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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将以“礼崩乐坏”为社会背景，试从盛衰之礼、美刺之诗、言志与缘情三个维度界定“变风”，并以《齐风·南山》为例，浅析在《诗经》中以“变风”的形式达到“以情止礼”的统一。
关键字：《诗经》；变风；盛衰之礼；美刺之诗；言志与缘情
“风雅正变”说见于《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①《毛诗序》虽然没有相应地提出正风、正雅的概念，但“变”是相对于“正”而言的，因此“变风”、“变雅”的概念中实际上暗含着“正风”、“正雅”的概念。
此后郑玄在《诗谱序》中进一步解释出来，“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②”依据此具体划分为《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诗为正风，《邶风》以下至《豳风》共一百三十五篇诗为变风。
由此，文章将从《齐风·南山》这一组诗的盛衰之礼、美刺之诗、言志与缘情三个方面来界定“变风”的功能内涵。
盛衰之礼：以“时与诗”定“变风”
以时代的盛衰来定“正变”，反映盛世的诗为正，衰世的诗为变。“风雅正经”是盛世的作品，“民有政有居”，“太平”而有正经，“变风变雅”是衰世作品，“政教尤衰，周室大坏”而有变风变雅。
可见，循规守礼与僭越非礼在春秋时期是并存的③，诸侯对于周礼的重视只是做表面文章，其本质是在于僭越周礼，随着周室衰微，周礼在实际中的用途也渐渐被各地独有的礼仪所取代，在齐国就兴起了“周礼从简④”的“齐礼”。
美刺之诗：“以下刺上”的讽谏
汉儒最早建立起来的诗学的“正变”观念，包括两个方面：即盛世之诗，起到“美”的作用，“上以风化下”，这是“正”；而衰世之诗，起到“刺”的作用，“下以风刺上”，这是变。
以诗的功能来定“变风”，诗就具有两个功能，第一个“风”是教化，“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第二个“风”是怨刺⑤，“明得失之迹”。以颂扬盛世为正，以讽刺衰世为变，认为“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
后世对《南山》的解读，《南山》前面刺桓公求婚与齐，后面刺文姜回国幽会。将“南山”与“男女情事”联系起来，“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暗指鲁桓公与文姜的婚事，“南山”不是实指，更不是齐襄公的“人君之尊”，而“雄狐”自然指的是鲁桓公，其“绥绥”之状是指到齐国之后的处境，“曷又怀止”就是对文姜的指责。但是，即使在当时周礼看来所不能容忍的襄公的妹妹在出嫁之后依旧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这虽然被鲁国所崇尚的周礼不容，但在受东夷风俗和传统影像之下的齐礼看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言志与缘情：“民性使然”的诗教观
从《齐国·南山》来分析，《南山》平民的角度来怨刺齐国国君乱伦之风，推崇周礼的庄严肃穆，而不是从简之后的“齐礼”。而面对现实，周室的衰微，齐礼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齐是强大的尚武之国，而鲁是一个传统的尚礼之国。作为齐国国君的胞妹的文姜嫁给了鲁公，却返回齐国和兄长乱伦。集中体现了这首诗不仅有平民的怨刺，也有齐、鲁之间对“礼”见解的双重矛盾。
“诗缘情”的理念在随着“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陆机的“缘情说”是艺术社会学走向审美心理学的产物7，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儒家规范了的“诗言志”占主导地位。“诗缘情”出现后，它对儒家的“诗言志”是个巨大的挑战8。
“诗言志”强调诗歌要以高尚正确的思想教化人，但如果被推崇到极至，诗歌就成了思想的传声筒，失去它的审美功能。“诗缘情”要求诗人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但走向极端，就会让诗歌染上“淫邪”之病，失却雅正之风。诗歌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读者的社会心理需求告诉我们，“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诗歌理论，虽然一个属于诗歌艺术的社会功能论，一个属于诗歌艺术的情感审美论。在“变风”的形式下，“發乎情，止乎礼义”是融合的，最终达到的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作品中的。
注释：
①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4、15页。
②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8页。
③杨晖：《古代诗路之辨——<原诗>和正变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67页。
④刘冬颖：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2(02): 54-57.
