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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政权诞生初期遭遇大饥荒】
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之后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以及政权诞生初期苏俄领导人对于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在农民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失误，还有自然灾害等因素合力作用，造成了1921到1922年的苏俄大饥荒。这次大饥荒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大饥荒，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南乌拉尔地区、哈萨克北部地区、西西伯利亚以及南乌克兰等地区，都受到了饥荒的侵袭。苏联历史学家安·弗·安东诺夫-奥费申柯在所写的《斯大林及其时代》一书中，对这次大饥荒的规模作了这样的描述：“受害的有17个省份，有2000万农民濒临死亡的边缘。”俄罗斯歷史学博士季马·费奥多罗维奇指出，此次饥荒“因为饥饿、伤寒以及流行性感冒等疾病共计死去了500多万人”。
苏俄政府成立了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由加里宁出任委员会主席，各省也相应成立了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地方机构。后来披露的资料证实，当时苏俄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援助饥荒地区和广大饥民，从国家的储备粮中动用了1200万普特的种子和3000多万普特的粮食（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笔者注）运往饥荒地区。与此同时，苏俄政府还通过德高望重的高尔基等人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吁请国际社会向备受困苦煎熬的苏俄饥民伸出援助之手。
【美国最早回应援助】
美国是最早对高尔基的呼吁作出回应的国家之一。1921年7月26日，时任美国救济署署长的胡佛给高尔基回复了一份电报，胡佛在这封电报中声称：美国救济署可以向苏俄饥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建议由美方救助100万名苏俄儿童，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苏俄政府必须释放被关押在苏俄监狱中的美国人。同一天，美国方面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世界播发了电报内容。
在接到美方发出的这一信息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立刻召集会议，研究电报中所提出的先决条件。鉴于大饥荒的严重状况，苏俄领导人非常清楚美方的援助对于国家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和宝贵，但与此同时，又对胡佛提出的条件颇为担忧，担心美国人会借机干涉苏俄内政。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等人纷纷发表看法，会商的结果是接受援助100万苏俄儿童饥民的建议，同时尽可能通过双方谈判的方式，改变美方提出的有关释放监狱中美国人这一条件。
俄共中央政治局为了确保能够获得美方援助，决定尽最大可能避免与美方谈判破裂。1921年8月6日，俄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众委员再次召开会议，形成决议：除了政治条件以及其它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之外，俄方要准备通过各种让步达到目的，另外特别强调指出：未经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不得改变谈判进程。会议一结束，该决议就立刻传达给了即将参与谈判的全权代表。
1921年8月10日至20日，美苏双方代表就援助事宜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了谈判，苏方代表是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马·马·李维诺夫，美方代表是时任美国救济署驻欧洲地区负责人沃尔特·布朗。谈判第一天，布朗坚持认为，苏俄政府应履行美方提出的条件，他同时向对方出示了一份76名的美国公民名单，李维诺夫答复：只要美国人向苏俄政府提出请求，我们是不会拒绝给他们办理签证的，有关这一点，苏俄政府可以在报纸上发布一个通告。布朗对这一回答表示满意。
8月11日，李维诺夫在致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密码电报中汇报了谈判情况。在电报结尾处，他请求契切林：“请让明天的信使给我带来……全俄肃反委员会释放各省监狱中的美国人的命令副本”以及“关于所有美国人可以自由离境的声明的复印件”。
8月20日，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双方就援助的具体事宜达成了27条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救济署有权派遣必要的工作人员到苏俄境内实施援助工作，而苏方必须保证这些工作人员有行动自由和来往自由，享有豁免权，并且这些工作人员有权在苏俄境内各饥荒地区招聘工作人员，苏俄政府不得干涉美方工作人员的救援工作。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苏俄境内的住宅、伙食以及文件印刷等开销，原则上主要由苏俄方面承担；不过，苏俄政府可以派遣中央以及各地区的代表参与美方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协议规定：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蘇俄境内的活动，必须严格限定在对饥荒地区和饥民们的救济范围之内，不得从事救济工作之外的政治或商业活动；双方应当加强协调和磋商。
【援助带有自身目的】
