十八世纪精心培植,更没有多少变动。演员们穿着绣花衣服,头戴洒上白粉的假发,短裤高靴,一举手、一投足都遵循着陈规旧矩;戏剧里用词遣句只能是所谓“沙龙语言”(或者说是“客厅语言”),有些字眼被认为是粗俗不雅的,因此不能入戏(譬如司汤达在这本书里指出的“手帕”〔le mouchoir〕,“手枪”〔le pistolet〕);古代戏里父亲称儿子为“先生”,两个挚友之间互称“大人”,此时还原封不动;尤其是沿袭下来的所谓“三一律”中的地点整一律和时间整一律(整个戏发生的地点不许变换,时间必须限制在一昼夜内,即戏剧情节发展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或限于情节发展的最后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遵守,否则就被认为不逼真;除此之外,就是要用诗体写剧。这些古老的东西紧紧束缚住新文学的创作,也紧紧束缚住当时人们的思想。
但是时代变了,这个时候的所谓古典主义已经不是十七世纪封建盛世的古典主义了,那时古典主义曾经发出过光辉,而这时复辟王朝本身也只是封建势力的回光返照,因此,这种反映在文学上的东西早已失去了现实感。活生生的内容不见了,剩下的是根据习惯必须墨守的院定形式,一只空壳子。
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司汤达提出了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形式决定内容还是内容决定形式?是宁可为了内容而寻求适合它的新的形式,还是仅仅为了顾全形式而背弃内容呢?
假古典主义就是形式主义。它的拥护者往往为了维护昔日古老的形式,不得不敷衍成章。这种作法能使茁壮、新鲜有力的东西变得毫无兴味,苍白乏力。古典戏剧要求用亚历山大诗体去写。诗体或是协韵本应是为了在表达上增加效果,但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反而会削弱它的话,那么这种形式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了,诗人又要它做什么?司汤达在书中用这样的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法国历史上有个国王亨利第四(在历史上这算得上是一位革新者)讲过一句话:“我希望我的王国的最穷苦的农民至少在礼拜日能吃到炖鸡。”可是这句质朴的话到了假古典派笔下,就文绉绉地变成非常枯燥无味的四行“诗句”了(并且原诗韵很丰富!):
“总之我希望:在标志着休息的日子里,
住在贫苦村庄里一位勤劳的主人,
多亏我的善举,在他那不太寒酸的餐桌上,
能陈列几盘专为享乐而设的佳肴。”
(勒古维:《亨利第四之死》第四幕)⑨
吟哦了半天,把一句质朴而表现力极强的话变成了一堆空洞词藻,这就是假古典派的功绩!
虽然“人在激情支配下讲的不见容于诗律”,然而这正是诗。起初,这些“古典”的学院诗人是“舍弃激情,迁就亚历山大诗律的诗句”,到了后来,连激情也所剩无几,甚至没有了,于是他们就用这种诗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司汤达要说亚历山大诗体只是一块掩饰愚蠢的“遮羞布”(un cache-sottise)的缘故——来遮掩住贫乏无聊的内容。
再举书中的一个例子:在《安达卢西亚的熙德》一剧中,国王深夜来到他的敌人家中,他问随从:“现在几点钟了?”作者不敢让随从回答:“陛下,是午夜了。”而居然为此凑出两行诗:
“圣·马可教堂钟楼,距此处房屋不远,
当您走过之时,十一点钟已经敲过。”⑩
如此紧急的关头,一个随从却用了这样漫长而雅得可以的句子,这不是无病呻吟是什么?
司汤达提出的“浪漫主义”不是这样的。他说:“浪漫主义喜剧首先不让我们看到它的人物穿着绣花服装;剧本结尾也并不永远是情人和结婚;人物也并不一律要在第五幕改变性格;人们有时看到戏里写了爱情,但不是一律都以美满姻缘告终;就是结婚,也不因为押韵而称为‘伊美纳’。在社会生活中,把结婚说成‘伊美纳’,岂不是笑话?”⑾
《拉辛和莎士比亚》的作者主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有什么样的内容就要有什么样的形式,内容通过适合它的形式才能完美地、生动地表现出来。一声愤怒的呼喊难道还需要温文尔雅的词藻吗?突然的惊愕难道用陷于陈套的韵语足以表达吗?当然不行。但请看莎士比亚是这样做的。司汤达举出《马克白》为例,“马克白看见班戈的鬼魂,不禁惊恐万状,大声叫道:
‘Thetableisful1.’⑿
一个小时前杀死了班戈,夺取了王位,这就是应该留给他国王马克白的王位。还有什么诗,什么音律,可以再加到这句话的美之上?”⒀
一切是从文学效果出发的。“在这里,这样的语句是非用不可的,分毫不能变动,而且别无其他。”⒁使用生动的、富有现实感的一句简单的话,就能传神,就足以绘声绘色,就是美。装饰和模拟在这里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是到处可以套用的,死板的,没有生命。
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司汤达提出了一个向过去的伟大作家学习的问题。
怎样去学习?
