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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财富初有体验，基本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事，彼时流通领域囤积居奇、脑体倒挂蔚然成风、大锅饭铁饭碗吃得固若金汤。而随着急速进入经济社会的转型，寻常百姓在不同年代，对于财富、对于脸面，都有着十分有趣的生活图景和符号。
20世紀80年代
80年代在民间先富起来的多半是流南窜北的“倒儿爷”，彼时人们对“炫富”的表现，更多停留在海外亲属、万宝路、锰钢自行车、“三洋”砖头录音机以及“麦克镜”这些生活资料上。一台“上海”牌或者“标准”牌的缝纫机在当时约100元，还必须凭票限量供应，属于绝对的珍稀物种。这些东西在当时不仅是家底殷实的体现，直接和小康标准挂钩，更是“特殊关系”的象征。如果现在谁家还有一块80年代的英格表，赶紧收着，目前市价2千到6千块不等，没准过几年就会更值钱。还有国产的上海全钢手表，要121元，戴上这么一款手表，绝对要比现在年轻人拿个iphone4和ipaid2拉风多了。
彼时刚毕业的年轻人，都梦想着上班后能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当时150到200元不等，必须有自行车券才能换到。漆色纯正均匀，装配紧密对称，车把接头正中有永久钢印标记。许多小伙几乎每天都要擦洗一次，下雨、下雪天舍不得骑。在那个年代能拥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种满足感跟现在开一辆奔驰S系大轿车带来的威望差不多。
20世紀90年代
进入90年代，人们已逐渐适应商品浪潮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而炫富的方式也悄然从街头巷尾走入家庭内部。当时流行一个词叫“露富”，用来时刻提醒自己做人要低调，许多人已经开始学会掩藏自己的收入情况，相互之间也心照不宣地打太极。
在当时的家庭里，有个东芝12英寸黑白电视、白云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已经比较普遍，但“21英寸大彩电”还依然不多见，价格卖到二三千，最贵甚至高达万元。随着录像带的普及，年轻人对视觉享受的需求也逐步提高，没过几年，23英寸彩电已经是许多新婚之家的标准电器了。
那时一台汉显BP机最高能卖到八千元，是许多事业小有成就的年轻人傍身的工具，而形似砖块的“大哥大”，更成为在工作伙伴间证明自己实力的得力道具。90年代的年轻人，真正能拉出家门在朋友间炫耀的，无疑就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了，10万块钱买辆天津大发的夏利，不仅是自己财力的象征，也是不少小康青年挣到第一桶金后最大的心愿。
21世紀
时间转回到今天，用来炫富的财物早已不是当年的生活用品，它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品位的含义。汽车依旧是有钱人炫富的首选，许多老板在买奔驰车时，会特别要求车头三叉星一定要是大标。而他们的“富二代”子女们，对跑车的热衷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类似SCC这种拥有接近300辆超跑的俱乐部里，保时捷911以上车型才有入会资格，法拉利、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只是标准配置，最贵的帕加尼zonda R是一款赛道版跑车，在国内加上税金后售价在4000万以上。
而真正用作炫富的奢侈品，则早已脱离寻常百姓的经济承受范围。诸如Louis Vuitton、Gucci、Versace等等这些令人炫目的品牌，香水、墨镜、皮具、雪茄、金表……是只有懂得欣赏它们的人才会争相购买限量版和紀念版，以标榜出自己独特的品味。高端私人会所无疑也是富人阶层寻觅知音和开拓社交网络的场所，因而这里也是成功人士交换生活方式的栖息地。
炫耀的代价
陈光标应该感谢郭美美。
你还记得，在郭美美横空出世之前，谁是中国公众和媒体的靶子吗？标哥啊。在春夏之交那段不平静的日子里，高调做慈善的陈光标，差一点被大家的口水淹死。
一夜间，标哥的贵人出现了。那就是郭美美。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们迅速、果断、决绝地把标哥抛到了脑后，开始去追逐绞杀一个炫富的郭美美，一个作为萝卜带出了很多泥的郭美美，一个之前身世不明而之后有条件进军娱乐圈的郭美美。
炫慈善的陈光标，就这么意外地得救了。随着炫富的郭美美在舆论场上崛起，随着一个又一个慈善组织的金字招牌开始晃动，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回过味儿来了：原来，陈光标式的慈善，是多么简单、干净、痛快、有力。这老兄把真金白银直接拍在受助者面前，虽然有点简单粗暴，但没有人从中赚管理费，没有人用这钱来拐弯抹角地整其他名堂。
