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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英国与俄罗斯围绕“间谍中毒案”的外交战升级。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议会宣布多项对俄制裁措施，俄罗斯随后出台反制措施。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英国又冲在了反俄的第一线。即使脱欧在即、国际影响力下滑，英国也要充当“反俄旗手”，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3月4日，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条公共长椅上昏迷，截至3月21日仍生命垂危。斯克里帕尔曾为英国军情六处提供情报，2006年被俄罗斯法庭判刑，2010年因美俄互换间谍而获释，后获得英国政治庇护。3月7日，英国警方反恐部门高官透露，致使两人生命垂危的是一种剧毒化学物质。3月12日，首相特雷莎·梅称英国的实验室识别出的这种剧毒物质是苏联时期研制的军用神经毒剂“诺维乔克”。3月14日，特雷莎·梅在议会下院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制造和储存这种毒剂，有过“政府支持下的跨国暗杀”记录，视叛逃者为“合法的暗杀目标”。基于这些原因，加之俄方没在规定的时间里提供“可信的解释”，英国政府认定俄罗斯极有可能是“幕后凶手”。事件被定性为“俄罗斯政府对英国非法使用武力”。
特雷莎·梅随后宣布多项制裁措施：驱逐23名被认定为情报人员的俄罗斯外交官，限期一周内离开英国；推动议会立法（包括新的反间谍法）防范各种形式的“敌对国家活动”，特别是赋予执法部门更大权力，使之可在边境拘留从事“敌对国家活动”的嫌疑人；加强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的检查力度，监控及追踪可能从事危害国家及民众安全的人；中断计划中的高级别双边接触，包括撤销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访英邀请，英国政府部级官员及王室成员将不出席今夏在俄举行的足球世界杯比赛；此外，还考虑冻结俄罗斯在英国的资产。
英国知道以一己之力难以“降伏”俄罗斯，故一开始就寻求盟友支持，力图打造“反俄同盟”。3月12～13日，特雷莎·梅在24小时之内先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强调“在应对俄罗斯方面，盟友之间一致行动很重要”。3月14～18日，她又与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波兰总理通话协调立场。3月15日，英、法、德、美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发生的首例军用级神经毒剂袭击事件，并称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俄罗斯对此负有责任。此外，英国还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英国代表在发言中指责俄罗斯“严重违背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尽管俄罗斯坚决否认，但英国得到美国、法国、荷兰和瑞典等西方国家的支持。
“间谍中毒案”发生在英国本土，英国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但其报复措施来得如此之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且，“谁是真凶”扑朔迷离，英国拒绝俄方联合调查的请求，不等警方最终调查报告出炉，就按照“你以前干过坏事”“你有干坏事的能力”的逻辑，一口咬定俄是“幕后黑手”。怀疑归怀疑，在没有确凿证据（至少没有将证据公开）的情况下对俄采取行动，这在逻辑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有欠缺的。从更长一段时间内的纵向视角看，“间谍中毒案”也只是不断恶化的英俄关系的一个最新案例。乌克兰危机后，英国极力推动欧美对俄制裁，特雷莎·梅还游说特朗普对俄保持高压态势。英国增兵中东欧，积极充当北约对俄战略威慑的“急先锋”。那么，英国为何如此高调反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維护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英国原本对俄罗斯“全面西化”抱有期待，但俄罗斯的做法让其无比失望。2015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现任财政大臣）哈蒙德直白地表示，“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里，英国及其盟友致力于将老对手俄罗斯带入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但相关努力遭到俄罗斯的拒绝。”在英国政要看来，俄罗斯武力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者”，以强力手段改变战后欧洲边界（“吞并”克里米亚）、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举动表明，俄罗斯不仅无意加入英美建立和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一心想颠覆这种秩序，建立“基于实力的国际秩序”。这无疑对英国构成了战略威胁。
第二，欲借“攘外”缓解国内舆论压力。进入21世纪以来，有多名俄罗斯异见人士和变节特工在英国“遭到暗杀”，俄罗斯对英国“发动网络攻击”、“干扰”脱欧公投等刺激性话题也屡屡见诸报端，这使得英国国内反俄、恐俄情绪高涨。2006年“利特维年科案”后，英国政府驱逐了四名俄罗斯外交官，暂停了两国安全合作，但英国舆论认为“手法太软”。此次事件发生后，英国政界和评论界呼吁首相对俄采取强硬措施。英国媒体的炒作与施压，让政治人物没有退路。此外，特雷莎·梅在脱欧和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等议题上承受反对党的压力，她对俄高调、强硬，恰好转移了反对党的注意力，不仅为自己解了套，还拉升了低迷的支持率。
