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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影响防疫措施的有效执行。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类型有“加压式”“避责式”“敷衍式”“人缘式”和“重复式”五种。在关联科层结构的系统性压力和关联环境态势的非系统性压力调节下，主客体维度中介变量影响下，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产生。治理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要完善信息沟通方式、明确人员权责统一、优化检查手段。
关键词：疫情防控 形式主义 扎根理论
1.问题的提出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截至2020年11月15日，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我国现有确诊病例37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6346例。此次疫情防控中，党和政府采取了历史罕见的社区疫情防控政策，在减缓疫情蔓延、阻断病毒传播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给防疫工作带来了阻碍。新华社曾发文揭露道：一些基层干部每天要填报十几份表格，这些表格由不同部门下发，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格式、体例稍有差异;抗疫紧急关头，有些干部仍不忘晒工作照留痕;也有街道办工作人员反映为了应对上级各类检查忙得团团转……本应扎实开展的防疫工作，其过程中却反复出现形式主义现象，由此产生的研究问题有：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基本特征有哪些？影响因素是什么？应当采取哪些举措来遏制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
2.文献回顾
形式主义主要指一种只关注事物现象而不分析其本质、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工作行为。政治实践中，形式主义研究既涉及宏观党政机关干部日常工作、各级行政体制改革，也涉及扶贫领域等具体方面。其一般表现为官员对群众关心的问题、反映的情况及提出的诉求较少积极回应，反而“踢皮球”“打官腔”“推卸责任”，数不胜数的座谈会议、名目繁多的检查调研、各式各样的材料报表……我国建国以来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及其矫治从未止步。
学界有关形式主义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关注政策执行、官员避责以及政治实践等领域。形式主义现象的成因取决于诸多复杂因素，主要受组织因素、政策执行主体因素以及客体因素的影响。组织因素包括组织自身的工具理性及技术治理模式、上下级间的压力型体制等，纵向施压机制、横向竞优机制与规避风险机制等多重组织机制的缺陷都会导致形式主义的产生。在“高度分化的生态环境”下，组织的异质性和重叠性都会导致整个系统出现形式主义，基层政府权责分立的结构安排使官员在应对冲突事件或风险的过程中无法抵御内外部风险，最终采取避责措施规避风险，其中的部分避责措施是形式主義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主体因素主要被分解为主体的态度、综合素质、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官员所处风险环境与自身个体因素的交互关系以对官员避责行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阐释，组织行为学研究还发现形式主义与主体自身心理机制、行为判断、行为结构和行为结果有关，这一因素有利于理解官员个体在形式主义现象中的行为机制，但对行为机制的动态变化趋势以及官员随环境影响而进行的调适机制关怀不足。既有研究也论及客体因素，认为公民心理的相对剥夺与政治信任会对公共政策执行带来显著影响，但对客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是否会采取特定行动策略等问题，鲜有研究论及。
综上，现有研究仅对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形式主义现象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并且对形式主义现象的背后形成逻辑仅停留在针对具体形式主义现象的层面上，少有关注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脉络。
3.基层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的类型特征
基层疫情防控过程中，形式主义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阻碍。表现上来看，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
