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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开始前，请先允许我朗诵一下大约在十五年前献给三岛先生灵前的祭文。祭文，又称诔、诔词，在神道中是用来歌颂逝者生前功德的悼词。
三岛由纪夫三十年祭：
晚生高桥睦郎致祭于恩师三岛由纪夫灵前而哀曰：呜呼，痛维吾师，昭和四十五年秋，十一月二十五日，先生切腹引诀自裁，令仆断其首，喋血于东京都市谷驻屯地自卫队员前。其时至今，倏忽三十载，亦即三百六十月矣。遥想先生当年，其悲愤可察，而其理终未明也。然自兹以降，国运衰，世情浅，山林荒，河海污，茫茫天地变色，内心之末世穷年，皆外化为色欲之狂欢也，更有血脉相残同生相煎，遑论爱老慈幼！呜呼，吾祈愿先生之教诲存焉，寄厚望于后生，复苏其钢铁之志、正直之意、纯粹之心，并愿凋敝之国语回归原生力，福泽绵延。今至此，呜呼，又见三十年前血染之音容，呜呼，殉死之森田必胜君，请借力于我，吾其勉之。
我今天的演讲既非是对三岛文学的学术性考察，也不是什么文学论述。要谈三岛文学，想必在座的各位对他每部作品的比较研究都远在我之上，见解也远比我更敏锐深入。
从1964年12月到1970年11月，在三岛先生晚年近六年的时间里，作为先生身边相对来说距离较近的人，在我眼里，在我的感官中，三岛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他逝世四十五周年的现在，回首过往，我曾希望他如何度过人生——我演讲的内容仅此而已。而演讲题目《亦真亦幻的三岛由纪夫》所想表达的亦如此。
诚然，三岛由纪夫其人颇为扭曲复杂，因见到他的人、感受他的人而异，自会有种种不同的看法，种种不同的感受。我的视点与我的感受方式，不过是从我的角度出发从而得出的似是而非；而所谓的曾希望他如此存在，曾希望他如此活着，也不过是把三岛先生的死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个人的存在与人生中曾有过的愿望罢了。
三岛先生与我的交往，始于1964年年底他打给我工作单位的一通电话。那年9月，我的诗集《蔷薇树，虚伪的恋人们》刚刚付梓，有幸被几家报纸和杂志介绍，并被评为以homosexuality为主题的优秀诗集。想来先生也是看到了这些评价才对我产生兴趣，想要见我一面吧。三岛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是一种少年爱者（这里是指对比自己年少的同性抱有恋爱感情的人）独有的东西。在我之前，先生也关注过大众歌手丸山明宏，舞蹈家土方巽，戏剧演员堂本正树、笈田胜弘，音乐家黛敏郎、小泽征尔以及短歌诗人春日井建等人，在我之后，先生的关心则转移到了美术界的横尾忠则、摄影家筱山纪信，戏剧演员中村哲郎、歌舞伎演员坂东玉三郎等人身上。
通完电话的当天傍晚，先生在银座二丁目的高级中餐馆包间款待了我。先生不仅对诗集大加赞赏，甚至还同意为我的下一本诗集撰写跋文。而最令我这个刚二十七岁几近无名的年轻人感激的是“这（跋文）是我自己主动写的，你可千万别带点心什么的上门答谢”这句话。从那之后，我便开始了和三岛先生的交往。
三岛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其实，在我们开始正式交流的大约一年半之前，我曾近距离见过他。那是在1963年夏天，银座八丁目日航酒店后面——吧台如果坐上七八个人便显得狭窄不堪的小酒吧。酒吧老板曾是日航的乘务长，当天我受他邀请正来此小酌，恰好三岛由纪夫走进店里。当时的三岛由纪夫还不是日后我熟识的“三岛先生”，请暂且容许我直呼其名。
当时三岛似乎是刚练完健身回来，穿了一条绷得紧紧的便裤，套了件低胸的半袖T恤。壮硕的胳膊从短袖口骄傲地伸出，从大开的领口还能一窥炫耀般显露无遗的胸肌和体毛。无法否认，这身行头在我看来实在是修饰过度，十分刺眼。后来即使我与他开始交往，三岛成为我口中的“三岛先生”，这个印象也还是无法抹去，伴随他直到最后。这又是为何呢？
幼年时代的平冈公威是个羸弱的孩子，这一事实众人皆知，世所公认。然而不得不说，相册照片中的少年公威仍带有一点美少年的气质，或曰拥有着一种纤弱少年独特的魅力。但在他进入青春期后，虽不至于称之为相貌丑陋，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现出一种异相。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段时间里，少年公威觉醒了他的文学才华，开始以“三岛由纪夫”之名自称。难道不是他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毒性不知不觉地蔓延全身而扭曲了容貌吗？但是，文学的毒性又是从何而来？与其说是由外部感染，莫如说是从内部——从不同寻常肉体上的自卑，甚至是从他稀薄的存在感而来的。为了超越这种存在感的稀薄而在内部酿成的、酵素一样的毒性造成了异样的容貌，同时也造就了他丰富多彩的著作。
从至近距离第一次见到三十八岁的三岛，到他三十九岁时方开始跟他的交往，这期间的我自然不可能了解之前的三岛，更不要说是他的青年时代了。不熟悉青年三岛的我，又从何断言青年三岛的肉体自卑与稀薄之存在呢？我在至近距离见到的三岛已经有八年的健身经历，剑道也已练了五年。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他看起来应该是身体健硕、精神上洋溢着自信吧。
然而在我眼中，他却不是这个样子——看起来总有一副故作姿态的不幸的可怜相。这一印象直至他离世我也未曾改变过。因为三岛先生自己也意识到，源于美国的肌肉速成法只是人为打造出来的，剑道五段也无非是由世间高名而获取的名誉称号而已。至少，我认为三岛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这一真实感受类推，青年三岛关于肉体的自卑，以及存在感的稀薄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仿佛是为了弥补肉体上的自卑与存在的稀薄，并超脱他们一样，三岛不断地创作并刻画出一个个人物。然而事与愿违，这并不能让他弥补并超脱他那异乎寻常的肉体自卑与存在感的稀薄。因此，三岛转而开始追求自身完美肉体的塑造。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追求树立自身在世人眼中完美的小说家的形象。第一步便是结婚。放弃持续八个月的拳击训练再度开始健身，开始剑道练习的当年便结婚，如此种种都未必不是暗示。
对三岛而言，如果说健身与剑道乃是通往完美肉体的第一阶段，那么婚姻无疑是通往世人认定的完美小说家的第一步。在我看来三岛先生基本上是一位少年爱者。三岛先生也曾毫不讳言，为什么自己会结婚，乃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如果没有结婚便无法作为像样的小说家被人认可；他还说，不结婚的话就拿不到诺贝尔奖。听了这番言论，当时的我不禁觉得，不被人认可又如何，得不到諾奖又如何，比起这些，诚恳地活着岂不是更加健康吗？ 然而，三岛先生既想得到世人的认可，又想获得诺贝尔奖。在“像样的小说家”这点上，从结果来看，岂止是“像样”，世人眼中的三岛形象可以说已经是个“大作家”了。但是，对三岛先生来说，身为“大作家”的保证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诺奖。无关当时一片“日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应是三岛”的舆论呼声，决定川端康成获奖之后，三岛先生的所感所想微妙至极，自不待言。
三岛先生当时虽然飞奔到恩师川端先生身边全力献上祝贺，可那不过是表面现象。背后先生曾对我说：“这回让川端拿到了奖，如果不是川端而是我得奖，日本的年功序列制估计也要摇摇欲坠了。”没想到竟然能从三岛先生口中听到“年功序列”这种满是世俗气息的词汇，我甚至一瞬怀疑是不是听错了。不过后来仔细想过，先生想要得奖的心情就是如此强烈啊，真令人感叹。
毫无疑问，这也源自三岛先生那种本质性存在感的稀薄。先生接下来还对我说：“在这之后，我再没机会得到诺奖了。下一个得奖的会是大江（大江健三郎，译者注）。”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是一个成功的预言。那么，假如三岛先生真的获得了他如此执着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稀薄的存在感就能得以弥补与超脱吗？我的答案是，不会！三岛先生的存在感的稀薄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问题。
那种存在感的稀薄换言之，即是对自我冷漠的疑问——自己此时此刻的存在是一种虚妄，其实并不存在。尽管跟三岛先生相提并论让我惭愧，但同样的倾向也存在于我自身，所以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正如三岛先生怀疑自我是否存在一样，此刻正在谈论三岛先生的我是否真的存在呢？会不会我现在没有在演讲，各位也没在听呢？这种思考非常的三岛化，同时也充满了三岛文学的性质。
话说到此，在座的各位是否会想起三岛先生的遗作《丰饶之海》最后一卷中《天人五衰》末尾老住持的话，以及贯穿全四卷小说中的、住持与主人公本多繁邦的对话呢？
“记忆这东西呀，就好像是副变形眼镜，把那些太远看不到的东西，仿佛拉近到眼前。”
“可是，要是清显君一开始就不存在，”本多如坠五里雾中，连此刻与住持会面也半像是做梦，他情不自禁地大叫，像是要唤醒那个哈在漆器上的气晕一般急速消失的自己，“那么，阿勋不存在，金让也不存在……说不定，就连这个我也……”
住持第一次用力盯着本多。
“那也是因心而异罢了。”
书中像是要反复叮嘱读者一样，还描述了本多由住持引导所见的南园之景。
庭园无甚奇巧，只是闲雅、明朗又宽阔。唯有蝉鸣声声，有如捻动念珠。
除此之外，再不闻任何声响。庭园寂寂，不存一物。本多想，自己竟来到了连记忆都不存在、他物皆无的地方。
庭园沐浴着夏日灼人的阳光，阒寂无声。
读到这里，怀疑这个结局乃是四部曲起笔之前便谋划好的读者，想必不止我一个。说起来，三岛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总有先设定好结局后方才落笔的倾向。我并未读过《丰饶之海》的创作手记，仅就这部作品而言，故事结构即使没有被预先设置，但纵观三岛的文学世界，我们仍可以说，他早已谋划好了这一结局。这实际上也正是三岛的处女作《花朵盛开的森林》的结尾。
