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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之行：“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深圳开启五天的广东之行，这是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国内考察调研中的第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离开深圳之后，习近平又去了珠海、佛山、广州。这是一条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走过的路线，习近平此番重走颇具深意。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明了他的用意：“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改革”二字，在邓小平“南巡”20年后又成了热词。此后3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路径、领域、突破口进行了新一轮的设计，全面深化改革在相关领域渐次启动。
习近平抵达深圳的日期是2012年12月7日。此前4天，时年72岁的陈开枝接到广东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有位重要领导要到广东来，希望他不要离开。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陈开枝作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与时任省委书记谢非一起全程陪同。“我已退休多年，一般的事情不会找我，这次是一位省委副秘书长亲自给我打电话，”接待经验丰富的陈开枝意识到，“可能是习近平要来。”
陈开枝是习近平的“老熟人”。早在1978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陈开枝当时是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习近平去广东时，两人开始认识。陈开枝回忆，习近平一家对他有几种称呼，习仲勋夫妇称呼他为“开枝”，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称他为“叔叔”，习近平则叫他“秘书长”。此次在深圳相遇，习近平仍然称他为“老秘书长”。
因为父亲习仲勋，广东对习近平而言，还有着另一份特殊的意义。正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的勇于破冰，深圳经济特区才得以获批成立。习仲勋晚年的大多数时光，也在深圳度过。
陈开枝比习近平提前一天到达深圳。在五洲宾馆，他遇到了另外3位老人。他们是1992年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佛山市委书记欧广源。他们当时也在各自主政的地方，分段陪同邓小平“南巡”。
20年后，4位老人相聚深圳。他们陪同习近平向邓小平塑像敬献花篮，时间是12月8日上午。当天是周六，游客很多，4位老人先到山顶喝茶聊天。快10点时，习近平到达公园，在4位老人陪同下向邓小平塑像献过花篮，之后一起向邓小平塑像三鞠躬。
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随后习近平跟4位老人作了简短的交流。当年全程陪同邓小平的陈开枝，介绍了小平“南巡”时的一些情况。他回忆了邓小平当时对攻击改革开放的人说的一些话，习近平听完就笑了。
最后，习近平在邓小平塑像后面栽下了一棵高山榕树。20年前，邓小平在20公里外的留仙湖公园也栽了一棵高山榕树。
在更早的1984年，邓小平也曾去过一次深圳，视察了位于深圳河北侧、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渔民村。这个面积只有0.25平方公里的村庄，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家家“万元户”。习近平此行也到访了渔民村，渔民村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全程陪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习近平对邓小平1984年到渔民村时的故事听得最认真。
离开深圳后，习近平沿着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的路线，先后去了珠海、佛山、广州。
陈开枝最终从广州市政协主席任上退休，现任中国扶贫开发基金会副会长。他的理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为了肯定一条鲜血开创的改革之路，那么习近平此行，就是接过了邓小平的发令枪，再次发出动员令，在广东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和当年邓小平、习仲勋期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类似，习近平离开广东前，对广东下一步改革开放，提出了很高的政治期待：广东要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回北京20天后，2012年最后一天，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改革。习近平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走上总书记岗位后，习近平高调宣示改革，也契合了当时整个社会对“改革再出发”的期待。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01年到2005年的“黄金年代”后，增速放缓。特别是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投资、央行刺激经济的措施，经济在反弹的同时，也留下诸多隐患，诸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隐忧、影子银行泛滥等。
在社会领域，“风险也有增无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和地区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从信任风险看，如果给老百姓承诺的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等承诺再不能兑现，老百姓很难继续信服党和政府。习近平也深刻指出，“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社会要求再改革的呼声已经很大。2012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了《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引起强烈反响。3月全国两会期间，改革成了热词。有记者当时采访了十几位在任的省部级干部，都表示改革要进一步推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当时表示，“高层已明显意识到了压力”。
半年后，中共十八大报告全面回应了公众的关切。报告提出了“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始终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习近平正是那份报告的起草组组长。此后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年多时间里，为启动全面改革的各项准备都在进行。
湖北之行：“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2013年7月21日到23日，习近平在湖北进行了3天考察，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习近平除了调研经济情况外，还调研了改革的有关情况。
