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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互联网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重构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互联网政治呈现出“控制”和“反控制”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通过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两个维度向国家表达诉求并形成、实施压力,促进政治文化的多元化,为利益表达和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渠道;与此同时,国家保持自主性,提升国家能力,采用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的策略管控互联网,形成中国式“监管国家”。面对信息社会的发展,国家参与互联网政治,反过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了后续的影响:国家基本能够适应互联网治理的需求,但是来自社会的压力仍未消除,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也仍将继续处于长期博弈的过程中。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网络社会;国家自主性;国家与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4-0070-11
作者簡介:吴天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重构。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让公民得到赋权(empowerment),促进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的变迁[1];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加强了国家对网络社会的管控,因此国家能够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2]。事实证明,互联网的兴起,既可能成为社会的“解压阀”,也可能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新媒介。
本文主要运用的理论框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理论。于20世纪 80年代崛起的“回归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学派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这被许多学者批评为“国家中心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证明,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亚单位(subunits)(比如部落、宗族、语言群体等),使得国家控制社会的力量难以下渗[3]。因此,出于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全面反思,“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试图超越“回归国家”学派主张的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或是社会自身的独立性,着重阐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度边界。在该理论视阈下,国家和社会被视为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外在的独立性,国家和社会也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嵌入,这在西方被视为“社会中的国家”,在中国语境下则是“国家中的社会”[4]。
本文以中国知网、JSTOR电子书等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集中搜集、整理了2000年以来有关中国互联网政治的中英文文献,相关文献的时间跨度约为20年。其中,中文文献以“网络社会”“互联网治理”等为关键词,覆盖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的文献。英文文献以“Chinese network society”和“Chinese strategy for E-governance”等为关键词,既包括World Politics等政治学期刊的文献,也包括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传播学期刊的文献,同时还包括China Quarterly等中国研究期刊的文献。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呈现与讨论的加深,该领域聚合了大量的实证材料,成果数量呈现出井喷式的上升趋势。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其研究方法都在走向精细化,研究结论更加多元化。基于学者对于中国网络政治的研究文献,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互联网政治中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挑战、监管国家(regulatory state)的回应。现有文献已经从不同视角出发,探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或是集中于社会视角,强调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体现为网络舆情、网络群体、网民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如何推动话语权秩序的重构[5];或是集中于国家视角,论述国家在司法、技术、制度层面,如何稳定、有效、民主地管理网络社会[6]。然而,现有研究很多都陷入“国家中心主义”或者“社会中心主义”的窠臼,以单一视阈看待中国互联网政治,很少能够统合监管国家、网络社会的两个不同维度,因此容易对中国互联网政治现状得出“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结论。此外,这些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未能有效整合大量的实证研究,从而难以实现系统分类、理论对话。因此,本文希望结合“挑战与回应”模式,通过“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整合现有文献中的经验数据和理论观点,展现监管国家与网络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准确把握当前中国互联网政治的来龙去脉。这项工作的完成,既有助于我们将中国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放在更加长远的理论视阈中,也能够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实务,更好地推动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