小说中，他描写了一位“建在乡村开阔土地上一幢纯和风的住宅”中，“尼姑般独居”的老“伯爵夫人”，“房间中能隐约听到令人昏倦的蝉鸣”。老夫人对客人发出了“邀请”，“虽略显唐突，且容我领您一游庭园”。
客人无意中回首，眺望在风中摇曳作响的高耸栎木被吹倒向一边时漏出的、令人目眩的白色天空，胸中涌起一阵莫名焦躁的不安。客人或许感受到“死”的临近，身旁既是极致的生命，如陀螺般澄澈静谧，亦是近乎死的静谧。
倘若把老夫人换成老住持，客人换成本多的话，这完全就是《天人五衰》的结尾。老夫人曾是伯爵夫人，而老住持的前身聪子是绫仓伯爵的千金。这么一看，《天人五衰》的结尾早在二十九年前的处女作里已谋划周全。再附加一句，三岛先生的死正是由处女作最后的“死”所注定——这一点也是我在此所强调的。
说到三岛先生对死的谋划，之后想起时才察觉其中也有我的参与。那是在三岛先生弃世大约两个月前的9月29日，先生约我出来与森田三个人碰一面，地点恰好是距我当时上班地点大约十分钟路程的银座六丁目日式餐馆“第二浜作”，我立刻赶了过去。我到的时候，三岛和森田君已经喝了不少，满脸通红，我赶忙为迟来道了个歉，便在二楼包间准备好的席位坐下。长方形的日式餐桌一侧坐着三岛先生和森田君，我则坐在他们对面。
我刚坐定，三岛先生便正襟危坐地说：“此刻坐在这里二十五岁的森田必胜可能马上就要死去，或许是虚度光阴，沦落成无趣的老人。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此刻的森田是个有价值的男人。我希望有人能记忆这样的森田，考虑了很久，高桥你是最适合的人选。今天要请森田讲讲连我都未曾耳闻过的他至今为止的人生，希望你也认真听。”
森田君一脸沉痛地开了口。可我只顾痛饮河豚的鱼鳍酒，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还以为，三岛先生平时就爱开玩笑，今天不过是拖上森田君又开始了玩笑而已。享用过河豚料理，我们三个去了六本木的桑拿浴池“Mysty”。三岛先生和森田好像就古贺、小贺等盾会成员的名字和秉性大谈特谈，而我则一直迷迷糊糊，什么都记不得。
留在记忆里的，只有走出桑拿房三人在路上道别后星空的美丽，以及森田君那句“我是头一回见到高桥先生这样的人”这句话。森田君的话究竟意指什么，从那之后我整整琢磨了四十五年，仍然毫无头绪。值得记忆森田君的人唯有高桥——这样的评价，也不过是三岛先生高看我罢了。
在那之后我们通过电话，也见了几次面。最后一次见到三岛是在11月17日帝国饭店举行的《中央公论》一千期发行纪念暨谷崎润一郎奖·吉野作造奖颁奖祝贺宴会上。三岛先生从评审席走下，看到我后径直走过来对我说，从舞台上看下面全是些白头谢顶，一想到是这些老朽把持着日本就心生厌恶，不如去吃个痛快。看到我身旁站着画家金子国义，便邀道，金子先生也同来吧。 我们去了饭店地下的“中田”寿司店。三岛先生一边吃着寿司，一边把从战前的杂志上剪下的纸片拿给金子看。那些纸片我已看过多次，上面是胜海舟所作的、歌颂西乡隆盛之死的萨摩琵琶歌《城山》中的话，“唯舍弃我一身，以报热血后生”。先生指着这句话豪爽地大笑道，现在就是以这种心态在和年轻人秘密聚会呢。这想必也是三岛先生对死的谋划，死的预言吧。
八天后的11月25日，我正在单位办公室上班，隔着两张桌子，对面同事放在桌子接缝处的收音机里原本播放的音乐频道突然插播临时新闻，并开始一遍遍重复，作家三岛由纪夫闯入位于东京新宿区市谷自卫队驻屯地东部方面的总监室。平日里广播提到三岛总是称其为三岛由纪夫氏或三岛先生，突然开始直呼其名三岛由纪夫、三岛，实在太过异常。办公室里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侧耳倾听。我起身走向坐在旁边的常务经理，下意识地盯着他的脸，他看向我，深深点了下头。因为我和三岛先生的交往办公室里的同事人尽皆知，常务经理默许了我停工奔赴现场。
我冲出办公大楼乘上地铁，在四谷三丁目下车赶往市谷驻屯地。我无法忘记那天的晴空，万里无云，空气澄净得令人心痛，路旁的排水沟里，霜化的水闪着清辉流过。驻屯地前大概挤满了蜂拥而至的警察和记者的车辆，可我已想不起来。除了有直升机低飞过，四周一片死寂。我沿着驻屯地的围墙找到一处公用电话，打给了摄影家篠山纪信。篠山那年拍了许多三岛先生的照片，我也与他十分亲密。电话那头的篠山说都结束了。三岛先生的死与剖腹，已经被报道出来了。
我先去了篠山在六本木的工作室，之后又去了不远处摄影家矢头保的家兼工作室——他从很久前就开始拍摄三岛先生。矢头准备了威士忌，在三岛先生的等身裸体写真前，我们敬酒，再沉默着对酌。之后我没回公司，直接回了成城那边自己的家。深夜独处，想着三岛先生的临终，我心头虽然涌上无限思绪，但同时也有难以言喻的安心。我想，啊啊，三岛先生他终于能放下了。
我所熟知的晚年六年间的三岛先生，始终处于一种过分在意周遭环境的紧张状态之中，无论是工作现场，还是家庭，甚或外面，总是在紧张。私下里与我会面，明明是晚间却戴着墨镜出现，问他为什么，他答道，不这样做我就太显眼了。当时我告诉他，晚间戴着墨镜反而会显眼，现在想来我那时终归是不懂他。三岛先生若不因世人的眼光而紧张焦虑，那他一定会无法忍受那种怀疑自己是否存在的恐惧吧。
写出一部部令世人惊愕的著作，众目睽睽之下做出种种出格行为。唯有外部世界对此的反应，能让他片刻忘怀那种来自根源的恐怖。然而，效果只是暂时的，他必须废寝忘食地写下去，必须一直做出出格的行动。然而，即便他一直处于紧张之中，那种来自根源的、无法确定自身是否存在的恐怖仍无法消退。或许这种无休止的反复循环，使四十五岁的三岛先生到达了疲劳的极限。
有没有从紧张的连续、疲劳的极限逃离的方法呢？有没有以同样的方法同时获得一种存在感呢？这方法难道不就是切腹吗？我想，切腹绝非三岛先生的心血来潮，而是长时间谋划的产物。三岛先生二十多岁时，似乎曾加入过一个名为“切腹研究会”的可疑组织。据说，那个研究会里的切腹刀乃是橡胶制品，有着这样的装置——拿它用力切过肚皮，就会从刀尖溢出血糊状的浓稠液体。
其后，三岛先生为死而谋划的则是小说《忧国》。小说曾被拍成电影。《忧国》发表于杂志《小说中央公论》1961年冬季号。不过前一年的1960年11月1日，他偕夫人开始环游世界，即将动身之前，他把稿件交给了《小说中央公论》编辑部的井出孙六。所以，这恰好是三岛之死十年前的作品。众所周知，这部作品的梗概为：年轻的陆军中尉因新婚燕尔而未能参与“二二六”事变，他预测到自己将被命令剿灭起义失败的同僚，便与新婚妻子约定殉死，鱼水交欢后切腹自尽。
这篇小说的奇异之处在于，夫妇最后的鱼水之欢描写仅是一笔带过，而对切腹的描写却极尽细致。这不禁让人觉得，性交本身似乎不过是前戏，切腹自尽才是高潮，刀刃与筋肉犹如交媾。仅就阅读这篇作品而言，性交本身并无快感，而切腹带来的死之痛楚才能带来快感。自然，我们要留意不能轻易将作品的主人公跟作者混为一谈，可是这仍使人不禁联想，主人公是否就是活生生的三岛由纪夫，不，平冈公威。无论对象是异性还是同性，他并非是在性交中，而是在想象中的自戕、具体来说是切腹之中体味高潮。
可是，研究三岛文学的人都知道，《忧国》前身是一篇同性恋小说——《爱的处刑》。在1950至1960年代的日本，同性恋尚是水面下的存在。在这一时期悄然发行的同好杂志《阿多尼斯》的增刊号《阿波罗》第5期（1960年出版），三岛以榊山保为笔名发表了这篇小说。小说是三十五岁的中学体育老师大友隆吉与学生今林俊男这一美少年之间扭曲的情欲故事，然而却没有丝毫的性爱描写，只有在少年的命令下，切腹的教师极其目不忍睹的过程，以及在少年见证了一切之后爱的告白，最终暗示少年服下氰化钾追随教师而去——这就是小说的全部内容。教师在少年命令下切腹自戕，包括目睹整个过程那少年的欢愉，这些代替了性爱——不，正是性爱本身。在这一基础上，《忧国》中的快感不存在于性交中，而是存在于死亡的苦痛中，可谓理所当然。
《阿波罗》上刊载的《爱的处刑》中，还包含一位名为三岛刚的地下画家的插图。三岛刚本名西村铁次，“三岛刚”这一笔名想必是三岛先生的杰作，可见先生有多中意他的插图。插图中的隆吉是个腿毛浓密的大汉，俊男则是瘦小的少年。虽有兜裆布和裤子遮挡，但很容易想象，俊男的私处乃是希腊雕刻般精致的包茎，而隆吉的男根则如北斋、歌麿的春画般粗壮。三岛先生在本质上有着类似俊男的心境，却主动向往成为隆吉这样的存在。蕴含这一矛盾冲撞的变身，须通过切腹这一秘密仪式方能成全。《爱的处刑》也可以如此解读。
此外，塚本邦雄曾以笔名菱川绅、中井英夫则以笔名碧川潭在《阿多尼斯》和《阿波罗》上发表过同性恋小说。塚本的作品可以作为他短歌世界的解析，中井的作品可视为他的代表作《献给虚无的祭品》之习作，然而两人的作品中毫无切腹描写。其他无名作者的作品中，虽不能断言全无以切腹为主题之作，却也不过是些一时兴起的习作。在这一点上，《爱的处刑》只能称之为奇异，与其说《阿波罗》的读者看到这篇小说会不会产生什么性亢奮，我想不如说会激起更为强烈的反抗和畏缩。 那么，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现实里实现的切腹感觉又如何呢？这只能问问三岛先生本人，而他切腹之后便已弃世而去，我也只能做出以下的推测：切腹那短短一瞬中所感受到的实际痛苦，使三岛获得了此时此刻的存在感，恰好证明了自己正毫无疑问地活着。然而，介错①之剑斩下头颅，痛苦随之消失，那片刻的存在感也同时丧失。
翌日早晨，看着占据报纸头版的三岛先生与森田君两人的断头照，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世人口中的所谓“既视感”。那大约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阅读的三岛作品《星期日》的结尾，游玩归来的情侣在拥挤的站台上被挤下，被驶来的临时列车车轮碾过后，碎石上整齐排列着两位情侣的头颅——此时的观感与彼时的记忆重叠。对我来说，那与其说是冲击，倒不如说近乎于安心。
至于为日本国体而死，为国体化身的天皇而死这一大义名分又如何去做解释呢？小说《忧国》中的主人公武山中尉，作为来自“二二六”事变丧失自我者的殉死这一设定不过是设定而已，小说本质上仍是由所谓好汉与淑女，即武士肉体的切腹所带来的性快感描写。与此相同，三岛先生从切腹的痛苦中，体会着性的快感——或者说他是为了获得存在感，而对自身做了为国体、为天皇殉死的“设定”。实际上三岛先生曾对我反复提过，如今的天皇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无一丝性感，若是换成偶像歌手三田明做天皇，在此立刻为天皇死了都愿意。自然，不是为了当今天皇这一个体，而是为了抽象意义上的天皇制而死，这一解释也说得通。但是，三岛先生竟会为无法肉化、无法拟人的制度而献身，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倒不如说，我们应该这样思考。