“加压式”。疫情防控中，部分基层执行者为完成上级任务，层层加码，不考虑基层实际防控条件而机械执行推进防控措施，违背疫情防控客观规律，引发群众负面反响。调研发现，一是通行码过度推广，通行码是各地普遍使用的人员流动信息检索系统，但“公安系统在疫情好转期才推行通行码扫码制度，群众使用的意愿非常低，同时上级领导部门又要求群众进出的时候一定要扫E通行码，这对于基层管理者来说工作难度很大”。二是强制扫码登记，一些地区在措施推行过程中并未考虑到人员由于文化程度、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可能产生的在扫码登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格信息填写不完整、不精确情况发生后工作人员又不得不跟进信息核实工作，繁重的工作催生了形式主义。
“避责式”形式主义指在执行防疫措施过程中抱有避责的工作态度，既不想违背上级下派任务被降绩效也不想得罪社区居民引发冲突，只做表面功夫而并没有将防疫措施落到实处。具体表现在：一是体温随机检测。在体温监测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个别人员反抗的现象，而部分体温检测者出于避责心态，会以没有强制量体温的相应权力为由放宽检测要求，“人人必测体温”的防疫要求在实际中执行变为“自愿随机测体温”。二是出入证沦为“废纸”。部分小区采用出入证制度对外来人员进行管控，一些小区居住时间较久的居民认为自己在这里居住时间久，而志愿者是新来的，对自己没有权威，因此可以不听从，志愿者为避免进一步冲突，放宽检查要求，最终出入证制度沦为形式主义。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还出现了“敷衍式”形式主义现象。一是敷衍数据记录工作，部分基层防疫人员所在小区返沪人员多，没有精力和能力把数据登记做到完全精确，最终只能敷衍填写防疫信息登记表;二是随疫情的缓和和防疫政策的放松而相应降低防疫力度，出现隔着手套量体温等现象;三是基层工作人员因上下级信息传递迟滞出现工作敷衍，举例在疫情好转期，新闻媒体已报道外卖、快递可进小区，但基层工作人员在媒体报道后的一两周之后才接收到上级指示明确可以放宽外卖、快递进小区，小区门口的站岗守点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原本的工作制度流于形式。
“人缘式”是指基层防疫工作人员出于人缘影响，即与部分居民较为熟悉而放松疫情防控措施的形式主义现象。这一现象出现在部分志愿者防疫主体中。因志愿者本身是居民，跟邻居熟悉，因此在测体温的时候有时候出现部分志愿者对熟人不测只测不认识的人。其背后是出于熟悉感和信任直接跳过了测量体温等环节。 “重复式”。调研发现，基层疫情防控中重复数据填报问题较为突出。数据重复填报是指在汇总信息时将相同数据以不同格式交给不同部门，占用基层大量工作精力与时间，妨碍其他工作任务的进程。相同的人员数据需要按照不同的格式整理给防控办、外口办、卫生部门等，产生很多无意义的工作。
4.研究方法与研究程序
为探讨基层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影响因素，本研究定位为启发性、探究性扎根研究，原因有：一是形式主义影响因素具有情境化的特点，虽学界针对“形式主义”这一变量在扶贫等相关领域已做出了深入的探讨，但疫情防控领域中的形式主义研究几近空白;二是疫情下实地调研受限，一线受访者规模小，在此情形下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有优势。研究严格按照扎根流程（参见图1-1），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收集一手资料并分析归总、建构框架。
首先，采取个体深度访谈与查阅汇总材料、新闻报道等方式获得原始数据。研究将受访对象定位为基层抗疫一线工作人员，他们对疫情形势把握得当，对疫情防控工作熟悉程度高。为使调查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受访对象遍布P市各区，涉及居（村）委会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下沉干部以及志愿者。各群体访谈分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对P市各区部分居（村）委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度访谈（总计9人，每次约2小时），内容是了解基层疫情防控工作从部署到开展的情况、遇到的形式主义现象及其应对方式。二是对物业工作人员、业委会工作人员进行了个人深度访谈（总计9人，每次约1小时）。三是在居委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对防疫志愿者进行个人深度访谈（总计6人，每次约1小时）。
其次，数据整理与分析。扎根理论要求边整理数据边分析数据。研究将21位访谈对象原话整理后形成9万字原始数据，并随即选取其中2/3内容进行分析，另外1/3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随后，依据资料制作备忘录，并将资料导入支持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的软件Nvivo.11进行开放性、主轴和选择性三级编码。
最后，根据三次编码形成的初始概念、范畴及核心范畴，分析范畴间关系形成故事线，构建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始终坚持理论抽样的原则，即访谈在访谈对象不再说出更多有效信息时结束，此时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
