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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
大约1938年前后,我在耀华中学上学的时候,钱伟长先生曾任物理教员。他对进步学生很关心,有时讲完课以后,他就讲一些解放区的事,深深吸引了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抱着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一定要为中国的强盛努力学习,贡献力量。那时受到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就这样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比如说,我的性格与父亲一样,崇尚趣味主义。父亲常说,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就成了沙漠,要来何用?母亲更是经常教育我要向父亲学习,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我在大学时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并获得1944年美国十大学(BigTen)冠军。我对篮球也很痴迷,有NBA的球赛,总要挤出时间看看。对于音乐、摄影和旅游也很喜爱,但最爱的要数下象棋了。以前每次院士们开会,准要与黄纬禄等一比高下。后来迷上了与计算机下象棋,一有空,便上机与计算机厮杀几盘。
父亲很疼爱我,当时我年纪很小,认识的字不多,很多事情也是后来看到父亲书信集的时候了解到的。也正是父亲的那些记述,让我能够追忆更多在饮冰室的时光。在父亲的笔下,我小时很灵巧,两岁时,父亲只要一要香烟,我就会把抽烟的一套用具送到父亲面前,每次都让他非常高兴。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美国,当时是怀着“工业救国”的思想去的。美日宣战后,我与国内的一切联系就断了,17岁的我开始了独立的穷学生生活。
在美国8年时间里,我一心效法父亲,科学救国,振兴中华,先后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参加了留美知识分子的爱国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9年10月1日,在横渡太平洋回国的轮船上,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们欢欣雀跃,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我们九兄妹最一致的地方就是爱国
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我感到很光荣。
梁启超一生多才、多能、多变。多变的性格、传奇的人生注定了他身后饱受争议。贯穿父亲一生的是爱国思想、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我们兄弟姐妹都秉承、发扬父亲的爱国、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我们九个兄弟姐妹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表现出来最一致的地方就是爱国。父亲曾说过“人必真有愛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支撑了我一生的追求。父亲的爱国、法治、教育等思想都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意味着我、我的父亲和许多先贤百余年来追求的强国梦实现了。抗战时天津沦陷,当“亡国奴”的滋味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我的强国梦特别强烈。“神五”上天,圆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当然可以自豪地告慰父亲的在天英灵了。我钟情于航天事业,也深受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认为工业救国是出路,才改学工科,主修无线电,后又学自动控制。
父亲教育思想及方法对我的哥哥及姐姐影响较深,他精心指导子女,悉心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是他没有对子女们有太多苛求,而是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方向。大哥梁思成在国外专注建筑业,有所成就,父亲经常鼓励他常回国看一看,把自己所学用于建设祖国,父亲致信给他说,“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总会对社会有多少贡献,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教育子女如何树立人生观,如何追求学识,与子女相处有超群的独到见解。
培养子女做人的道理比考大学更重要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人生百年,立幼于学”、“人类只要有精神,生活不枯竭”、“磨炼人格”,这些是父亲培养“寒士家风”的重心,他教育儿女“磨炼人格”不应限于艰苦环境,也应在优越的条件下自励。
我个人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父亲在教子中,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父亲不强迫子女被动接受很多事物、观念,而是经常会给子女们提出很多问题,但都不作出结论。通过和子女们的热烈讨论,通过启发他们的思维,在关键处加以点拨,让子女们自己得出结论,明白道理。”
他的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对几个子女的教育中,始终把诚信教育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要求子女待人真诚、不准撒谎。他经常告诫子女,一个不诚实的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是很困难的。这也是他的子女们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父亲不仅是我们的慈父,还是我们的朋友。他希望我们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但他不强求我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我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我们经过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个个成才,各有所长。
在20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父亲始终注意把握孩子们的前途,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小的时候,他常常让我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传递对我们的情谊,和我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讲解治学的态度,做学问的方法,也向我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我们:“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严以律己:“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
