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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中国经济面临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经济上的突出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需求侧；另一方面是在供给侧。从需求侧看，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不论是投资、出口还是消费，会从增长强劲转变为需求疲软。从供给侧看，原有的核心竞争力即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
现在看来，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在供给侧，但并不是说需求侧没有问题，深层次地看需求侧也是供给侧问题。如，投资疲软的深层原因是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没有空间，导致有钱无处投。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所以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有机遇也有挑战，但矛盾重点在供给侧，因此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
能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生产者，其核心是生產者一方的生产方式转换和生产效率提高。
从不同生产者在生产体系和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看，生产者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个人，个人通过提供劳动的方式影响供给。其次是企业，企业是当然的生产者，是供给侧的核心组织者。第三是产业，同类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直接作用于个人、单个企业，也作用于特定的产业，而特定的产业要保证公平竞争和合理的规模经济，就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调整产业结构恰恰是供给侧结构管理的政策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面对中长期问题，又要面对短期问题。面对的对象包括个人、企业、产业三个层次。因此，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政策按时间期限分包括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按作用对象分包括微观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
从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及举措，重点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优化产业规模，保证产业结构合理性。从长期来看，供给侧结构管理是要提高企业效率，不是简单的降低成本。同时改变产业结构，不是简单的完善产业竞争秩序，而是要在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升级。在个人层面上，从中长期看不是简单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而是要增大人力资本投入，需要设法提高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生产力。
所以，针对供给侧运用宏观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企业、产业、个人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要对企业予以认真的关注和扶持。我国现在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要关注企业和产业，特别是关注真正具有生产性、创造原始财富的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和产业。所有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等，需要关注其对消费者和市场需求的影响，但就目前经济形势来看，更重要的是关注政策出台后对企业和产业产生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和宏观调控者，要坚定地站在提高中国企业竞争力的角度设计政策，并评价其效果。这就是从供给侧进行管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出特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的是生产者，包括企业、劳动者，进而关注产业及产业结构，这些正是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矛盾的关键所在。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政策对中国经济具有针对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解决中国当前的失衡来说更具根本性。中国经济现在的失衡是双重风险并存，经济下行和潜在通胀。看起来是需求总量问题，但实际上是一系列结构问题。
在经济下行方面，投资需求疲软的突出问题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现在的通胀压力，可以找很多因素，但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素成本结构改变了，另一方面是投入产出结构没有改变，结果形成了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
从潜在通胀压力的另一端需求拉动上看，主要是因为货币超发，而货币超发的根源是外汇流入过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外汇储备倒逼出的基础货币供给是货币超发的首要原因。
所以，目前我国潜在的通胀压力，不管是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动都是结构性问题。成本推动是因为要素成本结构和产出结构之间不适应，是生产结构问题；需求拉动是因为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形成大量外汇储备，倒逼基础货币，同样是结构性问题。既然如此，就无法靠需求侧总量管理解决问题，总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不涉及结构。而供给侧恰恰主要解决的是结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其特点、现实所需及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来看，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需要系统性制度创新
不同行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环境不同，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经济环境主要包括基本制度体系和宏观调控方式。
在基本制度层面，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通过深化改革，主要解决国家、市场、企业的定位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经济体制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时间表和一张路线图，计划在2020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宏观调控及长远的社会发展和市场失灵领域起主导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
然而，光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够，还需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通过一整套明确清晰的游戏规则协调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经济活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其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建设，这就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这两方面的改革，一个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涉及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问题。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供给侧所有的政策、制度、措施，实际上深入到了生产者内部，深入到了企业。如果在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上，对企业的权利、市场主体的产权制度、利益关系、责任约束、激励约束等各个方面没有保障的话，就会导致政府对企业过多的随意的行政干预。这是其一。
其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结构失衡。解决结构问题与解决需求总量的不同是，需求总量是统一的、一刀切的，要么放松、要么扩张。结构调整或改革是有区别性的，所谓有区别性，就是带有政策和制度歧视的。让谁做不让谁做、让谁发展不让谁发展、鼓励谁限制谁，都是结构性改革中的应有之意。
这就要求无论是经济体制上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是政治体制上的企业和国家各自的权利，都必须界定清楚。不管是去产能，还是鼓励、限制和扶持企业，都要建立在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中。政府更多的是给予规则和秩序，而不是行政性切割。有很多国家没有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危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创新落后。首先是在经济制度方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该政府做的事政府缺位，比如说宏观调控方面的主导作用、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产业结构的战略规划等。该归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挤占，甚至政府直接干预企业作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改革落后，法治化进程落后，对政府集权缺少民主监督和法律约束。在这种社会法治条件下，就会导致对私权即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尊重、缺少保护，对公权缺少规范、没有约束，可以任性、乱用。
其结果是，企业在竞争中获得资源，无法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因为政府要么缺位、要么越位，市场已经失灵，不起作用，这时就只能靠政府获取资源，权利就被政府掌握在手里，这就必然出现权钱交易，既破坏公平正义，又瓦解效率。资源配置不按照市场规则，而按行贿力度，就不会有效率，权钱交易就不会有公平正义。没有公平和效率的社会，就不能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把对民主和法治的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