5.范畴提炼与模型建构
5.1开放性编码
研究将9万字的受访者原话进行开放性编码，得到原始语句389条，初始概念59个，继而剔除相互矛盾的、重复频次少于2的初始概念后得到范畴20个（参见表2-1）。
5.2主轴编码
扎根理論主轴编码是以逻辑关系分析为基础、研究问题为核心，将开放性编码产生的范畴建立起联系、抽象出更高层次主范畴的过程。本文最终在20个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聚类形成了7个主范畴和4个维度（参见表2-2）。
5.3选择性编码
通过检视59个概念、20个范畴尤其是7个主范畴后，研究凝练出位于所有范畴中心位、发挥统领作用并明显区别于又稳定联系于其他范畴的核心范畴“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影响因素”。核心范畴“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影响因素”的故事线为：在关联科层结构的系统性压力和关联环境态势的非系统性压力调节下，主客体维度中介变量影响下，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产生。一方面，形式主义行为的产生受到组织内外压力的调节，其中，系统性压力指由科层结构自上而下或横向传导的压力类型，可在科层体系内部快速转移、分散，组织中的个体被动接受，而科层结构正是系统内厘清形式主义行为底层逻辑的起点，其内涵中的权责设置、协调水平、监督能力会影响并催生形式主义行为;非系统性压力指个体自身从环境中主动感知的压力类型，对环境态势这里指疫情态势的感知会影响并催生形式主义行为。将系统性与非系统性压力引入影响因素模型，更能触及驱动形式主义行为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分析中介效应则从主客体两维度切入，主体维度包括个体特征、心理感知，客体维度包括配合情况。主体依托科层结构接受到形式主义行为信号后，在执行过程中基于其个体特征、心理感知做出形式主义行为并在与客体互动的过程中，依据客体的配合情况对形式主义行为进行调适。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其“压力-个体-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如图所示（参见图3-1）。
5.4理论饱和度检验
扎根理论理论饱和是指对先前留有或新收集的数据进行新一轮编码后没有出现新的概念和范畴，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后终止编码，此时构建出的框架模型较有说服力。在理论饱和度检验方面，本文将先前预留的1/3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最终若能达成理论饱和度检验则编码结束，若未能达成理论饱和度检验，将再一次选择样本继续编码。经分析，新资料编码后的相关要点已被之前的资料所覆盖，结果符合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压力-个体-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因而理论饱和、编码终止。
6.模型阐释
研究基于对访谈样本的质性分析，形成了基层防疫中形式主义“压力-个体-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各范畴间如何关联，分别对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阐释。
压力是理解基层疫情中形式主义行为产生路径的逻辑起点。依据压力的类型，初始阶段路径设置有二：一是组织中的个体被动接受归属于科层结构自上而下或横向传导压力类型的系统性压力，科层结构中的权责设置、协调水平、监督能力对基层抗疫中的形式主义产生影响。协调水平方面，管理体制中部门间的不畅协调会导致基层信息不对称、工作重复与工作滞后，工作人员难以有效完成工作从而沦为在形式上花功夫而缺乏对实际工作内容理解的形式主义;权责设置方面，基层管理者责任重大但授权不足，矛盾之下“形式上过得去”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监督方面，上级对基层政府的抗疫检查多为暗访或常驻小组，目的在于检查是否按照要求合规工作，帮助工作改进，对基层的形式主义有削弱或抑制作用。二是组织中的个体从环境中主动感知到非系统性压力，环境态势即疫情态势同样作为一大重要背景影响因素影响着基层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现象的产生。在病例清零一段时间后，人们会精神松懈从而放任形式主义行为，而一旦出现疑似病例则人们的警惕意识会迅速重新归位，形式主义现象暂时消失，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前述情况处于动态循环之中。 中介变量含主客体两维度。主体维度包括个体特征、心理感知，客体维度包括配合情况。个体特征和心理感知建构的主体因素作为其中一个重要中介变量影响着基层防疫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个體特征涉及能力、态度、人格特质、人际网络、习惯偏好、工作职位，不同个体特征会对行为这里指形式主义行为产生复杂的影响，比如人际网络导致基层工作者出于信任直接跳过了“熟脸”的体温测量环节，他们也可能拥有机械化工作的习惯以及不想做出改变的偏好。