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此行意义重大。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改革的五大关系，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习近平说：“改革的几个关系，在湖北讲，实际也是对全国讲。” 五大关系包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谈到“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时，习近平说，“我们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他打了个比方，“铁达尼克号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小帆船可以在水里打转，绕几个弯又起来了。”
习近平提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要一鼓作气、不可退缩。但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因此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他通俗地解释“识水性”：会游泳不识水性，在水里头也未必能够游得好，甚至出事。他说，在河里游泳下面有水草、低洼地、暗流漩涡，在海里游泳有涨潮退潮。
习近平举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在厦门当副市长时的见闻作为例子。当时厦门还算是前线，对面就是金门。有些内地人偷渡，看到金门那么近，搞几个球胆吹起来就下水。天亮后上岸就被人按倒，偷渡者以为到了金门，其实是漂到了鼓浪屿。“他们下水的时候是平潮，等到过一会就涨潮，怎么也游不到金门啊，这就是不识水性。”
他还幽默地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他在鼓浪屿游泳，赶上退潮，一下去就被推到远海去了，最后拼命地往回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上了岸，“我说这下我们要漂到金门，这笑话就大了”。说完这些话，习近平总结道，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要把顶层设计搞好、搞慎重，考虑系统化，同时还是要试点进行，有了实践的成果之后再推开。
“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在本轮改革中被广泛运用。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一年后，国务院于2014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29项试点经验。现在，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区已开始建设。
广东自贸区的建设，在广东省各项改革中，被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称为“最大的改革”。他要求广东加大推进各项工作，在全国自贸区建设中走在前列。目前广东省自贸区三个片区（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60条经验。
横琴片区在优化司法环境方面的探索也受人关注———在全国率先推行立案登记制，建立法官终审责任制和员额制，设立知识产权巡回法庭。横琴的探索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司法体制改革，也遵循了“先试点”的原则。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之后，打破了此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惯例，改由他本人亲自分管政法工作。
2014年，中央政法委确定了上海、广东、贵州、海南等7个省份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2015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市名单也已确定。这些省份又各自确定了一些试点县市，如广东就确定了深圳、佛山、汕头、茂名作为试点市，待条件成熟再择机推广。
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时，又一次提到了“试点”的重要性，他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
拍板“决定性作用”提法，成立“深改组”
2013年4月，三中全会起草小组成立，在玉泉山召开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组长习近平对整个文件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做了说明，当时就已提出改革要解决6个方面的问题。
6个问题中，排在第一的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最终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自1992年十四大以后，提法一直都是“基础性作用”。
参加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回忆，当时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讨论这个提法时，有人感到，一下子提出起“决定性作用”跨越太大，最后是习近平拍板采用了这一提法。“当然这也是起草组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张卓元说，“但没有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下决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难出来的。”起草文件期间，起草组全体会议都由组长习近平亲自主持，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最后由习近平拍板。
“中央还明确提出，三中全会只写改革，纯属发展的举措不写。”张卓元说，2013年11月9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有中央委员在讨论文件草案时提出，为什么像西部大开发那么重要的发展没有写进全会的文件，原因也就在于那是发展问题。
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就是落实的问题。
这时，又有人“旧话重提”，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通过之后，落实情况并不到位，以致改革并不理想。于是，是否成立一个机构来统领改革，又成了起草组要考虑的问题。
在社会上，类似的呼声也很强烈。从2011年起，就不断有声音要求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十八大后进一步发展到要求成立一个改革领导机构，甚至都想好了名称，叫“改革委”“体改委”的都有。
在讨论2013年新一届国务院机构改革时，这个问题也讨论过。2012年11月，十八大刚闭幕，中央就成立了机构改革的文件起草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是起草组专家之一。“起草组慎重讨论过成立改革委的事情。”王满传说，当时大量参考了网络意见，从40万条意见中精选，发现排在前十位的意见，与起草组要做的事情几乎一致，其中就包括“成立改革委”。持此观点的不乏像吴敬琏、张维迎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
王满传回忆，十八大之后，确定的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范畴，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这些其实是需要从党中央层面来考虑的。”
