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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笔者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研究会-副会长、八一厂导演赵继烈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北京玉泉路某部队大院内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研究会。开国少将王耀南将军的儿子、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干事王太和，早已等在这里。
王老一看到我们进来，赶忙站起身，一边向我们伸出手来，一边说道：“真不好意思，突然改时间，是因為明天我就要去湖南，代表父亲参加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活动。”
“您父亲和儿童节还有关系?”见记者一脸疑惑，王太和微微一笑，一边请我们坐下，一边打开了话匣子……
■父亲11岁就参加了安源路矿大罢工，接受了战斗洗礼
1921年，父亲才10岁，就在安源煤矿井下当一个小放炮工。这年秋天，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发动工人运动。他下井和矿工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他的到来，震动了安源煤矿。那时，矿工下井下干活儿，都是浑身上下一丝不挂，顶多包着块头布，而毛主席却穿着衣服，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一次，毛主席又在给大家宣讲革命道理，父亲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边，认真地听着。父亲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1922年4月，安源煤矿已建立了党组织，党组织把矿上像父亲这样苦大仇深的几十个孩子组织起来，成立了安源儿童团。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中国少年儿童的革命组织。那时，大人们开会，父亲他们就放哨、站岗、传递消息。在罢工的筹备阶段，父亲经常会和秘密交通员一起，去火车站，将刘少奇等罢工领导者，护送到路矿工人俱乐部。
1922年9月，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父亲走在罢工队伍的最前列。他和一万七干多名路矿工人，高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向路矿当局勾结军阀成立的戒严司令部进发。父亲小小年纪，就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的风雨中，接受了战斗洗礼。
1925年9月，父亲带领儿童团参加了庆祝罢工胜利三周年活动。其时，早有预谋的资方，勾结军阀，袭击了工人俱乐部。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向敌人投掷自己制造的土手榴弹，父亲也参加了战斗。然而，终因寡不敌众，牺牲了很多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也英勇就义了。
后来，父亲捡了几件烈士的血衣，撕成布条，分给儿童团团员，让大家系在脖子上，以示对死难工友的悼念。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少年儿童团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对敌斗争，也是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红领巾的由来。有人说，红领巾的由来是“十月革命”话，十分关心下一代成长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建议共青团给少先队设计一种特有的标志。在一次接受新队员的大会上，—位前来参加会议先进女工把自己的红色三角头巾解了下来，系在一个少先对员的脖子上，并勉励他说：“戴着它，别玷污了它!它的颜色是和革命战旗的颜色是一样的!”于是，红领巾就成了少先队特有的标志。但要我说啊，这浸透着烈士鲜血的血衣，才是我国少先队红领巾的由来。1992年9月，王光美同志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70周年纪念活动时，说道，“少奇同志生前曾多次说过，当年他在安源领导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依靠的就是像王耀南这样的产业工人”
■长征开始时，父亲带领工兵营架设了长征路上第一桥
1927年，父亲参加了秋收起义，然后就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父亲从小跟爷爷在井下学放炮，当然了解火药，也见过大机器，知道怎样搭巷道，会使用一些工具，产业工人在红军中的数量本来就不多，像父亲这样懂一些技术、有专业特长的产业工人，在那时候的红军中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于是，父亲便成为了朱毛红军的工兵连长。到1933年，经董必武、刘伯承推荐、周恩来认可，父亲被李德任命为中革军委作战科科员兼军委工兵营营长。
一次，我和父亲去东北，某部的一个副司令对我笑骂道：“那时你爸官比我还小，我是团长，他是营长，可他有马骑，我却他妈的地上跑。”父亲那时职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长征，部队从瑞金出发，首先要渡过于都河。在河上架设浮桥的任务，自然又交到了我父亲的手中。要架设的浮桥大约有600米长，父亲可是从来没有架设过这么长的浮桥，上级给的架桥时间又特别的短，任务之艰巨是父亲成为工兵营长以来所未有。这时，部队已集结在于都河岸边。周恩来在于都河畔的赖公庙宣布：“王耀南是架桥总指挥，并有权决定过桥部队的顺序。”
为了隐蔽，架桥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可夜间河水涛声太大，口令听不见，旗语看不见，陡然增加了架桥难度。父亲生前曾回忆说，“红军战士有智慧，英勇，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江西老表好啊，老人把棺材板都献出来了。”毛主席知道了这个情况后，还问过我父亲：“都给钱了吗?”当他老人家得知钱都给了后，还高兴地表扬了我父亲。
架桥时，父亲常亲自跳到水里，检查工程质量。一天碰巧被师长陈光看到了，陈师长就扯着嗓子喊：“王耀南，你给我上来，你是他妈的宝贝，要是被河水冲走了，朱老总还不得掐死我呀!”