二、网络社会的现状与挑战
互联网技术给中国政治带来了独特的再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能型国家开始转型,社会成员从单位制组织形式[7]过渡到人际关系原子化的分布形态。当这种原子化分布的群体接触互联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组织群体性利益,就会对原有的国家管控结构造成冲击。其一,初生代的网民群体聚合在虚拟的公共空间内,为互联网政治提供了群体基础、内在动力和心理认同机制。其二,互联网因其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发声渠道以及简易化的操作,为社会民众的参与提供了相对强大的媒介。其三,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政府回应程度,因而影响到政治变革。总的来说,网络技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促进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提供组织社会的新渠道”两方面的影响。
本文之所以选择政治文化、组织社会这两个维度,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方面,网络社会的内在特征与这两个维度高度契合。“政治文化”以心理和舆情特征为指标,展现出网民群体的政治态度差异;“组织社会”以机会与资源特征为指标,呈现出网民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著作给这两个维度奠定了研究基础。互联网技术在国内兴起以前,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就开始讨论“政治文化”与制度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8],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则搭建起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组织社会”层面的基本框架[9],此后,大量的网络社会研究也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因此,这两个维度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理渊源。 (一)政治文化的多元化
网络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文化的革新。网民群体不仅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也开始“过度政治化”,其政治态度的分化十分显著。主要是因为:其一,大众媒体在报道特定新闻时,总是选择有偏向性的话题和内容;其二,持极端立场的网民在阅读各类新闻时,倾向于分享符合自身政治立场的激进报道;其三,极端网民的分享、对话与交流,也加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些都加剧了网络观点的极化,导致网民群体更加分裂[10]。
中国学者在研究社交媒体时,发现了网民群体中的意识形态冲突。比如顾宁就将网络论坛中激进的爱国主义群体称为“网络愤青”,并把他们的政治态度归为左翼民族主义[11]。彭兰则观察到强国论坛中“左派”和“右派”的对抗,发现二者在许多议题上都存在对立的倾向,其对立的政治态度背后有着广阔的社会生活根基[12]。乐媛和杨伯溆基于强国深水和猫眼看人BBS论坛的实证研究,将中国网民划分为“激进左”“温和左”“中间”“温和右”和“激进右”这五个政治派别[13]。桂勇、李秀玫等人结合新浪微博平台的网络数据,对网络极端情绪表达者进行类型化分析,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这五类群体都对体制和政府表现出差异化倾向,并在“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等方面出现分化[14]。网民群体的极端化现象,影响了网络秩序的稳定性。这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信息交流的便利化,能够纠正认知偏差、传递民族情感,提升网民群体的国家认同感。第一,在互联网未普及以前,网民倾向于高估国外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的总体形势和发展前景评价较低。线上知识的增加可以纠正这种认知偏误,改善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评价[15]。第二,互联网激发了网民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社交网络成为巩固民族共同体的平台。比如,热点事件爆发后,民族主义者利用社交媒体,在外网发起维护民族利益的集体行动,以表达对国家制度体系的支持[16]。第三,文化的接近性使得中国网民形成较为隔绝的地理文化集群。研究表明,这种文化隔绝比设置访问权限具有更大的阻碍作用,中国网民更倾向于国内信息,较少浏览文化环境差异较大的外国网站[17]。
另一方面,互联网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扩散和传播了许多负面信息,降低了部分中国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首先,公众接触到前所未有之多的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并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对这些社会热点进行分析和解读。多元观点的传播增加了舆论的离散性,导致极端言论更有可能出现。其次,中国的律师、学者等文化精英在互联网上更有影响力,他们使用较难受到政府监管的社交媒体(如Twitter),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成为左右舆论风向的意见领袖,带动部分网民政治讨论的激进化[18]。最后,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存在滞后性,规章制度还不健全,无法及时预见网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比如,在2012年中国大规模实施网络实名制之前,虚拟社区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在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情况下,网民发布的内容更为偏激,甚至有人恶意猜想公权力、捏造贪腐事实,发表有关政府的不实负面消息,干扰网络秩序的稳定性[19]。
总而言之,虽然互联网给中国的政治文化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互联网也传播了许多关于政府部门的负面舆论,这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的难题与压力。
(二)组织社会的新渠道