但当时起草组主要是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设一个国务院机构来管全面的改革，是否能管得起来，也有点拿不准。最终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没有成立体改委。 到了起草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文件起草组又有人提出，要成立改革的领导机构。这一提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最终决定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习近平后来向三中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张卓元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在文件起草期间提出的。当时也有人认为，成立两个小组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但他认为，“从效果看，还是有利于改革的推进的”。自2014年1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深改组成立后已召开过18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92份文件，其中涉及司法改革的最多，共25件。
改革成效显而易见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为未来的改革指出了目标和方向。在张卓元看来，“三中全会召开两年来，一些改革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金融方面，两年成立了5家民营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启动，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已经放开；价格改革上，原来80%的政府定价项目已经下放。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突破。2013年3月，广东省深圳市率先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随后在广东全省推广。这项改革的核心是，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改善了创业环境，调动了创业的积极性。
全国推广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后，从2014年3月到现在，全国平均每天有1万家企业注册，这些主要是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促进了就业。
此外，财税改革总体方案已经中央深改小组通过，继续推进营改增的改革逐步扩展到第三产业的主要行业，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按照财政部的数字，这方面仅2014年一年就减税3700多亿。
从已推进的改革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先导，混合所有制、国企、财税体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外汇体制改革，都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展开。
这正是习近平所强调的“重点推进”。他在湖北提出的改革五大关系中，有一对关系就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既不搞单打一，又要注意弹钢琴，弹钢琴要注意抓重点，又要唱响主旋律。”最终三中全会的“决定”也体现了这一改革策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司法体制、反腐体制等改革也相继展开。
此外，习近平还认为，只要是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有利的事，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当然胆子大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导致瞎折腾。”
他接着提出了“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这对关系，举了农业生产的例子：“很多事情都是春华秋实，有个物质积累的周期，种庄稼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120天就120天，该180天就180天，而且这种物质积累往往少了成分就不一样。为什么说北方的粳米好吃？就是时间长啊，土鸡好吃，也是物质积累没有偷工减料。”
“国外300年的工业化，我们现在30年就基本实现了。然后既要基本实现，又不承担节约时间可能带来的副产品和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能的事情。”
习近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要快也不能太急，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掌握它。他特地提到城镇化问题也要假以时日。“（把）那几亿人都赶到城里去，用什么方法赶进去？是自己进去，还是我们人为赶进去？有的赶不进去还跑回来的，会带来什么问题，要想够。不是我们简单地画张图就实现了。”
党不能弱了散了垮了
在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中，“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点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决定”。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成了改革要解决的六大问题之一。
“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2014年10月8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习近平要求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上任后，习近平在从严治党上频频出手，中央领导层的强力反腐给国内外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12月6日，十八大后省部级“首虎”李春城落马，此时距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不足一个月。
党内腐败早已引起高层警觉，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的第三天，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中共十八大召开时，习近平任起草组长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这样的表述显然有现实针对性。
三年来，除了反腐，中央领导层还先后推出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等举措。在习近平看来，这些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也要触动利益关系，也要主动纠错，这都是改革。”
2013年7月，习近平考察湖北时，适逢群众路线教育刚启动。他提出要“自我画像、挑毛病”，并要求开门整风，让群众提意见。“问题找出来了，你得医治解决啊。”
习近平要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和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因为毛病也不是上下一律的。他提到，中央八项规定提出不要铺红地毯，“有很多乡镇也写一条不铺红地毯。它从来就没铺过，你现在还给它找出个事来，还想起要铺红地毯了！”
“你各地有各地的表现，你什么问题突出你就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说，脱离那个单位的实际，上下一个样，可能就是形式主义了。
