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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阐述浦城与柘荣两地文化生态的内涵特征，揭示了两地风土人情的相似性，为两地民间剪纸造型的比较分析建立了内在的比较基础。以具体案例分析两地传统剪纸造型语言的差异化特征，明确了两地剪纸不同的题材内容、造型手法、艺术风格和审美趋向。进而通过描述两地剪纸当下的造型转变，分析了两种发展方向的具体成因，并进行了简要评议，论述了剪纸造型风格变化与剪纸功能转变、文化变迁、艺人身份变更、政策导向、经济发展等要素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剪纸造型;对比分析;浦城剪纸;柘荣剪纸
中图分类号：J5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0-0101-06
福建柘荣剪纸与浦城剪纸作为福建地区地方剪纸的典型代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脉络和呈现样式。两地虽地理位置相距甚远，所属方言语系也差别较大，但相似的地理环境和民众生计模式使两地的传统乡土生活样式比较相近，在表现传统民间生活的剪纸艺术上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社会生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依托农耕文化的民间美术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福建柘荣与浦城二县因处福建经济发展的相对薄弱地区，群山环绕的地理环境也使得两地的传统文化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延续形态，高龄传统剪纸艺人尚存，部分传统民俗也有所保留，受时代影响的“新剪纸”呈现出较繁荣的发展态势。本文通过对两地剪纸视觉呈现表象及内在创作原理的对比和分析，既能够看到地方传统民间文化的活态呈现，也可以看到目前地方剪纸发展的两种典型范式。不同的艺人身份、传习机制、行政导向、市场运作等诸多与地方民间剪纸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外因素，使两地剪纸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通过对造型原理和图形语言的设计学视角进行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剖析民间剪纸的创作原理，进而探讨中国民间剪纸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安逸山城的恬淡——相似的两地文化生态（一）富足宁静的闽北山城
浦城历史悠久，东汉建安初年（公元196年）置县，界连浙赣，北通吴越，南扼八闽[1]。自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以来，浦城一直都是中原文化入闽的重要走廊。“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八闽大地，山高水深，林多田少，自古以来，刀耕火种的闽越土著和中原汉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相互对抗到互相涵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因耕地面积的匮乏而产生的一系列对抗和动乱。身处闽北地区的浦城，四面环山，森林茂密，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犹如世外桃源，唐宋以来，一直是福建物资、文化与中原流通的必经要道，甚至有“浦城收一收，有米下福州”之说。因此，这里百姓的生活是相对宁静而安逸的，加之中原士族的蔚然文风，使浦城民众在恬淡之余，又增添了文治教化和附庸风雅的文化风情。民众生活的相对安稳，为民俗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民间美术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在世俗生活、人生礼仪、节日庆典、祈福纳祥、祭祖敬神等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中，浦城人民用剪纸装点居室，装饰礼品，祈祷平安美满，祈求消灾禳祸，形成了悠久的民间剪纸传统，涌现出了黄凤莲、项菊英等老一辈农村剪纸能手，保留了大量传统民间剪纸遗存。
（二）多文化融合的闽东小城
柘荣地处闽东文化场域，是临近东部沿海的内陆山地县城。闽东地区西北倚山，东南临海，内部分布众多溪流河域，独特的区位特征使闽东文化既有山地农耕文化、捕猎文化，也有滨海滩涂文化、渔区文化和商业文化。而历史的演进，又使得这里既有闽越文化，又有中原移民文化，还有介于汉、畲之间的疍民文化和客家文化。同时，浙南文化、闽北文化、南洋文化亦对其有一定影响。作为福建最小的县，柘荣和蒲城相似，也是群山环绕中的小块平原乐土。经过千百年来多种文化的相互融合，柘荣已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独特文化面貌。当下的柘荣没有拥挤而仓促的行人，也没有高楼林立的拥挤，整座县城可以在不经意间步行环绕一周，干净的街道随处可见下棋、喝茶、聊天的男女老少，透过他们的攀谈，可以发现这座小城的居民似乎可以通过各种亲属、街坊、朋友、同學、同事等社会关系找到彼此的联系，是乡土中国典型的“人情社会”和“礼俗社会”。同样是山城文化，同样的宁静恬淡，相比闽西客家人不断向深山抗争、向异族抗争，闽南人冒险向大海讨生活，蒲城和柘荣两座小城更多体现的是中原农耕文明的平缓和安逸。