我国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适宜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使之能够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看来，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在供给侧，但并不是说需求侧没有问题，深层次地看需求侧也是供给侧问题。如，投资疲软的深层原因是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没有空间，导致有钱无处投。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所以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有机遇也有挑战，但矛盾重点在供给侧，因此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
能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生产者，其核心是生產者一方的生产方式转换和生产效率提高。
从不同生产者在生产体系和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看，生产者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个人，个人通过提供劳动的方式影响供给。其次是企业，企业是当然的生产者，是供给侧的核心组织者。第三是产业，同类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直接作用于个人、单个企业，也作用于特定的产业，而特定的产业要保证公平竞争和合理的规模经济，就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调整产业结构恰恰是供给侧结构管理的政策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面对中长期问题，又要面对短期问题。面对的对象包括个人、企业、产业三个层次。因此，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政策按时间期限分包括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按作用对象分包括微观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
从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及举措，重点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优化产业规模，保证产业结构合理性。从长期来看，供给侧结构管理是要提高企业效率，不是简单的降低成本。同时改变产业结构，不是简单的完善产业竞争秩序，而是要在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升级。在个人层面上，从中长期看不是简单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而是要增大人力资本投入，需要设法提高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生产力。
所以，针对供给侧运用宏观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企业、产业、个人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要对企业予以认真的关注和扶持。我国现在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要关注企业和产业，特别是关注真正具有生产性、创造原始财富的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和产业。所有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等，需要关注其对消费者和市场需求的影响，但就目前经济形势来看，更重要的是关注政策出台后对企业和产业产生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和宏观调控者，要坚定地站在提高中国企业竞争力的角度设计政策，并评价其效果。这就是从供给侧进行管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出特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的是生产者，包括企业、劳动者，进而关注产业及产业结构，这些正是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矛盾的关键所在。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政策对中国经济具有针对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解决中国当前的失衡来说更具根本性。中国经济现在的失衡是双重风险并存，经济下行和潜在通胀。看起来是需求总量问题，但实际上是一系列结构问题。
在经济下行方面，投资需求疲软的突出问题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现在的通胀压力，可以找很多因素，但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素成本结构改变了，另一方面是投入产出结构没有改变，结果形成了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
从潜在通胀压力的另一端需求拉动上看，主要是因为货币超发，而货币超发的根源是外汇流入过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外汇储备倒逼出的基础货币供给是货币超发的首要原因。
所以，目前我国潜在的通胀压力，不管是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动都是结构性问题。成本推动是因为要素成本结构和产出结构之间不适应，是生产结构问题；需求拉动是因为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形成大量外汇储备，倒逼基础货币，同样是结构性问题。既然如此，就无法靠需求侧总量管理解决问题，总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不涉及结构。而供给侧恰恰主要解决的是结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其特点、现实所需及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来看，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需要系统性制度创新
不同行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环境不同，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经济环境主要包括基本制度体系和宏观调控方式。
在基本制度层面，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通过深化改革，主要解决国家、市场、企业的定位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经济体制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时间表和一张路线图，计划在2020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宏观调控及长远的社会发展和市场失灵领域起主导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
然而，光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够，还需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通过一整套明确清晰的游戏规则协调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经济活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其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建设，这就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这两方面的改革，一个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涉及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问题。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供给侧所有的政策、制度、措施，实际上深入到了生产者内部，深入到了企业。如果在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上，对企业的权利、市场主体的产权制度、利益关系、责任约束、激励约束等各个方面没有保障的话，就会导致政府对企业过多的随意的行政干预。这是其一。
其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结构失衡。解决结构问题与解决需求总量的不同是，需求总量是统一的、一刀切的，要么放松、要么扩张。结构调整或改革是有区别性的，所谓有区别性，就是带有政策和制度歧视的。让谁做不让谁做、让谁发展不让谁发展、鼓励谁限制谁，都是结构性改革中的应有之意。
这就要求无论是经济体制上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是政治体制上的企业和国家各自的权利，都必须界定清楚。不管是去产能，还是鼓励、限制和扶持企业，都要建立在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中。政府更多的是给予规则和秩序，而不是行政性切割。有很多国家没有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危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创新落后。首先是在经济制度方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该政府做的事政府缺位，比如说宏观调控方面的主导作用、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产业结构的战略规划等。该归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挤占，甚至政府直接干预企业作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改革落后，法治化进程落后，对政府集权缺少民主监督和法律约束。在这种社会法治条件下，就会导致对私权即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尊重、缺少保护，对公权缺少规范、没有约束，可以任性、乱用。
其结果是，企业在竞争中获得资源，无法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因为政府要么缺位、要么越位，市场已经失灵，不起作用，这时就只能靠政府获取资源，权利就被政府掌握在手里，这就必然出现权钱交易，既破坏公平正义，又瓦解效率。资源配置不按照市场规则，而按行贿力度，就不会有效率，权钱交易就不会有公平正义。没有公平和效率的社会，就不能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把对民主和法治的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
我国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适宜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使之能够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