十八大后，党员的“出口”被打开。自十八大报告提出党员队伍要“自我净化”后，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要求强化党员管理，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两年多来，国内已有多地清退了一批不合格党员。
打开“出口”的同时，党员的“入口”管理也在加强。2015年6月29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公布，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
实际上，“控制总量”的做法几年前已在进行。2015年6月29日，中组部对外发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05.7万名，较上年减少35.1万名，降幅为14.6%。对比2013年的党内统计公报可以看出，发展党员的增幅已连续两年低于2%。 作为强化党的领导作用的一个抓手，十八大后，党组的作用被强化。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
2015年6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发布，这是党组制度运行70周年后首度立规。根据这一条例，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有党员领导成员三人以上的，经批准可以设立党组，在本单位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改革稍一放松就可能会打折扣”
三年来，从行政体制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改革在一步步推进。不过，作为总体改革方案的起草组成员之一，经济学家张卓元意识到，虽然改革已经启程，但在有些领域，改革仍推进艰难。
例如，国企改革的思路刚提出时，学界有不少叫好声，但很快就有人发现，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积极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2013年底到2014年初，各省都出台了本省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在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这一点，多地都打了折扣。之前中央提出，到2020年，上缴比例提高到30%。但各地方案中，仅有北京、广东、湖南、安徽、宁夏表示提到30%，大多数省份都用了“逐步提高”这样模糊的表达，其中就包括一些东部地区发达省份。而在有些省份的国企改革方案中，甚至没有提及“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比例”这个话题。
与国企改革“让利”不积极相比，各地在争试点、要政策、争享“溢出”效益方面却一个比一个积极。例如中央提出自贸区试点后，就有17个省份一哄而上争取试点。在金融改革版图中，至少有10个省份提出了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其中既有东部发达省份，也有中西部的欠发达省份。
一位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者说，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中，“管资本”的提法受到理论界和文件起草者的一致赞成，但有的部委却另有看法———担心会有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是习惯了过去管人、财、物的那套办法。”
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对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要逐步放开，这一改革的实际进展也很缓慢。去年中石化宣称拿出油品等销售板块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认为是个突破。但张卓元注意到，这实际也是个初步的改革，因为还是由中石化控股。
国企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另一难点是，如何与加强党的领导衔接。文件中比较容易规定党组织和董事会的各自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保证党组织不超越《公司法》的规定干涉董事会，并不好把握。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不设时间表”，似乎是对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一个修正。
改革之难，还在于既得利益者的不愿放手。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已经明确，但至今没有进展。张卓元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会时，就听到中心领导说，他们到地方调研，有的地方干部有两三套以上房子，因此主张房产税从第四套起征。而不动产统一登记也比预料慢了不少。
除了个人，部门利益也阻碍了改革的进展。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三险合一”，并明确要求在2013年6月底之前完成整合。
但时至今日，除少数地方如山东明确了由人社部门负责“三险”，大多地方，自上而下仍是人社部门和卫计部门“二龙治水”。曾有国家卫计委官员表示，原因是人社部门和卫计委谁也不想放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虽然说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都不在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在于执政党，在政治体制，这是当下改革的关键问题。
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反腐领导体制改革，目前已初见成效，包括加强巡视、派驻纪检组、强调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等，但“制度反腐”尚未完全建立。有观察者认为，目前的反腐对官员的日常行为已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但缺少对官员的激励机制，反腐与官员不作为成了需要解决的一对矛盾。
作为这场全面改革的操刀者，习近平三年来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但要把这些改革的硬骨头啃完，仍需要假以时日。
作为最新的改革进展，最硬之一的一块骨头———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已箭在弦上。2015年11月24至26日，北京京西宾馆，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为这一改革一锤定音。解放军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将彻底改变，代之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体制，境内外媒体称之为对军队领导体制的“革命性重塑”。
在习近平改革进行到三周年之际，这一改革将触及当前体制的核心部分，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军队系统的利益之深，可谓前所未有。同样不言自明的是，这场改革未来的推进，也未必一帆风顺。
回到三年前，习近平在温暖的南国深圳开启的五天广东之行，今天看来，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这是习近平十八大后首次到地方考察，也是他就任总书记以来在国内35次考察调研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场意义特殊、意味深长的考察之旅中，习近平回顾父辈的改革之路，思考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与抉择。改革开放的接力棒传到他率领的这一代领导人手中。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必须赢！
