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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上海女人就是非常高雅的、抽烟的、穿旗袍的，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那是对上海女人没有近距离的观察。
从《花样年华》中身着旗袍体态婀娜的张曼玉，到《股疯》中的潘虹，上海女人，有其光鲜亮丽时尚fashion的一面，又有其市井生活的一面。
写过《上海女人》一书的马尚龙先生对上海女人有过一番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地方的女人，会像上海女人一样具有长久的可谈性、可读性，与此同时，误读也时常发生。
那么，从马尚龙的眼中看到的上海女人会是怎么样的？
上海女人“瑟依”
《新民周刊》：怎么会写《上海女人》这本书的？
妻子学自行车，保驾护航的当然是老公。摄影/ 雍和
马尚龙：当时因为迎接世博会，出版社要出一套关于上海的海派文化丛书，他们有一个设想，觉得这套书中应该有一本谈上海女人，一本谈上海男人，他们觉得这是海派文化中很重要的元素。当时他们想请一位女作家来写上海男人，请一位男作家来写上海女人。当时文汇出版社的总编辑桂国强跟我说，想请我来写上海女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写过上海女人，我问他怎么想到让我写？他说已经征求过三五个作家的意见，说写上海女人非马尚龙莫属。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因为你住在淮海路，从小到大生活在这里，你对淮海路应该有足够的了解，而淮海路是体现上海女人特征一条非常重要的马路，可以从这个窗口来审视上海女性的特征。
一开始我没敢答应，我说我没想好，那么这样，给我两个星期的时间，我要想一想，我能不能找到新的切入点，要是没有什么新观点，那不写也罢。他说可以，过了两个星期之后，我和他在文新大厦（现上海报业大楼）的43楼喝咖啡，我说我可以写了。他问我，有什么新的想法啊？我说现在写到上海女人，无非就是两个字：嗲和作。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我写的上海女人，肯定不会出现这两个字。桂国强说，那你写什么？我说难道上海女人的特点就只有这两个字吗？凭着我对上海女人50年的观察，凭着我在淮海路的生活观察，我认为肯定不是这两个字可以概括得了的。那他说你能用什么词来概括？我说：用上海说就是——“瑟依”（意近“适宜”）。
近期非常红火的上海文庙老照片女神李伟华，就可以用“瑟依”这两个字来形容。“瑟依”，你很难讲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大家都知道，还有人和我讨论过这两个字，上海女人不是特别性感妖娆，但就是让你觉得舒服。这是我对上海女人最特别的发现，也是我的《上海女人》这本书的魂。程乃珊也认为我这本书写得不错，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能男性来看女性会看得更透彻一些。
还有一点，我写的这本书，主要谈的是上海女人和上海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没有上海这座城市，就没有上海女人，没有上海女人，也就没有上海这座城市中很多细腻精巧的东西。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虽然之前我也没有怎么研究过上海女人，但这本书我写得很快，写之前，我准备了一个多月，一直在搜集资料，真正开始写，三个月我就写完了。但是写完之后，我还有点不满意，我怎么把这本书串起来？我写了这么多上海女人，查了那么多资料，如何让它们在书中成为一体？我想了一个星期，最后想到了影视剧。所以我每一章都用影视剧中的角色将文章串起来。“瑟依”这个词，我是从谁的身上发现的呢？就是现在已经去世的女演员李媛媛，当时她在电视剧《上海的早晨》中演了一个三姨太，我一看眼前一亮，哪能嘎灵额？演得太好了。其实李媛媛是山东人，但是她演出了上海女人的味道。
除了李媛媛演的三姨太，我还写到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潘虹在《股疯》演的阿莉，都可以体现某一类型上海女人的特质。用影视剧中的人物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形象，她们深入人心的影视形象可以让读者马上知道，这一类型指的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市井生活中的才智
《新民周刊》：你觉得上海女人市井吗？世俗吗？
马尚龙：我们最近在看李伟华的这组照片，我和很多人的解读有点不一样。很多人觉得李伟华的气质非常高雅，觉得她是大家闺秀，而就我对上海女人的了解，我觉得在当年，这样的上海女性很多，很寻常，也是很市井的。你看她解放后的工作，就是在陕西路南昌路的一家西餐馆里当会计，她家也算殷实的小康之家，可是并不是大富大贵。