陈光标用越过慈善组织的做法，开除了慈善组织，他把自己直接变成了慈善组织。这是他的权利，也是中国慈善组织的悲哀。
其实，在当代中国人的炫富排行榜上，郭美美是个绝对的后来者、小字辈，但能一夜间享有举世之名的，为何偏偏是她？
关键点有二：其一，她炫富的方式是炫慈善，这在炫富俱乐部里是最时髦的；其二，她把微博作为炫富的起点，而这，恰恰赶上了微博正要炫其影响力，二者一拍即合，郭美美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为了时代潮头的“倒霉催的”。
在微博上，所有的“炫”都有在10分钟内被拍死的可能。如果郭美美仅仅是炫耀一两辆豪车，也就算了。但不知深浅的她，试图炫自己跟慈善的关系。这就惹大麻烦了。
时至今日，“郭美美是谁”这个被新闻界集体攻坚却仍未被彻底攻克的难题，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当拔起萝卜带出的泥有足够骇人时，萝卜便已遁形。事实是：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青基会，宋基会……这些中国慈善界的王牌，排着队，一个个遭遇滑铁卢。把它们送往滑铁卢似乎并不难，因为它们每一家都有某些行为经不起怀疑，经不住推敲。
这就是炫耀的代价。
这次慈善组织的集体踉跄，有个共同特点：它们多为慈善界的老品牌。正因为这些慈善组织历史悠久，所以其自我约束和接受旁人监督的习性，仍是N多年前起步时所建立。在20多年前通过的《红十字会法》里，你几乎找不到要求红十字会向公众公开自己行为信息的内容。这个皮球或许可以踢给立法者。但这并不能推脱慈善组织的现实责任。
炫富的郭美美其实只是红十字品牌身边一个最初级的盗用者。那些直接挪用善款的人固然可憎，但其实也只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盗用行为。行为高级者不需要挪用真金白银，而只 需要挪用品牌和关系。他们往往从慈善之树上掠得貌不惊人的短短一枝，栽种到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里，施以最粗暴有效的化肥，长成充满玄机的致富小树林。
所以，最难被媒体搞清楚的，就是这些附着在慈善品牌下的寄生者。他们在太多的商业行为中，事实上是在用炫耀自己与慈善品牌的关系，来换取利益。这种炫耀和换取，甚至很难在具体的账面上得到反映，但却真实、广泛地存在着，构成对“慈善”最深重的侵害。
侵蚀这棵大树的，还有某些富裕者将公共慈善变异成“密室慈善”的大胆探索。他们不是郭美美那样准备嫁个富二代的有志青年，而是叼着金勺子呱呱坠地的富二代本尊。他们把慈善真的当成了自家后院里的游戏，爸爸拍出钱来，让女儿去实现“仁二代”梦想。这固然有积极意义，但如果做成缺少公众监督的自家游戏，同样有辱慈善之名，有悖慈善管理的基本原则。
在这样的局面下，陈光标，鲁莽地闯了进来。旁人，或者说是闲人，议论的只是他过于高调的行为会否让受助者遭受羞辱。殊不知，绝大多数刚刚从这位莽汉手中接过钞票的普通人，根本就乐于配合标哥做摆各种POSE。而那些慈善树下的寄生者，则最厌烦陈光标式的行为。他的炫耀，很可能无意中毁掉了更多阴影下的炫耀。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所看到的局面。与其说这是中国慈善界的一次集体糗事，不如说，这是中国慈善界迎来大变革的一次契机。变革的结果，当然不是有善心者都变成了陈光标，而是那些逐次暴露了积弊的慈善组织们，从善如流，按照现代慈善行为的治理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我们目力所及之处，至少应有这样三个具体的目标能够达成：
一切透明。捐助的细节，受助的细节，慈善组织提留管理费及其使用的细节，细到每一分钱，都应摆到公众面前。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麻烦。但慈善事业本身就是一种自找麻烦的事业，做这个事业的人和组织，在此问题上，必须不怕麻烦。否则，就有大麻烦。
杜绝靠慈善致富。富而慈善，这是寻常路径。慈善而富，如果是心灵的富足，如果是规范的慈善行为换来适度的品牌回报，这是正常收益。但靠寄居、窃取、践踏慈善而追求致富，则是对慈善事业的最大破坏。遏制这个东西，不能靠道德宣讲，而要靠制度鉴别与钳制。
大众参与慈善。如果只有富到把宝马车当自行车骑的人群来参与慈善，那将是华贵而畸形的慈善。普通公众以一元、一物、一己之力而构建的慈善，才是最符合国际规律的现代慈善，才是最经得起推敲的大众慈善，才是最结实有力的慈善。慈善不能小众化、精英化，不能成为富人的游戏，而应是普通人有尊严、最便捷的习惯。
这三个目标—一切透明，杜绝靠慈善致富，大众参与慈善，共同构成了现代慈善的最本质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感谢郭美美的。这个小女子在炫富场上的一次惊艳演出，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慈善界的自醒。
