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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约翰·汤姆逊1867年至1872年间在中国游历，拍摄了很多精彩的照片，这些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像，如今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汤姆逊为李鸿章拍了人物照，并这样评价：“他是汉族最伟大的儿子，也是我遇见的汉人中最优秀的楷模。他有6英尺高，举止稳健而高贵，相貌极为英俊，眼睛乌黑而又具洞察力，嘴唇上有两撇深棕色的胡子，显示出坚定的决心。”
6英尺，相当于约1.83米。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注意到李鸿章“从体型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李鸿章的身高也成为当时的国际媒体关注这位中国政治强人的重点。1896年，李鸿章访美，《纽约时报》记者专门求证过他6英尺的身高，“由于年老体衰，他有点驼背，看上去没有那么高。”
100多年后，姚明加盟NBA，外国人再次对一个中国人的身高发出惊叹，并称之为“中国巨人”。这种对身高的打量，其实是一种隐喻，它内含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视角：原来中国人也可以长这么高啊。自1792年英国派马嘎尔尼使团向乾隆皇帝贺寿，遭受必须下跪的“歧视”以来，西方与中国的相遇，最终演变为形形色色的侵略，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大部分都用来处理清帝国内外交困的局面。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最懂外国的政治家，也是在西方世界获得赞誉最多的中国官员。但是，这里的“懂”和“赞誉”，都有着复杂的含义。
李提摩太：他能越过众人看到远方
李提摩太（1845年-1919年），英国传教士，1870年开始到中国传教，他在中国翻译书籍，并创办了山西大学。他和洋务运动一代（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戊戌变法一代（康有为、梁启超）甚至革命一代（孙中山）都有交往，在不同时期，他都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李提摩太第一次与李鸿章接触是1875年。当时，李鸿章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而李提摩太则负责照料浸礼会在烟台的医院。李鸿章的很多士兵由于患热病和痢疾来医院诊治，李提摩太将一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带给了李鸿章，让他分发给他的随员和护兵。为此，李鸿章派人送来一封信表示感谢。这时的李鸿章，正处在汤姆逊所称的“高贵、英俊”时期，他回信感谢洋人，体现出当时中国官员不多见的良好教养。
1880年，中俄发生冲突，中国国内对俄作战的呼声高涨，巡抚曾国荃被派往沿海组建军队迎战俄军。李提摩太写了一本主张和平的小册子，题目是《和议论》，这年8月，他离开当时的传教地山西去北京，准备就这个问题向高层上书。李提摩太给每一个衙门都寄了一份小册子，但是他的举动引起了主战派的敌意，上面发布命令，称任何倡言和议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徒，会受到严厉处罚。9月，李提摩太路过天津，受到了李鸿章的接见，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李鸿章。李鸿章对李提摩太在山西主持赈灾表示了感谢，但是对他的传教事业不以为然，他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李鸿章不懂基督教，但是他懂中国人，也懂当时很多中国人为何“信仰”基督教，那就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李提摩太的传教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开始非常不顺利，后来打开局面，靠的是用消炎药来治病所体现出的优于中医的效果。
1887年，李提摩太再次来到天津，这次他又写了一本小册子《现代教育》，介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7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情况。李提摩太曾在北京的高级官员中散发这个小册子，当然他也送了一本给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李提摩太建议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当时推行了现代教育改革，清政府是否可以避免垮台的命运。如果从1890年开始算，20年后就是1910年，虽然清政府即将寿终正寝了，但是毕竟拥有一个可以搞现代教育的周期。不过对李鸿章来说，眼前有太多的危机，很难有从容的心态来做长远的打算。
李提摩太再一次见到李鸿章，已经是甲午战败之后了，李鸿章被视为战败的主要责任人，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1895年，不少地方发生了排斥和伤害传教士的事件，李提摩太要找清政府交涉，请李鸿章写信，把他引荐给恭亲王奕和总理大臣翁同龢。去李鸿章家那天是9月17日，“总督异乎寻常的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陪他共进晚餐”。这时的李鸿章，内心想必是孤独而烦闷的，他需要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他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新闻报》（上海的一份报纸，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是“鬼子学”，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对张之洞反对他议和颇有微词，让人不由联想到上文中提到的李提摩太散播的“和议论”，李提摩太对李鸿章是否产生了影响呢？