大约1938年前后,我在耀华中学上学的时候,钱伟长先生曾任物理教员。他对进步学生很关心,有时讲完课以后,他就讲一些解放区的事,深深吸引了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抱着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一定要为中国的强盛努力学习,贡献力量。那时受到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就这样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比如说,我的性格与父亲一样,崇尚趣味主义。父亲常说,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就成了沙漠,要来何用?母亲更是经常教育我要向父亲学习,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我在大学时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并获得1944年美国十大学(BigTen)冠军。我对篮球也很痴迷,有NBA的球赛,总要挤出时间看看。对于音乐、摄影和旅游也很喜爱,但最爱的要数下象棋了。以前每次院士们开会,准要与黄纬禄等一比高下。后来迷上了与计算机下象棋,一有空,便上机与计算机厮杀几盘。
父亲很疼爱我,当时我年纪很小,认识的字不多,很多事情也是后来看到父亲书信集的时候了解到的。也正是父亲的那些记述,让我能够追忆更多在饮冰室的时光。在父亲的笔下,我小时很灵巧,两岁时,父亲只要一要香烟,我就会把抽烟的一套用具送到父亲面前,每次都让他非常高兴。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美国,当时是怀着“工业救国”的思想去的。美日宣战后,我与国内的一切联系就断了,17岁的我开始了独立的穷学生生活。
在美国8年时间里,我一心效法父亲,科学救国,振兴中华,先后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参加了留美知识分子的爱国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9年10月1日,在横渡太平洋回国的轮船上,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们欢欣雀跃,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我们九兄妹最一致的地方就是爱国
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我感到很光荣。
梁启超一生多才、多能、多变。多变的性格、传奇的人生注定了他身后饱受争议。贯穿父亲一生的是爱国思想、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我们兄弟姐妹都秉承、发扬父亲的爱国、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我们九个兄弟姐妹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表现出来最一致的地方就是爱国。父亲曾说过“人必真有愛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支撑了我一生的追求。父亲的爱国、法治、教育等思想都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意味着我、我的父亲和许多先贤百余年来追求的强国梦实现了。抗战时天津沦陷,当“亡国奴”的滋味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我的强国梦特别强烈。“神五”上天,圆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当然可以自豪地告慰父亲的在天英灵了。我钟情于航天事业,也深受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认为工业救国是出路,才改学工科,主修无线电,后又学自动控制。
父亲教育思想及方法对我的哥哥及姐姐影响较深,他精心指导子女,悉心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是他没有对子女们有太多苛求,而是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方向。大哥梁思成在国外专注建筑业,有所成就,父亲经常鼓励他常回国看一看,把自己所学用于建设祖国,父亲致信给他说,“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总会对社会有多少贡献,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教育子女如何树立人生观,如何追求学识,与子女相处有超群的独到见解。
培养子女做人的道理比考大学更重要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人生百年,立幼于学”、“人类只要有精神,生活不枯竭”、“磨炼人格”,这些是父亲培养“寒士家风”的重心,他教育儿女“磨炼人格”不应限于艰苦环境,也应在优越的条件下自励。
我个人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父亲在教子中,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父亲不强迫子女被动接受很多事物、观念,而是经常会给子女们提出很多问题,但都不作出结论。通过和子女们的热烈讨论,通过启发他们的思维,在关键处加以点拨,让子女们自己得出结论,明白道理。”
他的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对几个子女的教育中,始终把诚信教育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要求子女待人真诚、不准撒谎。他经常告诫子女,一个不诚实的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是很困难的。这也是他的子女们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父亲不仅是我们的慈父,还是我们的朋友。他希望我们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但他不强求我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我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我们经过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个个成才,各有所长。
在20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父亲始终注意把握孩子们的前途,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小的时候,他常常让我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传递对我们的情谊,和我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讲解治学的态度,做学问的方法,也向我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我们:“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严以律己:“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