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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70年前的“东方巴黎”——上海正处在黑暗与黎明交替的重大时刻。随着人心丧尽，国民党在这里的统治已走向终结。70年过去，这段历史不只尘封于故纸记载之中，也长在一些人的记忆里。
近日，台湾地区的《传记文学》、《亚太防务》等媒体相继发布了相关题材的报道。其中，随国民党溃军逃到台湾的胡子丹等老兵回忆了在上海的最后时刻，他们的文字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解放军！
面容滑稽的国民党党棍们在外滩造势游行。
信心是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但在1949年初的上海，国民党根本无法奢谈信心。单就胡子丹所在的国民党海军来说，接二连三的起义便是例证。
这是胡子丹在当年2月25日所写的日记的一段：“今天我轮二更到四更。忽地，总部有电，明码是‘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的‘却顾所来径’。我用舰内话筒告诉在驾驶台值更的通信官，他闻报立即下来，会同我的钥匙打开密码箱，译码的电文吓坏了我们，他匆匆去了舰长室，电文是‘重庆舰失去连络！周知所有舰艇，如有发现立即报告’。”
彼时，国民党军威力最大的就是刚从英国接回的“重庆”号轻巡洋舰，但舰上官兵痛恨内战，面对这个行将就木的反动政权，他们决心弃暗投明，于25日凌晨在上海吴淞口起义，秘密驶往解放区。重庆舰起义，如同给国民党当局扔下震撼弹，胡子丹说：“所有国民党军舰只要被重庆舰发现，准死无疑，而且死得不明不白，因为它看到了你，你没有看到她。雷达和声呐的视距或声距，重庆舰都遥遥超先，彼此的射程也差得太多。”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试图组织“讨伐舰队”，可手下的舰长没人愿意去送死，国民党只好改派空军去轰炸重庆舰。最终，为保证舰员安全，保持舰体和武器设备的完整，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重庆舰自沉在葫芦岛。消息传来，胡子丹在日记中写道：“宁可信其真，不敢信其不真。”
继重庆舰起义后，江阴要塞又起义了。该要塞是舰船通行长江的关卡，也是江南江北的战略孔道，素有“江防门户”之称。1949年4月23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江阴要塞战地起义，使解放军在东线顺利过江，轻取苏州、无锡，切断沪宁铁路和宁杭干线，为聚歼宁沪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
起义中，也有一些国民党官兵负隅顽抗，最终被我军击毙或俘虏。后来，国民党为这些人举行追悼大会。胡子丹在4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会场气氛悲伤低迷”，追悼大会主持人“致词慷慨激昂，哭号凄厉，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感染得泪洒满襟”。我觉得，他们既是在哭战友，也是在哭自己昏暗未明的前途。
当国民党军人纷纷对主子失去信心转而起义后，经济上的混乱与崩溃也使国民政府失去了民心。
混乱的上海市面充斥着投机与抢劫。
面对财政危机，国民政府一面增加苛捐杂税，一面滥发纸币，靠通货膨胀弥补赤字。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上海5家专门印钞的印刷厂，一分钟就可印制1600万元纸币，日夜开工，仍不能满足需要，甚至还要到英美等国去印，后来只好发行10万元面额的大钞。当时舆论嘲笑，百业萧条之际，国统区唯一兴旺的工业是印钞业。
滥发纸币的结果必然是物价飞涨，法币失去流通信用。无奈之下，1948年，国民政府颁布币改法案，用金圆券取代法币，但它也迅速贬值，惹得物价继续暴涨。金圆券发行之初，50万元算是很大的财富，可强制兑换2500两黄金，到后期只能买一盒火柴，用一袋金圆券，购不回一袋大米。胡子丹记得，每次部队发慰问金，大家都要拿袋子去装一捆捆的金圆券。当时金圆券贬值快得吓人，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分分秒秒不同。人们说：“夜晚人要睡觉，物价可不睡觉，早晨开门一看，又涨得高高了。”
胡子丹眼中，“1949年一开始，上海就延续了1948年的疯、亂、不安定，更疯、更乱、更不安定，而且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金圆券的贬值，军人每次领了饷，立刻快马加鞭往街上跑，以便碰到第一个买卖银元的人，向他购换袁大头。买包香烟，居然要好几捆金圆券，常常看到有人提了一小袋钞票乘电车。”钞票的不值钱，让很多人倾家荡产，自杀者时有所闻。
金圆券的发行和破产促使国统区的经济迅速走向总崩溃，不但把老百姓拖入贫困苦难的深渊，也引发空前的政治危机，使各阶层人民彻底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而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期待。
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中，国民政府却并不缺钱，而是一趟趟往台湾运送黄金。据统计，最后运存台湾的资金数量约等值于700万两黄金之巨。运送黄金的行动是偷偷进行的，但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
在1949年3月28日胡子丹的日记中描写了运金砖的场景：“晚餐后，我在驾驶台欣赏街景，忽然有好几部军用卡车停在路边，咚咚咚，近百名士兵跳下车，双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碎步向马路的横断面散去，四处放置警示架，宣布临时戒严。我眼见对街中央银行的巷子里，开出来好几辆盖棚的货车。它们一辆辆驶靠‘太康’号身旁，‘美和’号左舷也停了好几辆。从车上卸下一箱箱，看不出是木制还是铁制，沉甸甸的，两人四手捧着，横了身子送上‘太康’号，现场少了应有的吆呼声，直觉有点怪异，神秘兮兮。肃杀的气氛紧张了约莫3个多小时，货车不见了，士兵们也随卡车走了，红灯恢复了，和绿灯交换明灭，也恢复了夜上海的多姿多采。有人猜，又是运金砖。”