心理感知中，个体基于形势判断、风险预期、价值评价用形式代替内容，其中形势判断指个体对于疫情形势的理解，不止一位受访者表示会因为疫情的缓和和政策的放松而降低放松防疫力度，催生了形式主义行为，此外，高风险、低价值的工作中形式主义现象更加普遍。“压力-行为”的另一重要中介变量是客体因素，主要指配合情况，即基层主体在防疫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客体的阻力与冲突还是尊重与支持，包含客体的配合能力、配合意愿。关于配合能力，一居民区曾要求来访人员扫码登记信息，但由于来访人员配合能力不足，信息填写不完整、不精确等问题时常发生;关于配合意愿，客体对于基层防疫工作的不配合消极意愿如出于个人信息保护、时间宝贵等原因拒绝登记表格，两者都会造成基层工作者“无奈”的形式主义：捏造表格。
最终，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产生。
7.贡献与对策
本研究有利于加深对基层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现象的理解，对推动各级政府采取合理化策略遏制形式主义现象具有积极意义。从政府主体的角度看，为有效控制形式主义现象，各级政府部门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要重视完善信息沟通与获取方式，尤其要加强信息公开发布机制建设。总体而言，一是要进一步加强智能化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减轻基层工作者信息收集压力。二是要疏通应急管理信息上传下达渠道，保证防控政策及时下达，获取效果反馈。
其二，要平衡基层工作者的权责统一问题。基层疫情防控人员承担了相当大的公共责任，但目前未被赋予对等的公共权力，造成防疫措施执行困难，生成形式主义行为。未来，应高度重视解决“有责无权”的困境。
其三，要进一步优化检查手段。应采取暗访或突击检查的方式，待检查结束后再联系工作人员、告知改进措施和建议。同时，运用新型科技手段实施检查也有助于遏制形式主义现象。通过远程视频监控设施，不同层级的组织检查人员可线上调取、检查辖区内部的防疫工作情况，规避由于“明察”而带来的形式主义，增加了检查工作的时间与角度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1]汤法远.从里格斯模型解读转型期的中国公共行政[J].理论研究，2007（01）：42-44.
[2] 文宏.突发事件管理中地方政府规避责任行为分析及对策[J].政治学研究，2013（06）：52-60.
[3]陶鹏.迟滞、分化及泛化：避责政治与风险规制体制形塑[J].云南社会科学，2016（06）：89-94.
[4] 钱再见.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J].探索，2001（04）：63-65.
作者简介：何彦伟，（1999-11）男，汉，上海，本科，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仲颖（1999-09），女，汉族，江苏省海安市，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 上海 200062
关键词：疫情防控 形式主义 扎根理论
1.问题的提出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截至2020年11月15日，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我国现有确诊病例37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6346例。此次疫情防控中，党和政府采取了历史罕见的社区疫情防控政策，在减缓疫情蔓延、阻断病毒传播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给防疫工作带来了阻碍。新华社曾发文揭露道：一些基层干部每天要填报十几份表格，这些表格由不同部门下发，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格式、体例稍有差异;抗疫紧急关头，有些干部仍不忘晒工作照留痕;也有街道办工作人员反映为了应对上级各类检查忙得团团转……本应扎实开展的防疫工作，其过程中却反复出现形式主义现象，由此产生的研究问题有：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基本特征有哪些？影响因素是什么？应当采取哪些举措来遏制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
2.文献回顾
形式主义主要指一种只关注事物现象而不分析其本质、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工作行为。政治实践中，形式主义研究既涉及宏观党政机关干部日常工作、各级行政体制改革，也涉及扶贫领域等具体方面。其一般表现为官员对群众关心的问题、反映的情况及提出的诉求较少积极回应，反而“踢皮球”“打官腔”“推卸责任”，数不胜数的座谈会议、名目繁多的检查调研、各式各样的材料报表……我国建国以来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及其矫治从未止步。