一种做法:摹仿他们。直接摹仿他们的作品,把他们的创作法则当作金科玉律,原封不动地加以遵守。司汤达嘲笑他们说:“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他们没有荷马某些诗句或者没有西塞罗论《老年》中某一哲学论点暗中作为依据,他们是不敢前进一步的。”一句话,他们除了因袭前人以外,什么也不会做。
另一种就是司汤达所指出的:要向过去的作家学习,但不是模仿,而是学习“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研究方法,和为我们同时代人创作他们所需要的悲剧的艺术。”他希望人们不要抄袭过去作家所描写的对象,因为时代在变化,地点环境和人物都在不断改变,如果你还趴在凡尔赛宫古老的画廊上纹丝不动,那不是一个笑话吗?过去使人娱乐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再能使我们快乐,往昔认为可笑的今天已经不再使我们发笑。每个作家应当为他当时的社会写作。诚如这本书的译者在《后记》中所说:“司汤达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时代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时代的变化,总是将艺术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虑。”这话很中肯。
“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者,因为他首先为一五九○年的英国人表现了内战所带来的流血灾难,他又大量地、细致地描绘了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精细的变化。古代希腊悲剧作家曾经是卓越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们按照当时人民的道德习惯、宗教信仰在创作。法国十七世纪的悲剧作家拉辛在当时也曾经是浪漫主义者,因为他描绘了路易十四的宫廷、“极端的尊严感”和当时的风尚。但是如果不顾时间、环境的距离,把为过去所创造的一切(曾是当时活生生的现实反映)照搬到当代来,就变成滑稽的僵尸舞了。所以司汤达认为,如果拉辛活在这个“当代”(一八二三年),他决不会写一六七○年的那种作品,他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写作的。
另一方面,司汤达不愧是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弟子。在分析过去作家时也象他自己在描写小说中的人物那样运用着辩证方法,从来不绝对化。他欣赏莎士比亚,但他不是毫无条件、五体投地崇拜这位大师,他仍然不要人们去直接模仿莎士比亚。他不赞成拉辛,但是他认识拉辛,他不否定象拉辛这样的作家给予过去时代的文学创作,其“光辉是不可磨灭的”。这就是司汤达高明的地方。司汤达总是把他所评论的作家放到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去观察、去评价,给他们合适的文学史上的位置,而不是用当代的尺去衡量古人,责怪他们“那时”为什么不写出几首新诗歌或者创造出几个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来。记得有一位诗人写过这样一句诗:“我赞美人间第一盏灯。”古代的第一支火把是可贵的,因为它曾带给人类以光明,值得赞美;那时还不可能有电和太阳灯。但有谁在电的时代要主张模仿古代继续用火把照明呢?
三
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中的文章开始发表于一八二三年,当时是古典主义统治时期。这本书第一次明确地打出浪漫主义的旗帜。这是一次战斗的开始。到了一八二七年才有大仲马的《亨利第三》上演,一八三○年才出现了雨果的《欧那尼》之役,进入浪漫主义高潮,彻底打垮了古典主义。
因此,在法国文学史中总是把司汤达归于浪漫派作家,说这书是浪漫主义的前驱;但是也有人评述这本小册子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宣言”,究竟司汤达为之奋战的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司汤达眼中的浪漫主义是什么?
