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一秀从事报刊采编工作多年。1987年初春，和苏步青先生通过电话后，我父亲从复旦大学招待所赶往苏宅。
　　复旦九舍，有一座安宁沉静的两层青砖小楼，爬山虎爬满了墙壁和屋顶，这就是“萝屋”。“萝屋”是苏老为自己的爱居起的名字。初春，“萝屋”外的藤上又发出紫红色的芽。屋檐下，苏老正等着我父亲。
　　咖啡色灯芯绒棉帽，中等个儿，一个慈祥的老头儿，这是苏老给我父亲的第一印象。此时已是农历三月中旬。苏老身着棉袄棉裤，脚蹬“包子”式棉鞋，似有不合节令之感。一旁的数学所王所长低声告诉我父亲，小楼内阴凉些，苏老年龄大了，一坐下沉于工作又久，故苏老衣帽换季总比别人延后一些。
　　室内正厅进南面书房的门口左侧墙上，苏老用熟宣自书一书法条幅，是一首七言诗，我父亲略停脚步，读了，是苏老写给妻子的：“望隔仙台碧海天，悲怀无计寄黄泉。东西曾共万千里，苦乐相依六十年。永记辛劳培子女，敢忘贤惠佐钻研。嗟余垂老何为者，兀自栖栖恋教鞭。”距1986年5月23日苏老妻子松本师母刚去世不到1年。苏老是年85岁。
　　刚落座，苏老见陪我父亲来的有一个年轻人，便问他的情况，我父亲说：“小伙子是上海中学生记者团的团长，很优秀，现在复旦新闻系读大一。”苏老笑着点头说：“好。”并接着问他：“能坐得住好好读书吗？”小伙子真诚地回答：“能。但确实有少部分同学坐不住。”苏老说：“好！叫同学们都好好坐住，好好读书。要从国家的历史上来认识读书报国。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在老家浙江平阳农村放过牛，求学不易，但也培养了自己的毅力和坚韌。后来，‘七七’之后，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了，想好好教书、读书，都不得。现在，多好的条件啊。对理不清不让上街的道理的孩子，学校和各个系里要负责劝一劝。我们国家不能再乱了，依法治国，公民守法，不能凭自己的感觉来。我们的教训太惨痛了。我们的数学所，勒令解散就解散，十几个人风流云散，踪迹全无。我被勒令去扫厕所就得扫厕所。”
　　几人沉默了一会儿，我父亲说：“好在一切都过去了。”苏老转向我父亲：“拜托你给我澄清一下，一直有人说我在中学里做过3万道数学题，这是误传。我本来在中学是喜欢文科的，《左传》熟读多遍，《三国演义》《聊斋志异》是更不用说了。因为遇到了一位好的数学杨老师，又受新来的洪校长激励，我这才改变了方向，科学救国，转向理工。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去做3万道数学题，连1万道、3千道也不会做。”我父亲笑着连连点头，说：“好的，一定。”
　　其实，这是我父亲第二次访苏老。第一次是1985年仲春，正是江南草长莺飞时节。因为有别的公务，我父亲从苏州辗转到上海。沿途蚕豆花儿红，油菜花儿黄，翠竹掩村落，碧水托乌篷，一路上饱览了江南风光。下午5点到达，苏老即应允晚上7点见面，因随即知晓他要乘夜车赴京开会，怕他时间安排上太紧张，遂主动联系他的学生数学所王所长告知苏老，从苏老的时间考虑，见面留待下次。
　　第三次是盛夏酷暑，为新创办的刊物请苏老题词。1988年8月，是多年未见的高温天气，坐在房内，开着电扇仍淌汗。酷暑出访，就少了诗情画意。二叔给我父亲办了张卧铺，乘夜车到的上海。姐姐那时生活在奶奶身边，暑假要跟着爸爸看看上海，见一见课本中的苏步青爷爷。我父亲答应了她的要求。到了上海下车时，才是上午九点钟，就已热浪灼人。我父亲只买到了到真如站的车票。出真如站乘公交南行，就近住在沪西太平洋饭店，离复旦园较远。
　　安顿好后，我父亲即给数学所的王所长打电话，他说苏老在京开会，得3天后才返沪。蓦然记起，苏老不仅是学界泰斗，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亦荷国是重任。我父亲只能等待了。难熬的3天，像烘烤一样。为了满足我姐姐的愿望，我父亲起大早去了趟外滩、南京路。南京路，我父亲只是领姐姐象征性地进了2家店铺。再赶往豫园时，已汗湿衣衫了。回到饭店，姐姐已觉头晕恶心，急服藿香正气水，再也不敢妄动。
　　苏老返沪的次日清晨，我父亲打去电话。苏老惊讶这么热的天气还出发到上海来。我父亲说新刊物创刊，迫在眉睫，只有舍小私就大公了。苏老笑了，知我父亲带了度暑假的女儿，就说：“你不要老远到杨浦来了，孩子还小，说的事情我近几天办好寄去就行吧？你可知道这几天报上讲，南京、上海都热死人了。别出门，免得中暑，孩子要紧！”我父亲未及放下话筒，心中就已十分感动。
　　我父亲即返鲁。5日后，收到苏老的挂号信。创刊号的题词是：“今日做学生，明天是主人。”亦有馈赠私人一条幅：“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秀同志补壁，苏步青。”还有给姐姐的照片一帧，背面有苏老的签名。苏老墨宝无价，却平易近人，苏老的人品已深植几辈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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