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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所叙故事发生在东汉建安时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民间创作，内容上贴近现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依据该诗我们可以约略知道一点汉代的婚俗。
一 离婚
汉律依男尊女卑的思想，正式确立了儒经中的“七弃三不去”的离婚原则。“七弃”也称“七出”、“七去”，即丈夫休妻的七项法定理由：一是不孝敬公婆，有违孝道；二是无子，断了家族后嗣；三是淫乱，紊乱家族血统：四是妒忌，扰乱家族安宁；五是有恶疾，因有恶疾是不洁之人，不能奉祀祖宗；六是多言，破坏家族关系；七是窃盗，行为不正当。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勤劳能干，“鸡鸣人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焦仲卿看她是“女行无偏斜”。自己也觉得“儿实无罪过”，可婆婆偏偏认为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而不顾焦仲卿的苦苦哀求，硬逼儿子将她休了。焦母依据的就是“七弃”之首的“不孝敬公婆，有违孝道”。
二 早婚
关于婚龄问题，儒家提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晚婚主张，但封建统治阶级应者寥寥，墨家提出“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的早婚主张，正迎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从春秋争霸开始就为统治阶级所用。齐桓公为了称霸诸侯，下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越王勾践为了报仇复国，乃令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征收五倍的人头税)”。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民间出现了“男年十五而娶，女年十四而嫁”的早婚现象。《孔雀东南飞》中有“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十七为君妇……”“十七遣汝嫁……”等诗句，可以看出汉代就是实行的早婚政策。
三 再婚
汉律规定。丈夫可以一妻多妾，丧妻之夫可以再娶，丧夫之妻在夫死未葬之前不许改嫁，否则处死。但汉律并不禁止妇女改嫁，于是很多妇女再嫁、三嫁也未遭非议，男子也不以娶了寡妇而感到羞耻。汉时妇女，上至皇帝国戚，下至庶民百姓，都有自择佳偶再婚的自由。于是，社会上再嫁成为一种合乎常理的事，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就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
四 聘娶
封建聘娶婚的仪式作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贯穿于婚姻的全过程的。汉代的婚礼仪式，仍沿用《仪礼·士婚礼》中“六礼”而行，一般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个程序。纳采，就是男方请媒人向女方表示求婚的意愿。《孔雀东南飞》中“县令遣媒来”与“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即为纳采过程的展现。纳采一般要送羊、雁等礼品。问名，若女方允婚，男方再派媒人去女家问名和生辰八字(即姑娘出生的年、月、日、时)，以便测定婚姻吉凶。纳吉，男女双方交换生辰，各自经过占卜。若双方八字相合，则表示婚姻成立，俗称“换八字”。纳征，就是送彩礼。汉时送彩礼的礼品要求成双成对，且以重礼为风尚。《孔雀东南飞》中太守送刘兰芝家彩礼“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便可见一斑。请期。就是男家派媒人到女家报婚期。婚期由卦算而定。《孔雀东南飞》中“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便是。亲迎，就是迎亲、娶亲。新郎著黑礼服、乘黑漆车子亲自接新娘。汉时风俗娘家陪嫁丰厚。《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曾指着“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告诉焦仲卿，这些东西留下作纪念。这当是陪嫁之物。新郎用车把新娘迎回家，新娘并不下车，要等男家催促之后方出来，此谓“催妆”。而东汉时拜堂的仪式一般在“青庐”举行，《孔雀东南飞》中“其日牛马嘶，新妇人青庐”即是此种风俗。
从《孔雀东南飞》中所反映出来的婚俗来看，可以说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婚姻自由”时期，但我们也不可以过分夸大这种“自由”。当时的婚姻形式中仍然是不自由的婚姻占多数，如买卖婚、童养婚、指腹婚等婚姻形式仍很盛行。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仍是主流的婚姻形式，青年男女缔结婚姻是无法以自己的意愿来决定的。当时的“婚姻自由”与今天的婚姻自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否则，就不会有焦母的“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也不会有刘兰芝的“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家门，处分适兄意。那得敢自专!”，更不会发生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了，我们也就不能吟诵“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了。