经过几天的奋战，浮桥终于架好了。10月18日，毛主席站在岸边，问：“营长同志，我们能过河了吗?”父亲回答，“请首长过河!”于是，万里长征开始了。这是长征路上第一桥。
■被毛主席称为“工兵专家”的父亲成了红军的开路先锋
长征路上，父亲率领的工兵部队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名副其实的先头部队，同时又是断后部队。先头部队好理解，那断后又是干什么呢?炸侨!父亲曾经说过：湘江战役，打得十分惨烈。部队抢渡湘江，才渡了一半，工兵营就已在桥上布好了炸药，只待部队一过完，就炸桥。桥上人马争路，拥挤不堪，某单位还想将一台大型印刷机运过河去，印刷机分量很重，十个战士都搬不动，这严重地影响到了部队过桥的速度。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手一挥，命令道：“把它给我推到河里去!”当时，桥上的部队多到敌人—梭子子弹打过来，就能打死我们十几个战士。
部队还没过完，追兵就到了，父亲不得不下令炸桥。他眼看着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韩伟、肖新愧被挡在湘江对岸，肖团长命令部队跳江，可许多战士根本不会水，但是不会也得跳。湘江拐弯处，全是红军战士的尸体。父亲在向“三人团”汇报惨状时，李德内疚得突然拔出手枪，瞄向了自己的脑袋，幸好被警卫员抢了下来。 1934年12月，部队要突破乌江天险，这又是一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父亲详细跟我讲解过渡江的过程。“我往江水里扔几片树叶，用来测流速。一看超过了每秒2米，在这样的江面就不能架桥了，而且也没架桥的材料。可是，团长杨得志偏说：‘你在哪儿哪儿都能架桥，为什么在这儿就不行了?’作战局局长张云逸也说：‘王耀南这桥你必须架，我们可以配合。”’难为得我父亲直冲他们嚷嚷，“干脆，你们打死我算了，我干不了。”
但嚷嚷过后，大家还是得坐下来商量。我父亲说，先扎竹排，必须多准备麻绳。随后，父亲又组织会扎竹排的战士做起了示范，将4、5根竹子捆在一起，做成—个竹排。可是，江水太急，竹排一下水就会被冲往下游。父亲又组织战士把200多斤的石头装进竹篓里，挂在竹排下做锚，但一下水还是被冲走了。这时一个铁匠出身的战士出主意，千斤石不如四两铁，于是又改用铁砧，终于解决了竹排锚定的问题。
最后，战士们又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拴竹排的绳子拖到了江对岸。刘伯承曾说：“只要王耀南有烟抽，红军就没有过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红军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红军三渡赤水后，被敌人围追堵截，处境险恶，毛泽东又想起了父亲，他对刘伯承说，“部队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过河，太平渡的桥是否还在?你亲自去找工兵专家王耀南谈一谈。”
■用“活报剧”的方式演示地雷战。折服彭老总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先后在一一五师、一二九师等部队任工兵主任。其间也经常带领部队直接参战，代理过旅参谋长、副团长等职务。
1939年6月，一一五师独立支队遭遇日军，支队长陈士渠带先头部队接敌后生死不明。这时作为副团长的父亲，临危受命带领支队主力作战，直到日军撤出战斗。而父亲却9处负伤，肠子都流出来了，又给塞了回去。毛主席知道父亲受伤后指示：一定要把王耀南救活。并派人送来200元钱以及亲笔信，在信里称赞父亲是民族英雄。后在柯棣华大夫的全力抢救下，父亲终于活了过来。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日夜都在思考如何建立有效的战术，击破武器、训练都占优的敌人。早在负伤之前，父亲在带领工兵部队修建延安机场时，朱老总就对父亲说过，希望你能从工兵的专业角度，总结一两套以弱击强的战术，在部队中推广。朱老总还送给了父亲一支派克金笔。
父亲伤好出院后，奉彭老总之命指挥构建八路军总部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工事。父亲的设想是：在兵工厂周围多埋一些地雷。汇报到彭老总处，不知是没有说清楚，还是没有听清楚，彭老总生气地训斥道：“胡闹，地雷是埋在阵地前阻止敌人的，你王耀南却想埋在自己家里。”父亲分辩说：“我这是一种新战术。”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说：“先别吹什么战术不战术的，你做个样子，让大家先看明白。”