学界有关形式主义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关注政策执行、官员避责以及政治实践等领域。形式主义现象的成因取决于诸多复杂因素，主要受组织因素、政策执行主体因素以及客体因素的影响。组织因素包括组织自身的工具理性及技术治理模式、上下级间的压力型体制等，纵向施压机制、横向竞优机制与规避风险机制等多重组织机制的缺陷都会导致形式主义的产生。在“高度分化的生态环境”下，组织的异质性和重叠性都会导致整个系统出现形式主义，基层政府权责分立的结构安排使官员在应对冲突事件或风险的过程中无法抵御内外部风险，最终采取避责措施规避风险，其中的部分避责措施是形式主義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主体因素主要被分解为主体的态度、综合素质、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官员所处风险环境与自身个体因素的交互关系以对官员避责行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阐释，组织行为学研究还发现形式主义与主体自身心理机制、行为判断、行为结构和行为结果有关，这一因素有利于理解官员个体在形式主义现象中的行为机制，但对行为机制的动态变化趋势以及官员随环境影响而进行的调适机制关怀不足。既有研究也论及客体因素，认为公民心理的相对剥夺与政治信任会对公共政策执行带来显著影响，但对客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是否会采取特定行动策略等问题，鲜有研究论及。
综上，现有研究仅对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形式主义现象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并且对形式主义现象的背后形成逻辑仅停留在针对具体形式主义现象的层面上，少有关注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脉络。
3.基层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的类型特征
基层疫情防控过程中，形式主义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阻碍。表现上来看，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
“加压式”。疫情防控中，部分基层执行者为完成上级任务，层层加码，不考虑基层实际防控条件而机械执行推进防控措施，违背疫情防控客观规律，引发群众负面反响。调研发现，一是通行码过度推广，通行码是各地普遍使用的人员流动信息检索系统，但“公安系统在疫情好转期才推行通行码扫码制度，群众使用的意愿非常低，同时上级领导部门又要求群众进出的时候一定要扫E通行码，这对于基层管理者来说工作难度很大”。二是强制扫码登记，一些地区在措施推行过程中并未考虑到人员由于文化程度、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可能产生的在扫码登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格信息填写不完整、不精确情况发生后工作人员又不得不跟进信息核实工作，繁重的工作催生了形式主义。
“避责式”形式主义指在执行防疫措施过程中抱有避责的工作态度，既不想违背上级下派任务被降绩效也不想得罪社区居民引发冲突，只做表面功夫而并没有将防疫措施落到实处。具体表现在：一是体温随机检测。在体温监测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个别人员反抗的现象，而部分体温检测者出于避责心态，会以没有强制量体温的相应权力为由放宽检测要求，“人人必测体温”的防疫要求在实际中执行变为“自愿随机测体温”。二是出入证沦为“废纸”。部分小区采用出入证制度对外来人员进行管控，一些小区居住时间较久的居民认为自己在这里居住时间久，而志愿者是新来的，对自己没有权威，因此可以不听从，志愿者为避免进一步冲突，放宽检查要求，最终出入证制度沦为形式主义。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还出现了“敷衍式”形式主义现象。一是敷衍数据记录工作，部分基层防疫人员所在小区返沪人员多，没有精力和能力把数据登记做到完全精确，最终只能敷衍填写防疫信息登记表;二是随疫情的缓和和防疫政策的放松而相应降低防疫力度，出现隔着手套量体温等现象;三是基层工作人员因上下级信息传递迟滞出现工作敷衍，举例在疫情好转期，新闻媒体已报道外卖、快递可进小区，但基层工作人员在媒体报道后的一两周之后才接收到上级指示明确可以放宽外卖、快递进小区，小区门口的站岗守点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原本的工作制度流于形式。
“人缘式”是指基层防疫工作人员出于人缘影响，即与部分居民较为熟悉而放松疫情防控措施的形式主义现象。这一现象出现在部分志愿者防疫主体中。因志愿者本身是居民，跟邻居熟悉，因此在测体温的时候有时候出现部分志愿者对熟人不测只测不认识的人。其背后是出于熟悉感和信任直接跳过了测量体温等环节。 “重复式”。调研发现，基层疫情防控中重复数据填报问题较为突出。数据重复填报是指在汇总信息时将相同数据以不同格式交给不同部门，占用基层大量工作精力与时间，妨碍其他工作任务的进程。相同的人员数据需要按照不同的格式整理给防控办、外口办、卫生部门等，产生很多无意义的工作。
4.研究方法与研究程序