我一直说淮海路有三家店反映了上海女人市井的生活，一家是古今内衣店，这是中国第一家内衣店，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上海女人和西方文化生活紧密结合的产物，得风气之先，古今内衣店是一种缩影，在此之前，中国女人是不穿这样的内衣的。
第二家店是妇女用品商店，解放初期全国有三家，一家在北京，一家在西安，一家在上海，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提出：妇女同志要有自己的商店，于是就在北京、西安和上海开了三家妇女用品商店。很奇妙的时代，一个是帝都，一个是古都，一个是魔都，城市也很有代表性。可是北京和西安的妇女用品商店，没开多久就关掉了。因为在北方，女性是没有经济地位的，家里的经济大权由男性来掌控，当女性没有经济地位时，妇女的店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你看，妇女用品商店在北京和西安，没开多久就关掉了。唯独在上海，一直开到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它最红火的时代，是全国的名特优店。上海的女人是可以这样的店里去买东西的，因为上海女人在家里是有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的，男女平等，不管她工作还是不工作，她都会去这家店购物，包括李伟华这样的女性。
其三，在淮海路上有好幾家布店。包括大方绸布店等等，这样的店的长期存在和红火表明，相当一部分的上海女人，都是勤俭持家型的贤妻良母，都是有市井生活体验的。她们不是去买成品的衣服，而是买布料自己做。这其中也蕴含着上海女人的聪明才智，一块布料，怎么既能让自己美丽大方，又能让家人穿得舒适得体，所以做衣服这一项，是很能体现上海女人的聪明才智的，也是非常市井的。认为上海女人就是非常高雅的、抽烟的、穿旗袍的，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那是对上海女人没有近距离的观察。我看过我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所以我再看李伟华的照片一点也不感觉稀奇。在照片中，她们的神情都很端庄、安静，你可以从她们的身上看到这座城市的印记，她们都有公婆，有工作或者作为家庭妇女操持家务，我记得以前，解放后，很少有人家用用人的，所有的家务基本都是女人来操持的、那时候没有抽水马桶，一般人家都用马桶的，也没有煤气，要烧煤饼，自来水都是公用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她们作为上海女人的形象，所以我认为上海女性的这些市井生活是必须要强调的。 文明传承隐忧
《新民周刊》：刚才你讲到，你的书里写到很多影视作品中的角色，那么我们对上海女性的印象，是不是很多也受到影视作品的影响？
马尚龙：是的，而且往往是一些美化了的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影响很大，但它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影视剧中的上海女人就是现实中的上海女人。
我是觉得，上海和上海女人的关系是相互的。在我原来所在的弄堂，上中下三个层次的人都有的，我接触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贤妻良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城市是有秩序的。不管是富裕家庭还是穷人，她们在上海这座城市中，遵守的是一个秩序。现在，这个秩序被破坏了很多。以前上海人到外地去，要体现出教养，不能让人看不起。前段时间，地铁上出现了一个在车厢里啃鸡爪的女士，就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我们小时候，母亲就教育我们：走在马路上不能吃东西。不僅仅在公交车上不能吃，这是一种规矩，规矩背后是种秩序，秩序则是文明的体现。地铁鸡爪女也可能有上海户口，但和传统的上海女人已不可同日而语。鸡爪女缺少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文明。
《新民周刊》：这三十年，嫁到上海来的新上海人也有很多，你觉得这三十年来，上海女人是不是也有很多变化？
马尚龙：有变化。我爷爷也就是个宁波农民工，到上海来后，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城市中。而城市的同化能力也很强，不管你是广东人还是东北人，都能同化为上海人。改革开放之后，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绝大多数的人已经是外来的新上海人，很多人并不知道上海人是有其约定俗成的文明规范标准的，她们依旧按照原来固有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或者，按照电影里所描述的那种时尚生活，而不是按照上海市井生活的民俗来生活。那么，这就和原来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她们也没有传承传统的概念和义务。现在，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很多穿着时髦的女士，我们很难再找到像李伟华那样“瑟依”的气质风度，就是上海本地的女孩，因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是小太阳，这种负面作用现在看来也已经体现出来了。上海女性的文化教养，整体上来看，和之前李伟华那一代人有很大的差别。
