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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赣南和闽西这两大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江西、福建两省苏维埃政府和县、区、乡各级红色政权。这一时期,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立了《红色中华》报社、《青年实话》报社、《红星报》社、红色中华“新闻台”等新闻媒体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出版科等出版机构,发行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苏区工人》、《战斗》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报刊,出版了大量书籍,这些书报刊对党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时,中央苏区的条件极差,又处于残酷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下,“一穷二白”的中央苏区是如何把各种书报刊和出版物顺利地发行出去的呢?中央苏区有着怎样的书报刊发行体系呢?
(一)
中央苏区的书报刊发行体系处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共存的多层次、多部门、多渠道的格局下,它的体系结构如下:
机关单位发行系统。机关单位发行系统主要由党、政、军各部门及其下属单位所建立的发行部门构成,它们发行的书报刊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和军事论著等方面。
党委发行方面,主要由中央局发行部承担。中央局发行部,又称为“中央发行部”。它是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后,于1933年4、5月间,将原来中央出版局管理的发行部划归党的中央局领导后改组成立的发行单位。该发行部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因而明显加强了党对发行工作的领导。
政府发行方面,有两个部门: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发行科。
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简称“中央总发行部”,1932年4月成立于瑞金沙洲坝,隶属于临时中央政府,它既是一个发行机构,又是苏区书报刊发行工作的主管部门。前身是《红色中华》报社发行科,后根据工作需要改组为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其部长由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任。在业务方面,中央总发行部主要发行了《三个国际》、《为列宁主义而斗争》、《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毒瓦斯防御法》等一些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籍。
政府的另一个发行部门是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科。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议案》中,就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等任务作出决定;同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总务厅、总务处一律设置印刷股,负责出版印刷工作,而各级地方政府出版的各种出版物的流通发行任务就得由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科完成。它们是苏区中央发行系统的延伸,所发行的出版物一般都是指导性很强的文件、学习材料及宣传小册子。这种做法在当时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延续到建国后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内部刊物发行混乱。
军委方面的发行部门是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成立于1933年5、6月间,简称“总政治部发行科”。在频繁的军事作战过程中,红军总政治部仍坚持出版发行了一些军事和思想政治方面的论著,如:《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红军党的工作》、《斯大林与红军》、《赤卫军政治教材》、《红军宣传课本》等,凡红军战士购买一律五折优惠。这种做法极大地丰富了红军战士的精神生活,为党在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事业单位发行系统。事业单位发行系统主要包括各类工农红军学校、报社建立的发行机构及邮政邮递系统,它们主要发行报纸和一些专业类书籍。
学校发行部门由两部分组成:工农红军学校发行所和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发行部。
工农红军学校发行所,隶属于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出版科,是专门负责红军学校书报刊对外发行和校外图书代售的机构。在该发行所,红军战士购书一律半价优惠,其他人则按照购买量酌情打折。
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发行部,隶属于卫生学校政治部,是该校校内外书报刊的发行机构。与工农红军学校发行所相比,它的发行网络更完善。它发行了大量该校组织出版的医药学书籍,为培养苏区医务人才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事业单位发行系统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报刊自办的发行系统,主要有两大报刊发行部门:《红色中华》报社发行所和《青年实话》报社总发行所。《红色中华》报社发行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部门,因工作需要于1932年4月改组为中央出版局发行部。《青年实话》报社总发行所,是少共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的发行部门。最初的办公场所位于福建汀州,1933年8月随报社迁移到江西瑞金沙洲坝下肖村,与少共中央局、《青年实话》编辑部同处办公。
企业发行系统。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的政策,所以中央苏区的民族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化部门创办了不少图书经销部门,以便广大军民购买书报刊,极大地推动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图书经销部门有:
合资书店——工农红军书店。工农红军书店,成立于1932年下半年,它是由中革军委出版局、红军总政治部、红军各学校联合经营的图书销售发行机构,下设经理部、营业部、财务部、推销代办部等。
“准官方”书店——红色书店、《青年实话》书店。红色书店,又称“赤色书局”,它是地方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门创办的图书经销单位。福建、闽南、粤赣、赣南等地均有此类书店,性质、形式上有点像建国后风行全国的新华书店系统。《青年实话》书店是《青年实话》总发行所领导下的书报刊销售机构。店址位于瑞金县城,它主要经销中央苏区各出版单位发行的报纸和图书。
