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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是《中国广播》杂志创刊20周年，作为她的读者、作者和被报道过的新闻人，20年来我真切地见证了《中国广播》忠实记录新时期中国广播发展的历程，感受到全国广播界从业者业务思想理念的进步与飞跃。如今，手捧一期期新出刊的《中国广播》，精读那一篇篇理念新颖、思路前瞻的新闻业务文章，备感亲切和清新。值此《中国广播》公开发行20周年到来之际，特撰写本文以致庆贺。
我与《中国广播》的交往起缘于她的前身，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广播界内部发行的《编播业务》。1970年我从“工程师摇篮”的工科院校毕业后，被拉郎配式地分配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闻采编工作。那时，非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我对采编业务一窍不通。虽自学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专业教材，但仍处于本本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状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天津广播事业局图书资料室发现了《编播业务》，从此便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细心读遍了“文革”前内部发行的《编播业务》全部合订本，从中学会了采编业务。由于我吸取了五六十年代全国各级电台业务骨干的先进业务经验，在不太长时间就能独当一面地工作，并逐步成为天津电台几个知名记者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被选调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天津记者站任记者。从此，我既是热心的老读者，又是《编播业务》（1988年改名《广播业务》）的新作者。1993年《中国广播》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后，我与杂志的关系越加紧密深厚。多年来，《广播业务》和《中国广播》先后刊发了30多篇我撰写的业务文章，这使我的一些较新的业务观点和思路、独特的采编经验和技巧、横宽纵深的理论探讨和思考得以传播。更让我忘不了的是，我评聘记者、主任记者、高级记者专业职务所报送的论文均是《广播业务》和《中国广播》刊发的，我个人业务成功的一半要归功于《中国广播》。
30多年的记者生涯，我采写发表的各类新闻作品以千万字计，所宣传过的新闻人物当以千为计。不能忘怀的是，把我当做新闻人物报道的媒体又是《中国广播》，这使我与《中国广播》的渊源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1995年年底，《中国广播》杂志时任社长包云亲赴天津记者站，他经过深入细致的采访，撰写了题为《学无涯 事无境 笔不停》的通讯，发表在1996年第2期《中国广播》的“广播人”栏目里。这篇通讯对我这个老广播人进行了全面的报道，文中精辟的分析帮我梳理了实践经验；独到的视角，帮我找到了继续前进的起点；内涵深邃的定论，帮我增加了进入快车道的驱动力。
1998年，我调任中央电台地方记者管理中心工作，与《中国广播》同在一层楼办公，我和杂志的关系也从单纯个人投稿，转化为联手推动中央电台地方新闻的采编工作。从1999年到2002年，记者中心组织选编了三期《中国广播》专刊稿件，集中发表了中央电台100多位驻各地记者的业务文章，为中央电台驻地方记者队伍的业务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帮扶作用，功不可没。多年来，中央电台有30多位驻地方记者因《中国广播》圆了评聘高级记者之梦。抚今追昔，大家祝福《中国广播》越办越好，兴旺发达。
2002年6月，针对信息时代受众希望从权威媒体及时得到精炼过的有价值信息的需求，中央电台地方记者中心与新闻中心一起推行了地方新闻新的采编流程——选题“菜单”化，采前“点菜”制，记者站的重点选题实行《每日信息报告》制度。这一改，每天40个记者站131名记者报来的重点新闻选题就是供编辑部选择的大菜单，经过编辑部集体研究，确定拟选用并可做《全国新闻联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两大重点节目头两条的信息、题目、体裁，再指令前方记者采制节目。新的采编流程，把中央电台编发新闻节目的业务思想在采访之前就灌输给记者，等于把编辑部前移到新闻发生地，也把一线记者融入到编辑部整合新闻信息的过程之中，形成了前后方记者和编辑的双向互动和互补。2002年第11期《中国广播》刊发了我围绕这一改革撰写的业务研究文章《选题“菜单”化 采前“点菜”制——提高新闻节目核心竞争力的新举措》，在全国广播界引起热烈反响。十几家省级电台的新闻中心来电来信索要新流程方案，吉林电台还邀请我去讲课。这篇业务文章还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转载，并获中央电台第六届业务论文评比二等奖。
《中国广播》创刊20年来，编辑部撰写或组织作者撰写的大量论文，都围绕改革开放的中心工作，对全国广播界正在做和将要做的重大改革进行理性的分析评价和思考，既着眼于深化促进理论的创新，又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立意高、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大，深受广播界同人欢迎。其中我参与、见证了两起《中国广播》把触角直插广播改革最前沿的实例。