父亲想呀想，终于想到了用“活报剧”这种当时很普及、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来阐述他的想法。经过充分的准备，父亲把左杈等八路军总部的领导请来，说，“我在附近布了—些地雷，请提提意见。”父亲让一拨战士扮演日本兵，一拨战士扮演八路军。扮演日本兵的战士端着枪，见院门就是一脚，“叭”的一声，代表地雷的小拉炮响了；“日本兵”继续往前走，照着吊在屋顶上的篮子就是一刺刀，哗啦啦从篮子里掉下一大包石灰，把那个扮演日本兵的战士弄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进到屋里，“日本兵”又拿起水瓢刚想喝一口水，隐藏在水缸里面的小炸点又响了……
左权大笑着说，这就是战术。快请彭老总来。父亲带领工兵战士于是又是一通布置。彭老总一边走过来一边念叨着：“先，去看看热闹。我倒要看看这个王耀南能搞出啥名堂。”这回，扮演日本兵的战士踹完门，“嗖”的一下躲到了—边，可拉炮没响。副总参谋长李达埋怨父亲：“看看你这破地雷。”父亲说，“别着急呀，我哪能把雷总埋在同一个地方呀。”“日本兵”刚一进院子，树上的“雷”就响了，炸了个正着。父亲对大伙说：“不能全按教科书上来，谁说地雷，就必须埋在地下，”彭总大笑：“不错，不错，好好总结、提高一下。”
就这样，经过不断地改进、完善，地雷战作为一种战术，在八路军整个系统内建立了起来
■推广地雷战战术“被扣”，就连父亲的警卫员也成各部队的抢手货
左权参谋长在活报剧演出后对父亲说：“王耀南，你提出的地雷战战术很重要，要盡快在部队和民兵中推广”。
1941年，父亲到山东战场，讲解、传授地雷战战术，不料发生了“意外”，他被罗荣桓给扣了下来。罗荣桓对父亲说：“你本来就是一一五师的人，你必须归队。”后来，朱老总连发三封电报，罗荣桓这才同意放人。但“你王耀南可以走，警卫员必须留下!”因为在罗荣桓看来，父亲的警卫员长期跟随父亲，怎么也能算是出了科的半个专家了。
父亲指导兵工厂、部队、民间作坊，生产了大量的土地雷，武装了部队，也武装了民兵组织。屯留县民兵掌握了地雷战战术后，在一次伏击中，一次就炸死了日寇大佐一人，少佐一人，立了头功，也打消了开始时人们对地雷威力的疑虑。
父亲曾讲，什么是战术?“战术就是战斗的原则和方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埋什么样的雷。鬼子扫荡进了村，会到什么地点?很有可能去井边喝水，那你们就在井边埋；鬼子也很可能到场院集合，那你们就在场院中的秫秸垛里埋；鬼子进村前军官会选择一个小土包，拿望远镜侦查一下，你如果在那个小土包处埋上一两颗雷，想不立大功都难……”父亲在大家掌握了简单的方法之后，又讲解了较高级的地雷阵的布置和真假雷组合等战术。
后来在晋察冀军区，父亲办了许多培训班。在1942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仅五丈源村的一个民兵中队，就炸死炸伤一百多鬼子。由于我军民使用的地雷大部分是土法制造的，常常不能爆炸，但浓烟和火焰却从雷口喷出，也能把敌人烫伤，被烧伤的敌人的惨叫声，极大地动摇了敌人的士气。有些地雷虽然炸了，但弹片太大，导致飞行速度挺慢，敌人眼见着弹片晃晃悠悠地从四周飞过，恐惧的心理比炸到自己还要强烈。这些现象被敌人和我军传得神乎其神，极大地提振了我们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动摇我军士气，敌人竟造谣称击毙了我父亲 1941年冬，聂荣臻到八路军总部开会，要我父亲到晋察冀去，他表示，调你这个工兵专家到晋察冀，为的是在敌后打开局面。彭老总却说，王耀南是朱老总的工兵顾问，我说不算数。聂荣臻又向朱老总报请。朱若总对我父亲说，“到哪儿都一样，既然聂司令要，就去吧。”获批后，左权参谋长送给母亲一匹骡子。临行前，彭老总把父亲叫了去，说：“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床下有副马褡子，你拿走吧。”父亲说：“我有。”彭老总坚决地说：“必须拿。”彭老总还请我父亲和母亲看了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雷雨》，以示送别。这副马褡子，一直保存在我家，直到前几年，我们才把它捐给了抗日战争纪念馆。
我父母是在1939年我父亲受伤后认识、结婚的。住院期间，院长傅连暲问我父亲：“你看医院谁合适?”“谁都合适。”我父亲回答说。傅院长大声呵斥道：“我是说老婆!’这时父亲的部队已经开走了，父亲只能到学兵大队当大队长。母亲当排长。这时父亲的伤又感染了，组织安排由母亲照顾父亲，一来二去，两人就结了婚。父亲伤好后，两人就一起奔赴了晋察冀。
在晋察冀军区，父亲出任了军区工兵主任兼五团团长(旅的编制，为统战需要，晋察冀解放区没有设旅级建制)。冀中军分区是大片的平原，那时，老百姓自发地在自家的红薯窖内，挖了一些简单的地道，用以藏身。父亲亲自查看后，指出：这些地道只能做暂时的藏身之用，缺乏机动性，如果被敌人发现，就只剩下挨打的份儿了。他要求各家将独立的地道连接起来，每条地道至少要有三个出口，因为他在安源当矿工时，巷道都是三个出口，出现跑水、爆炸时，可以逃生。在父亲的指导下，冀中军分区的地道逐渐变成了能打、能藏、防毒、防水、防挖，并和房屋连成了一体的作战工事。他还特别提醒白洋淀地区的军民，那里的地下水位高，不要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来搞地道战。