《新民周刊》：那你觉得上海女人的气质传统会被新上海人取代吗？
马尚龙：会有一部分被取代。每一个城市的生活气质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就好像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城市气质也是19世纪没有的。现在我们去东京、巴黎，会发现这些城市的生活气质都不同，你会发现，这些城市的同化能力很强，不管你是哪里人，你到了东京，到了巴黎，就会自然而然地沾染到这些城市的气韵，被它们感染。这种同化能力，我觉得我们上海现在很弱很弱，现在上海人口2400万，1400万左右是上海本地人，现在上海的摊贩，几乎是没有上海本地人的，那么上海的市井文化就缺失了，有的只是历史。那在这方面，我还是感觉比较忧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中国最光鲜亮丽最时尚的生活在上海，但是在这种光鲜亮丽和时尚的内核之中，缺少了一些上海的特点。
《新民周刊》：你刚才说你在书里没有写上海女人嗲和作，那么你觉得上海女人嗲不嗲、作不作呢？
马尚龙：我评点过嗲和作，我觉得嗲和作是知性女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智慧。嗲和作的前提是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之后，她可以让你来猜谜了。比如男方说：“我们去看电影吧？”女方：“不去。”男方又说：“我们去逛马路吧？”女方：“不去。”她会让你猜谜，在十个不中，有几个是她真的不想去，有几个，则是她对你撒娇，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需要你去揣度。在以前，女人是没有家庭地位的，不论是在床上还是桌上，有地位的时候，是需要一种爱情的游戏来调剂的。以前我们形容一个女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会说她说话的声音娇滴滴的，这就是一种嗲和作，而这种嗲和作，是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你看西方，当然有嗲和作，一点也不稀奇。
而像《激情燃烧的岁月》，其实不就是一个嗲和作的女人和一个中国传统大男人之间的故事吗？最后，以嗲和作的女人完胜而告终。
弄堂生活。摄影/ 雍和
从《花样年华》中身着旗袍体态婀娜的张曼玉，到《股疯》中的潘虹，上海女人，有其光鲜亮丽时尚fashion的一面，又有其市井生活的一面。
写过《上海女人》一书的马尚龙先生对上海女人有过一番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地方的女人，会像上海女人一样具有长久的可谈性、可读性，与此同时，误读也时常发生。
那么，从马尚龙的眼中看到的上海女人会是怎么样的？
上海女人“瑟依”
《新民周刊》：怎么会写《上海女人》这本书的？
马尚龙：当时因为迎接世博会，出版社要出一套关于上海的海派文化丛书，他们有一个设想，觉得这套书中应该有一本谈上海女人，一本谈上海男人，他们觉得这是海派文化中很重要的元素。当时他们想请一位女作家来写上海男人，请一位男作家来写上海女人。当时文汇出版社的总编辑桂国强跟我说，想请我来写上海女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写过上海女人，我问他怎么想到让我写？他说已经征求过三五个作家的意见，说写上海女人非马尚龙莫属。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因为你住在淮海路，从小到大生活在这里，你对淮海路应该有足够的了解，而淮海路是体现上海女人特征一条非常重要的马路，可以从这个窗口来审视上海女性的特征。
一开始我没敢答应，我说我没想好，那么这样，给我两个星期的时间，我要想一想，我能不能找到新的切入点，要是没有什么新观点，那不写也罢。他说可以，过了两个星期之后，我和他在文新大厦（现上海报业大楼）的43楼喝咖啡，我说我可以写了。他问我，有什么新的想法啊？我说现在写到上海女人，无非就是两个字：嗲和作。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我写的上海女人，肯定不会出现这两个字。桂国强说，那你写什么？我说难道上海女人的特点就只有这两个字吗？凭着我对上海女人50年的观察，凭着我在淮海路的生活观察，我认为肯定不是这两个字可以概括得了的。那他说你能用什么词来概括？我说：用上海说就是——“瑟依”（意近“适宜”）。
近期非常红火的上海文庙老照片女神李伟华，就可以用“瑟依”这两个字来形容。“瑟依”，你很难讲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大家都知道，还有人和我讨论过这两个字，上海女人不是特别性感妖娆，但就是让你觉得舒服。这是我对上海女人最特别的发现，也是我的《上海女人》这本书的魂。程乃珊也认为我这本书写得不错，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能男性来看女性会看得更透彻一些。
