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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价格关系密切的流转税比重过高，导致税收增长与PPI波动高度相关；企业的税负水平与其所处行业、规模都直接相关，经济下行压力大时“税感”更强
今年前八个月，税收收入增长迅猛。
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1月-8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11.72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尽管分月看，前八个月税收增速呈下降态势，6月和8月更是跌破两位数，增速分别为8%、6.7%，前八个月总体增速仍可谓高增长。
4月份以来，税收增速大幅高于GDP增速不断受到质疑，一方面政府派发的8000亿元减税礼包，声犹在耳，另一方面企业盈利未见明显改善，税收高增长的基础何在？
有专家认为税收收入高增长，说明“明则减税、实则增税”，也有业界人士分析“营改增”后税收征收率的提高已抵消了减税红利。然而刚出炉的减税数据是切切实实的，似乎不容辩驳，业界不少人士追问：减税了企业为何仍感觉税负重？
加之近日，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引发企业负担加重的担忧，减税呼声四起，有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既然财政收入疯涨，减税力度是否可以再大些？
恒大研究院近期的一份研报在对中美税负和基础性成本进行比较后认为，相比美国，中国企业面临的 “综合税费成本”以及在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不足现状下的基础性成本均过高，随着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需加大力度给企业减税降负，激发市场活力。
减税空间还有吗？减什么？如何减？减税的是是非非亟待厘清。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传统增长动能转换之际，经济新动能正在抽出新芽。通过减税降费等方式，不仅可以有利于培育新动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引来经济的活水，而且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使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投入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还可以释放社会需求，为下滑的经济托底。
他说，“清费”仍要持续。他曾给全国人大提过建议，收费的权力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凡是不经过立法机关批准的，一律停止征收。现在不仅是各级政府制定收费项目，还有一些部门也收费。财政一般预算安排不了，就收费解决。
同时，“社保缴费率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世界是偏高的，国务院已经决定将总费率从45%降到40%，同时允许收支有余的省可以自行降低费率。实际上仅靠收缴和财政补贴是不可能把缴费率降到合理水平的，国务院已经决定划转10%国有资本。这是我国社保制度的重大改革。我们建议尽快将分省统筹的社保制度改为全国统筹，再通过划转国有资本把社保缴费率逐步降低到20%左右。
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4.4%。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16.6%，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17.4%、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0.3%，均超过税收总体增速，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2.8%，比总体增速低1.6个百分点。
与上半年GDP增速6.8%相比，同期税收增长可谓异军突起，税收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多，比名义GDP增速也高出4.4个百分点。增长基础何来？
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娄洪在7月13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税收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受工商业、服务业保持较高景气度，部分产品价格上涨等带动，工商业增值税、改征增值税同比分别增长15.5%、18.3%，合计拉高全国财政收入增幅5.1个百分点；二是受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等带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合计拉高全国财政收入增幅4.4个百分点。
那么，税收增速为何远超GDP增速？这是个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将其归因于中国的税制结构。
他表示，“中国税收收入中增值税等流转税比重在70%左右，而流转性税收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波动状况直接决定了税收收入的波动状况。”
从2006年-2017年税收、PPI、GDP增幅（图1）不难发现，总体来看，税收收入增速与PPI涨跌变化趋势一致，呈正相关态势，与GDP增速的相关性则相对较弱。
12年间，当PPI为正时，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如：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7年；当PPI为负时，税收增速随之下降，接近甚至低于GDP增速，如：2009年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相同，2012年-2016年PPI连续五年为负，税收增速也逐年下降，2014年时与GDP增速相同，2015年-2016年低于GDP增速，这两年一些地区财政困难问题突出。
需要注意的是，税收收入以现价计算，GDP则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因此，税收增速和GDP增速间的差额，部分是由于CPI导致。