父亲曾痛心地对我讲过，挖地道是个力气活，可是正赶上青黄不接的年景，冀中地区军民几乎吃不上一顿饱饭，哪有那么大的力气来挖地道呀，于是有些地方的地道就挖得不到位。1942年，鬼子“五一大扫荡”，北疃村遭日军挖开了地道，被毒气熏死了八百村民。血的教训教育了人民，有没有地道、地道挖得巧不巧，防毒设施是否到位，结果是大不—样的。此后，父亲和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一起，下到各村督促、检查，使地道战作为一种战术，在河北大平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一生耿直，不图虚名
1962年，部队搞训练，要拍地道战、地雷战的军事教学片，我记得电影《地道战》的初稿就是我父亲请长沙的工兵教员在我家完成的。开拍不久，胶片没有了，又是我父亲找时任广西省委书记的韦国清帮忙买的。所以，高传宝的扮演者朱龙广说：“没有王老支持，就没有电影《地道战》，我们一定要记住他。”
可是，我父亲并没在两部电影里，提到自己。
徐向前元帅看过电影《地道战》后，在见到我父亲时曾说：“王耀南，你搞的这个《地道战》军事教学片很是不错。但一个战术的确立，可不是几个民兵就可以搞出来的，是人民用鲜血换来的，你这个工兵专家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
是的，《地雷战》、《地道战》这两部电影所讲述的就是我父亲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传奇，因为它们都和我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地雷战》里的经典台词“不见鬼子不挂弦”就是抗战时期，我父亲亲自认可的宣传训令。
在冀中军分区，有次情报传显示定县的日军要向根据地进攻，但实际上敌人并未出动。相反，老百姓在撤退时，踩上了自己的地雷，死伤了很多人。父亲紧急传令，今后各部队漕击队、民兵只有确实看到敌人运动，才可以安装地雷的击发装置。这条训令传来传去，就变成了“不见鬼子不挂弦”了，父亲也觉得它生动、上口，就正式认可了。
可是，父亲没有想到，到了1966年，江青在军队文艺座谈会上，将几乎所有军事题材的电影都批了一通。父亲的牛脾气上来了，非要找毛主席说说：《地雷战》、《地道战》这两部军事教学片怎么了?父亲由于长年搞爆破，耳朵不好使，说话得喊，他给汪东兴打电话时，我在旁边的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对方劝我父亲，什么大不了的事，主席和我们作息时间不一样，先找江青，而且马上就接到了江青处。江青误以为我父亲已经到了中南海门口，只好说，你到钓鱼台来吧。父亲马上就出了家门。
到了江青住处，父亲劈头就问，“你说说《地道战》、《地雷战》有什么问题?這个是军事教学片，宣传的难道不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江青反讥说：“你们这些将军，只会打仗，不懂艺术。军事教学片就不应该有片头、片尾的演职员表。”“没有就没有!”父亲据理力争。后来咱们大家看的这两部电影，就是去掉了片头、片尾的，我父亲的军事顾问，也没了。但好在还能继续放映。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直肠子。关于毛主席首次去安源的时间，由于“文革”中“斗争的需要”，被人为地一再提前，有说是1921年2月的，有说1920年的，父亲经过认真回忆，确认是1921年的秋天。他执意打电话告诉时任中办主任的汪东兴。后来毛主席肯定了父亲的回忆，说：“……1921年秋，是对的。”
王老一看到我们进来，赶忙站起身，一边向我们伸出手来，一边说道：“真不好意思，突然改时间，是因為明天我就要去湖南，代表父亲参加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活动。”
“您父亲和儿童节还有关系?”见记者一脸疑惑，王太和微微一笑，一边请我们坐下，一边打开了话匣子……
■父亲11岁就参加了安源路矿大罢工，接受了战斗洗礼
1921年，父亲才10岁，就在安源煤矿井下当一个小放炮工。这年秋天，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发动工人运动。他下井和矿工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他的到来，震动了安源煤矿。那时，矿工下井下干活儿，都是浑身上下一丝不挂，顶多包着块头布，而毛主席却穿着衣服，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一次，毛主席又在给大家宣讲革命道理，父亲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边，认真地听着。父亲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1922年4月，安源煤矿已建立了党组织，党组织把矿上像父亲这样苦大仇深的几十个孩子组织起来，成立了安源儿童团。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中国少年儿童的革命组织。那时，大人们开会，父亲他们就放哨、站岗、传递消息。在罢工的筹备阶段，父亲经常会和秘密交通员一起，去火车站，将刘少奇等罢工领导者，护送到路矿工人俱乐部。