近日，台湾地区的《传记文学》、《亚太防务》等媒体相继发布了相关题材的报道。其中，随国民党溃军逃到台湾的胡子丹等老兵回忆了在上海的最后时刻，他们的文字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解放军！
信心消失不见，起义接二连三
信心是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但在1949年初的上海，国民党根本无法奢谈信心。单就胡子丹所在的国民党海军来说，接二连三的起义便是例证。
这是胡子丹在当年2月25日所写的日记的一段：“今天我轮二更到四更。忽地，总部有电，明码是‘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的‘却顾所来径’。我用舰内话筒告诉在驾驶台值更的通信官，他闻报立即下来，会同我的钥匙打开密码箱，译码的电文吓坏了我们，他匆匆去了舰长室，电文是‘重庆舰失去连络！周知所有舰艇，如有发现立即报告’。”
彼时，国民党军威力最大的就是刚从英国接回的“重庆”号轻巡洋舰，但舰上官兵痛恨内战，面对这个行将就木的反动政权，他们决心弃暗投明，于25日凌晨在上海吴淞口起义，秘密驶往解放区。重庆舰起义，如同给国民党当局扔下震撼弹，胡子丹说：“所有国民党军舰只要被重庆舰发现，准死无疑，而且死得不明不白，因为它看到了你，你没有看到她。雷达和声呐的视距或声距，重庆舰都遥遥超先，彼此的射程也差得太多。”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试图组织“讨伐舰队”，可手下的舰长没人愿意去送死，国民党只好改派空军去轰炸重庆舰。最终，为保证舰员安全，保持舰体和武器设备的完整，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重庆舰自沉在葫芦岛。消息传来，胡子丹在日记中写道：“宁可信其真，不敢信其不真。”
继重庆舰起义后，江阴要塞又起义了。该要塞是舰船通行长江的关卡，也是江南江北的战略孔道，素有“江防门户”之称。1949年4月23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江阴要塞战地起义，使解放军在东线顺利过江，轻取苏州、无锡，切断沪宁铁路和宁杭干线，为聚歼宁沪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
当国民党军人纷纷对主子失去信心转而起义后，经济上的混乱与崩溃也使国民政府失去了民心。
起义中，也有一些国民党官兵负隅顽抗，最终被我军击毙或俘虏。后来，国民党为这些人举行追悼大会。胡子丹在4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会场气氛悲伤低迷”，追悼大会主持人“致词慷慨激昂，哭号凄厉，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感染得泪洒满襟”。我觉得，他们既是在哭战友，也是在哭自己昏暗未明的前途。
货币贬值惊人，民不聊生
当国民党军人纷纷对主子失去信心转而起义后，经济上的混乱与崩溃也使国民政府失去了民心。
面对财政危机，国民政府一面增加苛捐杂税，一面滥发纸币，靠通货膨胀弥补赤字。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上海5家专门印钞的印刷厂，一分钟就可印制1600万元纸币，日夜开工，仍不能满足需要，甚至还要到英美等国去印，后来只好发行10万元面额的大钞。当时舆论嘲笑，百业萧条之际，国统区唯一兴旺的工业是印钞业。
滥发纸币的结果必然是物价飞涨，法币失去流通信用。无奈之下，1948年，国民政府颁布币改法案，用金圆券取代法币，但它也迅速贬值，惹得物价继续暴涨。金圆券发行之初，50万元算是很大的财富，可强制兑换2500两黄金，到后期只能买一盒火柴，用一袋金圆券，购不回一袋大米。胡子丹记得，每次部队发慰问金，大家都要拿袋子去装一捆捆的金圆券。当时金圆券贬值快得吓人，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分分秒秒不同。人们说：“夜晚人要睡觉，物价可不睡觉，早晨开门一看，又涨得高高了。”
胡子丹眼中，“1949年一开始，上海就延续了1948年的疯、亂、不安定，更疯、更乱、更不安定，而且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金圆券的贬值，军人每次领了饷，立刻快马加鞭往街上跑，以便碰到第一个买卖银元的人，向他购换袁大头。买包香烟，居然要好几捆金圆券，常常看到有人提了一小袋钞票乘电车。”钞票的不值钱，让很多人倾家荡产，自杀者时有所闻。
金圆券的发行和破产促使国统区的经济迅速走向总崩溃，不但把老百姓拖入贫困苦难的深渊，也引发空前的政治危机，使各阶层人民彻底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而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期待。
争先恐后，纷纷出走
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中，国民政府却并不缺钱，而是一趟趟往台湾运送黄金。据统计，最后运存台湾的资金数量约等值于700万两黄金之巨。运送黄金的行动是偷偷进行的，但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
在1949年3月28日胡子丹的日记中描写了运金砖的场景：“晚餐后，我在驾驶台欣赏街景，忽然有好几部军用卡车停在路边，咚咚咚，近百名士兵跳下车，双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碎步向马路的横断面散去，四处放置警示架，宣布临时戒严。我眼见对街中央银行的巷子里，开出来好几辆盖棚的货车。它们一辆辆驶靠‘太康’号身旁，‘美和’号左舷也停了好几辆。从车上卸下一箱箱，看不出是木制还是铁制，沉甸甸的，两人四手捧着，横了身子送上‘太康’号，现场少了应有的吆呼声，直觉有点怪异，神秘兮兮。肃杀的气氛紧张了约莫3个多小时，货车不见了，士兵们也随卡车走了，红灯恢复了，和绿灯交换明灭，也恢复了夜上海的多姿多采。有人猜，又是运金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