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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边，多少浪漫温情的对话，随着河水化作沉默，苏州河边，多少荡气回肠的对视，随着波涛变成传奇。千年来，浪奔浪流，潮头激起涌动，繁花似锦。百年来，潮起潮落，岸边繁花盛开，璀璨光华。
我们从河畔走来，带着泥土的芬香，顺着潮水的方向，历史的回眸和未来的展望，在此刻交汇。融入浦江，汇入大海。
开讲人：陈钢（上海音乐的声音记忆）
上海的声音是城市的声音，是现代的声音，也是美丽的声音。上海用它的声音，展现了一个国际大都会的风貌和它的万种风情。海纳百川的上海，中西交融的城市。中国的第一个音乐学院，第一个交响乐团，第一个唱片厂和第一首流行歌曲都在这里诞生。上海是一座热气腾腾的城市，它产生过很多激励人心的歌曲，从聂耳的《義勇军进行曲》一直到吕其明的《红旗颂》，包括去世的朱践耳先生，他用他的十首交响曲，谱写了历史的一种回响。上海是一座温暖的城市，也是一座多情的城市，我们不会忘记刘雪庵先生写的《长城谣》《红豆词》，李青主写的《我住长江头》，贺绿汀写的《秋水伊人》等等。
1959年，上海又出现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歌颂了爱情的忠贞、人性的美，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个情感符号和文化符号。上海的声音是城市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一定能够穿越时空，温暖人心，这样的声音也一定能翻山过海，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声音。
开讲人：曹雷、曹景行姐弟（爱的致意）
曹雷和曹景行在不同场合里，都说起过父亲曹聚仁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我们知道曹聚仁从1950年后就远赴海外工作直至1972年去世，一个常年不在孩子身边的父亲要如何教育出优秀的孩子？
姐弟俩的回答惊人的统一：父亲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读书氛围。曹雷说：“书是父亲生活中不可少的财富。他有几本书到哪都得带着，抗战的时候当战地记者，在战场上到处跑，他那一筐书都得背着，人家都觉得他有病。有时候没有车马了，他要把很重的书箱子放黄包车上，人家都恨不得把它们扔了，他觉得这是宝贝，到哪都不肯扔掉。他不把钱当回事，金银首饰都没有，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古董宝贝，从小就觉得家里没有书是很奇怪的。”
你也许知道曹雷是一个优秀的配音艺术表演家，却不知道她的散文不仅自然流畅、娓娓道来，而且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她的文字像是朗诵，像是台本，更像是一本“音乐导游图”，它使音乐的本体得到延伸和联想，同时使听众随着作者的引导随音而行。
你也许知道曹雷是上译厂的一个优秀译制片导演，却不知道正是因为她从小积累的阅读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她能完美地把影片和小说中的人物结合起来，不仅要表达出翻译的意思，还严苛到数演员这句话一共说了多少字，再对上口型，最后用声音演绎出来，所以她经手导演的译制片一部部的都是经典。
大家最早知道曹景行，应是从凤凰卫视开始吧。他被鲁豫称为“师奶杀手”，被窦文涛称为“新闻雷达”，现在不少人称他为“超级爷爷”。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那天是星期六，本来晚上要直播凤凰和湖南卫视合作的娱乐节目，台领导和主持人基本都去长沙了。曹景行临时找了两位新闻界的朋友来评论，同时穿插全国各地电话连线。节目播出后，反馈非常强烈。
最终他的一系列有深度有角度的时事讲评，让他名声大噪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先河，成为第一个在电视上做新闻评论的人。以前有个理论，电视是不能做评论的，所以以前央视都不做新闻评论。3个月后，曹景行的“时事开讲”在深夜11点开播，当时香港凤凰卫视深夜11点被称为垃圾时段，然而就是这个不被看好的时段，却被曹景行做得风生水起，成了“黄金时段”，一年广告都有几千万。
深厚的积淀这都归功于曹景行从小就嗜书如命，姐姐曹雷说起曹景行小时候每次不见了，准能在院子里专为父亲留下的书而搭建的小房间里找到他小小的身影。曹景行看书速度出奇地快，没多久家中藏书被看完了就去家对面南京路少儿图书馆借阅，每天2本，早上一本，下午就看完了还上再借一本。然而又没过多久，他就把少儿图书馆的书全看完了。当时的图书管理员于是为曹景行开了小灶特别准许他去了资料室看书。兴许是泡在图书馆的缘故，曹景行后来还和当年在安徽黄山插队下乡时整日见到的图书管理员结了婚，1978年两人最后双双通过高考，成为复旦大学的学子，曹景行学的历史，而他的妻子学了化学。
曹景行说独自在海外工作的父亲常常给他们写信，有时候会寄报纸，香港的《大公报》等，里面夹一个两个气球。有的时候会夹一块手绢给姐姐曹雷。甚至有时候会收到海关的一张纸，说你们寄来的东西里面有走私夹带。那时就是这样，如果你夹一条手绢，他认为是走私，就不让进来了。
曹景行说：“父亲不在身边，但他留给我们一个读书的环境。家里全是书，家里人也全部都在看书。妈妈、姐姐、哥哥平时都在看书，所以我从小看书。我记得九岁过生日时，他在北京给我买了《水浒后传》。因为我小学一年级就把《水浒》干掉，然后小学二年级给我看的是《水浒后传》，接着是《说岳全传》。在这种环境当中，读书成为了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可以不吃饭，但是我不可以不看书。直到后来我做新闻做评论，我得感谢我从小就有书可以看，父亲留给我们一个读书的家。”