第三，增加脱欧谈判的筹码。英国脱欧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在过渡期及英欧未来关系协定上面临欧盟方面较大压力。为了换取欧盟在经贸安排上作出妥协，英国采取了“利益置换”的办法：将俄罗斯渲染为欧洲最大安全威胁，将自身塑造为遏俄的重要力量，多次承诺“脱欧后的英国将无条件致力于维护欧洲的安全”。英国希望通过突出自身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博取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好感和让步。
特雷莎·梅在议会下院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一些反制措施不能公开”。英国《泰晤士报》援引内阁消息来源称，英国政府可能考虑对俄发动秘密网络攻击。俄罗斯则针锋相对，3月17日，宣布驱逐23名英国外交官，关闭英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禁止英国文化协会在俄开展业务。英俄对抗加剧，外界担心两国陷入“新冷战”。
英俄都握有核武器，“硬碰硬”的对抗方式必将导致两败俱伤，两国对此心知肚明。英国虽然高调反俄，有意把事情搞大，但不可能真的以全部身家跟俄罗斯对赌。英国国力有限，很多反俄措施更多地是姿态性的。比如在2017年，英国一艘45型驱逐舰运送60多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乌克兰军演。时任英国国防大臣法伦表示：“英国正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致力于捍卫世界各地的民主，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国家利益》一篇评论指出，“在军事上，单独一艘载有60名突击队员的战舰只具有象征性意义……甚至作为象征，一艘形单影只的驱逐舰也并不会发出强烈的信号……”
在英国战略界，也有“理性合作”的呼声。2017年3月初，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的报告就指出，俄罗斯虽会扰乱国际事务和违反国际规则，但英俄在打击“伊斯兰国”、核不扩散等领域有共同利益，拒绝同俄交往不是好的选项。问题在于，时不时出现的“暗杀”“网络攻击”等事件，总是挑动英国民众和媒体的敏感神经，导致特雷莎·梅对俄“接触 防范”的政策难以推行，实施起来就成了“接触有限，防范升级”。英俄积怨已久，两国缺乏互信，此次事件无疑会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此外，与冷战时期相比，西方世界在如何与俄罗斯打交道方面远非铁板一块。英国《独立报》报道称，前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2006年被害后，国际社会也曾表示要团结一致，结果不了了之。特雷莎·梅一直劝说西方国家领导人支持对俄采取惩罚性措施，但很多欧盟成员国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担忧对俄制裁影响本国经济，要他们力挺英国，恐怕有困难。德国新政府有意改善对俄关系，默克尔称需要与普京进行交流。特朗普对英国表示支持，但言辞并不强硬，只说“美国总是与英国站在一起”。
这样看来，“新冷战”不太可能，但未来一段时间内，英俄两国关系持续低位运行恐怕难以避免。英国也将继续扮演“反俄旗手”，最大限度地对盟友进行外交动员，为受俄罗斯“威胁”的国家提供援助，通过舆论战和外交战等对俄保持压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反俄“雷厉风行”
3月4日，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条公共长椅上昏迷，截至3月21日仍生命垂危。斯克里帕尔曾为英国军情六处提供情报，2006年被俄罗斯法庭判刑，2010年因美俄互换间谍而获释，后获得英国政治庇护。3月7日，英国警方反恐部门高官透露，致使两人生命垂危的是一种剧毒化学物质。3月12日，首相特雷莎·梅称英国的实验室识别出的这种剧毒物质是苏联时期研制的军用神经毒剂“诺维乔克”。3月14日，特雷莎·梅在议会下院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制造和储存这种毒剂，有过“政府支持下的跨国暗杀”记录，视叛逃者为“合法的暗杀目标”。基于这些原因，加之俄方没在规定的时间里提供“可信的解释”，英国政府认定俄罗斯极有可能是“幕后凶手”。事件被定性为“俄罗斯政府对英国非法使用武力”。
特雷莎·梅随后宣布多项制裁措施：驱逐23名被认定为情报人员的俄罗斯外交官，限期一周内离开英国；推动议会立法（包括新的反间谍法）防范各种形式的“敌对国家活动”，特别是赋予执法部门更大权力，使之可在边境拘留从事“敌对国家活动”的嫌疑人；加强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的检查力度，监控及追踪可能从事危害国家及民众安全的人；中断计划中的高级别双边接触，包括撤销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访英邀请，英国政府部级官员及王室成员将不出席今夏在俄举行的足球世界杯比赛；此外，还考虑冻结俄罗斯在英国的资产。
英国知道以一己之力难以“降伏”俄罗斯，故一开始就寻求盟友支持，力图打造“反俄同盟”。3月12～13日，特雷莎·梅在24小时之内先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强调“在应对俄罗斯方面，盟友之间一致行动很重要”。3月14～18日，她又与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波兰总理通话协调立场。3月15日，英、法、德、美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发生的首例军用级神经毒剂袭击事件，并称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俄罗斯对此负有责任。此外，英国还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英国代表在发言中指责俄罗斯“严重违背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尽管俄罗斯坚决否认，但英国得到美国、法国、荷兰和瑞典等西方国家的支持。
为何充当“反俄旗手”
