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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的出现一度被认为是希腊文明优于中华文明的佐证,笔者从生产力、生产工具和文化观念角度理解两大文明价值观的差异,创造使用“广场自由”这一概念概括希腊文明,就促进科学发展之目的给当代中国以启示。
关键词:广场自由;文明;比较;古希腊;中华
公元前700至公元前200年的500年间,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在相对独立的范围内逐步确立,各自沿着独特的文化轨迹发展。时至今日,科学的出现一度被认为是希腊文明优于中华文明的佐证。这种比较是否存在合理性,该如何理解比较的结果,是两大文明留给我们的恒久智慧财富。
一、比较的核心问题
两种文明的比较核心问题是价值观。“价值观”的定义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定论,美国人类学家Clyde Kluckhohn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显型或隐型的认为什么是可取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为模式、方式和目的中作出选择。”基于此,美国人类学家F.Kluckhohn与F.L.Strodtbeck在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1961)中提出了人类共同面对的五个基本问题(即“核心价值观”):(1)人类的本性是什么?(2)人类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关系怎样?(3)人类生活的时间焦点是什么?(4)人类活动的类型是什么?(5)人类关系的类型是什么?此后,美国科学家L.R.Kohls在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1981)中进一步完善了价值观取向理论,针对这五种问题及三种可能反应类型绘制了简图。美国学者T.Gallagher总结了价值取向法的形成和这些重要的观点,并提倡用价值取向法来帮助理解文化差异。结合这一系列理论工具,比较古希腊和中国,两者差异较大。如:人类的本性(善型、恶型、混合型)希腊倾向混合型,中国倾向善型。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属型、和谐型、超越型)希腊通过人神通婚的神话表现为和谐型趋向超越型,中国根深的图腾崇拜表现为从属型趋向和谐型。时间观念(过去型、现在型、未来型)希腊倾向未来,中国倾向过去。活动类型(满足型、变化型、成就型)希腊倾向成就,中国倾向满足。社会关系(层次型、群体型、个体型)希腊倾向个人,中国倾向群体。
“在一定条件下,宇宙万物的性能是由其结构决定的。用数学函数关系可以表示为Z性能=F(X结构,Y条件),这一原理不但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据此,以上两大文明的比较判断至少基于三个主要因素:(1)生产力因素:不可否认,大河环境下形成的人与人广泛协作的群体关系,容易导致生产力更多依赖于大规模人力协作而忽略技术价值之上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侯外庐认为“早熟”和“维新”的东方文明模式与“古典的”西方模式并无本质差异,“只是路径有些差别”。这种路径上的差异,至少包括理性思维推动下科学的产生。(2)对待生产工具的态度:中国人对技艺的推崇在古代一直备受西方人赞叹,但以宗族和血亲为纽带的技艺传承依据,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技艺体制化和理论化。而西方部分依靠演绎方式,从单一对工具的关注扩展到了对工具之下的科学理论的探究。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理解可以是,没有体系化的学科理论和机构建制是中国技术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生产力的原因之一。(3)图腾、宗教等意识:中国人通过图腾文化完成了后神话时代的人神分离,并依赖图腾文化的维系,使士族阶层的儒家思想“和为贵”思想与民众的“人定胜天”的极端自信保持相安不悖。而希腊人延续了人神时代对危险的敌视态度,一方面更加注重完善个体,另一方面将潜在的恐惧通过基督教等宗教延续了人神合一的自我解脱之路,但在认识世界方面长期无法摆脱科学和宗教的纠缠。
二、给当代中国的启示
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归纳了希腊思想起源的三个特征:(1)它形成了一个外在于宗教的、与宗教无关的思想领域;(2)它提出了一种建立在宇宙内在规律和分配法则之上的有关宇宙秩序的思想;(3)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几何学性质。笔者认为,职业思想者在社会分工中第一次分离出来并被社会接纳亦是其重要特征。这种相对独立的思想领域的自由对于理性思维的发展具有基础作用。
我们将其归纳为希腊文明的“广场自由”核心模式,就促进科学发展之目的可以给当代中国以启示。“广场自由”是以广场提供平台,使不同特质的文化都有沟通和传播的机会,代表了希腊特有的个体展示和思辨平等的雅典民主特质。它也表明,以语言和文字为主的沟通作用在人类特有的进步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尽管不可否认这种自由模式是以奴隶制社会形态本身的不自由为基础,但是在一定层面上,该模式的主体(即公民)仍具有平等意识和平等身份,尤其是职业思想者们。值得关注的是,在广场式自由中首先确定了法与自由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还要避免“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用死捍卫了丧失公正的城邦法律,而这样的死亡在维护城邦法律的公正看来又是必须的。这种法律与伦理的悖论可能是“广场自由”的必然产物。为扬弃这个弊端,需要重视“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价值。以宗族和血亲为纽带的中国社会关系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政治观点从教化领域进入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个人独立意志的被迫缺乏,使法的价值体系被凌驾之上的伦理政治所掩盖。当这种世俗中人与人的交往法则推演到了人与真理的领域,真理就成了掌握在人手里而不是掌握在神手里的,可以讨价还价。而尽管希腊三杰的哲学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试图找到真理与绝对意义的关系,以保证真理的永恒性。
早期的西方科学更多地体现在对自然哲学的探索方面,逐步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以哲学为代表的求知意义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一方面数字化革命使全球跨文化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工业文明遗留下的能源问题、环保问题等也已超越国界。科技与发展的“制衡”之道,需要启动不同文明的智慧。打造一种广场自由式的沟通机制正是缓解文化差异的内外兼修的基本功。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祥.比较学导论[J].科学学研究,1994(03).