还有一点，我写的这本书，主要谈的是上海女人和上海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没有上海这座城市，就没有上海女人，没有上海女人，也就没有上海这座城市中很多细腻精巧的东西。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虽然之前我也没有怎么研究过上海女人，但这本书我写得很快，写之前，我准备了一个多月，一直在搜集资料，真正开始写，三个月我就写完了。但是写完之后，我还有点不满意，我怎么把这本书串起来？我写了这么多上海女人，查了那么多资料，如何让它们在书中成为一体？我想了一个星期，最后想到了影视剧。所以我每一章都用影视剧中的角色将文章串起来。“瑟依”这个词，我是从谁的身上发现的呢？就是现在已经去世的女演员李媛媛，当时她在电视剧《上海的早晨》中演了一个三姨太，我一看眼前一亮，哪能嘎灵额？演得太好了。其实李媛媛是山东人，但是她演出了上海女人的味道。
除了李媛媛演的三姨太，我还写到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潘虹在《股疯》演的阿莉，都可以体现某一类型上海女人的特质。用影视剧中的人物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形象，她们深入人心的影视形象可以让读者马上知道，这一类型指的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市井生活中的才智
《新民周刊》：你觉得上海女人市井吗？世俗吗？
马尚龙：我们最近在看李伟华的这组照片，我和很多人的解读有点不一样。很多人觉得李伟华的气质非常高雅，觉得她是大家闺秀，而就我对上海女人的了解，我觉得在当年，这样的上海女性很多，很寻常，也是很市井的。你看她解放后的工作，就是在陕西路南昌路的一家西餐馆里当会计，她家也算殷实的小康之家，可是并不是大富大贵。
我一直说淮海路有三家店反映了上海女人市井的生活，一家是古今内衣店，这是中国第一家内衣店，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上海女人和西方文化生活紧密结合的产物，得风气之先，古今内衣店是一种缩影，在此之前，中国女人是不穿这样的内衣的。
第二家店是妇女用品商店，解放初期全国有三家，一家在北京，一家在西安，一家在上海，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提出：妇女同志要有自己的商店，于是就在北京、西安和上海开了三家妇女用品商店。很奇妙的时代，一个是帝都，一个是古都，一个是魔都，城市也很有代表性。可是北京和西安的妇女用品商店，没开多久就关掉了。因为在北方，女性是没有经济地位的，家里的经济大权由男性来掌控，当女性没有经济地位时，妇女的店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你看，妇女用品商店在北京和西安，没开多久就关掉了。唯独在上海，一直开到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它最红火的时代，是全国的名特优店。上海的女人是可以这样的店里去买东西的，因为上海女人在家里是有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的，男女平等，不管她工作还是不工作，她都会去这家店购物，包括李伟华这样的女性。
其三，在淮海路上有好幾家布店。包括大方绸布店等等，这样的店的长期存在和红火表明，相当一部分的上海女人，都是勤俭持家型的贤妻良母，都是有市井生活体验的。她们不是去买成品的衣服，而是买布料自己做。这其中也蕴含着上海女人的聪明才智，一块布料，怎么既能让自己美丽大方，又能让家人穿得舒适得体，所以做衣服这一项，是很能体现上海女人的聪明才智的，也是非常市井的。认为上海女人就是非常高雅的、抽烟的、穿旗袍的，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那是对上海女人没有近距离的观察。我看过我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所以我再看李伟华的照片一点也不感觉稀奇。在照片中，她们的神情都很端庄、安静，你可以从她们的身上看到这座城市的印记，她们都有公婆，有工作或者作为家庭妇女操持家务，我记得以前，解放后，很少有人家用用人的，所有的家务基本都是女人来操持的、那时候没有抽水马桶，一般人家都用马桶的，也没有煤气，要烧煤饼，自来水都是公用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她们作为上海女人的形象，所以我认为上海女性的这些市井生活是必须要强调的。 文明传承隐忧
《新民周刊》：刚才你讲到，你的书里写到很多影视作品中的角色，那么我们对上海女性的印象，是不是很多也受到影视作品的影响？