互联网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众的组织形式,为组织化利益表达和公民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渠道。按照阿尔蒙德的系统功能理论,社会向政治系统输入利益诉求,政治系统则将其转化为政策结构,该输入和输出环节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20]。中国有着独特的“输入环节”,群体利益更多地通过个体性、群体性、体制性和非体制性的方式表达[21]。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中国民众既延续了传统的组织形式,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集体行动模式。
在互联网政治兴起以前,中国的社会运动多依靠乡缘关系[22]、单位组织[23]、官方话语[24]、社会资本[25]、草根动员[26]等资源和形式进行,组织化程度较低。互联网为公民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组织渠道和发声平台,使得强关系和弱关系、线上和线下组织有了新的联系纽带。网民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网络舆论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力量,社会民众由此获得了快速成长的空间。与此同时,这也给国家带来风险社会的管理危机,增加了民主建设的需求、社会问责的压力。
许多核心要素都会影响到集体行动的产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以及组织和资源动员条件[27]。学者在研究中国民众的互联网运动时,也发现了一些参与网络运动的前提假设。第一,互联网运动的关键前提是,政府的失职引发了网民的不满,网民对政府信任程度降低,由此更容易产生向国家施压的激进行为[28]。第二,国家推动建设的信息网络为互联网抗争提供了工具和渠道,为网络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29]。第三,作为抗议者表达诉求和网民交流意见的平台,互联网帮助抗议活动赢得全国公众的关注,抗议信息得以被快速整合并呈现“病毒式扩散”[30]。第四,微博等国内社交平台培育出了超越地理界限的渠道,维权人士能够提供、分享最新的信息、经验和知识,从而对集体行动产生长远的影响[31]。第五,通过结合网络陌生人群体间的弱关系与好友间的强关系,社会行动者将线上参与与线下沟通联合起来,使得人际关系也能够在网络运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32]。
网络技术的发展,赋予了中国网民大规模参与制定公共议程的权利[33]。中国网民在影响权力机关的议程设置时,其组织动员模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网络焦点事件为中心,第二类以多次博弈为特征。前者具有突发性,能够在短时间内给政府部门带来较大的舆论压力;后者需要特定的利益群体凝聚人气和资源,并与权力机构进行多次博弈[34]。这些组织动员模式贯穿各种社会议题、热点领域。在环境保护领域,互联网提供信息披露平台、讨论平台和外部协调平台,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进步,比如空气质量在微博得到广泛关注后,政府制定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35]。在医疗维权领域,随着尘肺病、乙肝病毒的议题政治化,网民成功影响权力机关的议程设置,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法规制定和政策执行[36]。在劳工政治方面,以互聯网为主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既超越传统动员工具又可与其互补,有利于唤醒工人的维权意识,保障其在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最终帮助工人成功建立起工资协商制度[37]。 总之,网络通信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活动者扩展集体行动的地域范围,形成新的难以被管控的组织机制,这给国家制度体系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国家亟须推动公权力深入到没有边界的虚拟空间领域。因此,如何在网络时代进行合理的网络环境监管和有效的社会舆论引导,如何调整政治与媒体、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所面对的全新命题[38]。
三、监管国家的战略与回应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促进了中国网络社会的阶段式发展,给治理的有效性、政权的稳定性和国家的自主性都带来了潜在影响,亟待政府实施有效的互联网治理策略。面对社会民众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国家谨慎选择应对方式,化解来自网络社会的压力。为了防止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对抗现象,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管控新兴势力,不断尝试为社会制定规则,提高技术化程度,将社会力量纳入到政治过程,最终形成互联网时代的监管国家。中国政府的回应策略可以分为三种: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这三种策略的提出主要借鉴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它们分别起到了调控、引导和转化的功能,背后体现了监管国家全面、科学、有序的网络问政过程。其一,“舆论管理”属于“调控”过程,旨在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规范,明确网民的责任与义务,防控违法违规言论,维护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39]。其二,“政治宣传”属于“引导”过程,旨在弘扬网络舆论主旋律,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通过说服教育、自我教育等方式,因势利导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40]。其三,“政务回应”属于“转化”过程,旨在将社会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通过创新网络问政平台,积极回应网民合理的政治诉求,最终实现政府与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41]。
(一)舆论管理
网络通信事业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社会活力,也给国家带来了新的管控工具。新兴科技被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再次调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国政府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借助网络舆论审查制度,在物理控制和内容控制两方面,提升现代国家能力,巩固国家政权。