美方在对苏俄饥民赈济对象问题上是有所考虑和选择的。比如，美国人常常带有倾向性地对苏俄的知识分子给予特殊关照，这种关照带有明确的动机。1923年2月，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应当给苏俄各地二级中学的教师们保障提供食物包裹。
这里所说的食物包裹，是指根据1921年10月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美方在美国境内购买食物直接邮寄给苏俄饥民本人的一种赈济方式，这是在救济初期普遍使用的一种方式，具有快捷、便利、目标准确等特点，一度颇有成效。后来，美方越来越有选择性地向苏俄知识分子等群体使用这种方式，1923年2月12日，负责跟美国救济工作组打交道的苏俄全权代表卡·兰德尔，对这种做法提出疑虑：“毫无疑问，美国救济署这一建议的目的在于驯服和收买水平比较高的城市知识分子……不过，不必对此过分担心，应当努力使这种救济对我们的益处最大化，而使其危害最小化。”
美国人在整个赈济过程中始终不忘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根据对其有利的原则购买和分发粮食和食品，而不受苏方的干涉。1921年12月19日，布朗向苏俄政府外贸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转告了胡佛的一个建议：美国政府同意出资为苏俄饥民购买粮食和种子，但苏俄政府也必须从1922年1月1日起的3个月内，通过美国救济署为苏俄饥荒地区和饥民们购买价值为1000万美元的粮食和种子。可问题在于，苏维埃政府无从对这一过程实施监督，正如克拉辛认为的那样：“苏维埃政府将不对采购进行任何的实际监督，因为迄今为止把我国的代表派到美国去是不被允许的。”而当时美国农业大丰收，使得美国国内粮价被压得很低，正因如此，有苏俄政府驻美国赈济小组的代表表示担忧：“将……1000万美元这样的巨额黄金交由美国救济署支配，是极其冒险的。” 此外，在双方实际合作的过程中，一些美方工作人员不顾当时苏俄政府的承受能力，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提出了很多不合适的要求。比如，在克里木，当地不少鞑靼居民就对美国人表示不满。苏方认为，尽管目前美国救济署运抵饥荒地区的粮食在数量上位居第一，但苏俄方面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要比向其它慈善组织付出的代价高得多，“美国救济署的代表们也不考虑这些开销我们是否有能力承担，相反在诸如住宅、车厢等生活條件方面提出了各种我们难以满足的要求，也不体恤各地在安排伙食方面的困难以及我国的气候条件”，以至于苏联人不禁怀疑：与向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提供的物质条件、服务以及所支付的资金相比，“胡佛先生的美国救济署运抵苏俄的粮食还能剩下多大的好处”？
【从事间谍活动，招募情报人员】
仅仅在1921年9月10日至25日半个月的时间里，当时的苏俄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通过渗透、卧底等方式，查实了一些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当时抵苏的48名工作人员中大多数是军人，其中军衔最高的是哈斯科尔上校，并且不少人以前曾在俄国生活过，一些人曾公开表示仇视苏维埃政权。这48人中有两人是地道的美国间谍：一个是来回于里加与莫斯科之间的信使芬克，另一个是以律师身份出现的克留美尔。
美方还在苏俄境内各地招募自己的情报人员，根据1922年7月10日胡佛呈交给时任美国总统哈定的报告看，截至1922年7月，美国救济署在苏俄境内各饥荒地区总共招募了大约8000名工作人员，这些人帮助他们管理开设的食堂和物资发放站。截至1923年2月，美国救济署再次招募了1万多名当地人协助工作，而美国间谍则乘机在这些被招募的人员中发展情报人员。
1923年6月中旬，当美国救济署结束赈济活动返美后，苏俄反间谍机关通过缜密的侦查，在1924年1月1日至11月1日10个月的时间里，总共逮捕了926名外国人，其中驱逐出境463人，判处有罪353人，释放110人；此外，还逮捕了449名曾经替美国情报机关效力的苏俄公民，其中驱逐出境243人，判处有罪155人，释放51人。
此外，一些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員还利用苏俄陷入饥荒，偷偷将一些珍宝、名画走私到美国谋取私利，严重地损害了苏俄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人道主义援助者的形象。2002年，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帕捷诺杰完成了一部专著《1921年同苏俄饥荒作斗争的美国救济署》，通过当年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的日记、信件以及回忆录等，证实了他们的某些不体面行径：当年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军人，其中一些人是带着猎奇的心理踏上苏俄国土的，这些军人们之间时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一些人则搞起了投机买卖，还有一些人对待苏俄饥民的态度非常傲慢，且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帕捷诺杰认为：“对于美国救济署领导人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是布尔什维克意欲操控人道主义援助的企图，而是与饥荒做斗争的美国斗士们自己。”
【美国救援人员撤离苏俄】
1922年秋天，苏俄的饥荒严重程度开始缓解，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的数量也逐渐减少，至1923年2月，总人数从16000名减少到2000名。
1923年4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向局里提出建议：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美方表示书面感谢，同时赠送赈济分部负责人哈斯科尔上校及其两名助手一些具有俄国文化特点的艺术品作纪念，在6月15日前举行宴会欢送美国救济署人员回国。
1923年6月1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等人举行会议，作出决议：责成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与美方代表签订关于撤销救济活动的协议，苏联政府承诺不在苏联领土上向美国救济署提出任何要求。至此，美国救济署结束了历时将近两年的对苏俄饥民的赈济活动。