二、浓浓的装饰意味与洒脱的抽象表达——两地传统剪纸造型对比（一）浦城传统剪纸的完满
从题材上来看，两地剪纸与中国其它地区的传统剪纸一样，多是用作刺绣花样或节庆装点，是农村妇女在农忙之余装点生活、烘托喜庆气氛、表达美好生活愿景的本真表达，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浦城剪纸的“礼品花”。清代梁章钜于《归田琐记》中写道：“常见人家馈赠果品，无论大盘小盒，其上每加红纸一块，或方或圆，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语，如长命富贵，诸事如意之类，其婚嫁喜庆之家，所用尤繁”[2]。据浦城剪纸传承人吴卫东、周冬梅二人20余年来整理搜集的民间剪纸“老花样”来看，浦城剪纸的礼品花的确是比较有特色且运用广泛的。在笔者调研期间，吴卫东曾向笔者介绍浦城剪纸的三大特色：字中有画，画中有字;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开礼品花之先河。其礼品花可谓伴随浦城人昔日生活的方方面面：每逢大年佳节、娶媳嫁女、生诞喜庆、乔迁新居、祠堂祭祀等都要置办酒宴，并请“剪花婆”“剪花嫂”剪就各种纸花，用以装点各色菜肴、祭品等。人们相互赠送礼品均用剪纸加以装饰，并根据所赠物品大小形状，剪雕成各种纹样[3]。在走亲访友赠送礼品之时，在祭祀祖宗神仙之际，礼品花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装饰和点缀，也是一种带有美好信仰的符号。礼品花会根据礼品的不同种类进行专门造型，如鱼花、猪腿花、糕花、蛋花、面花等（如图1所示）。这是浦城妇女独具智慧的艺术创作，它们以类似现代包装和广告的方式服务民间生活，是一种源于生活又指向精神世界的本原艺术。
从造型上来看，浦城传统剪纸造型装饰性更强，多有和文字结合的样式。以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浦城黄莲凤、项菊英二位老人的两幅剪纸为例，其作品整体构图饱满，形式趋向完满，装饰意味十足，形式感较强。字画结合的作品，整体融为一体，文字承担了图形的骨架，寓意吉祥的花卉纹样与枝叶缠绕交织，充盈其中（如图2所示）。圆形适合纹样的作品，画面丰富热闹，造型线条粗硕自然，内部元素多样繁复，细节之处虽精巧密集，但整体仍不显拘谨死板（如图3所示）。 两幅作品呈现出一派天真淳朴、古拙而富有温情的视觉风貌，是源于乡土生活的纯真艺术创作。虽然是满满当当的构图和装饰语言，但依然能够明显感受到浓浓的乡土味道，自然而不拘谨，丰富而不冗杂，完满而不矫饰。具体来看，图中的具体造型只求大型神似，不僵化地追求写实，装饰元素与骨架融合巧妙，不牵强附会，也不画蛇添足。图3的圆形适合纹样式样剪纸，虽然剪刻的满满当当，但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小对比、粗细对比等视觉元素的差异，而造型语言与装饰语言又保持了明显的规律和统一，这是非常符合多样而统一的形式美法则的。因此，传统蒲城剪纸的优秀代表——以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独特造型语汇，符合吉祥文化寓意的符号群，心手合一的精湛技艺，谙合审美规律的艺术形式，展现了闽北山城民间剪纸的独特魅力。
（二）柘荣传统剪纸的轻松
柘荣传统剪纸造型更呈现出一种自然大胆的艺术风格，艺人的个人风格相对突出，作品的表现性更强，多数作品兼具装饰性，少数作品造型洗练，形式新颖，摒除矫饰，个性鲜明。以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老艺人王描眉为例，其作品在表现对象时，更明显地体现出关注对象的主要特征，重视对主体神态的把握，抽离主要形象，舍弃细枝末节，形态处理简练洒脱，不拖泥带水，主次分明，有些适当装饰，有些作品舍弃装饰仅保留大形，构图强调叙事性，按特定情境进行形象组织和元素安排。部分早期作品更体现出接近原始艺术和少儿艺术的粗犷与稚拙。正是这样夸张的造型，使得作品充满了个性表达的张力，增加了独有的艺术表现力，使得作品充满了独特的趣味性（如图4所示）。
在王描眉《节日花》这幅作品中，主体人物造型非常概括，人物欢愉的神态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强烈地表达出来，右侧人物的两条腿是不符合常理的扭曲，空中漂浮着似兽似花的物象，人物手中拿着的彩绸和周围飞舞的彩旗、花朵连为一体，作者不在意刻画的每一个具体的物象到底“像不像”，也不管描绘的世界是否符合真实世界的逻辑，她采用一种类似于现代艺术中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把情理上相关的物象进行自然的艺术再造，以简洁明了的画面表达了自己对欢快节日的情趣表达。可惜，王描眉老人已经不在了，我们无法当面询问她的艺术构思，但我想她和林桃、库淑兰等千千万万个广布在中国乡村的剪花能手是一样的，她们用剪刀把心中的期盼和欢喜自然地流淌到一张张廉价的纸上，在艰难困苦的传统农耕社会生活中，我们看不到悲苦，看到的只有他们对生命热烈的歌颂和对美好的向往。