相较年度数据，月度税收增长速度与PPI的关系更为复杂（见图2），这主要是由于税款征收时点较应税行为发生时点存在一定滞后性。
以占税收收入40%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稅为例，按现行法规，增值税的纳税期限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具体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大小分别核定。税款缴纳时点不同程度地滞后于应税行为发生时点。
税务部门也存在跨年度调节税收的情况，税收收入状况好时，倾向于将年底的部分税款推迟到次年1月、2月份征收，反之亦然。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认为，除纳税时间差外，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需要时间逐步传导到中间环节，也是月度PPI指数传导到税收收入存在时间滞后期的原因。他认为滞后期大约是3个月。
因此在他看来，今年6月税收收入增速回落到8%，是由于3月-4月的PPI降到了3%左右，“但随着5月-7月PPI增速回升，7月份的税收增长又上涨到11.4%”。 当然，6月税收增速放缓也有减税因素影响。比如，6月份国内增值税由1月-5月两位数增长回落至5.3%，娄洪表示，主要是受5月1日起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效应显现，以及前期部分增值税受票企业为增加抵扣集中开票因素的叠加影响。
除PPI因素，高培勇在前述研讨会上表示，由于中国税收结构的另一特点是大约90%的税收来源于企业缴纳（不考虑流转税税负通过价格渠道可转嫁给消费者的部分），企业经营状况好坏对税收收入也有直接影响。
具体到今年上半年，由于实体经济未见明显回暖，占税收收入22%的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的增速比税收总体增速低了1.6個百分点，范子英认为，税收高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PPI。
今年以来的税收高增长，引发了公众真假减税的质疑。
范子英向《财经》记者表示，减税会使得税收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但是并不表示税收增长会很低甚至负增长，“如果没有减税，税收增速会更高”。
目前，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六大减税政策均已得到落实。其中的重头戏，深化增值税改革包含三项措施：
今年5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原适用17%增值税税率的行业，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原适用11%增值税税率的行业，税率均下降1个点；对部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
国家税务总局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8月，前两项措施共减税1745亿元，其中，税率下调减税959亿元，留抵退税786亿元，减税效果明显。
深圳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毕立明介绍，增值税税率下调使深圳市34.59万纳税人受益。据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测算，17%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6%后，公司全年将减税4800万元。
浙江省税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共为2391户纳税人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超过57亿元。其中退还重点领域企业留抵税额近35亿元，包括为“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领域企业退税超12亿元。
毋庸置疑，减税政策是实打实的。为何仍有一些企业感觉税负未减轻甚至增加了？
事实上，企业的税负水平与其所处的行业、企业的规模、税收管理水平以及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度都有直接关系，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很难做到所有企业均减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年“降成本”专题调研组（下称“调研组”），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12860家有效样本企业税负情况分企业规模、所属行业进行了分析。
调研组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不同近三年的税负变化不同。大型企业（1058 家，8.23%）和微型企业（2773家，21.56%）“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从2015年的5.75%、3.98%下降到2017年的4.73%、2.84%，而中型企业（3244 家，25.23%）和小型企业（5785家，44.98%）则分别由2015年的4.29%、4.27%上升为2017年的4.84%、7.17%。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合伙人朱桉向《财经》记者表示，微型企业由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多，获得的减免多，而大型企业由于税务管理比较完善，各项税收政策利用得比较好。相对而言，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可能由于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自身的税务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出现税负增加的情况。
调研组的分析数据显示，不同行业企业税负差异大，制造业、采矿业等七个行业2017年“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2015年下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等两行业则有所升高（详见表）。
多位专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相较改征增值税行业，原增值税行业纳税人获得的减税更多，因为购买的服务可以进项抵扣了。