可以说，在三岛先生的思考中，掺入这种政治的、散文化的杂物，由性之本能与死之本能的结合所谱写的诗篇方能在反论中闪光。没错，三岛由纪夫这位“表现者”，虽以一句“写诗乃是少年”试图否认自己的诗歌人性，可他本质上仍是一名诗人。但他的诗性并不依托诗歌这一形式，而是以散文这一形式得以发扬。
不过，三岛先生的散文也实在是诗化的美文。三岛先生也曾为了克服这种文风，试图以森鸥外、托马斯·曼等人的文体为標准尝试写作，可直到最后他仍无法摆脱这种秀美的文风。三岛先生离世前几年，我开始撰写自己少年时代的自传，曾向先生讨教，若是写散文该以哪些作品为参考。三岛先生当即举出了“二二六”事件的幸存者末松太平的《我的昭和史》与野坂昭如的《色事师们》两部作品。这单纯是为了想学散文的我而推举的例子，还是三岛先生想要活用自己的文风，这一问题恐怕颇有考察的价值。
在我看来，三岛先生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秀美文风的极限，并考虑过将其中的某些部分加以改造。《太阳与铁》之后的文风便能让人感受到这一点。从结论来说，改造并未能实现。妨碍改造的理由中，恐怕是有他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的优越感，以及对他人的歧视意识吧？有一次三岛先生说，自己竟与松本清张、水上勉之流被并称为小说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不禁隐约地发问，您能写出水上《越后亲不知》那样挣扎爬过泥泞的小说吗？像是希腊神话中那位触碰任何东西都能将其变为黄金的迈达斯国王，用三岛先生的文风来写，就算是泥土也会写成黄金的泥土。
言归正题，声称三岛由纪夫并非为国体，而是为肉体而死，未必就有贬低三岛先生的离世之嫌。日本的国体自皇国史观确立始尚不足两千七百年，而肉体自从生命出现，恐怕自大爆炸以后已有一百三十八亿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所谓国体，乃是把肉体这一人形扩大为国家形态的比喻。作为生命体、作为人类存在，为肉体而死，难道不能说远比为国体而死来得正统吗？
三岛先生自己也留下了能解明他死亡真正意义的资料。那是在他离世当年，在忙碌的日程中挤出的一点时间里，由篠山纪信拍下的一系列三岛自做模特名为《男人之死》的写真。三岛给我看过的其中一张令我无法忘怀——穿着历史剧中熟悉的号衣、短裤，踩着白袜子的一心太助坐在地上，伸出双腿，用菜刀抵着紧围束腹布的肚子；扔在一旁的杆秤架在木盘上，盘中有大量的鱼蹦出。这样哪里是为国体而殉死，这显然是为肉体、为获得存在感的殉死，这一点不言而喻。
还有一点，经常有人说，三岛先生的辞世之歌乃是老生常谈。说实话，我觉得三岛先生这几句辞世之歌毫无新意，没有感动。古来辞世之句多为附属物，但总有超越老生常谈、让读者感怀的东西。而三岛先生的辞世之歌里没有这种东西，写给自卫队员的《檄文》中没有，《文化防卫论》里也没有，说绝对点，《英灵之声》中也没有。之所以没有，是因为这些作品里没有真实。真实在哪里？在小说《忧国》里，甚至在《爱的处刑》里。难道不应该说，《爱的处刑》才是三岛写于死前十年的真正的辞世之歌，至少是一封遗嘱吗？
三岛加入切腹研究会以来的切腹模仿秀，最终以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室为舞台，成为牵连到国家、社会、新闻界，甚至未来的一场模仿秀。从这个意义上看，四十五年后的这场三岛由纪夫国际论坛，也无非是被卷入三岛先生赌上性命的模仿秀的一环罢了。然而，把模仿秀认定为低级就大错特错了。模仿乃是森鸥外的文学理念，与游戏有着共通之处。并且，三岛先生正如前所述，赌上了性命去诘问自身存在的意义。如果这就是三岛先生的模仿秀的话，那四十五年后的我们也该是心甘情愿地被卷进去。
在这里我想重提起《丰饶之海》。这本完成于三岛先生四十五年人生中最后五年多的长篇小说，既是描绘明治后的这个国家，同时也是疑似形而上地引入了世界性的时间与空间所尝试的宏大的世界小说，也可以解读为作家回溯自己人生而写下的自我批判。第一卷《春雪》中的松枝清显即是虚弱时代的平冈公威=三岛由纪夫，而作为其转生，第二卷《奔马》中的饭沼勋则是肉体改造后的三岛由纪夫，那么再度转生后的《晓寺》中的金让又意味着什么呢？经过肉体改造后仍一成不变的精神本质，不正是女性特质极端的表现吗？
接下来是最终卷《天人五衰》中的安永透。纵使拥有清显、勋、金让传承下来的转生的证据——腋下的痣，他仍是一名转生的赝品。因此，回过头来看清显、勋和金让的转生，似乎也变得虚妄起来。道出这些话的不正是卷末那位老住持吗？ 那么最终，平冈公威=三岛由纪夫的代言人又是谁呢？贯穿四卷的副主人公本多繁邦，既是旁观的过客，又可称之为幕后的重要推手。写到这一步的三岛先生，不正是如此在告白吗？到头来，自己并非人们口中传颂的内容，而不过是个传达者。倘若三岛先生此后能彻底作为一个“传达者”活下去，直到人生尽头都不断传达着故事，那该有多好。可惜，三岛先生在《丰饶之海》完结后的下一部作品，乃是以歌人藤原定家为主人公的，未能成神的人的故事。先生不幸又重复了这一主题。未能成神的人，换言之，也是未能被传颂的传达者。
晚年的三岛先生偶尔会放出这样的言论：究极的小说乃是艺术家小说，小说的内容则是身为艺术家的自我与身为一般市民的自我间的对立纠葛。把话说破，也就是指身为少年爱者的真实自我与站在世人立场否定这一事实的虚伪自我间的矛盾冲突。我曾暗中怀疑并非如此，艺术家小说的内容不应该是作者“我”与主人公“他”之间的对立纠葛吗？——这一可能性似乎能通过三岛二十多岁时备受争议的《禁色》《秘乐》去发现。然而，即使真有这个可能性，也早已被三岛先生自己的同性恋毕业宣言切断得一干二净了吧。
不论如何，三岛先生最终没有选择成为永恒的传达者，而是选择作为被传颂的人物而死亡。对先生来说，要作为传达者活下去，来自根源的肉体劣等感与存在感的稀薄实在太过强烈无法承受——结论也归于此。
我有一种冲动，曾想模仿保尔·魏尔伦，将三岛由纪夫称作被诅咒的诗人。如果魏尔伦并非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而是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那么《被诅咒的诗人们》中一定会列举出三岛的名字吧！对诗人而言，“被诅咒”这种形容似乎是荣光的别名，而以三岛的情况来说，称之为“荣光”则有些令他踟蹰厌恶。对他而言，“被诅咒”的内容远不像阿蒂尔·兰波那样纯粹。太过在意世人眼光而造就的“不纯”使“被诅咒”的内容变得怪异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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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演讲的题目《亦真亦幻的三岛由纪夫》中的“真实的三岛由纪夫”，自然，如开篇所述，也是我所看到的“真实的三岛由纪夫”。那么我所期望的“亦幻的三岛由纪夫”又如何呢？前面说得有些长，接下来请容许我挑些内容简略谈谈。
如果说三岛由纪夫的文学出发点来自于他对肉体的自卑与存在感的稀薄，那么或许他并不是对此加以否定从而換得超脱，而是对此加以肯定，并将其化作负的力量——虽然未能实现？少年平冈公威最初的文学导师清水文雄，在赴同人杂志聚会奔赴伊豆修善寺的途中——在酝酿了少年平冈笔名的国铁东海道线车厢里，在列车通过静冈县三岛站时偶然从车窗望去，恰好眼前是富士山的白雪皑皑——三岛由纪夫②！清水灵光一闪，便取下了这个笔名。
尽管如此，这个笔名的意义，并非指他是富士山顶受人仰视的皑皑白雪般耀眼的存在，而是说，他是在三岛小城这样一个相对低的位置，抬头仰望富士山顶皑皑白雪般耀眼存在的存在。这里还让人不禁联想到自古以来的大尝祭时，为献上新谷而占卜定下的地方国悠纪·主基两郡间微妙的差异。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古代日本神话中的代表性英雄——日本武尊与御火烧翁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隔着富士山，位于静冈县正对面的山梨县，古时被称为甲斐国之地，并以甲斐国的酒折宫为舞台。
根据《古事记》中卷的记载，日本武尊受父帝之命赴西方远征，返京后不久又受命奔赴东方远征。归国途中，日本武尊在甲斐国的酒折宫不禁发问：
远征赴新治，迢迢千里逾筑波，能得几夜眠？
远征到遥远的新治、筑波，从那儿再回到这酒折宫又要有多少个宿营的夜晚呢？
听到日本武尊的询问，正在点燃宫中夜火的御火烧翁回答道：
掐指数朝夕，还得九许长眠夜，尚有十日重。
掐指一算，夜有九夜，日有十日。武尊很满意这个回答，将老人奉为国造③。故事就是这样。我认为，这里包含着叙述中的人物与叙事者的原型构造，而作品的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也在此得以体现。
与生俱来肉体的自卑感挥之不去，存在感又很稀薄的平冈公威=三岛由纪夫，本应成为献身于这一特性的传达者，并将这一角色保持至终。可他本人却无法忍耐只做一个传达者，一边身为传达者，一边又期望成为被传颂的人物。为了这一点，他才狂热于健身、剑道。出发点本身就是很肉体的动机。传达者可以长命百岁，而被传颂的人却总是短命——那些因肉体被称颂的人更是如此。对三岛由纪夫来说，寿命的最大限度就是四十五岁。
还有一个结婚的问题。如果要成为完美且被称颂的人，仅有完美的肉体是不够的。过了适龄期还单身是不行的。这一点让人想到古希腊的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古希腊有少年爱的习俗，但与之同时，如果过了适龄期却不娶妻成家的话就难免周遭异样的目光——连那位著名的少年爱者苏格拉底也至少有过两次婚姻，还有好几个孩子。
临刑前的牢房中，苏格拉底安慰了抱着幼子悲泣的妻子赞西佩并让她回去，而后却边抚弄深爱的青年斐多的头发，边与其他信徒交谈——在少年爱很普遍的希腊，这是很自然的光景。与之相对，三岛由纪夫把盾会的青年成员伪装成自己的家人，闯进市谷的自卫队驻屯地东部方面总监室，切腹并让人砍下他的头颅，顺带连负责介错的人也随之切腹自尽——这个光景极其不自然。