这种抽象的简练并非王描眉一人的特点，在柘荣县文化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老花样”，造型风格多体现了这样的艺术特点（如图5所示）。通过对传统柘荣剪纸与浦城剪纸进行对比，能够发现这些剪纸造型方面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对装饰元素的舍弃和对大轮廓、整体构图的重视。在其它地区剪纸中常见的锯齿纹、月牙纹等装饰语言在这些剪纸中比较少见，有些甚至直接舍弃。传统柘荣剪纸多以“面”的造型语言进行形象表现，与漳浦剪纸代表人物林桃突出“线”的语言完全不同，這里的剪纸更加呈现出浑然一体、简单纯朴的艺术风格。
这些遗留下来的剪纸，有的表现日常生活，有的表现节日习俗，有的表达民俗信仰，稚拙的造型展现了柘荣多文化、多民系、多族群融合汇聚而成的民间生活风貌。也是生活在这种文化场域之内，浸染地域风情的朴实农村妇女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对未来的祝福，对美好的期盼。在没有经过专业美术训练的背景下，凭借着口传心授的技艺，在经历了经年累月对祖传老花样的临摹训练，她们逐渐掌握了用剪纸表达生命体悟的创作范式，随心所欲地进行纯粹自我的本真表达，这是民间艺术产生与存在的经典模式，也是传统柘荣剪纸的独特艺术魅力所在。
三、有意地变形与精致地写实——当下两地剪纸造型对比 当前，浦城剪纸的主要传承方式是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与政府工作人员兼艺术家身份的吴卫东和周冬梅开办的“剪花嫂剪纸坊”传习所进行的。而柘荣剪纸则是多以传承人开办的商业类剪纸店铺为依托，进行工艺品展销而续存并发展的。不同的艺人身份和不同的传习模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众多偶然因素的催化，使得两地剪纸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较大分离，在剪纸造型风格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一）当下浦城剪纸述评
对浦城剪纸的保护和传承，县文化馆馆长吴卫东和图书馆馆长周冬梅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吴卫东本身是水彩画家，又身兼文化馆馆长的职位，专业与工作的双重契合，为浦城传统民间剪纸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提供了便利，他搜集了大量的老花样，梳理了老一代剪花婆的资料，并编著了两本关于浦城剪纸的书籍。周冬梅作为浦城剪纸的主要传承人，在工作之余开办了公益性的“剪花嫂剪纸坊”传习所，定期举办公益性的剪纸体验培训课程，以推广、发展浦城剪纸。
通过目前的作品来看，浦城当下剪纸作品从题材上多表现地方风情，从造型上来看，一部分作品保留了传承下来的老花样并适当精细化改进，另外一些作品也从题材上进行了丰富，造型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变形和夸张（如图6所示）。剪纸作品呈现出内容丰富多样、造型新颖独特的艺术格调，个性化的形式语言保证了视觉上的新鲜与陌生，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艺术创作使感知对象的“陌生化”，的确增加并延长了受众的审美体验。
在调研过程中，通过与吴、周二人的访谈与观察，能够看出画家吴卫东多年来一直关注国内各地剪纸的发展动向，并具有较高的绘画造诣，对构图和造型有很强的把控能力，他对周冬梅等传承人的剪纸创作有一定的指导性。可以判断，浦城剪纸如今展现出的些许古拙的乡土气是通过有意识的艺术创作塑造出来的，虽然看上去与传统的农村民间剪纸在视觉面貌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创作过程是截然不同的。诚然，这种创作过程的不同也是必然的，剪纸艺人身份的转变，生活背景的差异，时代的变迁，都是剪纸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二）当下柘荣剪纸述评
柘荣剪纸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是现年92岁的袁秀莹老人，她和王描眉等老一代剪纸艺人同属一个年代，其早期作品也呈现出柘荣剪纸造型简练洒脱的艺术风格，但后期作品能够看出明显的写实化、精细化倾向。除了笔者在袁秀莹家中看到的她创作的地方民俗系列剪纸外，其它作品大多表现精致花卉、吉祥图案、时代风貌等内容，与柘荣地域文化特色关联不大（如图7所示）。除此以外，柘荣地区其它中青年非遗传承人如吴秋凤、郑平芳、孔春霞等的作品也多是走向了这样的方向。 很明显，这类剪纸是当下剪纸创作的普遍形态。艺人对作品的重视使得作品尺幅不断增大、作品题材愈加丰富、装饰手法日趋繁复，当下的柘荣剪纸，大多失去了传统柘荣剪纸的自然与放松，尤其是丝丝入扣的镂空纹样，与传统剪纸忽视装饰的造型手法更是背道而驰。这种不断精细化、绘画化的民间剪纸创作已成为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似乎当下的剪纸艺人越是看中“剪纸”——这件传统农耕社会茶余饭后的小事，在创作的过程中越是显得局促和紧张。
诚然，精细和繁满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本身无可厚非，山东地区的高密剪纸一直以来都是以精细的线条成就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无论精巧还是古拙，都是剪纸造型的处理手法或是艺术风格，我们对于民间剪纸的品评依然还要从生活的角度出发，从艺术审美的视角进行综合的考量。王描眉等代表性艺人在临摹了数十年的“老花样”之后，做足了自由创作的“技术准备”，她们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生活是她们创作观念的唯一来源，她们随心所剪的是她们源于生活的所思与所想，是别无他求的自由表达，所呈现出的自然与古拙不是有意而为的，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当下的柘荣剪纸似乎已经失去了传统剪纸的艺术特色和独特韵味，当年那种发自本心的淳朴表达，在如今精致的作品中几乎荡然无存了。这种古朴韵味的消失与传统剪纸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的消失是息息相关的。