其实,在对当时的假古典主义的战斗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一个共同要求存在,这就是它们都反对假古典主义的因袭旧规,而主张文学作品应当反映生动的现实,用活泼创新的形式来表现,要有时代气息;它们都主张抛弃过去专写伟大人物、伟大事迹的题材,而扩大范围,把视野展开,从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至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它们还主张丰富词汇、使用民间活的语言去代替沙龙语言;一句话,在这些方面,它们都反对假古典主义。
当然,它们也是不同的。主要的是浪漫派的主观性,要求在作品中抒发个人感情、想象,作家常用第一人称讲话(并不是说凡是用第一人称的就是浪漫派作家),他们拥有更多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而现实主义重视客观性,这些作家总是避免个人感情的流露,要求从客观世界出发,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在这本小书中,司汤达当时提出的也只有三点原则:一,摒弃三一律;二,运用民族的题材;三,要求戏剧用散文写。前两者是受到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后者则是他早已有的看法,认为戏剧用诗写不行,那是史诗,不是戏剧,要用散文这种接近民间、接近现实的语言。
对,司汤达提出“一切时代的伟大作家都曾是浪漫主义者”。他所说的浪漫主义者,实质上就是指的具有时代气息、民族风格和最富独创性的作家。一八二三年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浪漫主义无疑地代表了这种主流,所以司汤达为之辩护,为之战斗。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小册子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前驱、宣传者,因为它所反映的正是当时兴起的浪漫派的要求。
但是,由于社会和其本身的各种条件,一个作家不可能局限于某一文学运动。从司汤达的文学实践来看,他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强调客观性,重视观察社会,重视心理分析(他自称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他按照客观实际批判地去塑造人物典型,这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抒情色彩、对理想以至幻想的讴歌,甚至那种喜爱夸张、淋漓尽致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并不是他背离了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实际上他很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本人对于浪漫派作家并无好感。他厌恶沙多勃里扬,不喜欢司达哀尔夫人,对雨果和维尼也不大感兴趣。他在给英国《新月刊》(New Monthly Magazine)和《伦敦杂志》(LondonMagazine)写的文学论文中对浪漫派作家几乎总是流露出不屑。他甚至说:“法兰西精神尤其反对今天被许多人称之为‘浪漫的’那种德国式的乱七八糟的文字。”这就是他对法国浪漫派的态度。
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他并没有一句话讲拉辛不好,他倒是赞美拉辛曾是“浪漫主义者”。为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班到了一八二三年还在搞古典主义的假古典主义者,那些“在他们(指历史上的伟大作家)死后一个世纪,不去睁开眼睛看,不去模仿自然,而只知抄袭他们的人”。但另一方面,他真正地赞美、景仰莎士比亚这位英国现实主义大师:司汤达自己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不要忘记,即使对于莎士比亚,他还是说:“不应当去模仿莎士比亚,而应当效法他的艺术,应当效法他的描绘的方法,而不应当抄袭他所描写的对象。”
①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79年5月)。
②《爱丁堡评论》,1802—1829刊行。英国自由派的一种综合性季刊,撰稿人有瓦尔特·司各特、麦考莱、赫兹力特等(摘自译者注)。
③司汤达:《书简》卷2,第8页,译者注。
④司汤达:《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仑萨》卷2,第49页。
⑤海顿(F.J.Haydn 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W.A.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梅达斯塔斯(P.Métastase 1698—1782),意大利诗人。
⑥D.根纳尔:《司汤达和英国》,第230页,原文载《新月刊》,1826年8月号。
⑦在王政复辟时期,路易十八于1814年公布的大宪章,表现了封建贵族对大资产阶级的妥协。
⑧圣·勃甫:《月曜日谈话》,1854年1月2日。
⑨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中译本第28页。