乍一看苏格拉底和三岛由纪夫是很相似的。柏拉图的中期对话录《飨宴篇》中，苏格拉底借曼丁尼亚的一位先知妇女Diotima之口所阐释的性爱（Eros）——诞生于半人马策略神福洛斯（Pholos）与贫穷女神珀涅亚（Penia）间的爱神厄洛斯（Eros）——“他粗鲁又肮脏，赤着脚，无家可归，然而他又是一名勇敢冒进，豪迈又强壮的非凡猎手，一直埋伏在那些美丽、善良的人身旁。”苏格拉底描述的厄洛斯像跟他本人极为相似，同时也跟三岛由纪夫十分雷同。但决定性的不同是，苏格拉底非常自然，而三岛由纪夫非常不自然。当然这不能全怪三岛先生，一半的责任源于我们国家在明治以后是一个不容许少年爱的社会。
据说，苏格拉底自年轻时起就对体育异常狂热，到了老年还在严冬光脚平静地行走在冰面上。可是苏格拉底本就没有肉体上的自卑，也更没有什么因自卑而产生的偏执优越感。肉体改造后的三岛先生有一次在体育用品店偶遇前来购买T恤衫的福田恒存，福田身材细瘦，三岛先生讥讽道：“哎呀福田先生，您又来这种店做什么？”福田怒道：“我就不能来体育用品店了吗？”三岛先生跟我聊起这件事时的那种优越感，显然其背后就是昔日的自卑。但是，属于苏格拉底的仅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自我认知。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揭露那些陶醉于“知者”名号者的无知，并引导青年们走向真知。苏格拉底的灵魂催生术也乃如此，这种又被称为对话法的无私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很接近一名传达者应有的行为。 假如三岛先生也能为了贯彻传达者这一身份而持续健身和剑道的话，说不定能活得比苏格拉底更为长寿，且身体壮健，笔耕不辍。可就像《中央公论》一千期发行纪念晚宴上的插曲一样，三岛先生极度厌恶老者，也无法忍受面对并感受自己的老去。这或许是缘于身边便有一位自己老去时的模型——与自己容貌几无二致的父亲平冈梓。
能体现先生厌恶老者的，还有刊登在杂志《新潮》（1965年1月号）上那篇显然以折口信夫为原型的中篇小说《三熊野诣》。折口虽置身于墨守成规的国文学界，却毫不隐匿自己身为少年爱者这一事实，是位颇有勇气的学者兼诗人。他与弟子藤井春洋同居，在藤井出征后让他加入自己户籍，藤井战死在硫磺岛后折口还在故乡为他和自己建了一座父子墓。能感受到，折口借“倭男具那”即日本武尊来形容藤井，把自己放在传颂日本武尊的御火烧翁这个位置上。然而三岛先生却在《三熊野诣》中把以折口为原型的主人公谑称作“老妖”，自始至终都是一副刁难的态度。想必三岛先生难以忍受自己老后会变成折口那个样子吧。可是，三岛眼中的折口无非是折口的表象，而真实的折口与他女性化的样貌相去甚远，是个苏格拉底式的刚毅人物。太平洋战争时期文学报国会短歌部的聚会上，折口挺身而出，庇护了当时险被污蔑为“卖国贼”的常任理事久米正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三十人僭主集团试图弹劾一位无辜的海军将领，苏格拉底不顾生命危险，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处死将领。我忍不住要把此时的折口与苏格拉底的形象加以重叠。
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三岛先生能像传颂贵族日本武尊的一介草莽御火烧翁那样，或是像年老体衰的窥视者本多繁邦那样活下去，继续对窥视的表现加以深入。文艺的本质就是一种窥视的技能，窥探由神、由毫无目的的自然意志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秘密。即使这个秘密最终不过是虚无，但不停地窥探它、不停地用笔描绘它的过程，正是被选为传达者之人所应尽的义务。
再多谈一点，若是要贯彻身为传达者的义务，那么既然活在这个明治之后，社会观念便不允许已婚人士有少年癖好的国度，对三岛来说最不自然的第一条就是结婚，婚姻对于他是绝不该有的。结婚两年后，三岛先生以榊山保的名义在地下杂志的别册上发表了少年爱切腹小说《爱的处刑》，之后又把体育教师和美少年学生这两个人物替换为新婚燕尔的陆军中尉与年轻妻子，完成了《忧国》，并在交付原稿后立刻与夫人共赴实质上的新婚旅行。三岛先生婚姻的不自然可见一斑。
即使从一般意义上讲，结婚本质上就是以两个陌生人的共同生活这种不自然的行为作为基础的。而把这种不自然转化为自然的则是当事者双方共同培育的爱情。在旁观者看来，三岛先生很重视家庭。然而，他愈是重视，就显得愈加不自然。这种不自然既然旁观者都能看得出，身在围城中的三岛夫人自然也是一清二楚的。生命最后几年里，三岛先生对夫人极端恐惧，并对这恐惧感到身心俱疲，也只能说这是先生自己种下的恶果。
三岛先生一边在作品中创造出悦子、镜子、聪子种种女性形象，一边在现实生活中屡次表达对女性的蔑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的多田智满子译本广受好评时，三岛曾对我说，这个多田智满子是男人吧。我回答道，人家当然是女性，她可是我亲密的异性友人呀。可三岛依然执拗地反驳道，这种文章女人怎么能写得出来。三岛在女性小说家中唯一认可森茉莉，也是因为她是个少年爱小说的作者，还认为再差劲的男性都要比优秀的女性更优越，他不正是持有这种男女观的人吗？
三岛先生一边享受着所谓健全的男女性爱，同时又在内心从属于同性恋的性爱与社交世界。在那个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的世界里，女性同性恋被完全排除在外。然而，三岛先生的女性蔑视完全是女性恐惧的另一侧面。在歌德所宣称的“永远的女性”面前，自己不过是个纤弱少年，三岛先生好像常常惧怕这一事实暴露在世人面前。
有一天，三岛先生刚办完事（并非健身）回家时，发现一楼客厅的桌旁，夫人正和他以前打过交道的一位男性交谈甚欢。两人回头看看走进家门的三岛先生，一言不发，紧接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聊了起来。三岛先生实在待不下去，只好直接上楼回了书房。先生告诉我，男性在那不久便告辞离去，可夫人过了好几天也没和三岛先生提起这件事，表面看来波澜不惊，内心似乎是如履薄冰。
当时小说家开高健是我职场里一位很重要的兼职董事，他曾托我给三岛先生带话。大家都知道，开高先生与越南战争中的随军报道密切相关，他希望三岛先生能写一部以当时的越南总统吴廷琰的弟媳，臭名昭著的吴廷瑈夫人为女主角的戏剧，定能塑造出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冲击性的女性形象。我跟三岛先生转达了开高先生的邀请，先生却付之一笑：“那位大新闻作家居然也胡说八道这些东西！”
事后再想，对三岛先生而言，现实中已经有了夫人这么一个强烈而绝对的存在，而那是被承认为大作家的先决条件——不自然的婚姻所带来的后果，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三岛先生的一部作品，因此也就没必要再塑造以吴廷瑈夫人为原型的新人物了。三岛先生逝世后，三岛夫人对其种种丑闻缄口不言，保全了平冈家的名誉。作为管理三岛文学的守墓人，夫人恪尽职守，才五十多岁便撒手人寰。三岛夫人才是被卷入他异常的生死中最为沉痛的牺牲品，我对她表示深深的同情。
能说三岛先生与夫人间的孩子也是牺牲品吗？谈到亲子关系，我有一句话永难忘怀。“父母与子女原本毫无关系。不过是男女把交合间攫取来的陌生灵魂视为自己的孩子罢了。所以，生殖有原罪，父母要对子女负责。”这是我敬畏的前辈诗人鹫巢繁男的话，我深感共鸣。我很清楚这不过是我多管闲事，虽然户籍上三岛先生的子女仍是平冈公威的后代，然而我依旧祈祷，祈祷他们能作为与“三岛由纪夫”毫无关系的灵魂，自由而充满活力地活下去。
更进一步地说，三岛先生不该为了区区“为国体、为天皇”这一虚幻的设定而牵连到青年们，特别是像森田君这样单纯无垢的灵魂。事实上有一种说法，并非三岛先生把森田君這些人卷进自己的行为，而是青年们把三岛先生拖下了深渊。可我想，即使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为了实现它的这个剧本也一定是由三岛先生亲自写下的。若说我个人的想法，三岛先生绝不应该为了超越自身存在感的稀薄成全死亡，而让年轻人为自己殉葬。与三岛先生正好相反的是，苏格拉底是为了青年而殉葬的。我深深感到，这才是三岛先生死前总带在身边，时不时拿出来给人看的萨摩琵琶歌《城山》中那句“以报后生”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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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三岛由纪夫诞辰90周年，本月25日则是他逝世四十五周年。但我却无法想象90岁高龄的三岛由纪夫是什么模样。对即将迎来人生的第七十八个年头的我来说，三岛先生的年龄当然还停留在他去世时的45岁。如果让永远停留在45岁的三岛先生现身眼前，面对他的我自身又是多大年龄？那也永远是现实中迎来三岛先生死亡的32岁。可谈论年龄问题的我，如大家所见，不过是行将78岁的颓唐老人。直到跟各位谈论着三岛先生的此时此刻，我才察觉到这一事实。诡异的是，这就是死者与生者之间——以壮烈至极的方式自绝性命的死者，与苟活于世徒增年岁的生者之间——在活下来的生者心中无可伪造的岁月流年吧。
也许，我也是三岛先生生与死的一名牺牲品。然而，最大的牺牲品正是三岛先生本人。人降生于世，终迎一死，人人都有的那份最本真的虚无，三岛先生拥有对其最尖锐的感受性。不要说像尤瑟纳尔、安德雷·马尔罗这样的外国人，连日本人自己，那些不知道活着的三岛由纪夫的后世读者，比起他的作品，更是从他血腥的死亡中竖立起一座三岛由纪夫像。对一个表现者而言，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幸吗？
或许有人要反驳我，不，三岛并不是作为表现者而死，而是作为被表现、被记忆的存在死去的。纵然如此（恐怕这是事实），那记忆也永不会被浣洗干净，记忆中最后一幕的舞台、市谷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室地板上永远有遮蔽眼鼻的血腥。然而，被留下的人们仍不得不重复，重复“濯洗”这一绝望的仪式。如果说这就是三岛先生最终极的愿望，又有谁能想象出世界文学史上比三岛先生更受诅咒的人物呢？对三岛文学抱有兴趣的人，至少我自己，对三岛由纪夫寄予的哀思，此生永无终结。
注释：
① 介错，指为结束剖腹者的痛苦由他人砍下头颅的仪式。