为探讨基层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影响因素，本研究定位为启发性、探究性扎根研究，原因有：一是形式主义影响因素具有情境化的特点，虽学界针对“形式主义”这一变量在扶贫等相关领域已做出了深入的探讨，但疫情防控领域中的形式主义研究几近空白;二是疫情下实地调研受限，一线受访者规模小，在此情形下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有优势。研究严格按照扎根流程（参见图1-1），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收集一手资料并分析归总、建构框架。
首先，采取个体深度访谈与查阅汇总材料、新闻报道等方式获得原始数据。研究将受访对象定位为基层抗疫一线工作人员，他们对疫情形势把握得当，对疫情防控工作熟悉程度高。为使调查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受访对象遍布P市各区，涉及居（村）委会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下沉干部以及志愿者。各群体访谈分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对P市各区部分居（村）委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度访谈（总计9人，每次约2小时），内容是了解基层疫情防控工作从部署到开展的情况、遇到的形式主义现象及其应对方式。二是对物业工作人员、业委会工作人员进行了个人深度访谈（总计9人，每次约1小时）。三是在居委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对防疫志愿者进行个人深度访谈（总计6人，每次约1小时）。
其次，数据整理与分析。扎根理论要求边整理数据边分析数据。研究将21位访谈对象原话整理后形成9万字原始数据，并随即选取其中2/3内容进行分析，另外1/3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随后，依据资料制作备忘录，并将资料导入支持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的软件Nvivo.11进行开放性、主轴和选择性三级编码。
最后，根据三次编码形成的初始概念、范畴及核心范畴，分析范畴间关系形成故事线，构建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始终坚持理论抽样的原则，即访谈在访谈对象不再说出更多有效信息时结束，此时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
5.范畴提炼与模型建构
5.1开放性编码
研究将9万字的受访者原话进行开放性编码，得到原始语句389条，初始概念59个，继而剔除相互矛盾的、重复频次少于2的初始概念后得到范畴20个（参见表2-1）。
5.2主轴编码
扎根理論主轴编码是以逻辑关系分析为基础、研究问题为核心，将开放性编码产生的范畴建立起联系、抽象出更高层次主范畴的过程。本文最终在20个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聚类形成了7个主范畴和4个维度（参见表2-2）。
5.3选择性编码
通过检视59个概念、20个范畴尤其是7个主范畴后，研究凝练出位于所有范畴中心位、发挥统领作用并明显区别于又稳定联系于其他范畴的核心范畴“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影响因素”。核心范畴“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影响因素”的故事线为：在关联科层结构的系统性压力和关联环境态势的非系统性压力调节下，主客体维度中介变量影响下，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产生。一方面，形式主义行为的产生受到组织内外压力的调节，其中，系统性压力指由科层结构自上而下或横向传导的压力类型，可在科层体系内部快速转移、分散，组织中的个体被动接受，而科层结构正是系统内厘清形式主义行为底层逻辑的起点，其内涵中的权责设置、协调水平、监督能力会影响并催生形式主义行为;非系统性压力指个体自身从环境中主动感知的压力类型，对环境态势这里指疫情态势的感知会影响并催生形式主义行为。将系统性与非系统性压力引入影响因素模型，更能触及驱动形式主义行为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分析中介效应则从主客体两维度切入，主体维度包括个体特征、心理感知，客体维度包括配合情况。主体依托科层结构接受到形式主义行为信号后，在执行过程中基于其个体特征、心理感知做出形式主义行为并在与客体互动的过程中，依据客体的配合情况对形式主义行为进行调适。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其“压力-个体-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如图所示（参见图3-1）。
5.4理论饱和度检验
扎根理论理论饱和是指对先前留有或新收集的数据进行新一轮编码后没有出现新的概念和范畴，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后终止编码，此时构建出的框架模型较有说服力。在理论饱和度检验方面，本文将先前预留的1/3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最终若能达成理论饱和度检验则编码结束，若未能达成理论饱和度检验，将再一次选择样本继续编码。经分析，新资料编码后的相关要点已被之前的资料所覆盖，结果符合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压力-个体-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因而理论饱和、编码终止。