1922年9月，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父亲走在罢工队伍的最前列。他和一万七干多名路矿工人，高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向路矿当局勾结军阀成立的戒严司令部进发。父亲小小年纪，就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的风雨中，接受了战斗洗礼。
1925年9月，父亲带领儿童团参加了庆祝罢工胜利三周年活动。其时，早有预谋的资方，勾结军阀，袭击了工人俱乐部。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向敌人投掷自己制造的土手榴弹，父亲也参加了战斗。然而，终因寡不敌众，牺牲了很多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也英勇就义了。
后来，父亲捡了几件烈士的血衣，撕成布条，分给儿童团团员，让大家系在脖子上，以示对死难工友的悼念。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少年儿童团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对敌斗争，也是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红领巾的由来。有人说，红领巾的由来是“十月革命”话，十分关心下一代成长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建议共青团给少先队设计一种特有的标志。在一次接受新队员的大会上，—位前来参加会议先进女工把自己的红色三角头巾解了下来，系在一个少先对员的脖子上，并勉励他说：“戴着它，别玷污了它!它的颜色是和革命战旗的颜色是一样的!”于是，红领巾就成了少先队特有的标志。但要我说啊，这浸透着烈士鲜血的血衣，才是我国少先队红领巾的由来。1992年9月，王光美同志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70周年纪念活动时，说道，“少奇同志生前曾多次说过，当年他在安源领导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依靠的就是像王耀南这样的产业工人”
■长征开始时，父亲带领工兵营架设了长征路上第一桥
1927年，父亲参加了秋收起义，然后就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父亲从小跟爷爷在井下学放炮，当然了解火药，也见过大机器，知道怎样搭巷道，会使用一些工具，产业工人在红军中的数量本来就不多，像父亲这样懂一些技术、有专业特长的产业工人，在那时候的红军中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于是，父亲便成为了朱毛红军的工兵连长。到1933年，经董必武、刘伯承推荐、周恩来认可，父亲被李德任命为中革军委作战科科员兼军委工兵营营长。
一次，我和父亲去东北，某部的一个副司令对我笑骂道：“那时你爸官比我还小，我是团长，他是营长，可他有马骑，我却他妈的地上跑。”父亲那时职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长征，部队从瑞金出发，首先要渡过于都河。在河上架设浮桥的任务，自然又交到了我父亲的手中。要架设的浮桥大约有600米长，父亲可是从来没有架设过这么长的浮桥，上级给的架桥时间又特别的短，任务之艰巨是父亲成为工兵营长以来所未有。这时，部队已集结在于都河岸边。周恩来在于都河畔的赖公庙宣布：“王耀南是架桥总指挥，并有权决定过桥部队的顺序。”
为了隐蔽，架桥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可夜间河水涛声太大，口令听不见，旗语看不见，陡然增加了架桥难度。父亲生前曾回忆说，“红军战士有智慧，英勇，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江西老表好啊，老人把棺材板都献出来了。”毛主席知道了这个情况后，还问过我父亲：“都给钱了吗?”当他老人家得知钱都给了后，还高兴地表扬了我父亲。
架桥时，父亲常亲自跳到水里，检查工程质量。一天碰巧被师长陈光看到了，陈师长就扯着嗓子喊：“王耀南，你给我上来，你是他妈的宝贝，要是被河水冲走了，朱老总还不得掐死我呀!”