（摘自《南方周末》2015年12月3日）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深圳开启五天的广东之行，这是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国内考察调研中的第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离开深圳之后，习近平又去了珠海、佛山、广州。这是一条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走过的路线，习近平此番重走颇具深意。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明了他的用意：“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改革”二字，在邓小平“南巡”20年后又成了热词。此后3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路径、领域、突破口进行了新一轮的设计，全面深化改革在相关领域渐次启动。
习近平抵达深圳的日期是2012年12月7日。此前4天，时年72岁的陈开枝接到广东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有位重要领导要到广东来，希望他不要离开。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陈开枝作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与时任省委书记谢非一起全程陪同。“我已退休多年，一般的事情不会找我，这次是一位省委副秘书长亲自给我打电话，”接待经验丰富的陈开枝意识到，“可能是习近平要来。”
陈开枝是习近平的“老熟人”。早在1978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陈开枝当时是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习近平去广东时，两人开始认识。陈开枝回忆，习近平一家对他有几种称呼，习仲勋夫妇称呼他为“开枝”，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称他为“叔叔”，习近平则叫他“秘书长”。此次在深圳相遇，习近平仍然称他为“老秘书长”。
因为父亲习仲勋，广东对习近平而言，还有着另一份特殊的意义。正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的勇于破冰，深圳经济特区才得以获批成立。习仲勋晚年的大多数时光，也在深圳度过。
陈开枝比习近平提前一天到达深圳。在五洲宾馆，他遇到了另外3位老人。他们是1992年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佛山市委书记欧广源。他们当时也在各自主政的地方，分段陪同邓小平“南巡”。
20年后，4位老人相聚深圳。他们陪同习近平向邓小平塑像敬献花篮，时间是12月8日上午。当天是周六，游客很多，4位老人先到山顶喝茶聊天。快10点时，习近平到达公园，在4位老人陪同下向邓小平塑像献过花篮，之后一起向邓小平塑像三鞠躬。
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随后习近平跟4位老人作了简短的交流。当年全程陪同邓小平的陈开枝，介绍了小平“南巡”时的一些情况。他回忆了邓小平当时对攻击改革开放的人说的一些话，习近平听完就笑了。
最后，习近平在邓小平塑像后面栽下了一棵高山榕树。20年前，邓小平在20公里外的留仙湖公园也栽了一棵高山榕树。
在更早的1984年，邓小平也曾去过一次深圳，视察了位于深圳河北侧、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渔民村。这个面积只有0.25平方公里的村庄，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家家“万元户”。习近平此行也到访了渔民村，渔民村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全程陪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习近平对邓小平1984年到渔民村时的故事听得最认真。
离开深圳后，习近平沿着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的路线，先后去了珠海、佛山、广州。
陈开枝最终从广州市政协主席任上退休，现任中国扶贫开发基金会副会长。他的理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为了肯定一条鲜血开创的改革之路，那么习近平此行，就是接过了邓小平的发令枪，再次发出动员令，在广东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和当年邓小平、习仲勋期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类似，习近平离开广东前，对广东下一步改革开放，提出了很高的政治期待：广东要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回北京20天后，2012年最后一天，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改革。习近平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走上总书记岗位后，习近平高调宣示改革，也契合了当时整个社会对“改革再出发”的期待。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01年到2005年的“黄金年代”后，增速放缓。特别是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投资、央行刺激经济的措施，经济在反弹的同时，也留下诸多隐患，诸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隐忧、影子银行泛滥等。
在社会领域，“风险也有增无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和地区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从信任风险看，如果给老百姓承诺的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等承诺再不能兑现，老百姓很难继续信服党和政府。习近平也深刻指出，“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社会要求再改革的呼声已经很大。2012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了《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引起强烈反响。3月全国两会期间，改革成了热词。有记者当时采访了十几位在任的省部级干部，都表示改革要进一步推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当时表示，“高层已明显意识到了压力”。
半年后，中共十八大报告全面回应了公众的关切。报告提出了“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始终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习近平正是那份报告的起草组组长。此后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年多时间里，为启动全面改革的各项准备都在进行。
湖北之行：“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2013年7月21日到23日，习近平在湖北进行了3天考察，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习近平除了调研经济情况外，还调研了改革的有关情况。