社会团体与个人发行系统。社会团体与个人发行这种地方性极强的推销发行方式对中央苏区的出版发行工作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社会团体发行部门是苏区各出版发行单位的固定发行点——推销代办处,一般由地方上的机关团体和个人兼营,负责推销书报刊的代办处均可从委托单位按比例获取一定的手续费。
个人发行机构则由叫卖队承担,一般由当地群众组成,从委托单位手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劳务费。此外,还有一些群众主动为报社推销报刊。
(二)
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是党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通过特殊方式建立起来的,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广告宣传。广告宣传活动具有沟通产销信息、促进商品销售的作用。由于中央苏区的各项条件比较差,文化教育方面也很落后,为扩大书报刊的发行量,加强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发行单位都非常重视在苏区有限的纸质媒体上做广告。如:1932年11月1日的《红色中华》刊登了《工农红军学校出版科发行所启事》、1933年6月17日的《红星》报刊登了《红军卫生学校发行部的启事》等。这一措施起到了连接发行机构与广大读者的纽带作用,有利于扩大书报刊的发行量,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官方发行为主,针对性很强。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机构主要由各种“官方”机构创办,发行思想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论著,面向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和红军战士,针对性很强。
缺乏竞争意识。中央苏区拥有大量报刊发行机构,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它们实质上都是些半官方机构,缺乏竞争意识。加之中央苏区艰苦的社会条件,既减少了广大读者获得优质便利服务的机会,也降低了发行机构改善经营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的积极性。
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在体系建设和发行方法上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治功利性太强。中央苏区既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威胁,又面临艰巨的建设任务,创立各发行机构的最终目的是为革命事业服务,因而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
其次,信息反馈困难。各发行机构代理发行的书报刊主要面向各级领导干部、红军战士及一些“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且比较分散,他们的需求、意见很难及时准确地反馈给出版发行机构,这非常不利于它们改进工作。
最后是竞争缺位。中央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很强的计划性与针对性,各发行机构之间几无竞争可言。这对出版发行机构的发展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是特殊年代在特殊政治形态下的发行体系,有着不同寻常的结构与意义。它一方面为我党积累了办书报刊发行的经验,在工作、思想和人才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探索,另一方面,它毕竟是特殊形态下的报刊发行模式,有着局限性。我们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待这种发行模式,取其精华,为我所鉴。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张红玲
那时,中央苏区的条件极差,又处于残酷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下,“一穷二白”的中央苏区是如何把各种书报刊和出版物顺利地发行出去的呢?中央苏区有着怎样的书报刊发行体系呢?
(一)
中央苏区的书报刊发行体系处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共存的多层次、多部门、多渠道的格局下,它的体系结构如下:
机关单位发行系统。机关单位发行系统主要由党、政、军各部门及其下属单位所建立的发行部门构成,它们发行的书报刊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和军事论著等方面。
党委发行方面,主要由中央局发行部承担。中央局发行部,又称为“中央发行部”。它是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后,于1933年4、5月间,将原来中央出版局管理的发行部划归党的中央局领导后改组成立的发行单位。该发行部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因而明显加强了党对发行工作的领导。
政府发行方面,有两个部门: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发行科。
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简称“中央总发行部”,1932年4月成立于瑞金沙洲坝,隶属于临时中央政府,它既是一个发行机构,又是苏区书报刊发行工作的主管部门。前身是《红色中华》报社发行科,后根据工作需要改组为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其部长由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任。在业务方面,中央总发行部主要发行了《三个国际》、《为列宁主义而斗争》、《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毒瓦斯防御法》等一些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籍。
政府的另一个发行部门是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科。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议案》中,就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等任务作出决定;同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总务厅、总务处一律设置印刷股,负责出版印刷工作,而各级地方政府出版的各种出版物的流通发行任务就得由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科完成。它们是苏区中央发行系统的延伸,所发行的出版物一般都是指导性很强的文件、学习材料及宣传小册子。这种做法在当时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延续到建国后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内部刊物发行混乱。