经过几天的奋战，浮桥终于架好了。10月18日，毛主席站在岸边，问：“营长同志，我们能过河了吗?”父亲回答，“请首长过河!”于是，万里长征开始了。这是长征路上第一桥。
■被毛主席称为“工兵专家”的父亲成了红军的开路先锋
长征路上，父亲率领的工兵部队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名副其实的先头部队，同时又是断后部队。先头部队好理解，那断后又是干什么呢?炸侨!父亲曾经说过：湘江战役，打得十分惨烈。部队抢渡湘江，才渡了一半，工兵营就已在桥上布好了炸药，只待部队一过完，就炸桥。桥上人马争路，拥挤不堪，某单位还想将一台大型印刷机运过河去，印刷机分量很重，十个战士都搬不动，这严重地影响到了部队过桥的速度。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手一挥，命令道：“把它给我推到河里去!”当时，桥上的部队多到敌人—梭子子弹打过来，就能打死我们十几个战士。
部队还没过完，追兵就到了，父亲不得不下令炸桥。他眼看着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韩伟、肖新愧被挡在湘江对岸，肖团长命令部队跳江，可许多战士根本不会水，但是不会也得跳。湘江拐弯处，全是红军战士的尸体。父亲在向“三人团”汇报惨状时，李德内疚得突然拔出手枪，瞄向了自己的脑袋，幸好被警卫员抢了下来。 1934年12月，部队要突破乌江天险，这又是一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父亲详细跟我讲解过渡江的过程。“我往江水里扔几片树叶，用来测流速。一看超过了每秒2米，在这样的江面就不能架桥了，而且也没架桥的材料。可是，团长杨得志偏说：‘你在哪儿哪儿都能架桥，为什么在这儿就不行了?’作战局局长张云逸也说：‘王耀南这桥你必须架，我们可以配合。”’难为得我父亲直冲他们嚷嚷，“干脆，你们打死我算了，我干不了。”
但嚷嚷过后，大家还是得坐下来商量。我父亲说，先扎竹排，必须多准备麻绳。随后，父亲又组织会扎竹排的战士做起了示范，将4、5根竹子捆在一起，做成—个竹排。可是，江水太急，竹排一下水就会被冲往下游。父亲又组织战士把200多斤的石头装进竹篓里，挂在竹排下做锚，但一下水还是被冲走了。这时一个铁匠出身的战士出主意，千斤石不如四两铁，于是又改用铁砧，终于解决了竹排锚定的问题。
最后，战士们又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拴竹排的绳子拖到了江对岸。刘伯承曾说：“只要王耀南有烟抽，红军就没有过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红军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红军三渡赤水后，被敌人围追堵截，处境险恶，毛泽东又想起了父亲，他对刘伯承说，“部队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过河，太平渡的桥是否还在?你亲自去找工兵专家王耀南谈一谈。”
■用“活报剧”的方式演示地雷战。折服彭老总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先后在一一五师、一二九师等部队任工兵主任。其间也经常带领部队直接参战，代理过旅参谋长、副团长等职务。
1939年6月，一一五师独立支队遭遇日军，支队长陈士渠带先头部队接敌后生死不明。这时作为副团长的父亲，临危受命带领支队主力作战，直到日军撤出战斗。而父亲却9处负伤，肠子都流出来了，又给塞了回去。毛主席知道父亲受伤后指示：一定要把王耀南救活。并派人送来200元钱以及亲笔信，在信里称赞父亲是民族英雄。后在柯棣华大夫的全力抢救下，父亲终于活了过来。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日夜都在思考如何建立有效的战术，击破武器、训练都占优的敌人。早在负伤之前，父亲在带领工兵部队修建延安机场时，朱老总就对父亲说过，希望你能从工兵的专业角度，总结一两套以弱击强的战术，在部队中推广。朱老总还送给了父亲一支派克金笔。
父亲伤好出院后，奉彭老总之命指挥构建八路军总部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工事。父亲的设想是：在兵工厂周围多埋一些地雷。汇报到彭老总处，不知是没有说清楚，还是没有听清楚，彭老总生气地训斥道：“胡闹，地雷是埋在阵地前阻止敌人的，你王耀南却想埋在自己家里。”父亲分辩说：“我这是一种新战术。”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说：“先别吹什么战术不战术的，你做个样子，让大家先看明白。”