② 日语中“雪”与“由纪”发音相同。
③ 国造，大化改新时代的世袭制地方官。
（责编：杨克）
三岛由纪夫三十年祭：
晚生高桥睦郎致祭于恩师三岛由纪夫灵前而哀曰：呜呼，痛维吾师，昭和四十五年秋，十一月二十五日，先生切腹引诀自裁，令仆断其首，喋血于东京都市谷驻屯地自卫队员前。其时至今，倏忽三十载，亦即三百六十月矣。遥想先生当年，其悲愤可察，而其理终未明也。然自兹以降，国运衰，世情浅，山林荒，河海污，茫茫天地变色，内心之末世穷年，皆外化为色欲之狂欢也，更有血脉相残同生相煎，遑论爱老慈幼！呜呼，吾祈愿先生之教诲存焉，寄厚望于后生，复苏其钢铁之志、正直之意、纯粹之心，并愿凋敝之国语回归原生力，福泽绵延。今至此，呜呼，又见三十年前血染之音容，呜呼，殉死之森田必胜君，请借力于我，吾其勉之。
我今天的演讲既非是对三岛文学的学术性考察，也不是什么文学论述。要谈三岛文学，想必在座的各位对他每部作品的比较研究都远在我之上，见解也远比我更敏锐深入。
从1964年12月到1970年11月，在三岛先生晚年近六年的时间里，作为先生身边相对来说距离较近的人，在我眼里，在我的感官中，三岛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他逝世四十五周年的现在，回首过往，我曾希望他如何度过人生——我演讲的内容仅此而已。而演讲题目《亦真亦幻的三岛由纪夫》所想表达的亦如此。
诚然，三岛由纪夫其人颇为扭曲复杂，因见到他的人、感受他的人而异，自会有种种不同的看法，种种不同的感受。我的视点与我的感受方式，不过是从我的角度出发从而得出的似是而非；而所谓的曾希望他如此存在，曾希望他如此活着，也不过是把三岛先生的死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个人的存在与人生中曾有过的愿望罢了。
三岛先生与我的交往，始于1964年年底他打给我工作单位的一通电话。那年9月，我的诗集《蔷薇树，虚伪的恋人们》刚刚付梓，有幸被几家报纸和杂志介绍，并被评为以homosexuality为主题的优秀诗集。想来先生也是看到了这些评价才对我产生兴趣，想要见我一面吧。三岛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是一种少年爱者（这里是指对比自己年少的同性抱有恋爱感情的人）独有的东西。在我之前，先生也关注过大众歌手丸山明宏，舞蹈家土方巽，戏剧演员堂本正树、笈田胜弘，音乐家黛敏郎、小泽征尔以及短歌诗人春日井建等人，在我之后，先生的关心则转移到了美术界的横尾忠则、摄影家筱山纪信，戏剧演员中村哲郎、歌舞伎演员坂东玉三郎等人身上。
通完电话的当天傍晚，先生在银座二丁目的高级中餐馆包间款待了我。先生不仅对诗集大加赞赏，甚至还同意为我的下一本诗集撰写跋文。而最令我这个刚二十七岁几近无名的年轻人感激的是“这（跋文）是我自己主动写的，你可千万别带点心什么的上门答谢”这句话。从那之后，我便开始了和三岛先生的交往。
三岛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其实，在我们开始正式交流的大约一年半之前，我曾近距离见过他。那是在1963年夏天，银座八丁目日航酒店后面——吧台如果坐上七八个人便显得狭窄不堪的小酒吧。酒吧老板曾是日航的乘务长，当天我受他邀请正来此小酌，恰好三岛由纪夫走进店里。当时的三岛由纪夫还不是日后我熟识的“三岛先生”，请暂且容许我直呼其名。
当时三岛似乎是刚练完健身回来，穿了一条绷得紧紧的便裤，套了件低胸的半袖T恤。壮硕的胳膊从短袖口骄傲地伸出，从大开的领口还能一窥炫耀般显露无遗的胸肌和体毛。无法否认，这身行头在我看来实在是修饰过度，十分刺眼。后来即使我与他开始交往，三岛成为我口中的“三岛先生”，这个印象也还是无法抹去，伴随他直到最后。这又是为何呢？
幼年时代的平冈公威是个羸弱的孩子，这一事实众人皆知，世所公认。然而不得不说，相册照片中的少年公威仍带有一点美少年的气质，或曰拥有着一种纤弱少年独特的魅力。但在他进入青春期后，虽不至于称之为相貌丑陋，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现出一种异相。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段时间里，少年公威觉醒了他的文学才华，开始以“三岛由纪夫”之名自称。难道不是他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毒性不知不觉地蔓延全身而扭曲了容貌吗？但是，文学的毒性又是从何而来？与其说是由外部感染，莫如说是从内部——从不同寻常肉体上的自卑，甚至是从他稀薄的存在感而来的。为了超越这种存在感的稀薄而在内部酿成的、酵素一样的毒性造成了异样的容貌，同时也造就了他丰富多彩的著作。
从至近距离第一次见到三十八岁的三岛，到他三十九岁时方开始跟他的交往，这期间的我自然不可能了解之前的三岛，更不要说是他的青年时代了。不熟悉青年三岛的我，又从何断言青年三岛的肉体自卑与稀薄之存在呢？我在至近距离见到的三岛已经有八年的健身经历，剑道也已练了五年。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他看起来应该是身体健硕、精神上洋溢着自信吧。
然而在我眼中，他却不是这个样子——看起来总有一副故作姿态的不幸的可怜相。这一印象直至他离世我也未曾改变过。因为三岛先生自己也意识到，源于美国的肌肉速成法只是人为打造出来的，剑道五段也无非是由世间高名而获取的名誉称号而已。至少，我认为三岛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这一真实感受类推，青年三岛关于肉体的自卑，以及存在感的稀薄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仿佛是为了弥补肉体上的自卑与存在的稀薄，并超脱他们一样，三岛不断地创作并刻画出一个个人物。然而事与愿违，这并不能让他弥补并超脱他那异乎寻常的肉体自卑与存在感的稀薄。因此，三岛转而开始追求自身完美肉体的塑造。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追求树立自身在世人眼中完美的小说家的形象。第一步便是结婚。放弃持续八个月的拳击训练再度开始健身，开始剑道练习的当年便结婚，如此种种都未必不是暗示。
对三岛而言，如果说健身与剑道乃是通往完美肉体的第一阶段，那么婚姻无疑是通往世人认定的完美小说家的第一步。在我看来三岛先生基本上是一位少年爱者。三岛先生也曾毫不讳言，为什么自己会结婚，乃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如果没有结婚便无法作为像样的小说家被人认可；他还说，不结婚的话就拿不到诺贝尔奖。听了这番言论，当时的我不禁觉得，不被人认可又如何，得不到諾奖又如何，比起这些，诚恳地活着岂不是更加健康吗？ 然而，三岛先生既想得到世人的认可，又想获得诺贝尔奖。在“像样的小说家”这点上，从结果来看，岂止是“像样”，世人眼中的三岛形象可以说已经是个“大作家”了。但是，对三岛先生来说，身为“大作家”的保证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诺奖。无关当时一片“日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应是三岛”的舆论呼声，决定川端康成获奖之后，三岛先生的所感所想微妙至极，自不待言。
三岛先生当时虽然飞奔到恩师川端先生身边全力献上祝贺，可那不过是表面现象。背后先生曾对我说：“这回让川端拿到了奖，如果不是川端而是我得奖，日本的年功序列制估计也要摇摇欲坠了。”没想到竟然能从三岛先生口中听到“年功序列”这种满是世俗气息的词汇，我甚至一瞬怀疑是不是听错了。不过后来仔细想过，先生想要得奖的心情就是如此强烈啊，真令人感叹。
毫无疑问，这也源自三岛先生那种本质性存在感的稀薄。先生接下来还对我说：“在这之后，我再没机会得到诺奖了。下一个得奖的会是大江（大江健三郎，译者注）。”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是一个成功的预言。那么，假如三岛先生真的获得了他如此执着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稀薄的存在感就能得以弥补与超脱吗？我的答案是，不会！三岛先生的存在感的稀薄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问题。
那种存在感的稀薄换言之，即是对自我冷漠的疑问——自己此时此刻的存在是一种虚妄，其实并不存在。尽管跟三岛先生相提并论让我惭愧，但同样的倾向也存在于我自身，所以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正如三岛先生怀疑自我是否存在一样，此刻正在谈论三岛先生的我是否真的存在呢？会不会我现在没有在演讲，各位也没在听呢？这种思考非常的三岛化，同时也充满了三岛文学的性质。
话说到此，在座的各位是否会想起三岛先生的遗作《丰饶之海》最后一卷中《天人五衰》末尾老住持的话，以及贯穿全四卷小说中的、住持与主人公本多繁邦的对话呢？
“记忆这东西呀，就好像是副变形眼镜，把那些太远看不到的东西，仿佛拉近到眼前。”
“可是，要是清显君一开始就不存在，”本多如坠五里雾中，连此刻与住持会面也半像是做梦，他情不自禁地大叫，像是要唤醒那个哈在漆器上的气晕一般急速消失的自己，“那么，阿勋不存在，金让也不存在……说不定，就连这个我也……”
住持第一次用力盯着本多。
“那也是因心而异罢了。”
书中像是要反复叮嘱读者一样，还描述了本多由住持引导所见的南园之景。
庭园无甚奇巧，只是闲雅、明朗又宽阔。唯有蝉鸣声声，有如捻动念珠。
除此之外，再不闻任何声响。庭园寂寂，不存一物。本多想，自己竟来到了连记忆都不存在、他物皆无的地方。
庭园沐浴着夏日灼人的阳光，阒寂无声。
读到这里，怀疑这个结局乃是四部曲起笔之前便谋划好的读者，想必不止我一个。说起来，三岛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总有先设定好结局后方才落笔的倾向。我并未读过《丰饶之海》的创作手记，仅就这部作品而言，故事结构即使没有被预先设置，但纵观三岛的文学世界，我们仍可以说，他早已谋划好了这一结局。这实际上也正是三岛的处女作《花朵盛开的森林》的结尾。
小说中，他描写了一位“建在乡村开阔土地上一幢纯和风的住宅”中，“尼姑般独居”的老“伯爵夫人”，“房间中能隐约听到令人昏倦的蝉鸣”。老夫人对客人发出了“邀请”，“虽略显唐突，且容我领您一游庭园”。