四、多重推手的复合效应——两地剪纸发展现状的成因分析与中国多数农村一样，浦城和柘荣的现代化进程也使得农村传统文化生态受到一定影响，人们生活模式的转变和现代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使得曾经在乡土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剪纸，逐渐脱离了本原的文化土壤，从生活的必需品、农村妇女的精神寄托，转变为城市的艺术品，从乡土生活中的“热热闹闹”变成了都市生活中的“审美与玩味”。“女红”既不再是衡量女子聪慧的准绳，刺绣也不再是家庭主妇必须掌握的生活技能，剪纸必然失去了它曾经应有的社会地位。
“剪花嫂”逐渐从农村消失了，老一代“剪花婆”也在逐渐离世，剪花嫂不再是浦城农村女性的泛称，而成为了都市中个别传承人的独特身份。艺人身份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剪纸的创作模式，原本艰辛生活中的一线曙光和一丝慰藉，成为了闲暇之余锦上添花的工艺品，内心的变化决定了创作的灵感、初衷、激情、幻想、希冀等创作冲动彻底的改变了，那么作品所呈现出的艺术张力和传递出的情感也必然不一样了。
市场化运作使剪纸成为了商品，既然是商品就必须考虑市场的反应。就如浦城剪纸传习所也有少量的富贵牡丹等类似题材的作品，传承人也知道这样的作品艺术格调不高，但有很多市民消费者喜欢这样的作品，有市场，所以也要适当迎合消费者。又如，笔者在与柘荣剪纸传承人的交流中得知，柘荣剪纸的精细化发展过程中，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批量采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赢得消费者的认可，艺术价值便逐渐被削弱了。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为了响应国家发展文化产业，振兴传统手工艺等政策，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举办展览、比赛和巡演等方式为剪纸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诚然国家制定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无疑是对民间剪纸的发展有利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评选的结果必然也会影响地方剪纸的发展方向。
相似的环境造就了两座小城不一样的传统剪纸风格：浦城更为完满，柘荣更为洒脱。历经时代变迁，传统的剪纸也在各种社会外力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有着美术基础的新一代浦城剪纸人，在努力地续写着浦城剪纸的传统。而柘荣，似乎丢弃了老一辈剪纸人的洒脱，而走向了纤巧和精致。浦城与柘荣两地剪纸造型风格的发展演变结果是令人意外的，造型面貌的呈现必然是由其复杂的内部成因造成的。方李莉在《安塞剪纸与农民画》一文中讲到：“民间艺术毕竟是民间生活的一部分， 是深埋在人的生命感与地缘环境中的一种文化表现……它们必须深扎在一种供它们生长的土壤环境中， 没有了这种环境和土壤也就没有了生命力”[4]。诚然，作为艺术人类学的学者，突出地缘文化的重要性无可厚非，这也正是民间剪纸“裂变发展”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剪纸艺术的创作者和研究者，面对不可逆转的文化变迁只能束手就擒，认为一切形式的探索和创新也只是徒劳的。正如福建剪纸协会会长吴文娟所说，“历史变迁促使艺术形态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从古至今，人们通过艺术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不变的，表达所在文化群体下个人生命历程的感悟是不变的。”作为民间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剪纸艺术也必然承担着这样的角色。原生于乡土社会的民间剪纸，在中国快速化的城市进程中出现暂时的“水土不服”也是正常的，但只要真正热爱剪纸、关注剪纸的人们始终不放弃对它的努力，更加深刻体悟剪纸背后的文化根源，努力探索最能夠表达文化生命力和纯真情感的艺术形式，它必然会继续散发活力和生机。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中国民间剪纸的认识，我们的深度还远远不够。
参考文献：
[1]余奎元.浦城礼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清）梁章钜.归田琐记[M].上海：中华书局，1981.
[3]吴卫东.浦城剪纸[M].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美术出版社，2011.