⑩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中译本第103页。司汤达原注,这两句取自该剧第三幕第七场,原台词据译者注略有出入。
⑾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中译本第29页。伊美纳(Hyménée),希腊神话中的司婚姻之神。
⑿“宴会上已经坐满了。”见莎士比亚:《马克白》,中译本第103页。
⒀⒁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中译本第103页。
一
《拉辛和莎士比亚》是司汤达于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五年发表的有关“浪漫主义”论文的汇集。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英国诗人、戏剧家,在我国要算很知名的了。拉辛似乎不是这样,这位十七世纪的法国古典悲剧作家,他的作品虽然过去有几本译成中文(如《安德洛玛克》),但也并不曾广泛流传,好象他距离今天很远似的。其实法国的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要比莎士比亚(William Shakspeare 1564—1616)生活的时代晚得多。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不说是他们作品中所描写的事物和他们的各自的风格所造成的。拉辛那种典雅绮丽的古典戏剧已经距我们太远了,而莎士比亚以其雄浑博大、丰富多采的民间风格,以其饱含着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时时闪烁着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描绘,历数纪而不朽,虽古老而长青。
让我们来看看司汤达的书。
司汤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他少年时在家乡格莱诺布尔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因此在很长时间他热烈爱好拉辛、莫里哀。一八○三年,他曾写信给他的妹妹宝莲娜:“每天读一幕拉辛,这是学习法文的唯一办法。”他激赏拉辛的戏剧,有一次看过拉辛的戏,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我真欣赏拉辛,雅致动人。他的戏不是米开朗吉罗的素描,而是鲁本斯的鲜艳。”对于另一位十七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哀,他非常喜欢,甚至想模仿他写喜剧(当然后来他摒弃了这种错误的做法)。
使他在文学思想上从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首先是英国和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一八一六年在米兰时,他读到一本非常使他喜爱的英国刊物,名叫《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②,于是他从这里面吸收营养。这是一本和古典主义文学持对立态度的杂志。司汤达在他的书简中说:“一个极为幸运的偶然,使我认识了四、五位Englishmen of the first rank andunderstanding(第一流的和聪明的英国人)。他们使我茅塞顿开,恍然了悟。他们设法让我阅读了Ed.Rev.(《爱丁堡评论》)。这一天,应是我精神史上一个伟大时期的开始。”③他在英国文学中发现了莎士比亚。他喜爱的首先是他的心理描写、对人物性格和习俗的深刻而透彻的观察。莎士比亚戏剧中那种原始、粗犷的激情,简直异常猛烈的激情,在法国古典戏剧中是找不到的。“非拉辛或伏尔泰所能望其项背”。莎士比亚为强有力的灵魂而写作,而温柔的拉辛则为宫廷王公、贵妇而制作佳什。
帝国垮台后,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一年,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当时正是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跟这些人颇有接触,常看他们的文章、报刊。他特别是受到孟佐尼(A.Manzoni1785—1873,曾写过《关于三一律问题致寿畏先生》)、海尔麦斯·维斯贡迪(Ermès Visconti,《浪漫主义诗歌浅论》的作者)的影响。一八一七年底当他看到别人批评意大利浪漫主义诗歌时,他立即写文章反驳(此文当时未发表,后来作为附件收入《拉辛和莎士比亚》)。当时意大利讨论民族语言问题,佛罗仑萨人正准备编辑一本字典,主张精收,而另一部分人主张丰富词汇,司汤达写道:“佛罗仑萨人主张古字,是古典派;而隆巴德人是赞成浪漫主义的。”④他还自己写了一篇叫《意大利语言的衰微》的文章,这些都足以说明他逐渐成为浪漫派的拥护者。从这个时期他写的《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塔斯》⑤、《意大利绘画史》等书也可以看出,他的研究使他吸取当代意大利浪漫主义的理论,开始形成了一种初步的想法:“应该创新,不要再去抄袭过去那些古老的世纪了。”