客人无意中回首，眺望在风中摇曳作响的高耸栎木被吹倒向一边时漏出的、令人目眩的白色天空，胸中涌起一阵莫名焦躁的不安。客人或许感受到“死”的临近，身旁既是极致的生命，如陀螺般澄澈静谧，亦是近乎死的静谧。
倘若把老夫人换成老住持，客人换成本多的话，这完全就是《天人五衰》的结尾。老夫人曾是伯爵夫人，而老住持的前身聪子是绫仓伯爵的千金。这么一看，《天人五衰》的结尾早在二十九年前的处女作里已谋划周全。再附加一句，三岛先生的死正是由处女作最后的“死”所注定——这一点也是我在此所强调的。
说到三岛先生对死的谋划，之后想起时才察觉其中也有我的参与。那是在三岛先生弃世大约两个月前的9月29日，先生约我出来与森田三个人碰一面，地点恰好是距我当时上班地点大约十分钟路程的银座六丁目日式餐馆“第二浜作”，我立刻赶了过去。我到的时候，三岛和森田君已经喝了不少，满脸通红，我赶忙为迟来道了个歉，便在二楼包间准备好的席位坐下。长方形的日式餐桌一侧坐着三岛先生和森田君，我则坐在他们对面。
我刚坐定，三岛先生便正襟危坐地说：“此刻坐在这里二十五岁的森田必胜可能马上就要死去，或许是虚度光阴，沦落成无趣的老人。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此刻的森田是个有价值的男人。我希望有人能记忆这样的森田，考虑了很久，高桥你是最适合的人选。今天要请森田讲讲连我都未曾耳闻过的他至今为止的人生，希望你也认真听。”
森田君一脸沉痛地开了口。可我只顾痛饮河豚的鱼鳍酒，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还以为，三岛先生平时就爱开玩笑，今天不过是拖上森田君又开始了玩笑而已。享用过河豚料理，我们三个去了六本木的桑拿浴池“Mysty”。三岛先生和森田好像就古贺、小贺等盾会成员的名字和秉性大谈特谈，而我则一直迷迷糊糊，什么都记不得。
留在记忆里的，只有走出桑拿房三人在路上道别后星空的美丽，以及森田君那句“我是头一回见到高桥先生这样的人”这句话。森田君的话究竟意指什么，从那之后我整整琢磨了四十五年，仍然毫无头绪。值得记忆森田君的人唯有高桥——这样的评价，也不过是三岛先生高看我罢了。
在那之后我们通过电话，也见了几次面。最后一次见到三岛是在11月17日帝国饭店举行的《中央公论》一千期发行纪念暨谷崎润一郎奖·吉野作造奖颁奖祝贺宴会上。三岛先生从评审席走下，看到我后径直走过来对我说，从舞台上看下面全是些白头谢顶，一想到是这些老朽把持着日本就心生厌恶，不如去吃个痛快。看到我身旁站着画家金子国义，便邀道，金子先生也同来吧。 我们去了饭店地下的“中田”寿司店。三岛先生一边吃着寿司，一边把从战前的杂志上剪下的纸片拿给金子看。那些纸片我已看过多次，上面是胜海舟所作的、歌颂西乡隆盛之死的萨摩琵琶歌《城山》中的话，“唯舍弃我一身，以报热血后生”。先生指着这句话豪爽地大笑道，现在就是以这种心态在和年轻人秘密聚会呢。这想必也是三岛先生对死的谋划，死的预言吧。
八天后的11月25日，我正在单位办公室上班，隔着两张桌子，对面同事放在桌子接缝处的收音机里原本播放的音乐频道突然插播临时新闻，并开始一遍遍重复，作家三岛由纪夫闯入位于东京新宿区市谷自卫队驻屯地东部方面的总监室。平日里广播提到三岛总是称其为三岛由纪夫氏或三岛先生，突然开始直呼其名三岛由纪夫、三岛，实在太过异常。办公室里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侧耳倾听。我起身走向坐在旁边的常务经理，下意识地盯着他的脸，他看向我，深深点了下头。因为我和三岛先生的交往办公室里的同事人尽皆知，常务经理默许了我停工奔赴现场。
我冲出办公大楼乘上地铁，在四谷三丁目下车赶往市谷驻屯地。我无法忘记那天的晴空，万里无云，空气澄净得令人心痛，路旁的排水沟里，霜化的水闪着清辉流过。驻屯地前大概挤满了蜂拥而至的警察和记者的车辆，可我已想不起来。除了有直升机低飞过，四周一片死寂。我沿着驻屯地的围墙找到一处公用电话，打给了摄影家篠山纪信。篠山那年拍了许多三岛先生的照片，我也与他十分亲密。电话那头的篠山说都结束了。三岛先生的死与剖腹，已经被报道出来了。
我先去了篠山在六本木的工作室，之后又去了不远处摄影家矢头保的家兼工作室——他从很久前就开始拍摄三岛先生。矢头准备了威士忌，在三岛先生的等身裸体写真前，我们敬酒，再沉默着对酌。之后我没回公司，直接回了成城那边自己的家。深夜独处，想着三岛先生的临终，我心头虽然涌上无限思绪，但同时也有难以言喻的安心。我想，啊啊，三岛先生他终于能放下了。
我所熟知的晚年六年间的三岛先生，始终处于一种过分在意周遭环境的紧张状态之中，无论是工作现场，还是家庭，甚或外面，总是在紧张。私下里与我会面，明明是晚间却戴着墨镜出现，问他为什么，他答道，不这样做我就太显眼了。当时我告诉他，晚间戴着墨镜反而会显眼，现在想来我那时终归是不懂他。三岛先生若不因世人的眼光而紧张焦虑，那他一定会无法忍受那种怀疑自己是否存在的恐惧吧。
写出一部部令世人惊愕的著作，众目睽睽之下做出种种出格行为。唯有外部世界对此的反应，能让他片刻忘怀那种来自根源的恐怖。然而，效果只是暂时的，他必须废寝忘食地写下去，必须一直做出出格的行动。然而，即便他一直处于紧张之中，那种来自根源的、无法确定自身是否存在的恐怖仍无法消退。或许这种无休止的反复循环，使四十五岁的三岛先生到达了疲劳的极限。
有没有从紧张的连续、疲劳的极限逃离的方法呢？有没有以同样的方法同时获得一种存在感呢？这方法难道不就是切腹吗？我想，切腹绝非三岛先生的心血来潮，而是长时间谋划的产物。三岛先生二十多岁时，似乎曾加入过一个名为“切腹研究会”的可疑组织。据说，那个研究会里的切腹刀乃是橡胶制品，有着这样的装置——拿它用力切过肚皮，就会从刀尖溢出血糊状的浓稠液体。
其后，三岛先生为死而谋划的则是小说《忧国》。小说曾被拍成电影。《忧国》发表于杂志《小说中央公论》1961年冬季号。不过前一年的1960年11月1日，他偕夫人开始环游世界，即将动身之前，他把稿件交给了《小说中央公论》编辑部的井出孙六。所以，这恰好是三岛之死十年前的作品。众所周知，这部作品的梗概为：年轻的陆军中尉因新婚燕尔而未能参与“二二六”事变，他预测到自己将被命令剿灭起义失败的同僚，便与新婚妻子约定殉死，鱼水交欢后切腹自尽。
这篇小说的奇异之处在于，夫妇最后的鱼水之欢描写仅是一笔带过，而对切腹的描写却极尽细致。这不禁让人觉得，性交本身似乎不过是前戏，切腹自尽才是高潮，刀刃与筋肉犹如交媾。仅就阅读这篇作品而言，性交本身并无快感，而切腹带来的死之痛楚才能带来快感。自然，我们要留意不能轻易将作品的主人公跟作者混为一谈，可是这仍使人不禁联想，主人公是否就是活生生的三岛由纪夫，不，平冈公威。无论对象是异性还是同性，他并非是在性交中，而是在想象中的自戕、具体来说是切腹之中体味高潮。
可是，研究三岛文学的人都知道，《忧国》前身是一篇同性恋小说——《爱的处刑》。在1950至1960年代的日本，同性恋尚是水面下的存在。在这一时期悄然发行的同好杂志《阿多尼斯》的增刊号《阿波罗》第5期（1960年出版），三岛以榊山保为笔名发表了这篇小说。小说是三十五岁的中学体育老师大友隆吉与学生今林俊男这一美少年之间扭曲的情欲故事，然而却没有丝毫的性爱描写，只有在少年的命令下，切腹的教师极其目不忍睹的过程，以及在少年见证了一切之后爱的告白，最终暗示少年服下氰化钾追随教师而去——这就是小说的全部内容。教师在少年命令下切腹自戕，包括目睹整个过程那少年的欢愉，这些代替了性爱——不，正是性爱本身。在这一基础上，《忧国》中的快感不存在于性交中，而是存在于死亡的苦痛中，可谓理所当然。
《阿波罗》上刊载的《爱的处刑》中，还包含一位名为三岛刚的地下画家的插图。三岛刚本名西村铁次，“三岛刚”这一笔名想必是三岛先生的杰作，可见先生有多中意他的插图。插图中的隆吉是个腿毛浓密的大汉，俊男则是瘦小的少年。虽有兜裆布和裤子遮挡，但很容易想象，俊男的私处乃是希腊雕刻般精致的包茎，而隆吉的男根则如北斋、歌麿的春画般粗壮。三岛先生在本质上有着类似俊男的心境，却主动向往成为隆吉这样的存在。蕴含这一矛盾冲撞的变身，须通过切腹这一秘密仪式方能成全。《爱的处刑》也可以如此解读。
此外，塚本邦雄曾以笔名菱川绅、中井英夫则以笔名碧川潭在《阿多尼斯》和《阿波罗》上发表过同性恋小说。塚本的作品可以作为他短歌世界的解析，中井的作品可视为他的代表作《献给虚无的祭品》之习作，然而两人的作品中毫无切腹描写。其他无名作者的作品中，虽不能断言全无以切腹为主题之作，却也不过是些一时兴起的习作。在这一点上，《爱的处刑》只能称之为奇异，与其说《阿波罗》的读者看到这篇小说会不会产生什么性亢奮，我想不如说会激起更为强烈的反抗和畏缩。 那么，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现实里实现的切腹感觉又如何呢？这只能问问三岛先生本人，而他切腹之后便已弃世而去，我也只能做出以下的推测：切腹那短短一瞬中所感受到的实际痛苦，使三岛获得了此时此刻的存在感，恰好证明了自己正毫无疑问地活着。然而，介错①之剑斩下头颅，痛苦随之消失，那片刻的存在感也同时丧失。
翌日早晨，看着占据报纸头版的三岛先生与森田君两人的断头照，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世人口中的所谓“既视感”。那大约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阅读的三岛作品《星期日》的结尾，游玩归来的情侣在拥挤的站台上被挤下，被驶来的临时列车车轮碾过后，碎石上整齐排列着两位情侣的头颅——此时的观感与彼时的记忆重叠。对我来说，那与其说是冲击，倒不如说近乎于安心。
至于为日本国体而死，为国体化身的天皇而死这一大义名分又如何去做解释呢？小说《忧国》中的主人公武山中尉，作为来自“二二六”事变丧失自我者的殉死这一设定不过是设定而已，小说本质上仍是由所谓好汉与淑女，即武士肉体的切腹所带来的性快感描写。与此相同，三岛先生从切腹的痛苦中，体会着性的快感——或者说他是为了获得存在感，而对自身做了为国体、为天皇殉死的“设定”。实际上三岛先生曾对我反复提过，如今的天皇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无一丝性感，若是换成偶像歌手三田明做天皇，在此立刻为天皇死了都愿意。自然，不是为了当今天皇这一个体，而是为了抽象意义上的天皇制而死，这一解释也说得通。但是，三岛先生竟会为无法肉化、无法拟人的制度而献身，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倒不如说，我们应该这样思考。