[4]方李莉.安塞的剪纸与农民画[J].文艺研究，2003（3）：122-130.
[责任编辑：艾涓]
收稿日期：2020-1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间手工技艺发展研究”（16BSH111）。
作者简介：李萌，男，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三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设计学研究。
关键词：剪纸造型;对比分析;浦城剪纸;柘荣剪纸
中图分类号：J5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0-0101-06
福建柘荣剪纸与浦城剪纸作为福建地区地方剪纸的典型代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脉络和呈现样式。两地虽地理位置相距甚远，所属方言语系也差别较大，但相似的地理环境和民众生计模式使两地的传统乡土生活样式比较相近，在表现传统民间生活的剪纸艺术上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社会生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依托农耕文化的民间美术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福建柘荣与浦城二县因处福建经济发展的相对薄弱地区，群山环绕的地理环境也使得两地的传统文化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延续形态，高龄传统剪纸艺人尚存，部分传统民俗也有所保留，受时代影响的“新剪纸”呈现出较繁荣的发展态势。本文通过对两地剪纸视觉呈现表象及内在创作原理的对比和分析，既能够看到地方传统民间文化的活态呈现，也可以看到目前地方剪纸发展的两种典型范式。不同的艺人身份、传习机制、行政导向、市场运作等诸多与地方民间剪纸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外因素，使两地剪纸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通过对造型原理和图形语言的设计学视角进行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剖析民间剪纸的创作原理，进而探讨中国民间剪纸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安逸山城的恬淡——相似的两地文化生态（一）富足宁静的闽北山城
浦城历史悠久，东汉建安初年（公元196年）置县，界连浙赣，北通吴越，南扼八闽[1]。自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以来，浦城一直都是中原文化入闽的重要走廊。“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八闽大地，山高水深，林多田少，自古以来，刀耕火种的闽越土著和中原汉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相互对抗到互相涵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因耕地面积的匮乏而产生的一系列对抗和动乱。身处闽北地区的浦城，四面环山，森林茂密，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犹如世外桃源，唐宋以来，一直是福建物资、文化与中原流通的必经要道，甚至有“浦城收一收，有米下福州”之说。因此，这里百姓的生活是相对宁静而安逸的，加之中原士族的蔚然文风，使浦城民众在恬淡之余，又增添了文治教化和附庸风雅的文化风情。民众生活的相对安稳，为民俗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民间美术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在世俗生活、人生礼仪、节日庆典、祈福纳祥、祭祖敬神等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中，浦城人民用剪纸装点居室，装饰礼品，祈祷平安美满，祈求消灾禳祸，形成了悠久的民间剪纸传统，涌现出了黄凤莲、项菊英等老一辈农村剪纸能手，保留了大量传统民间剪纸遗存。
（二）多文化融合的闽东小城
柘荣地处闽东文化场域，是临近东部沿海的内陆山地县城。闽东地区西北倚山，东南临海，内部分布众多溪流河域，独特的区位特征使闽东文化既有山地农耕文化、捕猎文化，也有滨海滩涂文化、渔区文化和商业文化。而历史的演进，又使得这里既有闽越文化，又有中原移民文化，还有介于汉、畲之间的疍民文化和客家文化。同时，浙南文化、闽北文化、南洋文化亦对其有一定影响。作为福建最小的县，柘荣和蒲城相似，也是群山环绕中的小块平原乐土。经过千百年来多种文化的相互融合，柘荣已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独特文化面貌。当下的柘荣没有拥挤而仓促的行人，也没有高楼林立的拥挤，整座县城可以在不经意间步行环绕一周，干净的街道随处可见下棋、喝茶、聊天的男女老少，透过他们的攀谈，可以发现这座小城的居民似乎可以通过各种亲属、街坊、朋友、同學、同事等社会关系找到彼此的联系，是乡土中国典型的“人情社会”和“礼俗社会”。同样是山城文化，同样的宁静恬淡，相比闽西客家人不断向深山抗争、向异族抗争，闽南人冒险向大海讨生活，蒲城和柘荣两座小城更多体现的是中原农耕文明的平缓和安逸。
二、浓浓的装饰意味与洒脱的抽象表达——两地传统剪纸造型对比（一）浦城传统剪纸的完满