从海派文化名家曹家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文化是通过读书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的，帮助孩子学会读书的方式，培养孩子对读书的兴趣，形成全家读书的家庭氛围，无需过多的三令五申，禁锢条例，读书就是一种家教。
有一个“上海通”的父亲，曹家姐弟俩对上海亦有着很深的感情和记忆。在color shanghai的五周年盛典上，主持人阎华让他们说说心目中上海的声音。
曹景行首先想到的是小时候拉警报的声音，是有轨电车的“恍当恍当”声，而现今上海的声音是地铁里、机场里的播报声。曹雷说让她印象最深的上海的声音，一个是街头的叫卖声，另一个就是小时候第一次在外国电影里听见的中国话。
那时在上海几家大电影院里都有“译意风”，请来教会学校声音很好听的女生现场翻译，电影院每个人的座位上有一个听筒。这就是上译厂和译制片的前身，后来上译厂的有些翻译就是当时的“译意风”的女生。上译厂那么成功，很大的因素也是因为在上海，与这段“译意风”的历史有关。
正是这座城市深厚的底蕴，造就了上译厂，并且创造了那么多经典的译制片。曹雷面露笑容的说：“那是一段有点不幸的往事。”原来“文革”后她得了癌症，手术后在郁郁寡欢气氛不怎么好的病房里休养，她觉得即使自己只能再活3天都要开心的活着。于是她开始给病友们讲笑话，大家都被她逗得纷纷抱着手术伤口说，“不能再笑了，要崩掉了！”曹雷发现原来自己不在镜头前，不上舞台，还可以通过语言和声音给人们带来快乐。于是主动要求调到了上译厂工作。曹雷在一个小小方寸之间，用自己的声音带给我们整个世界。
然而，曹景行也曾翻译过上译厂的电影。他认为上译厂能够产出那么多好的译制片，其实这就像沙漠中有一汪清泉，石缝中长出花朵一样，在大环境是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完成译制是非常不易的。译制片在那个年代是大家了解世界的媒介，好多经典著作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包括音乐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最早都是通过译制片接触，并且喜欢上的。上译厂的声音为所有人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去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无论是歌声、市声还是上译厂的声音，都是上海独有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心中对这座城市永远不变的乡愁！
我们从河畔走来，带着泥土的芬香，顺着潮水的方向，历史的回眸和未来的展望，在此刻交汇。融入浦江，汇入大海。
开讲人：陈钢（上海音乐的声音记忆）
上海的声音是城市的声音，是现代的声音，也是美丽的声音。上海用它的声音，展现了一个国际大都会的风貌和它的万种风情。海纳百川的上海，中西交融的城市。中国的第一个音乐学院，第一个交响乐团，第一个唱片厂和第一首流行歌曲都在这里诞生。上海是一座热气腾腾的城市，它产生过很多激励人心的歌曲，从聂耳的《義勇军进行曲》一直到吕其明的《红旗颂》，包括去世的朱践耳先生，他用他的十首交响曲，谱写了历史的一种回响。上海是一座温暖的城市，也是一座多情的城市，我们不会忘记刘雪庵先生写的《长城谣》《红豆词》，李青主写的《我住长江头》，贺绿汀写的《秋水伊人》等等。
1959年，上海又出现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歌颂了爱情的忠贞、人性的美，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个情感符号和文化符号。上海的声音是城市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一定能够穿越时空，温暖人心，这样的声音也一定能翻山过海，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声音。
开讲人：曹雷、曹景行姐弟（爱的致意）
曹雷和曹景行在不同场合里，都说起过父亲曹聚仁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我们知道曹聚仁从1950年后就远赴海外工作直至1972年去世，一个常年不在孩子身边的父亲要如何教育出优秀的孩子？
姐弟俩的回答惊人的统一：父亲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读书氛围。曹雷说：“书是父亲生活中不可少的财富。他有几本书到哪都得带着，抗战的时候当战地记者，在战场上到处跑，他那一筐书都得背着，人家都觉得他有病。有时候没有车马了，他要把很重的书箱子放黄包车上，人家都恨不得把它们扔了，他觉得这是宝贝，到哪都不肯扔掉。他不把钱当回事，金银首饰都没有，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古董宝贝，从小就觉得家里没有书是很奇怪的。”
你也许知道曹雷是一个优秀的配音艺术表演家，却不知道她的散文不仅自然流畅、娓娓道来，而且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她的文字像是朗诵，像是台本，更像是一本“音乐导游图”，它使音乐的本体得到延伸和联想，同时使听众随着作者的引导随音而行。