父亲想呀想，终于想到了用“活报剧”这种当时很普及、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来阐述他的想法。经过充分的准备，父亲把左杈等八路军总部的领导请来，说，“我在附近布了—些地雷，请提提意见。”父亲让一拨战士扮演日本兵，一拨战士扮演八路军。扮演日本兵的战士端着枪，见院门就是一脚，“叭”的一声，代表地雷的小拉炮响了；“日本兵”继续往前走，照着吊在屋顶上的篮子就是一刺刀，哗啦啦从篮子里掉下一大包石灰，把那个扮演日本兵的战士弄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进到屋里，“日本兵”又拿起水瓢刚想喝一口水，隐藏在水缸里面的小炸点又响了……
左权大笑着说，这就是战术。快请彭老总来。父亲带领工兵战士于是又是一通布置。彭老总一边走过来一边念叨着：“先，去看看热闹。我倒要看看这个王耀南能搞出啥名堂。”这回，扮演日本兵的战士踹完门，“嗖”的一下躲到了—边，可拉炮没响。副总参谋长李达埋怨父亲：“看看你这破地雷。”父亲说，“别着急呀，我哪能把雷总埋在同一个地方呀。”“日本兵”刚一进院子，树上的“雷”就响了，炸了个正着。父亲对大伙说：“不能全按教科书上来，谁说地雷，就必须埋在地下，”彭总大笑：“不错，不错，好好总结、提高一下。”
就这样，经过不断地改进、完善，地雷战作为一种战术，在八路军整个系统内建立了起来
■推广地雷战战术“被扣”，就连父亲的警卫员也成各部队的抢手货
左权参谋长在活报剧演出后对父亲说：“王耀南，你提出的地雷战战术很重要，要盡快在部队和民兵中推广”。
1941年，父亲到山东战场，讲解、传授地雷战战术，不料发生了“意外”，他被罗荣桓给扣了下来。罗荣桓对父亲说：“你本来就是一一五师的人，你必须归队。”后来，朱老总连发三封电报，罗荣桓这才同意放人。但“你王耀南可以走，警卫员必须留下!”因为在罗荣桓看来，父亲的警卫员长期跟随父亲，怎么也能算是出了科的半个专家了。
父亲指导兵工厂、部队、民间作坊，生产了大量的土地雷，武装了部队，也武装了民兵组织。屯留县民兵掌握了地雷战战术后，在一次伏击中，一次就炸死了日寇大佐一人，少佐一人，立了头功，也打消了开始时人们对地雷威力的疑虑。
父亲曾讲，什么是战术?“战术就是战斗的原则和方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埋什么样的雷。鬼子扫荡进了村，会到什么地点?很有可能去井边喝水，那你们就在井边埋；鬼子也很可能到场院集合，那你们就在场院中的秫秸垛里埋；鬼子进村前军官会选择一个小土包，拿望远镜侦查一下，你如果在那个小土包处埋上一两颗雷，想不立大功都难……”父亲在大家掌握了简单的方法之后，又讲解了较高级的地雷阵的布置和真假雷组合等战术。
后来在晋察冀军区，父亲办了许多培训班。在1942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仅五丈源村的一个民兵中队，就炸死炸伤一百多鬼子。由于我军民使用的地雷大部分是土法制造的，常常不能爆炸，但浓烟和火焰却从雷口喷出，也能把敌人烫伤，被烧伤的敌人的惨叫声，极大地动摇了敌人的士气。有些地雷虽然炸了，但弹片太大，导致飞行速度挺慢，敌人眼见着弹片晃晃悠悠地从四周飞过，恐惧的心理比炸到自己还要强烈。这些现象被敌人和我军传得神乎其神，极大地提振了我们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动摇我军士气，敌人竟造谣称击毙了我父亲 1941年冬，聂荣臻到八路军总部开会，要我父亲到晋察冀去，他表示，调你这个工兵专家到晋察冀，为的是在敌后打开局面。彭老总却说，王耀南是朱老总的工兵顾问，我说不算数。聂荣臻又向朱老总报请。朱若总对我父亲说，“到哪儿都一样，既然聂司令要，就去吧。”获批后，左权参谋长送给母亲一匹骡子。临行前，彭老总把父亲叫了去，说：“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床下有副马褡子，你拿走吧。”父亲说：“我有。”彭老总坚决地说：“必须拿。”彭老总还请我父亲和母亲看了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雷雨》，以示送别。这副马褡子，一直保存在我家，直到前几年，我们才把它捐给了抗日战争纪念馆。
我父母是在1939年我父亲受伤后认识、结婚的。住院期间，院长傅连暲问我父亲：“你看医院谁合适?”“谁都合适。”我父亲回答说。傅院长大声呵斥道：“我是说老婆!’这时父亲的部队已经开走了，父亲只能到学兵大队当大队长。母亲当排长。这时父亲的伤又感染了，组织安排由母亲照顾父亲，一来二去，两人就结了婚。父亲伤好后，两人就一起奔赴了晋察冀。