从题材上来看，两地剪纸与中国其它地区的传统剪纸一样，多是用作刺绣花样或节庆装点，是农村妇女在农忙之余装点生活、烘托喜庆气氛、表达美好生活愿景的本真表达，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浦城剪纸的“礼品花”。清代梁章钜于《归田琐记》中写道：“常见人家馈赠果品，无论大盘小盒，其上每加红纸一块，或方或圆，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语，如长命富贵，诸事如意之类，其婚嫁喜庆之家，所用尤繁”[2]。据浦城剪纸传承人吴卫东、周冬梅二人20余年来整理搜集的民间剪纸“老花样”来看，浦城剪纸的礼品花的确是比较有特色且运用广泛的。在笔者调研期间，吴卫东曾向笔者介绍浦城剪纸的三大特色：字中有画，画中有字;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开礼品花之先河。其礼品花可谓伴随浦城人昔日生活的方方面面：每逢大年佳节、娶媳嫁女、生诞喜庆、乔迁新居、祠堂祭祀等都要置办酒宴，并请“剪花婆”“剪花嫂”剪就各种纸花，用以装点各色菜肴、祭品等。人们相互赠送礼品均用剪纸加以装饰，并根据所赠物品大小形状，剪雕成各种纹样[3]。在走亲访友赠送礼品之时，在祭祀祖宗神仙之际，礼品花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装饰和点缀，也是一种带有美好信仰的符号。礼品花会根据礼品的不同种类进行专门造型，如鱼花、猪腿花、糕花、蛋花、面花等（如图1所示）。这是浦城妇女独具智慧的艺术创作，它们以类似现代包装和广告的方式服务民间生活，是一种源于生活又指向精神世界的本原艺术。
从造型上来看，浦城传统剪纸造型装饰性更强，多有和文字结合的样式。以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浦城黄莲凤、项菊英二位老人的两幅剪纸为例，其作品整体构图饱满，形式趋向完满，装饰意味十足，形式感较强。字画结合的作品，整体融为一体，文字承担了图形的骨架，寓意吉祥的花卉纹样与枝叶缠绕交织，充盈其中（如图2所示）。圆形适合纹样的作品，画面丰富热闹，造型线条粗硕自然，内部元素多样繁复，细节之处虽精巧密集，但整体仍不显拘谨死板（如图3所示）。 两幅作品呈现出一派天真淳朴、古拙而富有温情的视觉风貌，是源于乡土生活的纯真艺术创作。虽然是满满当当的构图和装饰语言，但依然能够明显感受到浓浓的乡土味道，自然而不拘谨，丰富而不冗杂，完满而不矫饰。具体来看，图中的具体造型只求大型神似，不僵化地追求写实，装饰元素与骨架融合巧妙，不牵强附会，也不画蛇添足。图3的圆形适合纹样式样剪纸，虽然剪刻的满满当当，但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小对比、粗细对比等视觉元素的差异，而造型语言与装饰语言又保持了明显的规律和统一，这是非常符合多样而统一的形式美法则的。因此，传统蒲城剪纸的优秀代表——以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独特造型语汇，符合吉祥文化寓意的符号群，心手合一的精湛技艺，谙合审美规律的艺术形式，展现了闽北山城民间剪纸的独特魅力。
（二）柘荣传统剪纸的轻松
柘荣传统剪纸造型更呈现出一种自然大胆的艺术风格，艺人的个人风格相对突出，作品的表现性更强，多数作品兼具装饰性，少数作品造型洗练，形式新颖，摒除矫饰，个性鲜明。以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老艺人王描眉为例，其作品在表现对象时，更明显地体现出关注对象的主要特征，重视对主体神态的把握，抽离主要形象，舍弃细枝末节，形态处理简练洒脱，不拖泥带水，主次分明，有些适当装饰，有些作品舍弃装饰仅保留大形，构图强调叙事性，按特定情境进行形象组织和元素安排。部分早期作品更体现出接近原始艺术和少儿艺术的粗犷与稚拙。正是这样夸张的造型，使得作品充满了个性表达的张力，增加了独有的艺术表现力，使得作品充满了独特的趣味性（如图4所示）。
在王描眉《节日花》这幅作品中，主体人物造型非常概括，人物欢愉的神态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强烈地表达出来，右侧人物的两条腿是不符合常理的扭曲，空中漂浮着似兽似花的物象，人物手中拿着的彩绸和周围飞舞的彩旗、花朵连为一体，作者不在意刻画的每一个具体的物象到底“像不像”，也不管描绘的世界是否符合真实世界的逻辑，她采用一种类似于现代艺术中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把情理上相关的物象进行自然的艺术再造，以简洁明了的画面表达了自己对欢快节日的情趣表达。可惜，王描眉老人已经不在了，我们无法当面询问她的艺术构思，但我想她和林桃、库淑兰等千千万万个广布在中国乡村的剪花能手是一样的，她们用剪刀把心中的期盼和欢喜自然地流淌到一张张廉价的纸上，在艰难困苦的传统农耕社会生活中，我们看不到悲苦，看到的只有他们对生命热烈的歌颂和对美好的向往。
这种抽象的简练并非王描眉一人的特点，在柘荣县文化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老花样”，造型风格多体现了这样的艺术特点（如图5所示）。通过对传统柘荣剪纸与浦城剪纸进行对比，能够发现这些剪纸造型方面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对装饰元素的舍弃和对大轮廓、整体构图的重视。在其它地区剪纸中常见的锯齿纹、月牙纹等装饰语言在这些剪纸中比较少见，有些甚至直接舍弃。传统柘荣剪纸多以“面”的造型语言进行形象表现，与漳浦剪纸代表人物林桃突出“线”的语言完全不同，這里的剪纸更加呈现出浑然一体、简单纯朴的艺术风格。