9月23日，李提摩太再次拜会李鸿章，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Pethick）说，这对前总督真是一个安慰。这一次，李鸿章继续抱怨：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满族人无足轻重……9月26日，李提摩太拿着写给翁同龢的信再次拜会李鸿章，请他帮忙改一下。李鸿章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见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这是在教李提摩太中国的政治哲学了。
1896年，李提摩太乘坐法国邮轮回国休假，在船上他遇到了要出使欧洲的李鸿章。李鸿章此行是去欧洲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两人在船上有过几次谈话。李提摩太在教会工作和中国当时的改革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此显赫的人物，却坐二等舱，这让李鸿章吃惊不已，因为他的秘书们旅行，都是乘坐头等舱。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李提摩太受邀和李鸿章、奕一起讨论山西传教士被杀问题。这是他和李鸿章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对李鸿章作了一个最终评价：“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无数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一个，从体型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更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
李鸿章是李提摩太在中国传教期间拜见次数最多的中国官员，他们关系相当密切，在一些事务上互相帮助。但让李提摩太遗憾的是，李鸿章尽管对他在赈灾、著书等方面颇为肯定，但他却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为中国做过一点好事。他对李鸿章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很是不解，求教于毕德格，毕德格说：“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 在文化和信仰上，李鸿章完全是传统的，尽管他对基督教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西医、慈善观念等并不排斥，但是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充满了警惕，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提摩太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能沟通的鸿沟。
李提摩太有非常天真的一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安慰李鸿章，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可以赚4亿两白银的方案（中国对日赔款白银2亿两）。他一直是一个和议派，主张清政府严守与外国签订的协议，以避免引起战争，他甚至建议清政府聘请伊藤博文来改革，照搬日本的改革方案。和他相比，李鸿章要现实得多，他懂得与外国的战争很多都难以避免，他想赢得一个较长的和平期来发展洋务，但最后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李鸿章对周围的环境非常不满（比如怒斥他们不懂外部世界，甚至连中国的古代经典也读得不好），但又无能为力，他只能做一个修补匠、一个灭火队员。荆棘和葡萄是很好的比喻，对李提摩太来说，清国满地荆棘，很难收获葡萄，而对李鸿章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深处其中，孤独和无力感，恐怕要远甚于李提摩太。
《纽约时报》：李鸿章带来的礼貌问题
1896年8月28日下午2时，李鸿章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此后的几天，《纽约时报》对李鸿章访美进行了连续的、大篇幅的报道，包括消息、特写、观察、访问等。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国是把李鸿章访美当作大事在办，接待规格达到最高级别。如今，当初的“新闻”早已成为历史，但《纽约时报》刊登的几次有关李鸿章的对话，仍可以把我们带回当时的现场。
美方安排卢杰将军到邮轮上迎接李鸿章，同去的还有曾在中国见过李鸿章的威尔逊将军。宾主闲聊时，李鸿章突然问威尔逊将军（下面是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
“你在美国很富有吗？”
担任清国公使馆秘书并协助安排接待的杜威先生向美方解释道：“这在清国是个很礼貌的问题。”
威尔逊将军显得有些困惑。这时，有人帮他回答道：“他很富有。”总督又很快转向卢杰将军：“你呢？”，将军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并回答说他不富有。
“为什么呢？”总督又发问，“退役将军反而比现役将军富有？”
这个问题总算逃过去了。总督接着又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他问卢杰将军：“你多大岁数了？”“这在清国仍被视为礼貌问题，表明对此人真产生了兴趣。”在清国待了7年并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诺克赫尔先生解释道。
卢克将军回答说：“我已60多岁了。”并解释道，美国军人有一定的服役年限。总督也问了威尔逊将军和其他将军的年龄，并说他们都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这在清国是礼貌问题”，言下之意，在美国就没那么礼貌了。《纽约时报》118年前的这篇报道，展示了当时中西方文化和礼仪的差异。记者还很敬业地深入李鸿章乘坐的邮轮，挖掘他的生活细节，比如他最经常吃的饭菜是燕窝汤、烤鸡、鱼翅和米饭。在船上，李鸿章也非常喜欢和普通乘客交流，见人必问的三个问题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的地方离纽约有多远？”——这种对李鸿章的报道，是一种好奇的打量。人们争相观看来自中国的权贵，大家都喜气洋洋，像过节一样，记者甚至听到人群中有人建议放假。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在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共有12位记者参加。《纽约时报》在次日登出采访的详细内容。
