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吴征和杨澜这对夫妻又牵涉进一桩新闻。友人知道我曾经为这对夫妻打工，很想知道我对他们的真实印象。怎么说呢？4个字：非正非邪。
　　虽然杨澜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吴征，却是不折不扣的夫唱妇随。尽管很多公司常常挂在杨澜名下，其实她只是吴征生意上的公关主任或形象代言人。这家夫妻店的主角绝对是吴征。
　　认识这对夫妻是在10年前，当时我刚离开亚洲电视。吴征收购了有六十多年历史的香港《成报》，通过中间人找我去担任执行总编辑。此前吴征刚闹出假文凭风波，给人的印象很坏。我没想过要给这样一个人打工，随口开了个不低的要价，且说明一分钱的议价空间也没有。想来他也给不了，此事就可以应付过去。不料，吴征很快就答复同意，我就不得不认真考虑了。
　　当时我在香港新闻界已经打滚近10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施展的舞台。许多老板的理由只有一个：不是香港人要主持一个香港媒体恐怕不行。《成报》是家传统的本土媒体，在吴征接手前印数已经从30万跌到了5万份，每年亏损近1.5亿。对方几乎是半送半卖给了吴征。我想争这口气：不是香港人也能办好一份香港本土报纸。于是就答应下来，和吴征见了面。他给了我一份候任总编辑包云龙的改版方案，被我当场全盘推翻。包先生从来没有做过报纸，照这个方案去做，《成报》是没有生路的。我承诺3年内收复《成报》失地，但业务和用人方面有全权，无论是吴征本人还是包云龙都不得干预。我会在一星期内提出让《成报》起死回生的思路和第一次改版方案。如认可，我就走马上任，不然就另请高明。3天后，吴征给我回复：一切按照我的想法办，而且我这个执行总编辑很快变成了总编辑。
　　 打仗要有一支高度默契的团队，我从《明报》的老同事中挑选了一批精兵强将，然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不久就遇上香港“七一”大游行，港人对前途迷茫，北京的政策开始调整，这是做新闻的黄金季节，我们使出浑身解数，几乎天天有来自北京的独家消息。社评锋芒毕露，篇篇击中问题的要害。《成报》一时成了香港人不能不看的报纸。印数以每月多一万份的速度递增，很快就达到每天10万份。第一年的亏损减少了近8000万元。其间，吴征确实恪守承诺，任何时候都会尊重我的专业意见，且几次三番主动提出要给我无息贷款置业。吴征和杨澜夫妇1997年初到香港时几乎是赤手空拳，三四年间就成为传媒大亨，撇开别的因素不说，至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厚待部属，尊重人才”这一条是他们成功的要诀之一，也是我遇到的老板中不多见的。
　　眼看《成报》振兴有望，甚至有人愿意一次花5000万元买3年的广告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吴征的商人本性就显露出来了。他想在证券市场上玩财技，把《成报》的控股权从上市公司变为他私人持有。不料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老板覃辉趁机在暗中恶意收购，最后成了《成报》大股东，把吴征踢出了局。
　　最初，我没有要和他共进退的打算。然而吴征不断游说我和他一起创立一个覆盖两岸三地的多媒體机构。这样一个传媒理想很吸引人，我被蛮横无理的覃辉兄弟从《成报》逼走后，决定加盟吴征的阳光新媒体集团。此后，我的主业就是不断地帮他撰写各种项目策划书，拿到资本市场去融资。每份策划书如能忽悠到钱的话，他就注册一个公司，反之就成废纸一堆。
　　不到一年，吴征就用不多的资金搭起一个多媒体企业的框架，报纸、杂志、网站、出版社一应俱全。尽管这些媒体都还在草创阶段，但吴征就已经开始到处兜售。他的口才实在了得，且能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法文，最容易埋单的是外国人。例如，朋友有一家中国最大的电话商务公司，我把他介绍给吴征谋求合作，在北京北海公园内吴征的私人会所见面。他正在和一帮欧洲商人谈生意。朋友刚简单介绍完公司的情况，吴征转身就去隔壁房间，对那些欧洲人说，自己有家电话商务公司可以拿出来合作。不久以后，在吴征的游说下，新加坡万国传媒集团就以换股的形式买了他的阳光新媒体。新加坡人接手后才大呼上当，原来这是一个几乎近于空壳的传媒公司。这家公司成了他们的鸡肋，扔了可惜，想做起来就要不断投入大量的资金。最后新加坡人不得不灰头土脸地退出。吴征把公司拿回来改头换面，居然又能迅速在纳斯达克上市。
　　有人说吴征是商场老千，但如今商场又有几个成功者不是靠空麻袋背米发家的？至少吴征没有从中国的银行骗贷款，赚的都是外国凯子的钱。当然，从此以后，我也已经认定：对吴征来说，什么文化啦，慈善啦，爱国啦，都是一本生意经。他们骨子里就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