对于沉疴已久、前景无限的慈善大业，自醒一次是不够的。而郭美美这样的，来一个，就够了。
20世紀80年代
80年代在民间先富起来的多半是流南窜北的“倒儿爷”，彼时人们对“炫富”的表现，更多停留在海外亲属、万宝路、锰钢自行车、“三洋”砖头录音机以及“麦克镜”这些生活资料上。一台“上海”牌或者“标准”牌的缝纫机在当时约100元，还必须凭票限量供应，属于绝对的珍稀物种。这些东西在当时不仅是家底殷实的体现，直接和小康标准挂钩，更是“特殊关系”的象征。如果现在谁家还有一块80年代的英格表，赶紧收着，目前市价2千到6千块不等，没准过几年就会更值钱。还有国产的上海全钢手表，要121元，戴上这么一款手表，绝对要比现在年轻人拿个iphone4和ipaid2拉风多了。
彼时刚毕业的年轻人，都梦想着上班后能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当时150到200元不等，必须有自行车券才能换到。漆色纯正均匀，装配紧密对称，车把接头正中有永久钢印标记。许多小伙几乎每天都要擦洗一次，下雨、下雪天舍不得骑。在那个年代能拥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种满足感跟现在开一辆奔驰S系大轿车带来的威望差不多。
20世紀90年代
进入90年代，人们已逐渐适应商品浪潮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而炫富的方式也悄然从街头巷尾走入家庭内部。当时流行一个词叫“露富”，用来时刻提醒自己做人要低调，许多人已经开始学会掩藏自己的收入情况，相互之间也心照不宣地打太极。
在当时的家庭里，有个东芝12英寸黑白电视、白云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已经比较普遍，但“21英寸大彩电”还依然不多见，价格卖到二三千，最贵甚至高达万元。随着录像带的普及，年轻人对视觉享受的需求也逐步提高，没过几年，23英寸彩电已经是许多新婚之家的标准电器了。
那时一台汉显BP机最高能卖到八千元，是许多事业小有成就的年轻人傍身的工具，而形似砖块的“大哥大”，更成为在工作伙伴间证明自己实力的得力道具。90年代的年轻人，真正能拉出家门在朋友间炫耀的，无疑就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了，10万块钱买辆天津大发的夏利，不仅是自己财力的象征，也是不少小康青年挣到第一桶金后最大的心愿。
21世紀
时间转回到今天，用来炫富的财物早已不是当年的生活用品，它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品位的含义。汽车依旧是有钱人炫富的首选，许多老板在买奔驰车时，会特别要求车头三叉星一定要是大标。而他们的“富二代”子女们，对跑车的热衷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类似SCC这种拥有接近300辆超跑的俱乐部里，保时捷911以上车型才有入会资格，法拉利、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只是标准配置，最贵的帕加尼zonda R是一款赛道版跑车，在国内加上税金后售价在4000万以上。
而真正用作炫富的奢侈品，则早已脱离寻常百姓的经济承受范围。诸如Louis Vuitton、Gucci、Versace等等这些令人炫目的品牌，香水、墨镜、皮具、雪茄、金表……是只有懂得欣赏它们的人才会争相购买限量版和紀念版，以标榜出自己独特的品味。高端私人会所无疑也是富人阶层寻觅知音和开拓社交网络的场所，因而这里也是成功人士交换生活方式的栖息地。
炫耀的代价
陈光标应该感谢郭美美。
你还记得，在郭美美横空出世之前，谁是中国公众和媒体的靶子吗？标哥啊。在春夏之交那段不平静的日子里，高调做慈善的陈光标，差一点被大家的口水淹死。
一夜间，标哥的贵人出现了。那就是郭美美。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们迅速、果断、决绝地把标哥抛到了脑后，开始去追逐绞杀一个炫富的郭美美，一个作为萝卜带出了很多泥的郭美美，一个之前身世不明而之后有条件进军娱乐圈的郭美美。
炫慈善的陈光标，就这么意外地得救了。随着炫富的郭美美在舆论场上崛起，随着一个又一个慈善组织的金字招牌开始晃动，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回过味儿来了：原来，陈光标式的慈善，是多么简单、干净、痛快、有力。这老兄把真金白银直接拍在受助者面前，虽然有点简单粗暴，但没有人从中赚管理费，没有人用这钱来拐弯抹角地整其他名堂。
陈光标用越过慈善组织的做法，开除了慈善组织，他把自己直接变成了慈善组织。这是他的权利，也是中国慈善组织的悲哀。
其实，在当代中国人的炫富排行榜上，郭美美是个绝对的后来者、小字辈，但能一夜间享有举世之名的，为何偏偏是她？