问：“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许多的事情，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答：“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有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在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
问：“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答：“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问：“阁下，您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答：“在我们大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问：“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答：“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
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问：“阁下，请问您对您本人的画像出现在这个城市有何评论？”
答：“不怎么样，他们画得不像。”（对话引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297页）
李鸿章的回答，如今看来，称得上坦诚而得体，而且也不乏幽默。和回答相比，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记者的提问。当时的美国，虽然朝气蓬勃发展很快，但在资本主义世界，毕竟只算后起之秀。美国记者曾设法让李鸿章来评价美国和此前他所访问的欧洲国家，以此来增强自豪感，这说明美国公众的普遍意识中，对欧洲仍是崇拜的。但是在“答记者问”中，记者的问题，仍不经意间暴露出他们在面对清国来宾时，有很强的优越性。“您赞成妇女受教育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清国妇女不受教育，是多么落后的事情啊。在系列报道中，记者多次凸显李鸿章的“礼貌问题”，向读者展示了那些符合清国礼仪而在美国人看来又是失礼的行为。这让人想起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朝廷要求他向乾隆皇帝下跪，而他认为是一种侮辱加以拒绝，最后多次沟通后，改为单腿下跪。不到一百年，这国际礼仪的规则，已经天翻地覆，当时的话语权已经掌握在西方世界了。
李鸿章访问美国时，已经是74岁的老人，他6英尺的身高也已经萎缩。在此前的欧洲行程中，这位大清重臣参加了沙皇的登基典礼，并达成了中俄合作的一些意向。6月，他来到德国，见到了俾斯麦，这时的俾斯麦已经81岁，成为“一介村夫”。俾斯麦是李鸿章的偶像，李鸿章有时候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但他知道，自己的成就不能和对方相比，在这次见面中，74岁的李鸿章还向俾斯麦请教在中国如何改革的问题。
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李鸿章有关引进外资和保障主权的看法很有先进性。如李提摩太所说，他越过了众人的脑袋，看到了远方——但可惜只是看到而已，他并没有到达远方。
（参考书目《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6英尺，相当于约1.83米。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注意到李鸿章“从体型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李鸿章的身高也成为当时的国际媒体关注这位中国政治强人的重点。1896年，李鸿章访美，《纽约时报》记者专门求证过他6英尺的身高，“由于年老体衰，他有点驼背，看上去没有那么高。”
100多年后，姚明加盟NBA，外国人再次对一个中国人的身高发出惊叹，并称之为“中国巨人”。这种对身高的打量，其实是一种隐喻，它内含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视角：原来中国人也可以长这么高啊。自1792年英国派马嘎尔尼使团向乾隆皇帝贺寿，遭受必须下跪的“歧视”以来，西方与中国的相遇，最终演变为形形色色的侵略，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大部分都用来处理清帝国内外交困的局面。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最懂外国的政治家，也是在西方世界获得赞誉最多的中国官员。但是，这里的“懂”和“赞誉”，都有着复杂的含义。
李提摩太：他能越过众人看到远方
李提摩太（1845年-1919年），英国传教士，1870年开始到中国传教，他在中国翻译书籍，并创办了山西大学。他和洋务运动一代（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戊戌变法一代（康有为、梁启超）甚至革命一代（孙中山）都有交往，在不同时期，他都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李提摩太第一次与李鸿章接触是1875年。当时，李鸿章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而李提摩太则负责照料浸礼会在烟台的医院。李鸿章的很多士兵由于患热病和痢疾来医院诊治，李提摩太将一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带给了李鸿章，让他分发给他的随员和护兵。为此，李鸿章派人送来一封信表示感谢。这时的李鸿章，正处在汤姆逊所称的“高贵、英俊”时期，他回信感谢洋人，体现出当时中国官员不多见的良好教养。