⑤杨简，李清文.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02): 48-49.
（作者简介：肖 诚，武汉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2009级。）
关键字：《诗经》；变风；盛衰之礼；美刺之诗；言志与缘情
“风雅正变”说见于《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①《毛诗序》虽然没有相应地提出正风、正雅的概念，但“变”是相对于“正”而言的，因此“变风”、“变雅”的概念中实际上暗含着“正风”、“正雅”的概念。
此后郑玄在《诗谱序》中进一步解释出来，“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②”依据此具体划分为《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诗为正风，《邶风》以下至《豳风》共一百三十五篇诗为变风。
由此，文章将从《齐风·南山》这一组诗的盛衰之礼、美刺之诗、言志与缘情三个方面来界定“变风”的功能内涵。
盛衰之礼：以“时与诗”定“变风”
以时代的盛衰来定“正变”，反映盛世的诗为正，衰世的诗为变。“风雅正经”是盛世的作品，“民有政有居”，“太平”而有正经，“变风变雅”是衰世作品，“政教尤衰，周室大坏”而有变风变雅。
可见，循规守礼与僭越非礼在春秋时期是并存的③，诸侯对于周礼的重视只是做表面文章，其本质是在于僭越周礼，随着周室衰微，周礼在实际中的用途也渐渐被各地独有的礼仪所取代，在齐国就兴起了“周礼从简④”的“齐礼”。
美刺之诗：“以下刺上”的讽谏
汉儒最早建立起来的诗学的“正变”观念，包括两个方面：即盛世之诗，起到“美”的作用，“上以风化下”，这是“正”；而衰世之诗，起到“刺”的作用，“下以风刺上”，这是变。
以诗的功能来定“变风”，诗就具有两个功能，第一个“风”是教化，“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第二个“风”是怨刺⑤，“明得失之迹”。以颂扬盛世为正，以讽刺衰世为变，认为“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
后世对《南山》的解读，《南山》前面刺桓公求婚与齐，后面刺文姜回国幽会。将“南山”与“男女情事”联系起来，“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暗指鲁桓公与文姜的婚事，“南山”不是实指，更不是齐襄公的“人君之尊”，而“雄狐”自然指的是鲁桓公，其“绥绥”之状是指到齐国之后的处境，“曷又怀止”就是对文姜的指责。但是，即使在当时周礼看来所不能容忍的襄公的妹妹在出嫁之后依旧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这虽然被鲁国所崇尚的周礼不容，但在受东夷风俗和传统影像之下的齐礼看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言志与缘情：“民性使然”的诗教观
从《齐国·南山》来分析，《南山》平民的角度来怨刺齐国国君乱伦之风，推崇周礼的庄严肃穆，而不是从简之后的“齐礼”。而面对现实，周室的衰微，齐礼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齐是强大的尚武之国，而鲁是一个传统的尚礼之国。作为齐国国君的胞妹的文姜嫁给了鲁公，却返回齐国和兄长乱伦。集中体现了这首诗不仅有平民的怨刺，也有齐、鲁之间对“礼”见解的双重矛盾。
“诗缘情”的理念在随着“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陆机的“缘情说”是艺术社会学走向审美心理学的产物7，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儒家规范了的“诗言志”占主导地位。“诗缘情”出现后，它对儒家的“诗言志”是个巨大的挑战8。
“诗言志”强调诗歌要以高尚正确的思想教化人，但如果被推崇到极至，诗歌就成了思想的传声筒，失去它的审美功能。“诗缘情”要求诗人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但走向极端，就会让诗歌染上“淫邪”之病，失却雅正之风。诗歌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读者的社会心理需求告诉我们，“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诗歌理论，虽然一个属于诗歌艺术的社会功能论，一个属于诗歌艺术的情感审美论。在“变风”的形式下，“發乎情，止乎礼义”是融合的，最终达到的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作品中的。
注释：
①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4、15页。
②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8页。
③杨晖：《古代诗路之辨——<原诗>和正变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67页。
④刘冬颖：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2(02): 54-57.
⑤杨简，李清文.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02): 48-49.
（作者简介：肖 诚，武汉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2009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