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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直面新机遇与挑战，也要有先锋的历史担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汽车产业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如今，全球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浪潮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融汇，形成新的历史大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以及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国汽车产业不仅要直面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也要有国家大战略先锋的历史担当，调整心态，全身投入，实现汽车强国的宏伟愿景。
从产业、技术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来看，新发展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呈现三个比较显著的新特征。
一是前所未遇的复杂系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精细的大系统。其中，“创造价值”与“传递价值”功能的实现过程呈现既逐渐分离，又相互交融的态势。近几年“互联网+”和“汽车+”等热词的出现，正是这种趋势的生动写照。
二是面貌全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对汽车产品的需求从“温饱”上升为“小康”；消费方式从买汽车转变为买“里程”；“消费体验”深刻展示消费者全新的行为模式和生活型态。供给侧则从“短缺”转变为“过剩”与不足并存；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品牌建設的外延大为改观，制造的“印记”逐步淡化，以“服务”诠释品牌将成为主流。
三是颠倒乾坤的逻辑思维。种种改变，尤其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促使海量的、零散而无序的个性化需求形成比传统主流商品更大的市场。“碎片化”导致新的非对称性，再平衡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分布式、扁平化产生的“去中心化”运行新模式，加剧跨界交融的系统迭代升级，原有的技术和产业发展逻辑思维不断被异化、被颠覆。
在这样的产业和科技发展新特征之下，中国汽车产业也有了全新的发展要求：
一是要形成大安全的运行体系。2017年发布的《汽车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中长期规划）首次提出“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的理念，要求夯实安全可控的汽车零部件基础，建立安全可控的关键零部件配套体系。推进安全可控的数字化开发、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实现资源整合和数据开放共享。
二是要建设大协同的发展体制。它的核心理念是“协同发展、合作共赢”，具体包括：管理协同、创新协同、产业链协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商业模式协同，等等。
三是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大品牌。这就要求中国的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都要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
四是要融入全球化的大国际环境。中长期规划对此亦有提及，鼓励优势企业牢固树立国际化发展理念，统筹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进行海外布局，加快融入全球市场。全面开放合作，坚持把国际化发展作为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关于汽车强国，中长期规划明确了实现目标的六个硬杠杠：1.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2.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3.中国品牌汽车全面发展。4.新型产业生态基本形成。5.国际发展能力明显提升。6.绿色发展水平大幅提高。
这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首先是安全可控。中国企业在维护产业链安全方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中国方阵”在发展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无论是自主发展还是合资合作，构建“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的基本要素逐渐清晰起来。
接下来，全产业链安全可控还需要在8个方面进一步加深并体现：1.坚守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的创新性；2.呈现技术贡献的双向性；3.体现产品研发的互补性；4.鼓励品牌建设的共享性；5.坚持国内外市场的开放性；6.维护供应链选择和定价的互利性；7.增强合资企业中方的能动性；8.提升构建全球价值链能力的主导性。
其次是体制机制的大协同。这一点在当下尤为迫切，其中包括：混合所有制的“体制协同”，海外合作及并购的“国际协同”，国内合资企业中外之间的“包容协同”，传统汽车企业与“造车新势力”的“禀赋协同”等方面。
传统汽车企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其“创造价值”的功能显著提高。新崛起的“造车新势力”在“传递价值”方面向来就具有先天禀赋。如果两种“禀赋”的碰撞能够促使彼此借鉴和相互渗透成为常态，则是产业发展利益的核心所在。
再次是大品牌建设。中国制造业与全球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其中品牌建设的差距是重要因素之一。品牌价值与对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控制能力直接相关，品牌建设之路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弯道超车”。只有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积累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才有可能建成具有中国企业“独立人格”的品牌体系。