（作者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之后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以及政权诞生初期苏俄领导人对于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在农民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失误，还有自然灾害等因素合力作用，造成了1921到1922年的苏俄大饥荒。这次大饥荒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大饥荒，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南乌拉尔地区、哈萨克北部地区、西西伯利亚以及南乌克兰等地区，都受到了饥荒的侵袭。苏联历史学家安·弗·安东诺夫-奥费申柯在所写的《斯大林及其时代》一书中，对这次大饥荒的规模作了这样的描述：“受害的有17个省份，有2000万农民濒临死亡的边缘。”俄罗斯歷史学博士季马·费奥多罗维奇指出，此次饥荒“因为饥饿、伤寒以及流行性感冒等疾病共计死去了500多万人”。
苏俄政府成立了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由加里宁出任委员会主席，各省也相应成立了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地方机构。后来披露的资料证实，当时苏俄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援助饥荒地区和广大饥民，从国家的储备粮中动用了1200万普特的种子和3000多万普特的粮食（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笔者注）运往饥荒地区。与此同时，苏俄政府还通过德高望重的高尔基等人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吁请国际社会向备受困苦煎熬的苏俄饥民伸出援助之手。
【美国最早回应援助】
美国是最早对高尔基的呼吁作出回应的国家之一。1921年7月26日，时任美国救济署署长的胡佛给高尔基回复了一份电报，胡佛在这封电报中声称：美国救济署可以向苏俄饥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建议由美方救助100万名苏俄儿童，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苏俄政府必须释放被关押在苏俄监狱中的美国人。同一天，美国方面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世界播发了电报内容。
在接到美方发出的这一信息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立刻召集会议，研究电报中所提出的先决条件。鉴于大饥荒的严重状况，苏俄领导人非常清楚美方的援助对于国家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和宝贵，但与此同时，又对胡佛提出的条件颇为担忧，担心美国人会借机干涉苏俄内政。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等人纷纷发表看法，会商的结果是接受援助100万苏俄儿童饥民的建议，同时尽可能通过双方谈判的方式，改变美方提出的有关释放监狱中美国人这一条件。
俄共中央政治局为了确保能够获得美方援助，决定尽最大可能避免与美方谈判破裂。1921年8月6日，俄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众委员再次召开会议，形成决议：除了政治条件以及其它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之外，俄方要准备通过各种让步达到目的，另外特别强调指出：未经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不得改变谈判进程。会议一结束，该决议就立刻传达给了即将参与谈判的全权代表。
1921年8月10日至20日，美苏双方代表就援助事宜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了谈判，苏方代表是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马·马·李维诺夫，美方代表是时任美国救济署驻欧洲地区负责人沃尔特·布朗。谈判第一天，布朗坚持认为，苏俄政府应履行美方提出的条件，他同时向对方出示了一份76名的美国公民名单，李维诺夫答复：只要美国人向苏俄政府提出请求，我们是不会拒绝给他们办理签证的，有关这一点，苏俄政府可以在报纸上发布一个通告。布朗对这一回答表示满意。
8月11日，李维诺夫在致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密码电报中汇报了谈判情况。在电报结尾处，他请求契切林：“请让明天的信使给我带来……全俄肃反委员会释放各省监狱中的美国人的命令副本”以及“关于所有美国人可以自由离境的声明的复印件”。
8月20日，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双方就援助的具体事宜达成了27条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救济署有权派遣必要的工作人员到苏俄境内实施援助工作，而苏方必须保证这些工作人员有行动自由和来往自由，享有豁免权，并且这些工作人员有权在苏俄境内各饥荒地区招聘工作人员，苏俄政府不得干涉美方工作人员的救援工作。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苏俄境内的住宅、伙食以及文件印刷等开销，原则上主要由苏俄方面承担；不过，苏俄政府可以派遣中央以及各地区的代表参与美方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协议规定：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蘇俄境内的活动，必须严格限定在对饥荒地区和饥民们的救济范围之内，不得从事救济工作之外的政治或商业活动；双方应当加强协调和磋商。
【援助带有自身目的】
美方在对苏俄饥民赈济对象问题上是有所考虑和选择的。比如，美国人常常带有倾向性地对苏俄的知识分子给予特殊关照，这种关照带有明确的动机。1923年2月，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应当给苏俄各地二级中学的教师们保障提供食物包裹。