当他回到巴黎,一八二二年七、八月间英国的一个叫潘莱(Penley)的剧团到法国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先在圣·马丁门戏院,当时有一部分观众和舆论界仇视英国,预先布置恶意捣乱。戏才开幕,台下就是嘘声一片,又扔苹果又扔鸡蛋,大叫:“讲法国话!讲法国话!打倒莎士比亚!他是威灵吞的副官!”⑥这样演出只好中断。随后改到商特来纳路小剧场演出,情况仍不见佳。司汤达气愤已极,为了鼓励演员,要他们重振士气,他写了《拉辛和莎士比亚》的第一章,发表在这年十月号在巴黎出版的《巴黎每月评论》上。第二章:《笑》,一八二三年一月,也登在这本杂志上。第三章和最后一章以及序言没有先发表过。一八二三年集成此书,用自费出版。既出版后,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但是一种新时代的思潮是不可阻挡的,浪漫主义逐渐在法国普遍传播开来。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拉辛还是莎士比亚?这是时代提出来的问题。这正如后来作者在他的《论爱情》一书中所说:“莎士比亚与拉辛之争不过是路易十四和大宪章之间的争论罢了。”⑦浪漫派文学者印出宣言,古典派也用诗或散文加以反驳,代表官方的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也正式卷入了这场论争。一八二四年院士奥瑞在一次大会上公开猛烈抨击这一新派,所有近政府的报纸为他张目,四处响应,于是司汤达针对这位古典主义的卫道者又写出此书的第二部分书信体的应对文章,其后并汇集成书。这本书代表了司汤达成熟时期对文学的主要看法。十九世纪文学评论家圣·勃甫盛赞《拉辛和莎士比亚》,称之为“浪漫主义的轻骑兵”。⑧对,这是一个时代的先锋,他大声呐喊,向当时那个消沉衰歇的法国旧文坛冲刺过去。
二
一八二二年的法国当时正是王政复辟(查理第十)时期,波旁王朝这时除了为贵族们贪婪地搜括钱财以外,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想做,实在是日渐颓败了。文学界是假古典派仍然在抄袭中讨生活,他们不是强大,而是顽固。尤其是戏剧舞台上,经过十七、十八世纪精心培植,更没有多少变动。演员们穿着绣花衣服,头戴洒上白粉的假发,短裤高靴,一举手、一投足都遵循着陈规旧矩;戏剧里用词遣句只能是所谓“沙龙语言”(或者说是“客厅语言”),有些字眼被认为是粗俗不雅的,因此不能入戏(譬如司汤达在这本书里指出的“手帕”〔le mouchoir〕,“手枪”〔le pistolet〕);古代戏里父亲称儿子为“先生”,两个挚友之间互称“大人”,此时还原封不动;尤其是沿袭下来的所谓“三一律”中的地点整一律和时间整一律(整个戏发生的地点不许变换,时间必须限制在一昼夜内,即戏剧情节发展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或限于情节发展的最后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遵守,否则就被认为不逼真;除此之外,就是要用诗体写剧。这些古老的东西紧紧束缚住新文学的创作,也紧紧束缚住当时人们的思想。
但是时代变了,这个时候的所谓古典主义已经不是十七世纪封建盛世的古典主义了,那时古典主义曾经发出过光辉,而这时复辟王朝本身也只是封建势力的回光返照,因此,这种反映在文学上的东西早已失去了现实感。活生生的内容不见了,剩下的是根据习惯必须墨守的院定形式,一只空壳子。
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司汤达提出了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形式决定内容还是内容决定形式?是宁可为了内容而寻求适合它的新的形式,还是仅仅为了顾全形式而背弃内容呢?
假古典主义就是形式主义。它的拥护者往往为了维护昔日古老的形式,不得不敷衍成章。这种作法能使茁壮、新鲜有力的东西变得毫无兴味,苍白乏力。古典戏剧要求用亚历山大诗体去写。诗体或是协韵本应是为了在表达上增加效果,但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反而会削弱它的话,那么这种形式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了,诗人又要它做什么?司汤达在书中用这样的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法国历史上有个国王亨利第四(在历史上这算得上是一位革新者)讲过一句话:“我希望我的王国的最穷苦的农民至少在礼拜日能吃到炖鸡。”可是这句质朴的话到了假古典派笔下,就文绉绉地变成非常枯燥无味的四行“诗句”了(并且原诗韵很丰富!):
“总之我希望:在标志着休息的日子里,
住在贫苦村庄里一位勤劳的主人,
多亏我的善举,在他那不太寒酸的餐桌上,
能陈列几盘专为享乐而设的佳肴。”
(勒古维:《亨利第四之死》第四幕)⑨
吟哦了半天,把一句质朴而表现力极强的话变成了一堆空洞词藻,这就是假古典派的功绩!
虽然“人在激情支配下讲的不见容于诗律”,然而这正是诗。起初,这些“古典”的学院诗人是“舍弃激情,迁就亚历山大诗律的诗句”,到了后来,连激情也所剩无几,甚至没有了,于是他们就用这种诗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司汤达要说亚历山大诗体只是一块掩饰愚蠢的“遮羞布”(un cache-sottise)的缘故——来遮掩住贫乏无聊的内容。
再举书中的一个例子:在《安达卢西亚的熙德》一剧中,国王深夜来到他的敌人家中,他问随从:“现在几点钟了?”作者不敢让随从回答:“陛下,是午夜了。”而居然为此凑出两行诗:
“圣·马可教堂钟楼,距此处房屋不远,
当您走过之时,十一点钟已经敲过。”⑩
如此紧急的关头,一个随从却用了这样漫长而雅得可以的句子,这不是无病呻吟是什么?