调研组关于企业税费负担主观感受的问卷调查显示，46.6%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为合理”，但同时也有40.8%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重”，其中半数以上（51.8%）的样本企业认为税费负担重在“税收”。
不少人士分析认为，减税了企业仍感觉税负重的原因是，“营改增”后企业主动进行发票管理的意识加强，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规范管理起到督促作用，税收征收率大幅提高所致。
朱桉告诉《财经》记者，征收率整体确实有提升，但从他协助企业处理税务问题的实践经验看，“营改增”刚实施一年多，征收率提高的程度并不是非常大。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闫坤等人认为，一般只有在企业利润下降而税负未同幅度下降时，“税感”才强烈，中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主动调节功能和税制弹性均较弱，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企业的“税感”必然强烈。
这或许正是2007年GDP增长14.2%、税收收入增长31%时企业税负感不重，而近几年即便减了税“税感”仍强烈的根源。
大连一家电源设备制造企业董事长孙毅标向《财经》记者表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高，增值税高税率、社保压力陡增。另外，“五险一金”和员工工资年年增长，房租、原材料价格增长，很多民营制造企业不堪重负，纷纷采取裁员减负。
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降低宏观税负”，此后两年来，“营改增”和深化增值税改革先后成为减税的主要抓手，减税始终与税制结构调整相结合，同时配以降低小微企业税负等多项有针对性的减税措施。
目前看来，政府、企业均认为需减税，分歧在于减税的力度和节奏。减税空间还有多大？有没有可能搞一次性大减税，而非如批评人士所说那样“挤牙膏”？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在今年7月举办的“降成本”调研发布会上表示，减税仍有一定空间，但不是很大，应结合税制改革一次性完成减税工作，避免企业形成减税年年有的预期，促使其目光向内，聚焦于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产品附加值提高盈利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也认为进一步大规模减税的空间并不大，因为减收、增支、债务不增是财政上的不可能三角，如果财政支出压不下来，一味减税，政府的债务规模就会加大。
也有专家并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中国还有非常大的减税空间。
业界公认，支持减税有三个途径：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债务，减支和借债相结合。
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达17.26万亿元，支出超20万亿元。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尽管医疗、社保、科技、教育等民生支出比重已超过50%，但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基础建设和财政供养人员的特点仍较为突出。
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其中的无效投资也造成不小的浪费，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急剧膨胀，财政风险不断累积。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8月26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基金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积极，并不是还要像过去那样搞基建，而是应将重点转向医疗、养老、教育、社保、基础研究等短板领域。
恒大研究院的研报认为，保守估计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达到6400万人以上，每百万美元GDP对应的财政供养人员在世界处于偏高水平。
有专家认为，减少财政供养机构和人员的改革，亟待推进，以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不能因为政府行政体系机构太多、养人过多、增支较多而削弱减税力度。
事实表明，不少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和效益低下，一些地方、部门和预算单位重分配轻管理，花钱不问效，资金闲置浪费问题严重。
因此，应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项目只增不减的固化格局入手，缩减无效、低效的财政支出，支撑和拓展减税空间。
给企业减税应该主要减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一些专家建议，当然是前者，一是因为大多数企业不缴纳或只缴纳很少的企业所得税，二是增值税是企业的痛点所在。
此外，增值税减税也符合优化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结构性改革目标。下一步，应继续将减税与深化增值税改革相结合，着力健全抵扣链条，按照三档并两档的方向继续调整税率水平，构建更加公平、简洁的税收制度。
朱桉猜测未来增值税税率的调整方向可能是16%这档税率维持不动，将10%一档税率降为6%。范子英则认为可能是将16%降到13%、10%降到6%。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过剑飞曾撰文认为，增值税税率的下调步骤宜根据经济形势小步慢调，避免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他建议在梳理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基础上，选择最终环节或全链条实行免税政策。
范子英认为，快速降低增值税税率，实现三档并两档，尽管能使流通环节税负下降，财政风险也会凸显。“在财政支出规模没有下降，同时支出效率没有明显提升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会导致明显减收。如果减税的同时伴随了生產资料价格的下降，那么就会成倍地减收。一旦财税收入增速长期低于5%，地方财政风险就会爆发。”