6.模型阐释
研究基于对访谈样本的质性分析，形成了基层防疫中形式主义“压力-个体-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各范畴间如何关联，分别对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阐释。
压力是理解基层疫情中形式主义行为产生路径的逻辑起点。依据压力的类型，初始阶段路径设置有二：一是组织中的个体被动接受归属于科层结构自上而下或横向传导压力类型的系统性压力，科层结构中的权责设置、协调水平、监督能力对基层抗疫中的形式主义产生影响。协调水平方面，管理体制中部门间的不畅协调会导致基层信息不对称、工作重复与工作滞后，工作人员难以有效完成工作从而沦为在形式上花功夫而缺乏对实际工作内容理解的形式主义;权责设置方面，基层管理者责任重大但授权不足，矛盾之下“形式上过得去”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监督方面，上级对基层政府的抗疫检查多为暗访或常驻小组，目的在于检查是否按照要求合规工作，帮助工作改进，对基层的形式主义有削弱或抑制作用。二是组织中的个体从环境中主动感知到非系统性压力，环境态势即疫情态势同样作为一大重要背景影响因素影响着基层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现象的产生。在病例清零一段时间后，人们会精神松懈从而放任形式主义行为，而一旦出现疑似病例则人们的警惕意识会迅速重新归位，形式主义现象暂时消失，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前述情况处于动态循环之中。 中介变量含主客体两维度。主体维度包括个体特征、心理感知，客体维度包括配合情况。个体特征和心理感知建构的主体因素作为其中一个重要中介变量影响着基层防疫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个體特征涉及能力、态度、人格特质、人际网络、习惯偏好、工作职位，不同个体特征会对行为这里指形式主义行为产生复杂的影响，比如人际网络导致基层工作者出于信任直接跳过了“熟脸”的体温测量环节，他们也可能拥有机械化工作的习惯以及不想做出改变的偏好。心理感知中，个体基于形势判断、风险预期、价值评价用形式代替内容，其中形势判断指个体对于疫情形势的理解，不止一位受访者表示会因为疫情的缓和和政策的放松而降低放松防疫力度，催生了形式主义行为，此外，高风险、低价值的工作中形式主义现象更加普遍。“压力-行为”的另一重要中介变量是客体因素，主要指配合情况，即基层主体在防疫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客体的阻力与冲突还是尊重与支持，包含客体的配合能力、配合意愿。关于配合能力，一居民区曾要求来访人员扫码登记信息，但由于来访人员配合能力不足，信息填写不完整、不精确等问题时常发生;关于配合意愿，客体对于基层防疫工作的不配合消极意愿如出于个人信息保护、时间宝贵等原因拒绝登记表格，两者都会造成基层工作者“无奈”的形式主义：捏造表格。
最终，基层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产生。
7.贡献与对策
本研究有利于加深对基层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现象的理解，对推动各级政府采取合理化策略遏制形式主义现象具有积极意义。从政府主体的角度看，为有效控制形式主义现象，各级政府部门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要重视完善信息沟通与获取方式，尤其要加强信息公开发布机制建设。总体而言，一是要进一步加强智能化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减轻基层工作者信息收集压力。二是要疏通应急管理信息上传下达渠道，保证防控政策及时下达，获取效果反馈。
其二，要平衡基层工作者的权责统一问题。基层疫情防控人员承担了相当大的公共责任，但目前未被赋予对等的公共权力，造成防疫措施执行困难，生成形式主义行为。未来，应高度重视解决“有责无权”的困境。
其三，要进一步优化检查手段。应采取暗访或突击检查的方式，待检查结束后再联系工作人员、告知改进措施和建议。同时，运用新型科技手段实施检查也有助于遏制形式主义现象。通过远程视频监控设施，不同层级的组织检查人员可线上调取、检查辖区内部的防疫工作情况，规避由于“明察”而带来的形式主义，增加了检查工作的时间与角度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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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彦伟，（1999-11）男，汉，上海，本科，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仲颖（1999-09），女，汉族，江苏省海安市，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 上海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