在晋察冀军区，父亲出任了军区工兵主任兼五团团长(旅的编制，为统战需要，晋察冀解放区没有设旅级建制)。冀中军分区是大片的平原，那时，老百姓自发地在自家的红薯窖内，挖了一些简单的地道，用以藏身。父亲亲自查看后，指出：这些地道只能做暂时的藏身之用，缺乏机动性，如果被敌人发现，就只剩下挨打的份儿了。他要求各家将独立的地道连接起来，每条地道至少要有三个出口，因为他在安源当矿工时，巷道都是三个出口，出现跑水、爆炸时，可以逃生。在父亲的指导下，冀中军分区的地道逐渐变成了能打、能藏、防毒、防水、防挖，并和房屋连成了一体的作战工事。他还特别提醒白洋淀地区的军民，那里的地下水位高，不要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来搞地道战。
父亲曾痛心地对我讲过，挖地道是个力气活，可是正赶上青黄不接的年景，冀中地区军民几乎吃不上一顿饱饭，哪有那么大的力气来挖地道呀，于是有些地方的地道就挖得不到位。1942年，鬼子“五一大扫荡”，北疃村遭日军挖开了地道，被毒气熏死了八百村民。血的教训教育了人民，有没有地道、地道挖得巧不巧，防毒设施是否到位，结果是大不—样的。此后，父亲和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一起，下到各村督促、检查，使地道战作为一种战术，在河北大平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一生耿直，不图虚名
1962年，部队搞训练，要拍地道战、地雷战的军事教学片，我记得电影《地道战》的初稿就是我父亲请长沙的工兵教员在我家完成的。开拍不久，胶片没有了，又是我父亲找时任广西省委书记的韦国清帮忙买的。所以，高传宝的扮演者朱龙广说：“没有王老支持，就没有电影《地道战》，我们一定要记住他。”
可是，我父亲并没在两部电影里，提到自己。
徐向前元帅看过电影《地道战》后，在见到我父亲时曾说：“王耀南，你搞的这个《地道战》军事教学片很是不错。但一个战术的确立，可不是几个民兵就可以搞出来的，是人民用鲜血换来的，你这个工兵专家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
是的，《地雷战》、《地道战》这两部电影所讲述的就是我父亲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传奇，因为它们都和我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地雷战》里的经典台词“不见鬼子不挂弦”就是抗战时期，我父亲亲自认可的宣传训令。
在冀中军分区，有次情报传显示定县的日军要向根据地进攻，但实际上敌人并未出动。相反，老百姓在撤退时，踩上了自己的地雷，死伤了很多人。父亲紧急传令，今后各部队漕击队、民兵只有确实看到敌人运动，才可以安装地雷的击发装置。这条训令传来传去，就变成了“不见鬼子不挂弦”了，父亲也觉得它生动、上口，就正式认可了。
可是，父亲没有想到，到了1966年，江青在军队文艺座谈会上，将几乎所有军事题材的电影都批了一通。父亲的牛脾气上来了，非要找毛主席说说：《地雷战》、《地道战》这两部军事教学片怎么了?父亲由于长年搞爆破，耳朵不好使，说话得喊，他给汪东兴打电话时，我在旁边的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对方劝我父亲，什么大不了的事，主席和我们作息时间不一样，先找江青，而且马上就接到了江青处。江青误以为我父亲已经到了中南海门口，只好说，你到钓鱼台来吧。父亲马上就出了家门。
到了江青住处，父亲劈头就问，“你说说《地道战》、《地雷战》有什么问题?這个是军事教学片，宣传的难道不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江青反讥说：“你们这些将军，只会打仗，不懂艺术。军事教学片就不应该有片头、片尾的演职员表。”“没有就没有!”父亲据理力争。后来咱们大家看的这两部电影，就是去掉了片头、片尾的，我父亲的军事顾问，也没了。但好在还能继续放映。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直肠子。关于毛主席首次去安源的时间，由于“文革”中“斗争的需要”，被人为地一再提前，有说是1921年2月的，有说1920年的，父亲经过认真回忆，确认是1921年的秋天。他执意打电话告诉时任中办主任的汪东兴。后来毛主席肯定了父亲的回忆，说：“……1921年秋，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