可以说，在三岛先生的思考中，掺入这种政治的、散文化的杂物，由性之本能与死之本能的结合所谱写的诗篇方能在反论中闪光。没错，三岛由纪夫这位“表现者”，虽以一句“写诗乃是少年”试图否认自己的诗歌人性，可他本质上仍是一名诗人。但他的诗性并不依托诗歌这一形式，而是以散文这一形式得以发扬。
不过，三岛先生的散文也实在是诗化的美文。三岛先生也曾为了克服这种文风，试图以森鸥外、托马斯·曼等人的文体为標准尝试写作，可直到最后他仍无法摆脱这种秀美的文风。三岛先生离世前几年，我开始撰写自己少年时代的自传，曾向先生讨教，若是写散文该以哪些作品为参考。三岛先生当即举出了“二二六”事件的幸存者末松太平的《我的昭和史》与野坂昭如的《色事师们》两部作品。这单纯是为了想学散文的我而推举的例子，还是三岛先生想要活用自己的文风，这一问题恐怕颇有考察的价值。
在我看来，三岛先生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秀美文风的极限，并考虑过将其中的某些部分加以改造。《太阳与铁》之后的文风便能让人感受到这一点。从结论来说，改造并未能实现。妨碍改造的理由中，恐怕是有他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的优越感，以及对他人的歧视意识吧？有一次三岛先生说，自己竟与松本清张、水上勉之流被并称为小说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不禁隐约地发问，您能写出水上《越后亲不知》那样挣扎爬过泥泞的小说吗？像是希腊神话中那位触碰任何东西都能将其变为黄金的迈达斯国王，用三岛先生的文风来写，就算是泥土也会写成黄金的泥土。
言归正题，声称三岛由纪夫并非为国体，而是为肉体而死，未必就有贬低三岛先生的离世之嫌。日本的国体自皇国史观确立始尚不足两千七百年，而肉体自从生命出现，恐怕自大爆炸以后已有一百三十八亿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所谓国体，乃是把肉体这一人形扩大为国家形态的比喻。作为生命体、作为人类存在，为肉体而死，难道不能说远比为国体而死来得正统吗？
三岛先生自己也留下了能解明他死亡真正意义的资料。那是在他离世当年，在忙碌的日程中挤出的一点时间里，由篠山纪信拍下的一系列三岛自做模特名为《男人之死》的写真。三岛给我看过的其中一张令我无法忘怀——穿着历史剧中熟悉的号衣、短裤，踩着白袜子的一心太助坐在地上，伸出双腿，用菜刀抵着紧围束腹布的肚子；扔在一旁的杆秤架在木盘上，盘中有大量的鱼蹦出。这样哪里是为国体而殉死，这显然是为肉体、为获得存在感的殉死，这一点不言而喻。
还有一点，经常有人说，三岛先生的辞世之歌乃是老生常谈。说实话，我觉得三岛先生这几句辞世之歌毫无新意，没有感动。古来辞世之句多为附属物，但总有超越老生常谈、让读者感怀的东西。而三岛先生的辞世之歌里没有这种东西，写给自卫队员的《檄文》中没有，《文化防卫论》里也没有，说绝对点，《英灵之声》中也没有。之所以没有，是因为这些作品里没有真实。真实在哪里？在小说《忧国》里，甚至在《爱的处刑》里。难道不应该说，《爱的处刑》才是三岛写于死前十年的真正的辞世之歌，至少是一封遗嘱吗？
三岛加入切腹研究会以来的切腹模仿秀，最终以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室为舞台，成为牵连到国家、社会、新闻界，甚至未来的一场模仿秀。从这个意义上看，四十五年后的这场三岛由纪夫国际论坛，也无非是被卷入三岛先生赌上性命的模仿秀的一环罢了。然而，把模仿秀认定为低级就大错特错了。模仿乃是森鸥外的文学理念，与游戏有着共通之处。并且，三岛先生正如前所述，赌上了性命去诘问自身存在的意义。如果这就是三岛先生的模仿秀的话，那四十五年后的我们也该是心甘情愿地被卷进去。
在这里我想重提起《丰饶之海》。这本完成于三岛先生四十五年人生中最后五年多的长篇小说，既是描绘明治后的这个国家，同时也是疑似形而上地引入了世界性的时间与空间所尝试的宏大的世界小说，也可以解读为作家回溯自己人生而写下的自我批判。第一卷《春雪》中的松枝清显即是虚弱时代的平冈公威=三岛由纪夫，而作为其转生，第二卷《奔马》中的饭沼勋则是肉体改造后的三岛由纪夫，那么再度转生后的《晓寺》中的金让又意味着什么呢？经过肉体改造后仍一成不变的精神本质，不正是女性特质极端的表现吗？
接下来是最终卷《天人五衰》中的安永透。纵使拥有清显、勋、金让传承下来的转生的证据——腋下的痣，他仍是一名转生的赝品。因此，回过头来看清显、勋和金让的转生，似乎也变得虚妄起来。道出这些话的不正是卷末那位老住持吗？ 那么最终，平冈公威=三岛由纪夫的代言人又是谁呢？贯穿四卷的副主人公本多繁邦，既是旁观的过客，又可称之为幕后的重要推手。写到这一步的三岛先生，不正是如此在告白吗？到头来，自己并非人们口中传颂的内容，而不过是个传达者。倘若三岛先生此后能彻底作为一个“传达者”活下去，直到人生尽头都不断传达着故事，那该有多好。可惜，三岛先生在《丰饶之海》完结后的下一部作品，乃是以歌人藤原定家为主人公的，未能成神的人的故事。先生不幸又重复了这一主题。未能成神的人，换言之，也是未能被传颂的传达者。
晚年的三岛先生偶尔会放出这样的言论：究极的小说乃是艺术家小说，小说的内容则是身为艺术家的自我与身为一般市民的自我间的对立纠葛。把话说破，也就是指身为少年爱者的真实自我与站在世人立场否定这一事实的虚伪自我间的矛盾冲突。我曾暗中怀疑并非如此，艺术家小说的内容不应该是作者“我”与主人公“他”之间的对立纠葛吗？——这一可能性似乎能通过三岛二十多岁时备受争议的《禁色》《秘乐》去发现。然而，即使真有这个可能性，也早已被三岛先生自己的同性恋毕业宣言切断得一干二净了吧。
不论如何，三岛先生最终没有选择成为永恒的传达者，而是选择作为被传颂的人物而死亡。对先生来说，要作为传达者活下去，来自根源的肉体劣等感与存在感的稀薄实在太过强烈无法承受——结论也归于此。
我有一种冲动，曾想模仿保尔·魏尔伦，将三岛由纪夫称作被诅咒的诗人。如果魏尔伦并非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而是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那么《被诅咒的诗人们》中一定会列举出三岛的名字吧！对诗人而言，“被诅咒”这种形容似乎是荣光的别名，而以三岛的情况来说，称之为“荣光”则有些令他踟蹰厌恶。对他而言，“被诅咒”的内容远不像阿蒂尔·兰波那样纯粹。太过在意世人眼光而造就的“不纯”使“被诅咒”的内容变得怪异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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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演讲的题目《亦真亦幻的三岛由纪夫》中的“真实的三岛由纪夫”，自然，如开篇所述，也是我所看到的“真实的三岛由纪夫”。那么我所期望的“亦幻的三岛由纪夫”又如何呢？前面说得有些长，接下来请容许我挑些内容简略谈谈。
如果说三岛由纪夫的文学出发点来自于他对肉体的自卑与存在感的稀薄，那么或许他并不是对此加以否定从而換得超脱，而是对此加以肯定，并将其化作负的力量——虽然未能实现？少年平冈公威最初的文学导师清水文雄，在赴同人杂志聚会奔赴伊豆修善寺的途中——在酝酿了少年平冈笔名的国铁东海道线车厢里，在列车通过静冈县三岛站时偶然从车窗望去，恰好眼前是富士山的白雪皑皑——三岛由纪夫②！清水灵光一闪，便取下了这个笔名。
尽管如此，这个笔名的意义，并非指他是富士山顶受人仰视的皑皑白雪般耀眼的存在，而是说，他是在三岛小城这样一个相对低的位置，抬头仰望富士山顶皑皑白雪般耀眼存在的存在。这里还让人不禁联想到自古以来的大尝祭时，为献上新谷而占卜定下的地方国悠纪·主基两郡间微妙的差异。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古代日本神话中的代表性英雄——日本武尊与御火烧翁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隔着富士山，位于静冈县正对面的山梨县，古时被称为甲斐国之地，并以甲斐国的酒折宫为舞台。
根据《古事记》中卷的记载，日本武尊受父帝之命赴西方远征，返京后不久又受命奔赴东方远征。归国途中，日本武尊在甲斐国的酒折宫不禁发问：
远征赴新治，迢迢千里逾筑波，能得几夜眠？
远征到遥远的新治、筑波，从那儿再回到这酒折宫又要有多少个宿营的夜晚呢？
听到日本武尊的询问，正在点燃宫中夜火的御火烧翁回答道：
掐指数朝夕，还得九许长眠夜，尚有十日重。
掐指一算，夜有九夜，日有十日。武尊很满意这个回答，将老人奉为国造③。故事就是这样。我认为，这里包含着叙述中的人物与叙事者的原型构造，而作品的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也在此得以体现。
与生俱来肉体的自卑感挥之不去，存在感又很稀薄的平冈公威=三岛由纪夫，本应成为献身于这一特性的传达者，并将这一角色保持至终。可他本人却无法忍耐只做一个传达者，一边身为传达者，一边又期望成为被传颂的人物。为了这一点，他才狂热于健身、剑道。出发点本身就是很肉体的动机。传达者可以长命百岁，而被传颂的人却总是短命——那些因肉体被称颂的人更是如此。对三岛由纪夫来说，寿命的最大限度就是四十五岁。
还有一个结婚的问题。如果要成为完美且被称颂的人，仅有完美的肉体是不够的。过了适龄期还单身是不行的。这一点让人想到古希腊的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古希腊有少年爱的习俗，但与之同时，如果过了适龄期却不娶妻成家的话就难免周遭异样的目光——连那位著名的少年爱者苏格拉底也至少有过两次婚姻，还有好几个孩子。
临刑前的牢房中，苏格拉底安慰了抱着幼子悲泣的妻子赞西佩并让她回去，而后却边抚弄深爱的青年斐多的头发，边与其他信徒交谈——在少年爱很普遍的希腊，这是很自然的光景。与之相对，三岛由纪夫把盾会的青年成员伪装成自己的家人，闯进市谷的自卫队驻屯地东部方面总监室，切腹并让人砍下他的头颅，顺带连负责介错的人也随之切腹自尽——这个光景极其不自然。
乍一看苏格拉底和三岛由纪夫是很相似的。柏拉图的中期对话录《飨宴篇》中，苏格拉底借曼丁尼亚的一位先知妇女Diotima之口所阐释的性爱（Eros）——诞生于半人马策略神福洛斯（Pholos）与贫穷女神珀涅亚（Penia）间的爱神厄洛斯（Eros）——“他粗鲁又肮脏，赤着脚，无家可归，然而他又是一名勇敢冒进，豪迈又强壮的非凡猎手，一直埋伏在那些美丽、善良的人身旁。”苏格拉底描述的厄洛斯像跟他本人极为相似，同时也跟三岛由纪夫十分雷同。但决定性的不同是，苏格拉底非常自然，而三岛由纪夫非常不自然。当然这不能全怪三岛先生，一半的责任源于我们国家在明治以后是一个不容许少年爱的社会。