[3]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M].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哈尔滨师范大学)
关键词:广场自由;文明;比较;古希腊;中华
公元前700至公元前200年的500年间,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在相对独立的范围内逐步确立,各自沿着独特的文化轨迹发展。时至今日,科学的出现一度被认为是希腊文明优于中华文明的佐证。这种比较是否存在合理性,该如何理解比较的结果,是两大文明留给我们的恒久智慧财富。
一、比较的核心问题
两种文明的比较核心问题是价值观。“价值观”的定义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定论,美国人类学家Clyde Kluckhohn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显型或隐型的认为什么是可取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为模式、方式和目的中作出选择。”基于此,美国人类学家F.Kluckhohn与F.L.Strodtbeck在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1961)中提出了人类共同面对的五个基本问题(即“核心价值观”):(1)人类的本性是什么?(2)人类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关系怎样?(3)人类生活的时间焦点是什么?(4)人类活动的类型是什么?(5)人类关系的类型是什么?此后,美国科学家L.R.Kohls在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1981)中进一步完善了价值观取向理论,针对这五种问题及三种可能反应类型绘制了简图。美国学者T.Gallagher总结了价值取向法的形成和这些重要的观点,并提倡用价值取向法来帮助理解文化差异。结合这一系列理论工具,比较古希腊和中国,两者差异较大。如:人类的本性(善型、恶型、混合型)希腊倾向混合型,中国倾向善型。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属型、和谐型、超越型)希腊通过人神通婚的神话表现为和谐型趋向超越型,中国根深的图腾崇拜表现为从属型趋向和谐型。时间观念(过去型、现在型、未来型)希腊倾向未来,中国倾向过去。活动类型(满足型、变化型、成就型)希腊倾向成就,中国倾向满足。社会关系(层次型、群体型、个体型)希腊倾向个人,中国倾向群体。
“在一定条件下,宇宙万物的性能是由其结构决定的。用数学函数关系可以表示为Z性能=F(X结构,Y条件),这一原理不但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据此,以上两大文明的比较判断至少基于三个主要因素:(1)生产力因素:不可否认,大河环境下形成的人与人广泛协作的群体关系,容易导致生产力更多依赖于大规模人力协作而忽略技术价值之上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侯外庐认为“早熟”和“维新”的东方文明模式与“古典的”西方模式并无本质差异,“只是路径有些差别”。这种路径上的差异,至少包括理性思维推动下科学的产生。(2)对待生产工具的态度:中国人对技艺的推崇在古代一直备受西方人赞叹,但以宗族和血亲为纽带的技艺传承依据,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技艺体制化和理论化。而西方部分依靠演绎方式,从单一对工具的关注扩展到了对工具之下的科学理论的探究。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理解可以是,没有体系化的学科理论和机构建制是中国技术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生产力的原因之一。(3)图腾、宗教等意识:中国人通过图腾文化完成了后神话时代的人神分离,并依赖图腾文化的维系,使士族阶层的儒家思想“和为贵”思想与民众的“人定胜天”的极端自信保持相安不悖。而希腊人延续了人神时代对危险的敌视态度,一方面更加注重完善个体,另一方面将潜在的恐惧通过基督教等宗教延续了人神合一的自我解脱之路,但在认识世界方面长期无法摆脱科学和宗教的纠缠。
二、给当代中国的启示
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归纳了希腊思想起源的三个特征:(1)它形成了一个外在于宗教的、与宗教无关的思想领域;(2)它提出了一种建立在宇宙内在规律和分配法则之上的有关宇宙秩序的思想;(3)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几何学性质。笔者认为,职业思想者在社会分工中第一次分离出来并被社会接纳亦是其重要特征。这种相对独立的思想领域的自由对于理性思维的发展具有基础作用。
我们将其归纳为希腊文明的“广场自由”核心模式,就促进科学发展之目的可以给当代中国以启示。“广场自由”是以广场提供平台,使不同特质的文化都有沟通和传播的机会,代表了希腊特有的个体展示和思辨平等的雅典民主特质。它也表明,以语言和文字为主的沟通作用在人类特有的进步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尽管不可否认这种自由模式是以奴隶制社会形态本身的不自由为基础,但是在一定层面上,该模式的主体(即公民)仍具有平等意识和平等身份,尤其是职业思想者们。值得关注的是,在广场式自由中首先确定了法与自由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还要避免“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用死捍卫了丧失公正的城邦法律,而这样的死亡在维护城邦法律的公正看来又是必须的。这种法律与伦理的悖论可能是“广场自由”的必然产物。为扬弃这个弊端,需要重视“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价值。以宗族和血亲为纽带的中国社会关系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政治观点从教化领域进入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个人独立意志的被迫缺乏,使法的价值体系被凌驾之上的伦理政治所掩盖。当这种世俗中人与人的交往法则推演到了人与真理的领域,真理就成了掌握在人手里而不是掌握在神手里的,可以讨价还价。而尽管希腊三杰的哲学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试图找到真理与绝对意义的关系,以保证真理的永恒性。
早期的西方科学更多地体现在对自然哲学的探索方面,逐步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以哲学为代表的求知意义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一方面数字化革命使全球跨文化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工业文明遗留下的能源问题、环保问题等也已超越国界。科技与发展的“制衡”之道,需要启动不同文明的智慧。打造一种广场自由式的沟通机制正是缓解文化差异的内外兼修的基本功。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祥.比较学导论[J].科学学研究,1994(03).
[3]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M].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