这些遗留下来的剪纸，有的表现日常生活，有的表现节日习俗，有的表达民俗信仰，稚拙的造型展现了柘荣多文化、多民系、多族群融合汇聚而成的民间生活风貌。也是生活在这种文化场域之内，浸染地域风情的朴实农村妇女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对未来的祝福，对美好的期盼。在没有经过专业美术训练的背景下，凭借着口传心授的技艺，在经历了经年累月对祖传老花样的临摹训练，她们逐渐掌握了用剪纸表达生命体悟的创作范式，随心所欲地进行纯粹自我的本真表达，这是民间艺术产生与存在的经典模式，也是传统柘荣剪纸的独特艺术魅力所在。
三、有意地变形与精致地写实——当下两地剪纸造型对比 当前，浦城剪纸的主要传承方式是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与政府工作人员兼艺术家身份的吴卫东和周冬梅开办的“剪花嫂剪纸坊”传习所进行的。而柘荣剪纸则是多以传承人开办的商业类剪纸店铺为依托，进行工艺品展销而续存并发展的。不同的艺人身份和不同的传习模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众多偶然因素的催化，使得两地剪纸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较大分离，在剪纸造型风格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一）当下浦城剪纸述评
对浦城剪纸的保护和传承，县文化馆馆长吴卫东和图书馆馆长周冬梅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吴卫东本身是水彩画家，又身兼文化馆馆长的职位，专业与工作的双重契合，为浦城传统民间剪纸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提供了便利，他搜集了大量的老花样，梳理了老一代剪花婆的资料，并编著了两本关于浦城剪纸的书籍。周冬梅作为浦城剪纸的主要传承人，在工作之余开办了公益性的“剪花嫂剪纸坊”传习所，定期举办公益性的剪纸体验培训课程，以推广、发展浦城剪纸。
通过目前的作品来看，浦城当下剪纸作品从题材上多表现地方风情，从造型上来看，一部分作品保留了传承下来的老花样并适当精细化改进，另外一些作品也从题材上进行了丰富，造型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变形和夸张（如图6所示）。剪纸作品呈现出内容丰富多样、造型新颖独特的艺术格调，个性化的形式语言保证了视觉上的新鲜与陌生，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艺术创作使感知对象的“陌生化”，的确增加并延长了受众的审美体验。
在调研过程中，通过与吴、周二人的访谈与观察，能够看出画家吴卫东多年来一直关注国内各地剪纸的发展动向，并具有较高的绘画造诣，对构图和造型有很强的把控能力，他对周冬梅等传承人的剪纸创作有一定的指导性。可以判断，浦城剪纸如今展现出的些许古拙的乡土气是通过有意识的艺术创作塑造出来的，虽然看上去与传统的农村民间剪纸在视觉面貌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创作过程是截然不同的。诚然，这种创作过程的不同也是必然的，剪纸艺人身份的转变，生活背景的差异，时代的变迁，都是剪纸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二）当下柘荣剪纸述评
柘荣剪纸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是现年92岁的袁秀莹老人，她和王描眉等老一代剪纸艺人同属一个年代，其早期作品也呈现出柘荣剪纸造型简练洒脱的艺术风格，但后期作品能够看出明显的写实化、精细化倾向。除了笔者在袁秀莹家中看到的她创作的地方民俗系列剪纸外，其它作品大多表现精致花卉、吉祥图案、时代风貌等内容，与柘荣地域文化特色关联不大（如图7所示）。除此以外，柘荣地区其它中青年非遗传承人如吴秋凤、郑平芳、孔春霞等的作品也多是走向了这样的方向。 很明显，这类剪纸是当下剪纸创作的普遍形态。艺人对作品的重视使得作品尺幅不断增大、作品题材愈加丰富、装饰手法日趋繁复，当下的柘荣剪纸，大多失去了传统柘荣剪纸的自然与放松，尤其是丝丝入扣的镂空纹样，与传统剪纸忽视装饰的造型手法更是背道而驰。这种不断精细化、绘画化的民间剪纸创作已成为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似乎当下的剪纸艺人越是看中“剪纸”——这件传统农耕社会茶余饭后的小事，在创作的过程中越是显得局促和紧张。
诚然，精细和繁满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本身无可厚非，山东地区的高密剪纸一直以来都是以精细的线条成就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无论精巧还是古拙，都是剪纸造型的处理手法或是艺术风格，我们对于民间剪纸的品评依然还要从生活的角度出发，从艺术审美的视角进行综合的考量。王描眉等代表性艺人在临摹了数十年的“老花样”之后，做足了自由创作的“技术准备”，她们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生活是她们创作观念的唯一来源，她们随心所剪的是她们源于生活的所思与所想，是别无他求的自由表达，所呈现出的自然与古拙不是有意而为的，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当下的柘荣剪纸似乎已经失去了传统剪纸的艺术特色和独特韵味，当年那种发自本心的淳朴表达，在如今精致的作品中几乎荡然无存了。这种古朴韵味的消失与传统剪纸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的消失是息息相关的。