“间谍中毒案”发生在英国本土，英国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但其报复措施来得如此之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且，“谁是真凶”扑朔迷离，英国拒绝俄方联合调查的请求，不等警方最终调查报告出炉，就按照“你以前干过坏事”“你有干坏事的能力”的逻辑，一口咬定俄是“幕后黑手”。怀疑归怀疑，在没有确凿证据（至少没有将证据公开）的情况下对俄采取行动，这在逻辑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有欠缺的。从更长一段时间内的纵向视角看，“间谍中毒案”也只是不断恶化的英俄关系的一个最新案例。乌克兰危机后，英国极力推动欧美对俄制裁，特雷莎·梅还游说特朗普对俄保持高压态势。英国增兵中东欧，积极充当北约对俄战略威慑的“急先锋”。那么，英国为何如此高调反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維护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英国原本对俄罗斯“全面西化”抱有期待，但俄罗斯的做法让其无比失望。2015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现任财政大臣）哈蒙德直白地表示，“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里，英国及其盟友致力于将老对手俄罗斯带入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但相关努力遭到俄罗斯的拒绝。”在英国政要看来，俄罗斯武力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者”，以强力手段改变战后欧洲边界（“吞并”克里米亚）、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举动表明，俄罗斯不仅无意加入英美建立和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一心想颠覆这种秩序，建立“基于实力的国际秩序”。这无疑对英国构成了战略威胁。
第二，欲借“攘外”缓解国内舆论压力。进入21世纪以来，有多名俄罗斯异见人士和变节特工在英国“遭到暗杀”，俄罗斯对英国“发动网络攻击”、“干扰”脱欧公投等刺激性话题也屡屡见诸报端，这使得英国国内反俄、恐俄情绪高涨。2006年“利特维年科案”后，英国政府驱逐了四名俄罗斯外交官，暂停了两国安全合作，但英国舆论认为“手法太软”。此次事件发生后，英国政界和评论界呼吁首相对俄采取强硬措施。英国媒体的炒作与施压，让政治人物没有退路。此外，特雷莎·梅在脱欧和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等议题上承受反对党的压力，她对俄高调、强硬，恰好转移了反对党的注意力，不仅为自己解了套，还拉升了低迷的支持率。
第三，增加脱欧谈判的筹码。英国脱欧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在过渡期及英欧未来关系协定上面临欧盟方面较大压力。为了换取欧盟在经贸安排上作出妥协，英国采取了“利益置换”的办法：将俄罗斯渲染为欧洲最大安全威胁，将自身塑造为遏俄的重要力量，多次承诺“脱欧后的英国将无条件致力于维护欧洲的安全”。英国希望通过突出自身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博取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好感和让步。
“新冷战”的开始？
特雷莎·梅在议会下院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一些反制措施不能公开”。英国《泰晤士报》援引内阁消息来源称，英国政府可能考虑对俄发动秘密网络攻击。俄罗斯则针锋相对，3月17日，宣布驱逐23名英国外交官，关闭英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禁止英国文化协会在俄开展业务。英俄对抗加剧，外界担心两国陷入“新冷战”。
英俄都握有核武器，“硬碰硬”的对抗方式必将导致两败俱伤，两国对此心知肚明。英国虽然高调反俄，有意把事情搞大，但不可能真的以全部身家跟俄罗斯对赌。英国国力有限，很多反俄措施更多地是姿态性的。比如在2017年，英国一艘45型驱逐舰运送60多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乌克兰军演。时任英国国防大臣法伦表示：“英国正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致力于捍卫世界各地的民主，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国家利益》一篇评论指出，“在军事上，单独一艘载有60名突击队员的战舰只具有象征性意义……甚至作为象征，一艘形单影只的驱逐舰也并不会发出强烈的信号……”
在英国战略界，也有“理性合作”的呼声。2017年3月初，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的报告就指出，俄罗斯虽会扰乱国际事务和违反国际规则，但英俄在打击“伊斯兰国”、核不扩散等领域有共同利益，拒绝同俄交往不是好的选项。问题在于，时不时出现的“暗杀”“网络攻击”等事件，总是挑动英国民众和媒体的敏感神经，导致特雷莎·梅对俄“接触 防范”的政策难以推行，实施起来就成了“接触有限，防范升级”。英俄积怨已久，两国缺乏互信，此次事件无疑会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此外，与冷战时期相比，西方世界在如何与俄罗斯打交道方面远非铁板一块。英国《独立报》报道称，前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2006年被害后，国际社会也曾表示要团结一致，结果不了了之。特雷莎·梅一直劝说西方国家领导人支持对俄采取惩罚性措施，但很多欧盟成员国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担忧对俄制裁影响本国经济，要他们力挺英国，恐怕有困难。德国新政府有意改善对俄关系，默克尔称需要与普京进行交流。特朗普对英国表示支持，但言辞并不强硬，只说“美国总是与英国站在一起”。
这样看来，“新冷战”不太可能，但未来一段时间内，英俄两国关系持续低位运行恐怕难以避免。英国也将继续扮演“反俄旗手”，最大限度地对盟友进行外交动员，为受俄罗斯“威胁”的国家提供援助，通过舆论战和外交战等对俄保持压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