军委方面的发行部门是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成立于1933年5、6月间,简称“总政治部发行科”。在频繁的军事作战过程中,红军总政治部仍坚持出版发行了一些军事和思想政治方面的论著,如:《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红军党的工作》、《斯大林与红军》、《赤卫军政治教材》、《红军宣传课本》等,凡红军战士购买一律五折优惠。这种做法极大地丰富了红军战士的精神生活,为党在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事业单位发行系统。事业单位发行系统主要包括各类工农红军学校、报社建立的发行机构及邮政邮递系统,它们主要发行报纸和一些专业类书籍。
学校发行部门由两部分组成:工农红军学校发行所和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发行部。
工农红军学校发行所,隶属于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出版科,是专门负责红军学校书报刊对外发行和校外图书代售的机构。在该发行所,红军战士购书一律半价优惠,其他人则按照购买量酌情打折。
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发行部,隶属于卫生学校政治部,是该校校内外书报刊的发行机构。与工农红军学校发行所相比,它的发行网络更完善。它发行了大量该校组织出版的医药学书籍,为培养苏区医务人才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事业单位发行系统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报刊自办的发行系统,主要有两大报刊发行部门:《红色中华》报社发行所和《青年实话》报社总发行所。《红色中华》报社发行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部门,因工作需要于1932年4月改组为中央出版局发行部。《青年实话》报社总发行所,是少共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的发行部门。最初的办公场所位于福建汀州,1933年8月随报社迁移到江西瑞金沙洲坝下肖村,与少共中央局、《青年实话》编辑部同处办公。
企业发行系统。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的政策,所以中央苏区的民族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化部门创办了不少图书经销部门,以便广大军民购买书报刊,极大地推动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图书经销部门有:
合资书店——工农红军书店。工农红军书店,成立于1932年下半年,它是由中革军委出版局、红军总政治部、红军各学校联合经营的图书销售发行机构,下设经理部、营业部、财务部、推销代办部等。
“准官方”书店——红色书店、《青年实话》书店。红色书店,又称“赤色书局”,它是地方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门创办的图书经销单位。福建、闽南、粤赣、赣南等地均有此类书店,性质、形式上有点像建国后风行全国的新华书店系统。《青年实话》书店是《青年实话》总发行所领导下的书报刊销售机构。店址位于瑞金县城,它主要经销中央苏区各出版单位发行的报纸和图书。
社会团体与个人发行系统。社会团体与个人发行这种地方性极强的推销发行方式对中央苏区的出版发行工作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社会团体发行部门是苏区各出版发行单位的固定发行点——推销代办处,一般由地方上的机关团体和个人兼营,负责推销书报刊的代办处均可从委托单位按比例获取一定的手续费。
个人发行机构则由叫卖队承担,一般由当地群众组成,从委托单位手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劳务费。此外,还有一些群众主动为报社推销报刊。
(二)
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是党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通过特殊方式建立起来的,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广告宣传。广告宣传活动具有沟通产销信息、促进商品销售的作用。由于中央苏区的各项条件比较差,文化教育方面也很落后,为扩大书报刊的发行量,加强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发行单位都非常重视在苏区有限的纸质媒体上做广告。如:1932年11月1日的《红色中华》刊登了《工农红军学校出版科发行所启事》、1933年6月17日的《红星》报刊登了《红军卫生学校发行部的启事》等。这一措施起到了连接发行机构与广大读者的纽带作用,有利于扩大书报刊的发行量,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官方发行为主,针对性很强。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机构主要由各种“官方”机构创办,发行思想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论著,面向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和红军战士,针对性很强。
缺乏竞争意识。中央苏区拥有大量报刊发行机构,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它们实质上都是些半官方机构,缺乏竞争意识。加之中央苏区艰苦的社会条件,既减少了广大读者获得优质便利服务的机会,也降低了发行机构改善经营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的积极性。
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在体系建设和发行方法上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治功利性太强。中央苏区既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威胁,又面临艰巨的建设任务,创立各发行机构的最终目的是为革命事业服务,因而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
其次,信息反馈困难。各发行机构代理发行的书报刊主要面向各级领导干部、红军战士及一些“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且比较分散,他们的需求、意见很难及时准确地反馈给出版发行机构,这非常不利于它们改进工作。
最后是竞争缺位。中央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很强的计划性与针对性,各发行机构之间几无竞争可言。这对出版发行机构的发展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是特殊年代在特殊政治形态下的发行体系,有着不同寻常的结构与意义。它一方面为我党积累了办书报刊发行的经验,在工作、思想和人才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探索,另一方面,它毕竟是特殊形态下的报刊发行模式,有着局限性。我们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待这种发行模式,取其精华,为我所鉴。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