四、多重推手的复合效应——两地剪纸发展现状的成因分析与中国多数农村一样，浦城和柘荣的现代化进程也使得农村传统文化生态受到一定影响，人们生活模式的转变和现代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使得曾经在乡土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剪纸，逐渐脱离了本原的文化土壤，从生活的必需品、农村妇女的精神寄托，转变为城市的艺术品，从乡土生活中的“热热闹闹”变成了都市生活中的“审美与玩味”。“女红”既不再是衡量女子聪慧的准绳，刺绣也不再是家庭主妇必须掌握的生活技能，剪纸必然失去了它曾经应有的社会地位。
“剪花嫂”逐渐从农村消失了，老一代“剪花婆”也在逐渐离世，剪花嫂不再是浦城农村女性的泛称，而成为了都市中个别传承人的独特身份。艺人身份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剪纸的创作模式，原本艰辛生活中的一线曙光和一丝慰藉，成为了闲暇之余锦上添花的工艺品，内心的变化决定了创作的灵感、初衷、激情、幻想、希冀等创作冲动彻底的改变了，那么作品所呈现出的艺术张力和传递出的情感也必然不一样了。
市场化运作使剪纸成为了商品，既然是商品就必须考虑市场的反应。就如浦城剪纸传习所也有少量的富贵牡丹等类似题材的作品，传承人也知道这样的作品艺术格调不高，但有很多市民消费者喜欢这样的作品，有市场，所以也要适当迎合消费者。又如，笔者在与柘荣剪纸传承人的交流中得知，柘荣剪纸的精细化发展过程中，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批量采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赢得消费者的认可，艺术价值便逐渐被削弱了。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为了响应国家发展文化产业，振兴传统手工艺等政策，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举办展览、比赛和巡演等方式为剪纸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诚然国家制定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无疑是对民间剪纸的发展有利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评选的结果必然也会影响地方剪纸的发展方向。
相似的环境造就了两座小城不一样的传统剪纸风格：浦城更为完满，柘荣更为洒脱。历经时代变迁，传统的剪纸也在各种社会外力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有着美术基础的新一代浦城剪纸人，在努力地续写着浦城剪纸的传统。而柘荣，似乎丢弃了老一辈剪纸人的洒脱，而走向了纤巧和精致。浦城与柘荣两地剪纸造型风格的发展演变结果是令人意外的，造型面貌的呈现必然是由其复杂的内部成因造成的。方李莉在《安塞剪纸与农民画》一文中讲到：“民间艺术毕竟是民间生活的一部分， 是深埋在人的生命感与地缘环境中的一种文化表现……它们必须深扎在一种供它们生长的土壤环境中， 没有了这种环境和土壤也就没有了生命力”[4]。诚然，作为艺术人类学的学者，突出地缘文化的重要性无可厚非，这也正是民间剪纸“裂变发展”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剪纸艺术的创作者和研究者，面对不可逆转的文化变迁只能束手就擒，认为一切形式的探索和创新也只是徒劳的。正如福建剪纸协会会长吴文娟所说，“历史变迁促使艺术形态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从古至今，人们通过艺术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不变的，表达所在文化群体下个人生命历程的感悟是不变的。”作为民间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剪纸艺术也必然承担着这样的角色。原生于乡土社会的民间剪纸，在中国快速化的城市进程中出现暂时的“水土不服”也是正常的，但只要真正热爱剪纸、关注剪纸的人们始终不放弃对它的努力，更加深刻体悟剪纸背后的文化根源，努力探索最能夠表达文化生命力和纯真情感的艺术形式，它必然会继续散发活力和生机。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中国民间剪纸的认识，我们的深度还远远不够。
参考文献：
[1]余奎元.浦城礼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清）梁章钜.归田琐记[M].上海：中华书局，1981.
[3]吴卫东.浦城剪纸[M].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美术出版社，2011.
[4]方李莉.安塞的剪纸与农民画[J].文艺研究，2003（3）：122-130.
[责任编辑：艾涓]
收稿日期：2020-1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间手工技艺发展研究”（16BSH111）。
作者简介：李萌，男，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三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设计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