（本刊记者王延春对此文亦有贡献）
今年前八个月，税收收入增长迅猛。
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1月-8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11.72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尽管分月看，前八个月税收增速呈下降态势，6月和8月更是跌破两位数，增速分别为8%、6.7%，前八个月总体增速仍可谓高增长。
4月份以来，税收增速大幅高于GDP增速不断受到质疑，一方面政府派发的8000亿元减税礼包，声犹在耳，另一方面企业盈利未见明显改善，税收高增长的基础何在？
有专家认为税收收入高增长，说明“明则减税、实则增税”，也有业界人士分析“营改增”后税收征收率的提高已抵消了减税红利。然而刚出炉的减税数据是切切实实的，似乎不容辩驳，业界不少人士追问：减税了企业为何仍感觉税负重？
加之近日，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引发企业负担加重的担忧，减税呼声四起，有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既然财政收入疯涨，减税力度是否可以再大些？
恒大研究院近期的一份研报在对中美税负和基础性成本进行比较后认为，相比美国，中国企业面临的 “综合税费成本”以及在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不足现状下的基础性成本均过高，随着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需加大力度给企业减税降负，激发市场活力。
减税空间还有吗？减什么？如何减？减税的是是非非亟待厘清。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传统增长动能转换之际，经济新动能正在抽出新芽。通过减税降费等方式，不仅可以有利于培育新动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引来经济的活水，而且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使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投入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还可以释放社会需求，为下滑的经济托底。
他说，“清费”仍要持续。他曾给全国人大提过建议，收费的权力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凡是不经过立法机关批准的，一律停止征收。现在不仅是各级政府制定收费项目，还有一些部门也收费。财政一般预算安排不了，就收费解决。
同时，“社保缴费率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世界是偏高的，国务院已经决定将总费率从45%降到40%，同时允许收支有余的省可以自行降低费率。实际上仅靠收缴和财政补贴是不可能把缴费率降到合理水平的，国务院已经决定划转10%国有资本。这是我国社保制度的重大改革。我们建议尽快将分省统筹的社保制度改为全国统筹，再通过划转国有资本把社保缴费率逐步降低到20%左右。
税收缘何高增长？
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4.4%。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16.6%，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17.4%、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0.3%，均超过税收总体增速，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2.8%，比总体增速低1.6个百分点。
与上半年GDP增速6.8%相比，同期税收增长可谓异军突起，税收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多，比名义GDP增速也高出4.4个百分点。增长基础何来？
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娄洪在7月13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税收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受工商业、服务业保持较高景气度，部分产品价格上涨等带动，工商业增值税、改征增值税同比分别增长15.5%、18.3%，合计拉高全国财政收入增幅5.1个百分点；二是受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等带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合计拉高全国财政收入增幅4.4个百分点。
那么，税收增速为何远超GDP增速？这是个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将其归因于中国的税制结构。
他表示，“中国税收收入中增值税等流转税比重在70%左右，而流转性税收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波动状况直接决定了税收收入的波动状况。”
从2006年-2017年税收、PPI、GDP增幅（图1）不难发现，总体来看，税收收入增速与PPI涨跌变化趋势一致，呈正相关态势，与GDP增速的相关性则相对较弱。
12年间，当PPI为正时，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如：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7年；当PPI为负时，税收增速随之下降，接近甚至低于GDP增速，如：2009年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相同，2012年-2016年PPI连续五年为负，税收增速也逐年下降，2014年时与GDP增速相同，2015年-2016年低于GDP增速，这两年一些地区财政困难问题突出。
需要注意的是，税收收入以现价计算，GDP则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因此，税收增速和GDP增速间的差额，部分是由于CPI导致。
相较年度数据，月度税收增长速度与PPI的关系更为复杂（见图2），这主要是由于税款征收时点较应税行为发生时点存在一定滞后性。