王全民，语文教师，现居四川广元。本文编校：左晓光
一 离婚
汉律依男尊女卑的思想，正式确立了儒经中的“七弃三不去”的离婚原则。“七弃”也称“七出”、“七去”，即丈夫休妻的七项法定理由：一是不孝敬公婆，有违孝道；二是无子，断了家族后嗣；三是淫乱，紊乱家族血统：四是妒忌，扰乱家族安宁；五是有恶疾，因有恶疾是不洁之人，不能奉祀祖宗；六是多言，破坏家族关系；七是窃盗，行为不正当。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勤劳能干，“鸡鸣人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焦仲卿看她是“女行无偏斜”。自己也觉得“儿实无罪过”，可婆婆偏偏认为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而不顾焦仲卿的苦苦哀求，硬逼儿子将她休了。焦母依据的就是“七弃”之首的“不孝敬公婆，有违孝道”。
二 早婚
关于婚龄问题，儒家提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晚婚主张，但封建统治阶级应者寥寥，墨家提出“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的早婚主张，正迎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从春秋争霸开始就为统治阶级所用。齐桓公为了称霸诸侯，下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越王勾践为了报仇复国，乃令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征收五倍的人头税)”。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民间出现了“男年十五而娶，女年十四而嫁”的早婚现象。《孔雀东南飞》中有“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十七为君妇……”“十七遣汝嫁……”等诗句，可以看出汉代就是实行的早婚政策。
三 再婚
汉律规定。丈夫可以一妻多妾，丧妻之夫可以再娶，丧夫之妻在夫死未葬之前不许改嫁，否则处死。但汉律并不禁止妇女改嫁，于是很多妇女再嫁、三嫁也未遭非议，男子也不以娶了寡妇而感到羞耻。汉时妇女，上至皇帝国戚，下至庶民百姓，都有自择佳偶再婚的自由。于是，社会上再嫁成为一种合乎常理的事，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就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
四 聘娶
封建聘娶婚的仪式作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贯穿于婚姻的全过程的。汉代的婚礼仪式，仍沿用《仪礼·士婚礼》中“六礼”而行，一般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个程序。纳采，就是男方请媒人向女方表示求婚的意愿。《孔雀东南飞》中“县令遣媒来”与“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即为纳采过程的展现。纳采一般要送羊、雁等礼品。问名，若女方允婚，男方再派媒人去女家问名和生辰八字(即姑娘出生的年、月、日、时)，以便测定婚姻吉凶。纳吉，男女双方交换生辰，各自经过占卜。若双方八字相合，则表示婚姻成立，俗称“换八字”。纳征，就是送彩礼。汉时送彩礼的礼品要求成双成对，且以重礼为风尚。《孔雀东南飞》中太守送刘兰芝家彩礼“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便可见一斑。请期。就是男家派媒人到女家报婚期。婚期由卦算而定。《孔雀东南飞》中“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便是。亲迎，就是迎亲、娶亲。新郎著黑礼服、乘黑漆车子亲自接新娘。汉时风俗娘家陪嫁丰厚。《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曾指着“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告诉焦仲卿，这些东西留下作纪念。这当是陪嫁之物。新郎用车把新娘迎回家，新娘并不下车，要等男家催促之后方出来，此谓“催妆”。而东汉时拜堂的仪式一般在“青庐”举行，《孔雀东南飞》中“其日牛马嘶，新妇人青庐”即是此种风俗。
从《孔雀东南飞》中所反映出来的婚俗来看，可以说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婚姻自由”时期，但我们也不可以过分夸大这种“自由”。当时的婚姻形式中仍然是不自由的婚姻占多数，如买卖婚、童养婚、指腹婚等婚姻形式仍很盛行。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仍是主流的婚姻形式，青年男女缔结婚姻是无法以自己的意愿来决定的。当时的“婚姻自由”与今天的婚姻自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否则，就不会有焦母的“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也不会有刘兰芝的“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家门，处分适兄意。那得敢自专!”，更不会发生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了，我们也就不能吟诵“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了。
王全民，语文教师，现居四川广元。本文编校：左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