2002年1月1日，一座调频100.1兆赫、全天播音18小时的广播电台——滨海之声响彻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上空。这座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记者站与塘沽区广播电视局联合改版创办的。该台在节目定位和栏目设置上都体现了“服务社区、贴近百姓”的特色，堪称中国都市社区调频广播的第一台。经过全台从业人员的努力，这个植根于中国社会“末梢”的社区广播电台，把中国广播界带入了一个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2003年岁末的一天，我以中央电台地方记者中心主任兼天津记者站站长身份，陪同杂志主编裴建平和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璐及专门研究过国外社区广播课题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张勉之等同志前往天津，在滨海之声电台考察后，与该台台长、总监、主持人等举行了座谈会（见左图）。2004年第2期《中国广播》刊发了特别策划专稿《营造社区人的精神家园——解读天津滨海之声调频社区广播》，对滨海之声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2003年，中央电台顺利完成频率专业化改革任务，至2004年1月1日“中国之声”全新推出，全台8套节目已经全部实行了频率专业化改革。为了引导中央电台驻全国40个记者站的100多位记者转变观念，紧跟全台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发挥好中央电台伸向全国的新闻触角作用，我牵头记者中心与《中国广播》组织了一次大型笔会，组织记者中心、中国之声新闻编辑部、中广网、四川站、青海站、陕西站、海南站的记者进行业务探讨和研究。2004年第3期《中国广播》刊发了特别策划《伸向全国的新闻触角——改革给中央台驻地方记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文，在记者站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统一思想、稳定队伍、激励参与改革、争做新贡献的良好作用。
2004年应编辑部之约，我为《中国广播》第11期撰写了卷首语《把“三项学习教育”常态化，倾力打造高素质记者队伍——写于“11·8”记者节到来之际》。2005年记者中心与《中国广播》合作开设了“高层与广播”特别栏目。这个栏目开了一年多，刊发了10多篇驻地方记者采写的省市领导重视和关心广播新闻工作的特别报道，对增进中央电台与地方党政领导的关系，推动记者站工作，扩大驻地记者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退休以后，《中国广播》对我的关照依然继续着。2008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的总计142万字的新闻作品选集（上、中、下）全三册，杂志上及时刊登了消息；2012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与金丽琛合作撰写的60万字的新闻专著《怎样做记者》一书，《中国广播》又第一时间刊发了书讯，令我感激不尽。
在纪念《中国广播》创刊20周年之际，我这个老广播人心情激动万分，久久难以平静。《中国广播》对广播人的友谊、支持、帮助，将永存我心中。
（作者系中央电台地方记者管理中心原主任）
（本文编辑：刘园丁）
我与《中国广播》的交往起缘于她的前身，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广播界内部发行的《编播业务》。1970年我从“工程师摇篮”的工科院校毕业后，被拉郎配式地分配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闻采编工作。那时，非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我对采编业务一窍不通。虽自学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专业教材，但仍处于本本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状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天津广播事业局图书资料室发现了《编播业务》，从此便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细心读遍了“文革”前内部发行的《编播业务》全部合订本，从中学会了采编业务。由于我吸取了五六十年代全国各级电台业务骨干的先进业务经验，在不太长时间就能独当一面地工作，并逐步成为天津电台几个知名记者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被选调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天津记者站任记者。从此，我既是热心的老读者，又是《编播业务》（1988年改名《广播业务》）的新作者。1993年《中国广播》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后，我与杂志的关系越加紧密深厚。多年来，《广播业务》和《中国广播》先后刊发了30多篇我撰写的业务文章，这使我的一些较新的业务观点和思路、独特的采编经验和技巧、横宽纵深的理论探讨和思考得以传播。更让我忘不了的是，我评聘记者、主任记者、高级记者专业职务所报送的论文均是《广播业务》和《中国广播》刊发的，我个人业务成功的一半要归功于《中国广播》。
30多年的记者生涯，我采写发表的各类新闻作品以千万字计，所宣传过的新闻人物当以千为计。不能忘怀的是，把我当做新闻人物报道的媒体又是《中国广播》，这使我与《中国广播》的渊源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1995年年底，《中国广播》杂志时任社长包云亲赴天津记者站，他经过深入细致的采访，撰写了题为《学无涯 事无境 笔不停》的通讯，发表在1996年第2期《中国广播》的“广播人”栏目里。这篇通讯对我这个老广播人进行了全面的报道，文中精辟的分析帮我梳理了实践经验；独到的视角，帮我找到了继续前进的起点；内涵深邃的定论，帮我增加了进入快车道的驱动力。