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此行意义重大。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改革的五大关系，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习近平说：“改革的几个关系，在湖北讲，实际也是对全国讲。” 五大关系包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谈到“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时，习近平说，“我们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他打了个比方，“铁达尼克号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小帆船可以在水里打转，绕几个弯又起来了。”
习近平提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要一鼓作气、不可退缩。但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因此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他通俗地解释“识水性”：会游泳不识水性，在水里头也未必能够游得好，甚至出事。他说，在河里游泳下面有水草、低洼地、暗流漩涡，在海里游泳有涨潮退潮。
习近平举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在厦门当副市长时的见闻作为例子。当时厦门还算是前线，对面就是金门。有些内地人偷渡，看到金门那么近，搞几个球胆吹起来就下水。天亮后上岸就被人按倒，偷渡者以为到了金门，其实是漂到了鼓浪屿。“他们下水的时候是平潮，等到过一会就涨潮，怎么也游不到金门啊，这就是不识水性。”
他还幽默地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他在鼓浪屿游泳，赶上退潮，一下去就被推到远海去了，最后拼命地往回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上了岸，“我说这下我们要漂到金门，这笑话就大了”。说完这些话，习近平总结道，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要把顶层设计搞好、搞慎重，考虑系统化，同时还是要试点进行，有了实践的成果之后再推开。
“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在本轮改革中被广泛运用。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一年后，国务院于2014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29项试点经验。现在，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区已开始建设。
广东自贸区的建设，在广东省各项改革中，被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称为“最大的改革”。他要求广东加大推进各项工作，在全国自贸区建设中走在前列。目前广东省自贸区三个片区（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60条经验。
横琴片区在优化司法环境方面的探索也受人关注———在全国率先推行立案登记制，建立法官终审责任制和员额制，设立知识产权巡回法庭。横琴的探索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司法体制改革，也遵循了“先试点”的原则。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之后，打破了此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惯例，改由他本人亲自分管政法工作。
2014年，中央政法委确定了上海、广东、贵州、海南等7个省份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2015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市名单也已确定。这些省份又各自确定了一些试点县市，如广东就确定了深圳、佛山、汕头、茂名作为试点市，待条件成熟再择机推广。
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时，又一次提到了“试点”的重要性，他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
拍板“决定性作用”提法，成立“深改组”
2013年4月，三中全会起草小组成立，在玉泉山召开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组长习近平对整个文件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做了说明，当时就已提出改革要解决6个方面的问题。
6个问题中，排在第一的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最终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自1992年十四大以后，提法一直都是“基础性作用”。
参加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回忆，当时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讨论这个提法时，有人感到，一下子提出起“决定性作用”跨越太大，最后是习近平拍板采用了这一提法。“当然这也是起草组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张卓元说，“但没有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下决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难出来的。”起草文件期间，起草组全体会议都由组长习近平亲自主持，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最后由习近平拍板。
“中央还明确提出，三中全会只写改革，纯属发展的举措不写。”张卓元说，2013年11月9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有中央委员在讨论文件草案时提出，为什么像西部大开发那么重要的发展没有写进全会的文件，原因也就在于那是发展问题。
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就是落实的问题。
这时，又有人“旧话重提”，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通过之后，落实情况并不到位，以致改革并不理想。于是，是否成立一个机构来统领改革，又成了起草组要考虑的问题。
在社会上，类似的呼声也很强烈。从2011年起，就不断有声音要求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十八大后进一步发展到要求成立一个改革领导机构，甚至都想好了名称，叫“改革委”“体改委”的都有。
在讨论2013年新一届国务院机构改革时，这个问题也讨论过。2012年11月，十八大刚闭幕，中央就成立了机构改革的文件起草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是起草组专家之一。“起草组慎重讨论过成立改革委的事情。”王满传说，当时大量参考了网络意见，从40万条意见中精选，发现排在前十位的意见，与起草组要做的事情几乎一致，其中就包括“成立改革委”。持此观点的不乏像吴敬琏、张维迎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
王满传回忆，十八大之后，确定的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范畴，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这些其实是需要从党中央层面来考虑的。”