1880年，中俄发生冲突，中国国内对俄作战的呼声高涨，巡抚曾国荃被派往沿海组建军队迎战俄军。李提摩太写了一本主张和平的小册子，题目是《和议论》，这年8月，他离开当时的传教地山西去北京，准备就这个问题向高层上书。李提摩太给每一个衙门都寄了一份小册子，但是他的举动引起了主战派的敌意，上面发布命令，称任何倡言和议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徒，会受到严厉处罚。9月，李提摩太路过天津，受到了李鸿章的接见，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李鸿章。李鸿章对李提摩太在山西主持赈灾表示了感谢，但是对他的传教事业不以为然，他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李鸿章不懂基督教，但是他懂中国人，也懂当时很多中国人为何“信仰”基督教，那就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李提摩太的传教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开始非常不顺利，后来打开局面，靠的是用消炎药来治病所体现出的优于中医的效果。
1887年，李提摩太再次来到天津，这次他又写了一本小册子《现代教育》，介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7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情况。李提摩太曾在北京的高级官员中散发这个小册子，当然他也送了一本给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李提摩太建议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当时推行了现代教育改革，清政府是否可以避免垮台的命运。如果从1890年开始算，20年后就是1910年，虽然清政府即将寿终正寝了，但是毕竟拥有一个可以搞现代教育的周期。不过对李鸿章来说，眼前有太多的危机，很难有从容的心态来做长远的打算。
李提摩太再一次见到李鸿章，已经是甲午战败之后了，李鸿章被视为战败的主要责任人，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1895年，不少地方发生了排斥和伤害传教士的事件，李提摩太要找清政府交涉，请李鸿章写信，把他引荐给恭亲王奕和总理大臣翁同龢。去李鸿章家那天是9月17日，“总督异乎寻常的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陪他共进晚餐”。这时的李鸿章，内心想必是孤独而烦闷的，他需要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他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新闻报》（上海的一份报纸，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是“鬼子学”，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对张之洞反对他议和颇有微词，让人不由联想到上文中提到的李提摩太散播的“和议论”，李提摩太对李鸿章是否产生了影响呢？
9月23日，李提摩太再次拜会李鸿章，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Pethick）说，这对前总督真是一个安慰。这一次，李鸿章继续抱怨：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满族人无足轻重……9月26日，李提摩太拿着写给翁同龢的信再次拜会李鸿章，请他帮忙改一下。李鸿章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见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这是在教李提摩太中国的政治哲学了。
1896年，李提摩太乘坐法国邮轮回国休假，在船上他遇到了要出使欧洲的李鸿章。李鸿章此行是去欧洲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两人在船上有过几次谈话。李提摩太在教会工作和中国当时的改革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此显赫的人物，却坐二等舱，这让李鸿章吃惊不已，因为他的秘书们旅行，都是乘坐头等舱。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李提摩太受邀和李鸿章、奕一起讨论山西传教士被杀问题。这是他和李鸿章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对李鸿章作了一个最终评价：“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无数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一个，从体型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更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
李鸿章是李提摩太在中国传教期间拜见次数最多的中国官员，他们关系相当密切，在一些事务上互相帮助。但让李提摩太遗憾的是，李鸿章尽管对他在赈灾、著书等方面颇为肯定，但他却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为中国做过一点好事。他对李鸿章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很是不解，求教于毕德格，毕德格说：“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 在文化和信仰上，李鸿章完全是传统的，尽管他对基督教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西医、慈善观念等并不排斥，但是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充满了警惕，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提摩太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能沟通的鸿沟。
李提摩太有非常天真的一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安慰李鸿章，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可以赚4亿两白银的方案（中国对日赔款白银2亿两）。他一直是一个和议派，主张清政府严守与外国签订的协议，以避免引起战争，他甚至建议清政府聘请伊藤博文来改革，照搬日本的改革方案。和他相比，李鸿章要现实得多，他懂得与外国的战争很多都难以避免，他想赢得一个较长的和平期来发展洋务，但最后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李鸿章对周围的环境非常不满（比如怒斥他们不懂外部世界，甚至连中国的古代经典也读得不好），但又无能为力，他只能做一个修补匠、一个灭火队员。荆棘和葡萄是很好的比喻，对李提摩太来说，清国满地荆棘，很难收获葡萄，而对李鸿章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深处其中，孤独和无力感，恐怕要远甚于李提摩太。