你也许知道曹雷是上译厂的一个优秀译制片导演，却不知道正是因为她从小积累的阅读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她能完美地把影片和小说中的人物结合起来，不仅要表达出翻译的意思，还严苛到数演员这句话一共说了多少字，再对上口型，最后用声音演绎出来，所以她经手导演的译制片一部部的都是经典。
大家最早知道曹景行，应是从凤凰卫视开始吧。他被鲁豫称为“师奶杀手”，被窦文涛称为“新闻雷达”，现在不少人称他为“超级爷爷”。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那天是星期六，本来晚上要直播凤凰和湖南卫视合作的娱乐节目，台领导和主持人基本都去长沙了。曹景行临时找了两位新闻界的朋友来评论，同时穿插全国各地电话连线。节目播出后，反馈非常强烈。
最终他的一系列有深度有角度的时事讲评，让他名声大噪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先河，成为第一个在电视上做新闻评论的人。以前有个理论，电视是不能做评论的，所以以前央视都不做新闻评论。3个月后，曹景行的“时事开讲”在深夜11点开播，当时香港凤凰卫视深夜11点被称为垃圾时段，然而就是这个不被看好的时段，却被曹景行做得风生水起，成了“黄金时段”，一年广告都有几千万。
深厚的积淀这都归功于曹景行从小就嗜书如命，姐姐曹雷说起曹景行小时候每次不见了，准能在院子里专为父亲留下的书而搭建的小房间里找到他小小的身影。曹景行看书速度出奇地快，没多久家中藏书被看完了就去家对面南京路少儿图书馆借阅，每天2本，早上一本，下午就看完了还上再借一本。然而又没过多久，他就把少儿图书馆的书全看完了。当时的图书管理员于是为曹景行开了小灶特别准许他去了资料室看书。兴许是泡在图书馆的缘故，曹景行后来还和当年在安徽黄山插队下乡时整日见到的图书管理员结了婚，1978年两人最后双双通过高考，成为复旦大学的学子，曹景行学的历史，而他的妻子学了化学。
曹景行说独自在海外工作的父亲常常给他们写信，有时候会寄报纸，香港的《大公报》等，里面夹一个两个气球。有的时候会夹一块手绢给姐姐曹雷。甚至有时候会收到海关的一张纸，说你们寄来的东西里面有走私夹带。那时就是这样，如果你夹一条手绢，他认为是走私，就不让进来了。
曹景行说：“父亲不在身边，但他留给我们一个读书的环境。家里全是书，家里人也全部都在看书。妈妈、姐姐、哥哥平时都在看书，所以我从小看书。我记得九岁过生日时，他在北京给我买了《水浒后传》。因为我小学一年级就把《水浒》干掉，然后小学二年级给我看的是《水浒后传》，接着是《说岳全传》。在这种环境当中，读书成为了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可以不吃饭，但是我不可以不看书。直到后来我做新闻做评论，我得感谢我从小就有书可以看，父亲留给我们一个读书的家。”
从海派文化名家曹家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文化是通过读书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的，帮助孩子学会读书的方式，培养孩子对读书的兴趣，形成全家读书的家庭氛围，无需过多的三令五申，禁锢条例，读书就是一种家教。
有一个“上海通”的父亲，曹家姐弟俩对上海亦有着很深的感情和记忆。在color shanghai的五周年盛典上，主持人阎华让他们说说心目中上海的声音。
曹景行首先想到的是小时候拉警报的声音，是有轨电车的“恍当恍当”声，而现今上海的声音是地铁里、机场里的播报声。曹雷说让她印象最深的上海的声音，一个是街头的叫卖声，另一个就是小时候第一次在外国电影里听见的中国话。
那时在上海几家大电影院里都有“译意风”，请来教会学校声音很好听的女生现场翻译，电影院每个人的座位上有一个听筒。这就是上译厂和译制片的前身，后来上译厂的有些翻译就是当时的“译意风”的女生。上译厂那么成功，很大的因素也是因为在上海，与这段“译意风”的历史有关。
正是这座城市深厚的底蕴，造就了上译厂，并且创造了那么多经典的译制片。曹雷面露笑容的说：“那是一段有点不幸的往事。”原来“文革”后她得了癌症，手术后在郁郁寡欢气氛不怎么好的病房里休养，她觉得即使自己只能再活3天都要开心的活着。于是她开始给病友们讲笑话，大家都被她逗得纷纷抱着手术伤口说，“不能再笑了，要崩掉了！”曹雷发现原来自己不在镜头前，不上舞台，还可以通过语言和声音给人们带来快乐。于是主动要求调到了上译厂工作。曹雷在一个小小方寸之间，用自己的声音带给我们整个世界。
然而，曹景行也曾翻译过上译厂的电影。他认为上译厂能够产出那么多好的译制片，其实这就像沙漠中有一汪清泉，石缝中长出花朵一样，在大环境是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完成译制是非常不易的。译制片在那个年代是大家了解世界的媒介，好多经典著作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包括音乐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最早都是通过译制片接触，并且喜欢上的。上译厂的声音为所有人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去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无论是歌声、市声还是上译厂的声音，都是上海独有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心中对这座城市永远不变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