司汤达提出的“浪漫主义”不是这样的。他说:“浪漫主义喜剧首先不让我们看到它的人物穿着绣花服装;剧本结尾也并不永远是情人和结婚;人物也并不一律要在第五幕改变性格;人们有时看到戏里写了爱情,但不是一律都以美满姻缘告终;就是结婚,也不因为押韵而称为‘伊美纳’。在社会生活中,把结婚说成‘伊美纳’,岂不是笑话?”⑾
《拉辛和莎士比亚》的作者主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有什么样的内容就要有什么样的形式,内容通过适合它的形式才能完美地、生动地表现出来。一声愤怒的呼喊难道还需要温文尔雅的词藻吗?突然的惊愕难道用陷于陈套的韵语足以表达吗?当然不行。但请看莎士比亚是这样做的。司汤达举出《马克白》为例,“马克白看见班戈的鬼魂,不禁惊恐万状,大声叫道:
‘Thetableisful1.’⑿
一个小时前杀死了班戈,夺取了王位,这就是应该留给他国王马克白的王位。还有什么诗,什么音律,可以再加到这句话的美之上?”⒀
一切是从文学效果出发的。“在这里,这样的语句是非用不可的,分毫不能变动,而且别无其他。”⒁使用生动的、富有现实感的一句简单的话,就能传神,就足以绘声绘色,就是美。装饰和模拟在这里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是到处可以套用的,死板的,没有生命。
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司汤达提出了一个向过去的伟大作家学习的问题。
怎样去学习?
一种做法:摹仿他们。直接摹仿他们的作品,把他们的创作法则当作金科玉律,原封不动地加以遵守。司汤达嘲笑他们说:“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他们没有荷马某些诗句或者没有西塞罗论《老年》中某一哲学论点暗中作为依据,他们是不敢前进一步的。”一句话,他们除了因袭前人以外,什么也不会做。
另一种就是司汤达所指出的:要向过去的作家学习,但不是模仿,而是学习“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研究方法,和为我们同时代人创作他们所需要的悲剧的艺术。”他希望人们不要抄袭过去作家所描写的对象,因为时代在变化,地点环境和人物都在不断改变,如果你还趴在凡尔赛宫古老的画廊上纹丝不动,那不是一个笑话吗?过去使人娱乐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再能使我们快乐,往昔认为可笑的今天已经不再使我们发笑。每个作家应当为他当时的社会写作。诚如这本书的译者在《后记》中所说:“司汤达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时代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时代的变化,总是将艺术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虑。”这话很中肯。
“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者,因为他首先为一五九○年的英国人表现了内战所带来的流血灾难,他又大量地、细致地描绘了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精细的变化。古代希腊悲剧作家曾经是卓越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们按照当时人民的道德习惯、宗教信仰在创作。法国十七世纪的悲剧作家拉辛在当时也曾经是浪漫主义者,因为他描绘了路易十四的宫廷、“极端的尊严感”和当时的风尚。但是如果不顾时间、环境的距离,把为过去所创造的一切(曾是当时活生生的现实反映)照搬到当代来,就变成滑稽的僵尸舞了。所以司汤达认为,如果拉辛活在这个“当代”(一八二三年),他决不会写一六七○年的那种作品,他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写作的。
另一方面,司汤达不愧是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弟子。在分析过去作家时也象他自己在描写小说中的人物那样运用着辩证方法,从来不绝对化。他欣赏莎士比亚,但他不是毫无条件、五体投地崇拜这位大师,他仍然不要人们去直接模仿莎士比亚。他不赞成拉辛,但是他认识拉辛,他不否定象拉辛这样的作家给予过去时代的文学创作,其“光辉是不可磨灭的”。这就是司汤达高明的地方。司汤达总是把他所评论的作家放到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去观察、去评价,给他们合适的文学史上的位置,而不是用当代的尺去衡量古人,责怪他们“那时”为什么不写出几首新诗歌或者创造出几个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来。记得有一位诗人写过这样一句诗:“我赞美人间第一盏灯。”古代的第一支火把是可贵的,因为它曾带给人类以光明,值得赞美;那时还不可能有电和太阳灯。但有谁在电的时代要主张模仿古代继续用火把照明呢?
三
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中的文章开始发表于一八二三年,当时是古典主义统治时期。这本书第一次明确地打出浪漫主义的旗帜。这是一次战斗的开始。到了一八二七年才有大仲马的《亨利第三》上演,一八三○年才出现了雨果的《欧那尼》之役,进入浪漫主义高潮,彻底打垮了古典主义。
因此,在法国文学史中总是把司汤达归于浪漫派作家,说这书是浪漫主义的前驱;但是也有人评述这本小册子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宣言”,究竟司汤达为之奋战的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司汤达眼中的浪漫主义是什么?