这里所说的食物包裹，是指根据1921年10月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美方在美国境内购买食物直接邮寄给苏俄饥民本人的一种赈济方式，这是在救济初期普遍使用的一种方式，具有快捷、便利、目标准确等特点，一度颇有成效。后来，美方越来越有选择性地向苏俄知识分子等群体使用这种方式，1923年2月12日，负责跟美国救济工作组打交道的苏俄全权代表卡·兰德尔，对这种做法提出疑虑：“毫无疑问，美国救济署这一建议的目的在于驯服和收买水平比较高的城市知识分子……不过，不必对此过分担心，应当努力使这种救济对我们的益处最大化，而使其危害最小化。”
美国人在整个赈济过程中始终不忘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根据对其有利的原则购买和分发粮食和食品，而不受苏方的干涉。1921年12月19日，布朗向苏俄政府外贸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转告了胡佛的一个建议：美国政府同意出资为苏俄饥民购买粮食和种子，但苏俄政府也必须从1922年1月1日起的3个月内，通过美国救济署为苏俄饥荒地区和饥民们购买价值为1000万美元的粮食和种子。可问题在于，苏维埃政府无从对这一过程实施监督，正如克拉辛认为的那样：“苏维埃政府将不对采购进行任何的实际监督，因为迄今为止把我国的代表派到美国去是不被允许的。”而当时美国农业大丰收，使得美国国内粮价被压得很低，正因如此，有苏俄政府驻美国赈济小组的代表表示担忧：“将……1000万美元这样的巨额黄金交由美国救济署支配，是极其冒险的。” 此外，在双方实际合作的过程中，一些美方工作人员不顾当时苏俄政府的承受能力，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提出了很多不合适的要求。比如，在克里木，当地不少鞑靼居民就对美国人表示不满。苏方认为，尽管目前美国救济署运抵饥荒地区的粮食在数量上位居第一，但苏俄方面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要比向其它慈善组织付出的代价高得多，“美国救济署的代表们也不考虑这些开销我们是否有能力承担，相反在诸如住宅、车厢等生活條件方面提出了各种我们难以满足的要求，也不体恤各地在安排伙食方面的困难以及我国的气候条件”，以至于苏联人不禁怀疑：与向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提供的物质条件、服务以及所支付的资金相比，“胡佛先生的美国救济署运抵苏俄的粮食还能剩下多大的好处”？
【从事间谍活动，招募情报人员】
仅仅在1921年9月10日至25日半个月的时间里，当时的苏俄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通过渗透、卧底等方式，查实了一些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当时抵苏的48名工作人员中大多数是军人，其中军衔最高的是哈斯科尔上校，并且不少人以前曾在俄国生活过，一些人曾公开表示仇视苏维埃政权。这48人中有两人是地道的美国间谍：一个是来回于里加与莫斯科之间的信使芬克，另一个是以律师身份出现的克留美尔。
美方还在苏俄境内各地招募自己的情报人员，根据1922年7月10日胡佛呈交给时任美国总统哈定的报告看，截至1922年7月，美国救济署在苏俄境内各饥荒地区总共招募了大约8000名工作人员，这些人帮助他们管理开设的食堂和物资发放站。截至1923年2月，美国救济署再次招募了1万多名当地人协助工作，而美国间谍则乘机在这些被招募的人员中发展情报人员。
1923年6月中旬，当美国救济署结束赈济活动返美后，苏俄反间谍机关通过缜密的侦查，在1924年1月1日至11月1日10个月的时间里，总共逮捕了926名外国人，其中驱逐出境463人，判处有罪353人，释放110人；此外，还逮捕了449名曾经替美国情报机关效力的苏俄公民，其中驱逐出境243人，判处有罪155人，释放51人。
此外，一些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員还利用苏俄陷入饥荒，偷偷将一些珍宝、名画走私到美国谋取私利，严重地损害了苏俄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人道主义援助者的形象。2002年，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帕捷诺杰完成了一部专著《1921年同苏俄饥荒作斗争的美国救济署》，通过当年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的日记、信件以及回忆录等，证实了他们的某些不体面行径：当年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军人，其中一些人是带着猎奇的心理踏上苏俄国土的，这些军人们之间时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一些人则搞起了投机买卖，还有一些人对待苏俄饥民的态度非常傲慢，且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帕捷诺杰认为：“对于美国救济署领导人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是布尔什维克意欲操控人道主义援助的企图，而是与饥荒做斗争的美国斗士们自己。”
【美国救援人员撤离苏俄】
1922年秋天，苏俄的饥荒严重程度开始缓解，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的数量也逐渐减少，至1923年2月，总人数从16000名减少到2000名。
1923年4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向局里提出建议：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美方表示书面感谢，同时赠送赈济分部负责人哈斯科尔上校及其两名助手一些具有俄国文化特点的艺术品作纪念，在6月15日前举行宴会欢送美国救济署人员回国。
1923年6月1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等人举行会议，作出决议：责成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与美方代表签订关于撤销救济活动的协议，苏联政府承诺不在苏联领土上向美国救济署提出任何要求。至此，美国救济署结束了历时将近两年的对苏俄饥民的赈济活动。
（作者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