关键点有二：其一，她炫富的方式是炫慈善，这在炫富俱乐部里是最时髦的；其二，她把微博作为炫富的起点，而这，恰恰赶上了微博正要炫其影响力，二者一拍即合，郭美美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为了时代潮头的“倒霉催的”。
在微博上，所有的“炫”都有在10分钟内被拍死的可能。如果郭美美仅仅是炫耀一两辆豪车，也就算了。但不知深浅的她，试图炫自己跟慈善的关系。这就惹大麻烦了。
时至今日，“郭美美是谁”这个被新闻界集体攻坚却仍未被彻底攻克的难题，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当拔起萝卜带出的泥有足够骇人时，萝卜便已遁形。事实是：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青基会，宋基会……这些中国慈善界的王牌，排着队，一个个遭遇滑铁卢。把它们送往滑铁卢似乎并不难，因为它们每一家都有某些行为经不起怀疑，经不住推敲。
这就是炫耀的代价。
这次慈善组织的集体踉跄，有个共同特点：它们多为慈善界的老品牌。正因为这些慈善组织历史悠久，所以其自我约束和接受旁人监督的习性，仍是N多年前起步时所建立。在20多年前通过的《红十字会法》里，你几乎找不到要求红十字会向公众公开自己行为信息的内容。这个皮球或许可以踢给立法者。但这并不能推脱慈善组织的现实责任。
炫富的郭美美其实只是红十字品牌身边一个最初级的盗用者。那些直接挪用善款的人固然可憎，但其实也只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盗用行为。行为高级者不需要挪用真金白银，而只 需要挪用品牌和关系。他们往往从慈善之树上掠得貌不惊人的短短一枝，栽种到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里，施以最粗暴有效的化肥，长成充满玄机的致富小树林。
所以，最难被媒体搞清楚的，就是这些附着在慈善品牌下的寄生者。他们在太多的商业行为中，事实上是在用炫耀自己与慈善品牌的关系，来换取利益。这种炫耀和换取，甚至很难在具体的账面上得到反映，但却真实、广泛地存在着，构成对“慈善”最深重的侵害。
侵蚀这棵大树的，还有某些富裕者将公共慈善变异成“密室慈善”的大胆探索。他们不是郭美美那样准备嫁个富二代的有志青年，而是叼着金勺子呱呱坠地的富二代本尊。他们把慈善真的当成了自家后院里的游戏，爸爸拍出钱来，让女儿去实现“仁二代”梦想。这固然有积极意义，但如果做成缺少公众监督的自家游戏，同样有辱慈善之名，有悖慈善管理的基本原则。
在这样的局面下，陈光标，鲁莽地闯了进来。旁人，或者说是闲人，议论的只是他过于高调的行为会否让受助者遭受羞辱。殊不知，绝大多数刚刚从这位莽汉手中接过钞票的普通人，根本就乐于配合标哥做摆各种POSE。而那些慈善树下的寄生者，则最厌烦陈光标式的行为。他的炫耀，很可能无意中毁掉了更多阴影下的炫耀。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所看到的局面。与其说这是中国慈善界的一次集体糗事，不如说，这是中国慈善界迎来大变革的一次契机。变革的结果，当然不是有善心者都变成了陈光标，而是那些逐次暴露了积弊的慈善组织们，从善如流，按照现代慈善行为的治理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我们目力所及之处，至少应有这样三个具体的目标能够达成：
一切透明。捐助的细节，受助的细节，慈善组织提留管理费及其使用的细节，细到每一分钱，都应摆到公众面前。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麻烦。但慈善事业本身就是一种自找麻烦的事业，做这个事业的人和组织，在此问题上，必须不怕麻烦。否则，就有大麻烦。
杜绝靠慈善致富。富而慈善，这是寻常路径。慈善而富，如果是心灵的富足，如果是规范的慈善行为换来适度的品牌回报，这是正常收益。但靠寄居、窃取、践踏慈善而追求致富，则是对慈善事业的最大破坏。遏制这个东西，不能靠道德宣讲，而要靠制度鉴别与钳制。
大众参与慈善。如果只有富到把宝马车当自行车骑的人群来参与慈善，那将是华贵而畸形的慈善。普通公众以一元、一物、一己之力而构建的慈善，才是最符合国际规律的现代慈善，才是最经得起推敲的大众慈善，才是最结实有力的慈善。慈善不能小众化、精英化，不能成为富人的游戏，而应是普通人有尊严、最便捷的习惯。
这三个目标—一切透明，杜绝靠慈善致富，大众参与慈善，共同构成了现代慈善的最本质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感谢郭美美的。这个小女子在炫富场上的一次惊艳演出，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慈善界的自醒。
对于沉疴已久、前景无限的慈善大业，自醒一次是不够的。而郭美美这样的，来一个，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