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省穆棱县。


　　父亲18岁时从哈尔滨市第一中学考入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正在大学读书的父亲积极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唯物史观》，一本是《中国向何处去》。读了这两本书以后，革命的火种就在他心中点燃了。
　　父亲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几位共产党员发现他做事踏实、忠诚可靠，几次传送秘密文件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于是在1932年11月吸收他正式入党。不久，父亲得知党组织将派他回家乡开展地下抗日工作，非常高兴。那时，东北地区已经完全沦陷，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为扑灭抗日烈火，正对抗日力量展开疯狂围剿。临行前，父亲向党组织表示：“回东北工作，虽然环境险恶，可能被捕甚至被杀，但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932年12月初，父亲离开北平，回到家乡穆棱县。在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头的那段时间，他在县第二小学当教员——这个身份既能掩护他开展抗日工作，又可以接触到很多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通过对同事进行观察、了解，父亲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组建了穆棱县第二小学反帝大同盟这个党的外围组织，并向全县迅速扩展。在此基础上，他还暗中组建了党团组织。
　　1933年初，一个机缘让父亲和党组织接上了头。
　　一天，有个亲属跟我父亲说：“老家那边有个人，说跟你是大学同学，想见见你。”父亲去了一看，这个“同学”他并不认识，当时就想：一个大学生站柜台，这里肯定有名堂。进了店铺里间，地下党的一个负责人跟我父亲说，自从他回穆棱以后，党组织已经观察他很久了，这次与他联系，表明党组织承认他建立的党小组，并任命他担任党小组的负责人。
　　找他谈话的这个人是吉东特委的共青团书记。当时，穆棱党组织已被严重破坏。鉴于父亲在穆棱的工作表现突出，没过多久，中共吉东局任命他为中共穆棱县委书记。
　　半年之后，出于安全考虑，党组织将他调往宁安县，在一个叫小牡丹屯的山村落脚，等待与组织接头。
　　父亲住在一位叫姜信爱的朝鲜族老乡家，称姜信爱为大姐。一天，父亲见远处的山岗上来了一队伪军，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姜信爱灵机一动，把她丈夫的朝鲜族服装给我父亲穿上，用白毛巾把他的头围上，用大棉被一盖，让他躺在炕上装病。然后，姜信爱跑到外屋抓了一大把艾蒿扔到热水锅里，屋里顿时弥漫起一股浓烈的中药味。这时，进村的伪军径直来到姜信爱家。姜信爱“热情”地欢迎说：“老总，辛苦啦，我们这儿有大米，一会儿给你们焖饭，不过我家有伤寒病人，你们可以到别人家去吃。”当时，伤寒是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伪军们避之唯恐不及，就去了别人家一顿吃喝。等他们走了，父亲把被子一推，全身都是汗。本来他还真的有点儿感冒，这下全好了。
　　一份史料记载，在担任宁安中心县委书记、吉东特委书记期间，我父亲与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谋长周保中精诚合作，逐步发展了柴世荣、傅显明、王毓峰、王汝起等部队参加，成立了以姜信泰为队长的“八道河子抗日自卫队”。很快，穆棱、牡丹江、宁安一带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1934年2月16日，由周保中牵头，父亲与周保中、胡仁、李荆璞、于洪仁、姜信泰等同志一致同意，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兵力达500多人。
　　一篇抗联回忆录中有着这样的记述：“李范五在宁安县兼任中心县委书记时，组织爱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人员和物资偷运到抗日队伍。仅宁安县卧龙河那么一个小屯落，就为抗联队伍输送40多名将士，而他们差不多全部牺牲在战场。”
　　这篇文章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34年5月中旬，宁安中心县委下属的抗日游击队队长张祥向我父亲报告一个情况，日本第一批到南湖头的开拓团头目是中将军衔的山田悌一，仅有200余人，拟建立“宁安县镜泊湖畔松乙沟实验农园”，其实是想在南湖头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公园”，属于占领东北的计划之一。我父亲决定，由张祥带30名“炮手”袭击山田悌一。于是，张祥带人在庙岭一带潜伏了三天三夜。当日军开拓团的汽车进入游击队设下的第三道卡子时，张祥一枪打死了司机。“炮手”们又集中火力击毙了日军的机枪手。这时，张祥见日军中一个胖胖的指挥官拿着手枪乱喊乱叫，认定他就是山田悌一，一枪将其击毙。此役游击队大获全胜，几十个鬼子和山田悌一中将全部报销，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电台和伪币。
　　抗联队伍与日寇在白山黑水间激战时，父亲遵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秘密发展日伪部队中的特别党员。1936年，由于叛徒出卖，牡丹江等沿线火车站都贴上了告示：“重金悬赏缉拿共匪首领李大个子。”上级党组织当即决定，由共产国际交通员田仲樵护送我父亲至苏联海参崴。随后，我父亲又被组织上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接受新任务。
　　1938年，父亲从苏联回国到延安，先后在中央组织部、中央情报部、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队等部门工作。1945年，他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58担任黑龙江省省长。
　　“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抗战结束后，父亲再次踏上了家乡的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