但当时起草组主要是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设一个国务院机构来管全面的改革，是否能管得起来，也有点拿不准。最终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没有成立体改委。 到了起草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文件起草组又有人提出，要成立改革的领导机构。这一提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最终决定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习近平后来向三中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张卓元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在文件起草期间提出的。当时也有人认为，成立两个小组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但他认为，“从效果看，还是有利于改革的推进的”。自2014年1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深改组成立后已召开过18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92份文件，其中涉及司法改革的最多，共25件。
改革成效显而易见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为未来的改革指出了目标和方向。在张卓元看来，“三中全会召开两年来，一些改革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金融方面，两年成立了5家民营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启动，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已经放开；价格改革上，原来80%的政府定价项目已经下放。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突破。2013年3月，广东省深圳市率先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随后在广东全省推广。这项改革的核心是，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改善了创业环境，调动了创业的积极性。
全国推广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后，从2014年3月到现在，全国平均每天有1万家企业注册，这些主要是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促进了就业。
此外，财税改革总体方案已经中央深改小组通过，继续推进营改增的改革逐步扩展到第三产业的主要行业，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按照财政部的数字，这方面仅2014年一年就减税3700多亿。
从已推进的改革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先导，混合所有制、国企、财税体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外汇体制改革，都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展开。
这正是习近平所强调的“重点推进”。他在湖北提出的改革五大关系中，有一对关系就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既不搞单打一，又要注意弹钢琴，弹钢琴要注意抓重点，又要唱响主旋律。”最终三中全会的“决定”也体现了这一改革策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司法体制、反腐体制等改革也相继展开。
此外，习近平还认为，只要是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有利的事，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当然胆子大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导致瞎折腾。”
他接着提出了“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这对关系，举了农业生产的例子：“很多事情都是春华秋实，有个物质积累的周期，种庄稼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120天就120天，该180天就180天，而且这种物质积累往往少了成分就不一样。为什么说北方的粳米好吃？就是时间长啊，土鸡好吃，也是物质积累没有偷工减料。”
“国外300年的工业化，我们现在30年就基本实现了。然后既要基本实现，又不承担节约时间可能带来的副产品和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能的事情。”
习近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要快也不能太急，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掌握它。他特地提到城镇化问题也要假以时日。“（把）那几亿人都赶到城里去，用什么方法赶进去？是自己进去，还是我们人为赶进去？有的赶不进去还跑回来的，会带来什么问题，要想够。不是我们简单地画张图就实现了。”
党不能弱了散了垮了
在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中，“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点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决定”。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成了改革要解决的六大问题之一。
“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2014年10月8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习近平要求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上任后，习近平在从严治党上频频出手，中央领导层的强力反腐给国内外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12月6日，十八大后省部级“首虎”李春城落马，此时距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不足一个月。
党内腐败早已引起高层警觉，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的第三天，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中共十八大召开时，习近平任起草组长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这样的表述显然有现实针对性。
三年来，除了反腐，中央领导层还先后推出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等举措。在习近平看来，这些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也要触动利益关系，也要主动纠错，这都是改革。”
2013年7月，习近平考察湖北时，适逢群众路线教育刚启动。他提出要“自我画像、挑毛病”，并要求开门整风，让群众提意见。“问题找出来了，你得医治解决啊。”
习近平要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和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因为毛病也不是上下一律的。他提到，中央八项规定提出不要铺红地毯，“有很多乡镇也写一条不铺红地毯。它从来就没铺过，你现在还给它找出个事来，还想起要铺红地毯了！”
“你各地有各地的表现，你什么问题突出你就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说，脱离那个单位的实际，上下一个样，可能就是形式主义了。
十八大后，党员的“出口”被打开。自十八大报告提出党员队伍要“自我净化”后，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要求强化党员管理，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两年多来，国内已有多地清退了一批不合格党员。