据说，苏格拉底自年轻时起就对体育异常狂热，到了老年还在严冬光脚平静地行走在冰面上。可是苏格拉底本就没有肉体上的自卑，也更没有什么因自卑而产生的偏执优越感。肉体改造后的三岛先生有一次在体育用品店偶遇前来购买T恤衫的福田恒存，福田身材细瘦，三岛先生讥讽道：“哎呀福田先生，您又来这种店做什么？”福田怒道：“我就不能来体育用品店了吗？”三岛先生跟我聊起这件事时的那种优越感，显然其背后就是昔日的自卑。但是，属于苏格拉底的仅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自我认知。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揭露那些陶醉于“知者”名号者的无知，并引导青年们走向真知。苏格拉底的灵魂催生术也乃如此，这种又被称为对话法的无私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很接近一名传达者应有的行为。 假如三岛先生也能为了贯彻传达者这一身份而持续健身和剑道的话，说不定能活得比苏格拉底更为长寿，且身体壮健，笔耕不辍。可就像《中央公论》一千期发行纪念晚宴上的插曲一样，三岛先生极度厌恶老者，也无法忍受面对并感受自己的老去。这或许是缘于身边便有一位自己老去时的模型——与自己容貌几无二致的父亲平冈梓。
能体现先生厌恶老者的，还有刊登在杂志《新潮》（1965年1月号）上那篇显然以折口信夫为原型的中篇小说《三熊野诣》。折口虽置身于墨守成规的国文学界，却毫不隐匿自己身为少年爱者这一事实，是位颇有勇气的学者兼诗人。他与弟子藤井春洋同居，在藤井出征后让他加入自己户籍，藤井战死在硫磺岛后折口还在故乡为他和自己建了一座父子墓。能感受到，折口借“倭男具那”即日本武尊来形容藤井，把自己放在传颂日本武尊的御火烧翁这个位置上。然而三岛先生却在《三熊野诣》中把以折口为原型的主人公谑称作“老妖”，自始至终都是一副刁难的态度。想必三岛先生难以忍受自己老后会变成折口那个样子吧。可是，三岛眼中的折口无非是折口的表象，而真实的折口与他女性化的样貌相去甚远，是个苏格拉底式的刚毅人物。太平洋战争时期文学报国会短歌部的聚会上，折口挺身而出，庇护了当时险被污蔑为“卖国贼”的常任理事久米正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三十人僭主集团试图弹劾一位无辜的海军将领，苏格拉底不顾生命危险，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处死将领。我忍不住要把此时的折口与苏格拉底的形象加以重叠。
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三岛先生能像传颂贵族日本武尊的一介草莽御火烧翁那样，或是像年老体衰的窥视者本多繁邦那样活下去，继续对窥视的表现加以深入。文艺的本质就是一种窥视的技能，窥探由神、由毫无目的的自然意志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秘密。即使这个秘密最终不过是虚无，但不停地窥探它、不停地用笔描绘它的过程，正是被选为传达者之人所应尽的义务。
再多谈一点，若是要贯彻身为传达者的义务，那么既然活在这个明治之后，社会观念便不允许已婚人士有少年癖好的国度，对三岛来说最不自然的第一条就是结婚，婚姻对于他是绝不该有的。结婚两年后，三岛先生以榊山保的名义在地下杂志的别册上发表了少年爱切腹小说《爱的处刑》，之后又把体育教师和美少年学生这两个人物替换为新婚燕尔的陆军中尉与年轻妻子，完成了《忧国》，并在交付原稿后立刻与夫人共赴实质上的新婚旅行。三岛先生婚姻的不自然可见一斑。
即使从一般意义上讲，结婚本质上就是以两个陌生人的共同生活这种不自然的行为作为基础的。而把这种不自然转化为自然的则是当事者双方共同培育的爱情。在旁观者看来，三岛先生很重视家庭。然而，他愈是重视，就显得愈加不自然。这种不自然既然旁观者都能看得出，身在围城中的三岛夫人自然也是一清二楚的。生命最后几年里，三岛先生对夫人极端恐惧，并对这恐惧感到身心俱疲，也只能说这是先生自己种下的恶果。
三岛先生一边在作品中创造出悦子、镜子、聪子种种女性形象，一边在现实生活中屡次表达对女性的蔑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的多田智满子译本广受好评时，三岛曾对我说，这个多田智满子是男人吧。我回答道，人家当然是女性，她可是我亲密的异性友人呀。可三岛依然执拗地反驳道，这种文章女人怎么能写得出来。三岛在女性小说家中唯一认可森茉莉，也是因为她是个少年爱小说的作者，还认为再差劲的男性都要比优秀的女性更优越，他不正是持有这种男女观的人吗？
三岛先生一边享受着所谓健全的男女性爱，同时又在内心从属于同性恋的性爱与社交世界。在那个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的世界里，女性同性恋被完全排除在外。然而，三岛先生的女性蔑视完全是女性恐惧的另一侧面。在歌德所宣称的“永远的女性”面前，自己不过是个纤弱少年，三岛先生好像常常惧怕这一事实暴露在世人面前。
有一天，三岛先生刚办完事（并非健身）回家时，发现一楼客厅的桌旁，夫人正和他以前打过交道的一位男性交谈甚欢。两人回头看看走进家门的三岛先生，一言不发，紧接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聊了起来。三岛先生实在待不下去，只好直接上楼回了书房。先生告诉我，男性在那不久便告辞离去，可夫人过了好几天也没和三岛先生提起这件事，表面看来波澜不惊，内心似乎是如履薄冰。
当时小说家开高健是我职场里一位很重要的兼职董事，他曾托我给三岛先生带话。大家都知道，开高先生与越南战争中的随军报道密切相关，他希望三岛先生能写一部以当时的越南总统吴廷琰的弟媳，臭名昭著的吴廷瑈夫人为女主角的戏剧，定能塑造出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冲击性的女性形象。我跟三岛先生转达了开高先生的邀请，先生却付之一笑：“那位大新闻作家居然也胡说八道这些东西！”
事后再想，对三岛先生而言，现实中已经有了夫人这么一个强烈而绝对的存在，而那是被承认为大作家的先决条件——不自然的婚姻所带来的后果，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三岛先生的一部作品，因此也就没必要再塑造以吴廷瑈夫人为原型的新人物了。三岛先生逝世后，三岛夫人对其种种丑闻缄口不言，保全了平冈家的名誉。作为管理三岛文学的守墓人，夫人恪尽职守，才五十多岁便撒手人寰。三岛夫人才是被卷入他异常的生死中最为沉痛的牺牲品，我对她表示深深的同情。
能说三岛先生与夫人间的孩子也是牺牲品吗？谈到亲子关系，我有一句话永难忘怀。“父母与子女原本毫无关系。不过是男女把交合间攫取来的陌生灵魂视为自己的孩子罢了。所以，生殖有原罪，父母要对子女负责。”这是我敬畏的前辈诗人鹫巢繁男的话，我深感共鸣。我很清楚这不过是我多管闲事，虽然户籍上三岛先生的子女仍是平冈公威的后代，然而我依旧祈祷，祈祷他们能作为与“三岛由纪夫”毫无关系的灵魂，自由而充满活力地活下去。
更进一步地说，三岛先生不该为了区区“为国体、为天皇”这一虚幻的设定而牵连到青年们，特别是像森田君这样单纯无垢的灵魂。事实上有一种说法，并非三岛先生把森田君這些人卷进自己的行为，而是青年们把三岛先生拖下了深渊。可我想，即使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为了实现它的这个剧本也一定是由三岛先生亲自写下的。若说我个人的想法，三岛先生绝不应该为了超越自身存在感的稀薄成全死亡，而让年轻人为自己殉葬。与三岛先生正好相反的是，苏格拉底是为了青年而殉葬的。我深深感到，这才是三岛先生死前总带在身边，时不时拿出来给人看的萨摩琵琶歌《城山》中那句“以报后生”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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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三岛由纪夫诞辰90周年，本月25日则是他逝世四十五周年。但我却无法想象90岁高龄的三岛由纪夫是什么模样。对即将迎来人生的第七十八个年头的我来说，三岛先生的年龄当然还停留在他去世时的45岁。如果让永远停留在45岁的三岛先生现身眼前，面对他的我自身又是多大年龄？那也永远是现实中迎来三岛先生死亡的32岁。可谈论年龄问题的我，如大家所见，不过是行将78岁的颓唐老人。直到跟各位谈论着三岛先生的此时此刻，我才察觉到这一事实。诡异的是，这就是死者与生者之间——以壮烈至极的方式自绝性命的死者，与苟活于世徒增年岁的生者之间——在活下来的生者心中无可伪造的岁月流年吧。
也许，我也是三岛先生生与死的一名牺牲品。然而，最大的牺牲品正是三岛先生本人。人降生于世，终迎一死，人人都有的那份最本真的虚无，三岛先生拥有对其最尖锐的感受性。不要说像尤瑟纳尔、安德雷·马尔罗这样的外国人，连日本人自己，那些不知道活着的三岛由纪夫的后世读者，比起他的作品，更是从他血腥的死亡中竖立起一座三岛由纪夫像。对一个表现者而言，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幸吗？
或许有人要反驳我，不，三岛并不是作为表现者而死，而是作为被表现、被记忆的存在死去的。纵然如此（恐怕这是事实），那记忆也永不会被浣洗干净，记忆中最后一幕的舞台、市谷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室地板上永远有遮蔽眼鼻的血腥。然而，被留下的人们仍不得不重复，重复“濯洗”这一绝望的仪式。如果说这就是三岛先生最终极的愿望，又有谁能想象出世界文学史上比三岛先生更受诅咒的人物呢？对三岛文学抱有兴趣的人，至少我自己，对三岛由纪夫寄予的哀思，此生永无终结。
注释：
① 介错，指为结束剖腹者的痛苦由他人砍下头颅的仪式。
② 日语中“雪”与“由纪”发音相同。
③ 国造，大化改新时代的世袭制地方官。
（责编：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