《纽约时报》：李鸿章带来的礼貌问题
1896年8月28日下午2时，李鸿章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此后的几天，《纽约时报》对李鸿章访美进行了连续的、大篇幅的报道，包括消息、特写、观察、访问等。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国是把李鸿章访美当作大事在办，接待规格达到最高级别。如今，当初的“新闻”早已成为历史，但《纽约时报》刊登的几次有关李鸿章的对话，仍可以把我们带回当时的现场。
美方安排卢杰将军到邮轮上迎接李鸿章，同去的还有曾在中国见过李鸿章的威尔逊将军。宾主闲聊时，李鸿章突然问威尔逊将军（下面是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
“你在美国很富有吗？”
担任清国公使馆秘书并协助安排接待的杜威先生向美方解释道：“这在清国是个很礼貌的问题。”
威尔逊将军显得有些困惑。这时，有人帮他回答道：“他很富有。”总督又很快转向卢杰将军：“你呢？”，将军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并回答说他不富有。
“为什么呢？”总督又发问，“退役将军反而比现役将军富有？”
这个问题总算逃过去了。总督接着又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他问卢杰将军：“你多大岁数了？”“这在清国仍被视为礼貌问题，表明对此人真产生了兴趣。”在清国待了7年并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诺克赫尔先生解释道。
卢克将军回答说：“我已60多岁了。”并解释道，美国军人有一定的服役年限。总督也问了威尔逊将军和其他将军的年龄，并说他们都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这在清国是礼貌问题”，言下之意，在美国就没那么礼貌了。《纽约时报》118年前的这篇报道，展示了当时中西方文化和礼仪的差异。记者还很敬业地深入李鸿章乘坐的邮轮，挖掘他的生活细节，比如他最经常吃的饭菜是燕窝汤、烤鸡、鱼翅和米饭。在船上，李鸿章也非常喜欢和普通乘客交流，见人必问的三个问题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的地方离纽约有多远？”——这种对李鸿章的报道，是一种好奇的打量。人们争相观看来自中国的权贵，大家都喜气洋洋，像过节一样，记者甚至听到人群中有人建议放假。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在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共有12位记者参加。《纽约时报》在次日登出采访的详细内容。
问：“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许多的事情，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答：“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有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在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
问：“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答：“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问：“阁下，您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答：“在我们大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问：“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答：“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
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问：“阁下，请问您对您本人的画像出现在这个城市有何评论？”
答：“不怎么样，他们画得不像。”（对话引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297页）
李鸿章的回答，如今看来，称得上坦诚而得体，而且也不乏幽默。和回答相比，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记者的提问。当时的美国，虽然朝气蓬勃发展很快，但在资本主义世界，毕竟只算后起之秀。美国记者曾设法让李鸿章来评价美国和此前他所访问的欧洲国家，以此来增强自豪感，这说明美国公众的普遍意识中，对欧洲仍是崇拜的。但是在“答记者问”中，记者的问题，仍不经意间暴露出他们在面对清国来宾时，有很强的优越性。“您赞成妇女受教育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清国妇女不受教育，是多么落后的事情啊。在系列报道中，记者多次凸显李鸿章的“礼貌问题”，向读者展示了那些符合清国礼仪而在美国人看来又是失礼的行为。这让人想起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朝廷要求他向乾隆皇帝下跪，而他认为是一种侮辱加以拒绝，最后多次沟通后，改为单腿下跪。不到一百年，这国际礼仪的规则，已经天翻地覆，当时的话语权已经掌握在西方世界了。
李鸿章访问美国时，已经是74岁的老人，他6英尺的身高也已经萎缩。在此前的欧洲行程中，这位大清重臣参加了沙皇的登基典礼，并达成了中俄合作的一些意向。6月，他来到德国，见到了俾斯麦，这时的俾斯麦已经81岁，成为“一介村夫”。俾斯麦是李鸿章的偶像，李鸿章有时候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但他知道，自己的成就不能和对方相比，在这次见面中，74岁的李鸿章还向俾斯麦请教在中国如何改革的问题。
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李鸿章有关引进外资和保障主权的看法很有先进性。如李提摩太所说，他越过了众人的脑袋，看到了远方——但可惜只是看到而已，他并没有到达远方。
（参考书目《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