最后是大国际布局。这里的关键词是：放开股比、降低关税、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加入WTO以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汽车产业一如既往在改革开放国策的指引下取得超出想象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在越来越开放的国际形势下力争发展壮大已成定局。
形势、目标、任务、挑战已经较为明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过程中，要把握机遇，实现突破，汽车产业应至少具备四个基本能力。
一是掌握“创造价值”的能力。
在新时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层出不穷，创新体系的分工更加复杂、精细；各学科、各产业前瞻性科技发明、关键核心技术验证应用、共性化制造技术和能工巧匠们口传心授的技能“诀窍”不断涌现；各产业之间相互借鉴、渗透、嫁接、跨界、交叉融合成为常态。
作为极具“一般制造业”特征的汽车产业，要以中长期规划提出“汽车+”的新理念，以汽车产业为基础，通过触类旁通，兼容并蓄的创新路径，运用低碳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市场定位、系列产品定义、技术迭代及品牌建设等“创造价值”的能力，持续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二是提升“传递价值”的效率。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和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规模化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
在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过程中，应通过“互联网+”思维，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共享、众筹、用户体验等新的服务模式和低成本、多样化制造新形式，大幅度提高制造和服务中“传递价值”的功能，放大增值效益。
在推动中国和全球潜在市场变成具有支付能力的现实市场的过程中，提升“传递价值”的效率将为重塑国际经贸的运行体系摇旗助力。
三是运用资源配置的“赋能”力。
汽车生产方式将向充分互联协作的智能制造体系演进。社会经济进入智能网联时代，产业边界渐趋模糊，企业经营主业更趋专业，技术领域更为聚焦。产业渐趋无边界与企业经营必须有边界的趋势将成为汽车产业的主要矛盾。
这意味着，未来重要的不再是拥有资源的能力，而是支配资源的能力。“赋能”力就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新能力，是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汽车+”和“互联网+”之间相互“赋能”，必然会推动“创造价值”与“传递价值”的高度融合，进而产生非线性增长的神奇功效。
四是改善产业生态的竞合力。
在“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的大环境下，全球汽车产业生态正在重塑，竞合博弈应是汽车产业生态环境的主基调。创新链、资源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竞合博弈的内涵十分宽泛，包括行业内外、产业之间和国际范围的竞合博弈。“竞合”不是“零和”，不是你死我活，也不是一团和气、“一边倒”。和而不同，斗而不破；进退消长，相辅相成；互利双赢，渐入佳境是竞合博弈的最高境界。
（作者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学术委员会专家、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原副巡视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汽车产业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如今，全球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浪潮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融汇，形成新的历史大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以及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国汽车产业不仅要直面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也要有国家大战略先锋的历史担当，调整心态，全身投入，实现汽车强国的宏伟愿景。
新特征与新要求
从产业、技术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来看，新发展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呈现三个比较显著的新特征。
一是前所未遇的复杂系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精细的大系统。其中，“创造价值”与“传递价值”功能的实现过程呈现既逐渐分离，又相互交融的态势。近几年“互联网+”和“汽车+”等热词的出现，正是这种趋势的生动写照。
二是面貌全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对汽车产品的需求从“温饱”上升为“小康”；消费方式从买汽车转变为买“里程”；“消费体验”深刻展示消费者全新的行为模式和生活型态。供给侧则从“短缺”转变为“过剩”与不足并存；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品牌建設的外延大为改观，制造的“印记”逐步淡化，以“服务”诠释品牌将成为主流。
三是颠倒乾坤的逻辑思维。种种改变，尤其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促使海量的、零散而无序的个性化需求形成比传统主流商品更大的市场。“碎片化”导致新的非对称性，再平衡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分布式、扁平化产生的“去中心化”运行新模式，加剧跨界交融的系统迭代升级，原有的技术和产业发展逻辑思维不断被异化、被颠覆。
在这样的产业和科技发展新特征之下，中国汽车产业也有了全新的发展要求：
一是要形成大安全的运行体系。2017年发布的《汽车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中长期规划）首次提出“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的理念，要求夯实安全可控的汽车零部件基础，建立安全可控的关键零部件配套体系。推进安全可控的数字化开发、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实现资源整合和数据开放共享。
二是要建设大协同的发展体制。它的核心理念是“协同发展、合作共赢”，具体包括：管理协同、创新协同、产业链协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商业模式协同，等等。
三是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大品牌。这就要求中国的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都要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