以占税收收入40%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稅为例，按现行法规，增值税的纳税期限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具体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大小分别核定。税款缴纳时点不同程度地滞后于应税行为发生时点。
税务部门也存在跨年度调节税收的情况，税收收入状况好时，倾向于将年底的部分税款推迟到次年1月、2月份征收，反之亦然。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认为，除纳税时间差外，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需要时间逐步传导到中间环节，也是月度PPI指数传导到税收收入存在时间滞后期的原因。他认为滞后期大约是3个月。
因此在他看来，今年6月税收收入增速回落到8%，是由于3月-4月的PPI降到了3%左右，“但随着5月-7月PPI增速回升，7月份的税收增长又上涨到11.4%”。 当然，6月税收增速放缓也有减税因素影响。比如，6月份国内增值税由1月-5月两位数增长回落至5.3%，娄洪表示，主要是受5月1日起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效应显现，以及前期部分增值税受票企业为增加抵扣集中开票因素的叠加影响。
除PPI因素，高培勇在前述研讨会上表示，由于中国税收结构的另一特点是大约90%的税收来源于企业缴纳（不考虑流转税税负通过价格渠道可转嫁给消费者的部分），企业经营状况好坏对税收收入也有直接影响。
具体到今年上半年，由于实体经济未见明显回暖，占税收收入22%的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的增速比税收总体增速低了1.6個百分点，范子英认为，税收高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PPI。
有无真减税？
今年以来的税收高增长，引发了公众真假减税的质疑。
范子英向《财经》记者表示，减税会使得税收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但是并不表示税收增长会很低甚至负增长，“如果没有减税，税收增速会更高”。
目前，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六大减税政策均已得到落实。其中的重头戏，深化增值税改革包含三项措施：
今年5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原适用17%增值税税率的行业，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原适用11%增值税税率的行业，税率均下降1个点；对部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
国家税务总局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8月，前两项措施共减税1745亿元，其中，税率下调减税959亿元，留抵退税786亿元，减税效果明显。
深圳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毕立明介绍，增值税税率下调使深圳市34.59万纳税人受益。据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测算，17%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6%后，公司全年将减税4800万元。
浙江省税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共为2391户纳税人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超过57亿元。其中退还重点领域企业留抵税额近35亿元，包括为“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领域企业退税超12亿元。
毋庸置疑，减税政策是实打实的。为何仍有一些企业感觉税负未减轻甚至增加了？
事实上，企业的税负水平与其所处的行业、企业的规模、税收管理水平以及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度都有直接关系，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很难做到所有企业均减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年“降成本”专题调研组（下称“调研组”），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12860家有效样本企业税负情况分企业规模、所属行业进行了分析。
调研组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不同近三年的税负变化不同。大型企业（1058 家，8.23%）和微型企业（2773家，21.56%）“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从2015年的5.75%、3.98%下降到2017年的4.73%、2.84%，而中型企业（3244 家，25.23%）和小型企业（5785家，44.98%）则分别由2015年的4.29%、4.27%上升为2017年的4.84%、7.17%。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合伙人朱桉向《财经》记者表示，微型企业由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多，获得的减免多，而大型企业由于税务管理比较完善，各项税收政策利用得比较好。相对而言，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可能由于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自身的税务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出现税负增加的情况。
调研组的分析数据显示，不同行业企业税负差异大，制造业、采矿业等七个行业2017年“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2015年下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等两行业则有所升高（详见表）。
多位专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相较改征增值税行业，原增值税行业纳税人获得的减税更多，因为购买的服务可以进项抵扣了。