1998年，我调任中央电台地方记者管理中心工作，与《中国广播》同在一层楼办公，我和杂志的关系也从单纯个人投稿，转化为联手推动中央电台地方新闻的采编工作。从1999年到2002年，记者中心组织选编了三期《中国广播》专刊稿件，集中发表了中央电台100多位驻各地记者的业务文章，为中央电台驻地方记者队伍的业务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帮扶作用，功不可没。多年来，中央电台有30多位驻地方记者因《中国广播》圆了评聘高级记者之梦。抚今追昔，大家祝福《中国广播》越办越好，兴旺发达。
2002年6月，针对信息时代受众希望从权威媒体及时得到精炼过的有价值信息的需求，中央电台地方记者中心与新闻中心一起推行了地方新闻新的采编流程——选题“菜单”化，采前“点菜”制，记者站的重点选题实行《每日信息报告》制度。这一改，每天40个记者站131名记者报来的重点新闻选题就是供编辑部选择的大菜单，经过编辑部集体研究，确定拟选用并可做《全国新闻联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两大重点节目头两条的信息、题目、体裁，再指令前方记者采制节目。新的采编流程，把中央电台编发新闻节目的业务思想在采访之前就灌输给记者，等于把编辑部前移到新闻发生地，也把一线记者融入到编辑部整合新闻信息的过程之中，形成了前后方记者和编辑的双向互动和互补。2002年第11期《中国广播》刊发了我围绕这一改革撰写的业务研究文章《选题“菜单”化 采前“点菜”制——提高新闻节目核心竞争力的新举措》，在全国广播界引起热烈反响。十几家省级电台的新闻中心来电来信索要新流程方案，吉林电台还邀请我去讲课。这篇业务文章还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转载，并获中央电台第六届业务论文评比二等奖。
《中国广播》创刊20年来，编辑部撰写或组织作者撰写的大量论文，都围绕改革开放的中心工作，对全国广播界正在做和将要做的重大改革进行理性的分析评价和思考，既着眼于深化促进理论的创新，又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立意高、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大，深受广播界同人欢迎。其中我参与、见证了两起《中国广播》把触角直插广播改革最前沿的实例。
2002年1月1日，一座调频100.1兆赫、全天播音18小时的广播电台——滨海之声响彻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上空。这座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记者站与塘沽区广播电视局联合改版创办的。该台在节目定位和栏目设置上都体现了“服务社区、贴近百姓”的特色，堪称中国都市社区调频广播的第一台。经过全台从业人员的努力，这个植根于中国社会“末梢”的社区广播电台，把中国广播界带入了一个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2003年岁末的一天，我以中央电台地方记者中心主任兼天津记者站站长身份，陪同杂志主编裴建平和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璐及专门研究过国外社区广播课题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张勉之等同志前往天津，在滨海之声电台考察后，与该台台长、总监、主持人等举行了座谈会（见左图）。2004年第2期《中国广播》刊发了特别策划专稿《营造社区人的精神家园——解读天津滨海之声调频社区广播》，对滨海之声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2003年，中央电台顺利完成频率专业化改革任务，至2004年1月1日“中国之声”全新推出，全台8套节目已经全部实行了频率专业化改革。为了引导中央电台驻全国40个记者站的100多位记者转变观念，紧跟全台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发挥好中央电台伸向全国的新闻触角作用，我牵头记者中心与《中国广播》组织了一次大型笔会，组织记者中心、中国之声新闻编辑部、中广网、四川站、青海站、陕西站、海南站的记者进行业务探讨和研究。2004年第3期《中国广播》刊发了特别策划《伸向全国的新闻触角——改革给中央台驻地方记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文，在记者站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统一思想、稳定队伍、激励参与改革、争做新贡献的良好作用。
2004年应编辑部之约，我为《中国广播》第11期撰写了卷首语《把“三项学习教育”常态化，倾力打造高素质记者队伍——写于“11·8”记者节到来之际》。2005年记者中心与《中国广播》合作开设了“高层与广播”特别栏目。这个栏目开了一年多，刊发了10多篇驻地方记者采写的省市领导重视和关心广播新闻工作的特别报道，对增进中央电台与地方党政领导的关系，推动记者站工作，扩大驻地记者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退休以后，《中国广播》对我的关照依然继续着。2008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的总计142万字的新闻作品选集（上、中、下）全三册，杂志上及时刊登了消息；2012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与金丽琛合作撰写的60万字的新闻专著《怎样做记者》一书，《中国广播》又第一时间刊发了书讯，令我感激不尽。
在纪念《中国广播》创刊20周年之际，我这个老广播人心情激动万分，久久难以平静。《中国广播》对广播人的友谊、支持、帮助，将永存我心中。
（作者系中央电台地方记者管理中心原主任）
（本文编辑：刘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