其实,在对当时的假古典主义的战斗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一个共同要求存在,这就是它们都反对假古典主义的因袭旧规,而主张文学作品应当反映生动的现实,用活泼创新的形式来表现,要有时代气息;它们都主张抛弃过去专写伟大人物、伟大事迹的题材,而扩大范围,把视野展开,从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至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它们还主张丰富词汇、使用民间活的语言去代替沙龙语言;一句话,在这些方面,它们都反对假古典主义。
当然,它们也是不同的。主要的是浪漫派的主观性,要求在作品中抒发个人感情、想象,作家常用第一人称讲话(并不是说凡是用第一人称的就是浪漫派作家),他们拥有更多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而现实主义重视客观性,这些作家总是避免个人感情的流露,要求从客观世界出发,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在这本小书中,司汤达当时提出的也只有三点原则:一,摒弃三一律;二,运用民族的题材;三,要求戏剧用散文写。前两者是受到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后者则是他早已有的看法,认为戏剧用诗写不行,那是史诗,不是戏剧,要用散文这种接近民间、接近现实的语言。
对,司汤达提出“一切时代的伟大作家都曾是浪漫主义者”。他所说的浪漫主义者,实质上就是指的具有时代气息、民族风格和最富独创性的作家。一八二三年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浪漫主义无疑地代表了这种主流,所以司汤达为之辩护,为之战斗。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小册子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前驱、宣传者,因为它所反映的正是当时兴起的浪漫派的要求。
但是,由于社会和其本身的各种条件,一个作家不可能局限于某一文学运动。从司汤达的文学实践来看,他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强调客观性,重视观察社会,重视心理分析(他自称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他按照客观实际批判地去塑造人物典型,这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抒情色彩、对理想以至幻想的讴歌,甚至那种喜爱夸张、淋漓尽致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并不是他背离了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实际上他很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本人对于浪漫派作家并无好感。他厌恶沙多勃里扬,不喜欢司达哀尔夫人,对雨果和维尼也不大感兴趣。他在给英国《新月刊》(New Monthly Magazine)和《伦敦杂志》(LondonMagazine)写的文学论文中对浪漫派作家几乎总是流露出不屑。他甚至说:“法兰西精神尤其反对今天被许多人称之为‘浪漫的’那种德国式的乱七八糟的文字。”这就是他对法国浪漫派的态度。
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他并没有一句话讲拉辛不好,他倒是赞美拉辛曾是“浪漫主义者”。为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班到了一八二三年还在搞古典主义的假古典主义者,那些“在他们(指历史上的伟大作家)死后一个世纪,不去睁开眼睛看,不去模仿自然,而只知抄袭他们的人”。但另一方面,他真正地赞美、景仰莎士比亚这位英国现实主义大师:司汤达自己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不要忘记,即使对于莎士比亚,他还是说:“不应当去模仿莎士比亚,而应当效法他的艺术,应当效法他的描绘的方法,而不应当抄袭他所描写的对象。”
①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79年5月)。
②《爱丁堡评论》,1802—1829刊行。英国自由派的一种综合性季刊,撰稿人有瓦尔特·司各特、麦考莱、赫兹力特等(摘自译者注)。
③司汤达:《书简》卷2,第8页,译者注。
④司汤达:《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仑萨》卷2,第49页。
⑤海顿(F.J.Haydn 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W.A.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梅达斯塔斯(P.Métastase 1698—1782),意大利诗人。
⑥D.根纳尔:《司汤达和英国》,第230页,原文载《新月刊》,1826年8月号。
⑦在王政复辟时期,路易十八于1814年公布的大宪章,表现了封建贵族对大资产阶级的妥协。
⑧圣·勃甫:《月曜日谈话》,1854年1月2日。
⑨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中译本第28页。
⑩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中译本第103页。司汤达原注,这两句取自该剧第三幕第七场,原台词据译者注略有出入。
⑾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中译本第29页。伊美纳(Hyménée),希腊神话中的司婚姻之神。
⑿“宴会上已经坐满了。”见莎士比亚:《马克白》,中译本第103页。
⒀⒁司汤达:《拉辛和莎士比亚》,中译本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