马尚龙：是的，而且往往是一些美化了的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影响很大，但它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影视剧中的上海女人就是现实中的上海女人。
我是觉得，上海和上海女人的关系是相互的。在我原来所在的弄堂，上中下三个层次的人都有的，我接触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贤妻良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城市是有秩序的。不管是富裕家庭还是穷人，她们在上海这座城市中，遵守的是一个秩序。现在，这个秩序被破坏了很多。以前上海人到外地去，要体现出教养，不能让人看不起。前段时间，地铁上出现了一个在车厢里啃鸡爪的女士，就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我们小时候，母亲就教育我们：走在马路上不能吃东西。不僅仅在公交车上不能吃，这是一种规矩，规矩背后是种秩序，秩序则是文明的体现。地铁鸡爪女也可能有上海户口，但和传统的上海女人已不可同日而语。鸡爪女缺少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文明。
《新民周刊》：这三十年，嫁到上海来的新上海人也有很多，你觉得这三十年来，上海女人是不是也有很多变化？
马尚龙：有变化。我爷爷也就是个宁波农民工，到上海来后，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城市中。而城市的同化能力也很强，不管你是广东人还是东北人，都能同化为上海人。改革开放之后，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绝大多数的人已经是外来的新上海人，很多人并不知道上海人是有其约定俗成的文明规范标准的，她们依旧按照原来固有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或者，按照电影里所描述的那种时尚生活，而不是按照上海市井生活的民俗来生活。那么，这就和原来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她们也没有传承传统的概念和义务。现在，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很多穿着时髦的女士，我们很难再找到像李伟华那样“瑟依”的气质风度，就是上海本地的女孩，因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是小太阳，这种负面作用现在看来也已经体现出来了。上海女性的文化教养，整体上来看，和之前李伟华那一代人有很大的差别。
《新民周刊》：那你觉得上海女人的气质传统会被新上海人取代吗？
马尚龙：会有一部分被取代。每一个城市的生活气质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就好像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城市气质也是19世纪没有的。现在我们去东京、巴黎，会发现这些城市的生活气质都不同，你会发现，这些城市的同化能力很强，不管你是哪里人，你到了东京，到了巴黎，就会自然而然地沾染到这些城市的气韵，被它们感染。这种同化能力，我觉得我们上海现在很弱很弱，现在上海人口2400万，1400万左右是上海本地人，现在上海的摊贩，几乎是没有上海本地人的，那么上海的市井文化就缺失了，有的只是历史。那在这方面，我还是感觉比较忧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中国最光鲜亮丽最时尚的生活在上海，但是在这种光鲜亮丽和时尚的内核之中，缺少了一些上海的特点。
《新民周刊》：你刚才说你在书里没有写上海女人嗲和作，那么你觉得上海女人嗲不嗲、作不作呢？
马尚龙：我评点过嗲和作，我觉得嗲和作是知性女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智慧。嗲和作的前提是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之后，她可以让你来猜谜了。比如男方说：“我们去看电影吧？”女方：“不去。”男方又说：“我们去逛马路吧？”女方：“不去。”她会让你猜谜，在十个不中，有几个是她真的不想去，有几个，则是她对你撒娇，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需要你去揣度。在以前，女人是没有家庭地位的，不论是在床上还是桌上，有地位的时候，是需要一种爱情的游戏来调剂的。以前我们形容一个女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会说她说话的声音娇滴滴的，这就是一种嗲和作，而这种嗲和作，是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你看西方，当然有嗲和作，一点也不稀奇。
而像《激情燃烧的岁月》，其实不就是一个嗲和作的女人和一个中国传统大男人之间的故事吗？最后，以嗲和作的女人完胜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