打开“出口”的同时，党员的“入口”管理也在加强。2015年6月29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公布，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
实际上，“控制总量”的做法几年前已在进行。2015年6月29日，中组部对外发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05.7万名，较上年减少35.1万名，降幅为14.6%。对比2013年的党内统计公报可以看出，发展党员的增幅已连续两年低于2%。 作为强化党的领导作用的一个抓手，十八大后，党组的作用被强化。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
2015年6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发布，这是党组制度运行70周年后首度立规。根据这一条例，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有党员领导成员三人以上的，经批准可以设立党组，在本单位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改革稍一放松就可能会打折扣”
三年来，从行政体制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改革在一步步推进。不过，作为总体改革方案的起草组成员之一，经济学家张卓元意识到，虽然改革已经启程，但在有些领域，改革仍推进艰难。
例如，国企改革的思路刚提出时，学界有不少叫好声，但很快就有人发现，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积极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2013年底到2014年初，各省都出台了本省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在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这一点，多地都打了折扣。之前中央提出，到2020年，上缴比例提高到30%。但各地方案中，仅有北京、广东、湖南、安徽、宁夏表示提到30%，大多数省份都用了“逐步提高”这样模糊的表达，其中就包括一些东部地区发达省份。而在有些省份的国企改革方案中，甚至没有提及“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比例”这个话题。
与国企改革“让利”不积极相比，各地在争试点、要政策、争享“溢出”效益方面却一个比一个积极。例如中央提出自贸区试点后，就有17个省份一哄而上争取试点。在金融改革版图中，至少有10个省份提出了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其中既有东部发达省份，也有中西部的欠发达省份。
一位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者说，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中，“管资本”的提法受到理论界和文件起草者的一致赞成，但有的部委却另有看法———担心会有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是习惯了过去管人、财、物的那套办法。”
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对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要逐步放开，这一改革的实际进展也很缓慢。去年中石化宣称拿出油品等销售板块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认为是个突破。但张卓元注意到，这实际也是个初步的改革，因为还是由中石化控股。
国企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另一难点是，如何与加强党的领导衔接。文件中比较容易规定党组织和董事会的各自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保证党组织不超越《公司法》的规定干涉董事会，并不好把握。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不设时间表”，似乎是对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一个修正。
改革之难，还在于既得利益者的不愿放手。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已经明确，但至今没有进展。张卓元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会时，就听到中心领导说，他们到地方调研，有的地方干部有两三套以上房子，因此主张房产税从第四套起征。而不动产统一登记也比预料慢了不少。
除了个人，部门利益也阻碍了改革的进展。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三险合一”，并明确要求在2013年6月底之前完成整合。
但时至今日，除少数地方如山东明确了由人社部门负责“三险”，大多地方，自上而下仍是人社部门和卫计部门“二龙治水”。曾有国家卫计委官员表示，原因是人社部门和卫计委谁也不想放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虽然说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都不在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在于执政党，在政治体制，这是当下改革的关键问题。
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反腐领导体制改革，目前已初见成效，包括加强巡视、派驻纪检组、强调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等，但“制度反腐”尚未完全建立。有观察者认为，目前的反腐对官员的日常行为已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但缺少对官员的激励机制，反腐与官员不作为成了需要解决的一对矛盾。
作为这场全面改革的操刀者，习近平三年来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但要把这些改革的硬骨头啃完，仍需要假以时日。
作为最新的改革进展，最硬之一的一块骨头———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已箭在弦上。2015年11月24至26日，北京京西宾馆，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为这一改革一锤定音。解放军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将彻底改变，代之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体制，境内外媒体称之为对军队领导体制的“革命性重塑”。
在习近平改革进行到三周年之际，这一改革将触及当前体制的核心部分，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军队系统的利益之深，可谓前所未有。同样不言自明的是，这场改革未来的推进，也未必一帆风顺。
回到三年前，习近平在温暖的南国深圳开启的五天广东之行，今天看来，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这是习近平十八大后首次到地方考察，也是他就任总书记以来在国内35次考察调研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场意义特殊、意味深长的考察之旅中，习近平回顾父辈的改革之路，思考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与抉择。改革开放的接力棒传到他率领的这一代领导人手中。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必须赢！
（摘自《南方周末》2015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