调研组关于企业税费负担主观感受的问卷调查显示，46.6%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为合理”，但同时也有40.8%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重”，其中半数以上（51.8%）的样本企业认为税费负担重在“税收”。
不少人士分析认为，减税了企业仍感觉税负重的原因是，“营改增”后企业主动进行发票管理的意识加强，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规范管理起到督促作用，税收征收率大幅提高所致。
朱桉告诉《财经》记者，征收率整体确实有提升，但从他协助企业处理税务问题的实践经验看，“营改增”刚实施一年多，征收率提高的程度并不是非常大。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闫坤等人认为，一般只有在企业利润下降而税负未同幅度下降时，“税感”才强烈，中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主动调节功能和税制弹性均较弱，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企业的“税感”必然强烈。
这或许正是2007年GDP增长14.2%、税收收入增长31%时企业税负感不重，而近几年即便减了税“税感”仍强烈的根源。
大连一家电源设备制造企业董事长孙毅标向《财经》记者表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高，增值税高税率、社保压力陡增。另外，“五险一金”和员工工资年年增长，房租、原材料价格增长，很多民营制造企业不堪重负，纷纷采取裁员减负。
减税空间还有没有？
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降低宏观税负”，此后两年来，“营改增”和深化增值税改革先后成为减税的主要抓手，减税始终与税制结构调整相结合，同时配以降低小微企业税负等多项有针对性的减税措施。
目前看来，政府、企业均认为需减税，分歧在于减税的力度和节奏。减税空间还有多大？有没有可能搞一次性大减税，而非如批评人士所说那样“挤牙膏”？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在今年7月举办的“降成本”调研发布会上表示，减税仍有一定空间，但不是很大，应结合税制改革一次性完成减税工作，避免企业形成减税年年有的预期，促使其目光向内，聚焦于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产品附加值提高盈利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也认为进一步大规模减税的空间并不大，因为减收、增支、债务不增是财政上的不可能三角，如果财政支出压不下来，一味减税，政府的债务规模就会加大。
也有专家并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中国还有非常大的减税空间。
业界公认，支持减税有三个途径：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债务，减支和借债相结合。
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达17.26万亿元，支出超20万亿元。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尽管医疗、社保、科技、教育等民生支出比重已超过50%，但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基础建设和财政供养人员的特点仍较为突出。
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其中的无效投资也造成不小的浪费，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急剧膨胀，财政风险不断累积。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8月26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基金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积极，并不是还要像过去那样搞基建，而是应将重点转向医疗、养老、教育、社保、基础研究等短板领域。
恒大研究院的研报认为，保守估计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达到6400万人以上，每百万美元GDP对应的财政供养人员在世界处于偏高水平。
有专家认为，减少财政供养机构和人员的改革，亟待推进，以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不能因为政府行政体系机构太多、养人过多、增支较多而削弱减税力度。
事实表明，不少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和效益低下，一些地方、部门和预算单位重分配轻管理，花钱不问效，资金闲置浪费问题严重。
因此，应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项目只增不减的固化格局入手，缩减无效、低效的财政支出，支撑和拓展减税空间。
给企业减税应该主要减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一些专家建议，当然是前者，一是因为大多数企业不缴纳或只缴纳很少的企业所得税，二是增值税是企业的痛点所在。
此外，增值税减税也符合优化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结构性改革目标。下一步，应继续将减税与深化增值税改革相结合，着力健全抵扣链条，按照三档并两档的方向继续调整税率水平，构建更加公平、简洁的税收制度。
朱桉猜测未来增值税税率的调整方向可能是16%这档税率维持不动，将10%一档税率降为6%。范子英则认为可能是将16%降到13%、10%降到6%。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过剑飞曾撰文认为，增值税税率的下调步骤宜根据经济形势小步慢调，避免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他建议在梳理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基础上，选择最终环节或全链条实行免税政策。
范子英认为，快速降低增值税税率，实现三档并两档，尽管能使流通环节税负下降，财政风险也会凸显。“在财政支出规模没有下降，同时支出效率没有明显提升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会导致明显减收。如果减税的同时伴随了生產资料价格的下降，那么就会成倍地减收。一旦财税收入增速长期低于5%，地方财政风险就会爆发。”
（本刊记者王延春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