四是要融入全球化的大国际环境。中长期规划对此亦有提及，鼓励优势企业牢固树立国际化发展理念，统筹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进行海外布局，加快融入全球市场。全面开放合作，坚持把国际化发展作为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汽车强国路径挑战
关于汽车强国，中长期规划明确了实现目标的六个硬杠杠：1.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2.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3.中国品牌汽车全面发展。4.新型产业生态基本形成。5.国际发展能力明显提升。6.绿色发展水平大幅提高。
这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首先是安全可控。中国企业在维护产业链安全方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中国方阵”在发展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无论是自主发展还是合资合作，构建“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的基本要素逐渐清晰起来。
接下来，全产业链安全可控还需要在8个方面进一步加深并体现：1.坚守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的创新性；2.呈现技术贡献的双向性；3.体现产品研发的互补性；4.鼓励品牌建设的共享性；5.坚持国内外市场的开放性；6.维护供应链选择和定价的互利性；7.增强合资企业中方的能动性；8.提升构建全球价值链能力的主导性。
其次是体制机制的大协同。这一点在当下尤为迫切，其中包括：混合所有制的“体制协同”，海外合作及并购的“国际协同”，国内合资企业中外之间的“包容协同”，传统汽车企业与“造车新势力”的“禀赋协同”等方面。
传统汽车企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其“创造价值”的功能显著提高。新崛起的“造车新势力”在“传递价值”方面向来就具有先天禀赋。如果两种“禀赋”的碰撞能够促使彼此借鉴和相互渗透成为常态，则是产业发展利益的核心所在。
再次是大品牌建设。中国制造业与全球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其中品牌建设的差距是重要因素之一。品牌价值与对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控制能力直接相关，品牌建设之路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弯道超车”。只有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积累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才有可能建成具有中国企业“独立人格”的品牌体系。
最后是大国际布局。这里的关键词是：放开股比、降低关税、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加入WTO以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汽车产业一如既往在改革开放国策的指引下取得超出想象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在越来越开放的国际形势下力争发展壮大已成定局。
亟需四个基本能力
形势、目标、任务、挑战已经较为明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过程中，要把握机遇，实现突破，汽车产业应至少具备四个基本能力。
一是掌握“创造价值”的能力。
在新时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层出不穷，创新体系的分工更加复杂、精细；各学科、各产业前瞻性科技发明、关键核心技术验证应用、共性化制造技术和能工巧匠们口传心授的技能“诀窍”不断涌现；各产业之间相互借鉴、渗透、嫁接、跨界、交叉融合成为常态。
作为极具“一般制造业”特征的汽车产业，要以中长期规划提出“汽车+”的新理念，以汽车产业为基础，通过触类旁通，兼容并蓄的创新路径，运用低碳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市场定位、系列产品定义、技术迭代及品牌建设等“创造价值”的能力，持续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二是提升“传递价值”的效率。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和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规模化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
在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过程中，应通过“互联网+”思维，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共享、众筹、用户体验等新的服务模式和低成本、多样化制造新形式，大幅度提高制造和服务中“传递价值”的功能，放大增值效益。
在推动中国和全球潜在市场变成具有支付能力的现实市场的过程中，提升“传递价值”的效率将为重塑国际经贸的运行体系摇旗助力。
三是运用资源配置的“赋能”力。
汽车生产方式将向充分互联协作的智能制造体系演进。社会经济进入智能网联时代，产业边界渐趋模糊，企业经营主业更趋专业，技术领域更为聚焦。产业渐趋无边界与企业经营必须有边界的趋势将成为汽车产业的主要矛盾。
这意味着，未来重要的不再是拥有资源的能力，而是支配资源的能力。“赋能”力就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新能力，是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汽车+”和“互联网+”之间相互“赋能”，必然会推动“创造价值”与“传递价值”的高度融合，进而产生非线性增长的神奇功效。
四是改善产业生态的竞合力。
在“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的大环境下，全球汽车产业生态正在重塑，竞合博弈应是汽车产业生态环境的主基调。创新链、资源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竞合博弈的内涵十分宽泛，包括行业内外、产业之间和国际范围的竞合博弈。“竞合”不是“零和”，不是你死我活，也不是一团和气、“一边倒”。和而不同，斗而不破；进退消长，相辅相成；互利双赢，渐入佳境是竞合博弈的最高境界。
（作者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学术委员会专家、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原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