当代中国互联网的管控体系,具有全方位、多平台、及时性的特点。国家设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形成高度协调和平衡的监管结构,并使用审查(censorship)、规制(regulation)等方法,塑造良好的网络风气[42]。相关部门将舆论监管权力下放到企业,借助互联网平台,达到有效的管控效果。未能履行监管职能的企业,将会受到政府部门的问责,这促使互联网企业建立起庞大的审查团队,以保障网络环境的健康安全。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利用自动化的关键词审查技术,屏蔽并限制发送违法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也通过人工阅读来审查各种帖子,及时拦截各种违法信息。
在中国政府进行舆论管理的同时,公民也可以自由、公开地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这背后的原因引起学界的研究和讨论。其一,部分学者认为,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不满,有利于国家及时察觉、处理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也能够释放网民的不良情绪,甚至可能通过政府的改良政策,提高网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从而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目标[43]。其二,有的学者提到,分权体制为政府化解抗争压力提供了制度优势。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具有条块分割的特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给予了国家处理社会危机的灵活性[44]。国家之所以允许媒体报道针对地方政府腐败问题的社会抗议事件,是因为中央政府可以利用自下而上的监督系统,解决代理人控制(agent monitoring)的问题。网络信息的高速传播,有利于上级政府及时查明下级政府的不当行为,从而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提高国家的治理绩效[45]。
(二)政治宣传
除审查舆论之外,国家也在积极利用新兴媒介开展政治宣传,塑造和引导公众舆论,加强社会对国家的支持,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网络舆论引导模式[46]。现有文献对于中国政府政治宣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宣传的形式、成效等方面。
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一方面,以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的方式呈现。Gary King等人发现中国政府的舆论管控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被动,不主动参与讨论充满争议的话题,二是主动,主动控制可能引发集体活动和社会动乱的讨论。政府紧跟时事热点,积极引导舆论走向,保持社交媒体中支持性意见和批评性意见的平衡[47]。同样的发现也可以见于Rongbin Han的研究,国家以“亲政权”的言论影响网络社会,努力塑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政府形象[48]。
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以宣传民族主义的方式呈现。中国政府在网络宣传时,借助多种媒介、方式和途径,激发民族主义情感,吸引爱国网民,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49]。其一,一些网络游戏中的民族主义元素,可以帮助传播主流价值观,将商业利益与政治宣传联合起来[50]。其二,每当社会热点事件发生时,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共同发声,此时民族主义话语能够得到宣传和强化[51]。
(三)政务回应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政务逐渐步入公众视野,国家治理进入到转型阶段。官方网站上线后,政务公开走向常态化,政府的信息透明度得到有效提升;政府与群众之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沟通,政务处理更加便利化,社会问题也有了新的解决渠道。因此,网络问政又被称为社会的“安全阀”[52]。
中国政府的回应对象、回应时间、回应策略、回应原因呈现出怎样的规律,一直引发着学者的研究和讨论。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回应特点得到了更好的揭示和呈现。首先,网络问政逐渐具备了回应主体的权威性[53]、回应流程的完整性[54]、回应速度的及时性[55]、回应机制的成熟性[56]等制度特征。比如,孟天广、赵娟发现很多地方政府的回应流程十分完备,对认领、反馈、复核、督办等均有制度化说明[57]。在彭辉、姚颉靖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政府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处置能力,政府基本能够及时回应网络舆情[58]。其次,李锋、孟天广基于中国官方网站的政策实验,发现网民政治话语的运用与政府的回应频率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政府更愿意回应有着集体认同表述(留言与工作、居住地等主题相关)的网民,而较少回应使用个体话语的网民[59]。最后,政务回应的动力主要有兩方面,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主要源于诉求环境和舆论环境,政治压力则来源于考核或问责机制,后者起到更为根本性的推动作用[60]。 网络政务的兴起,虽然给网民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因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其一,部分官方网站存在着“选择性回应”,呈现出回应率的波动性、回应速度的随意性以及维稳导向下的“条件性解决”的特征;其二,政府在解决公众诉求的过程中,裁断性强于对话性,有时因而少疏解,较少顾及公众的认知与情感差异[61];其三,政府回应力不足、回应信息不完备、回应渠道不畅通等问题都在影响网络问政的实际效果[62]。
四、国家参与互联网政治的影响
对于发展型国家而言,互联网产生了显著的政治后果,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拥有9亿网民的国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下,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呈现出“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63]。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和回应,主要体现在两种对立的活动路线上:网络社会通过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两方面渠道向国家表达诉求并形成、实施压力;国家则采用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的策略影响互联网,形成监管国家。这种互动模式,让国家与社会之间彼此互嵌,各自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面对互联网中的新现象,国家产生了相应的适应性,能够利用网络技术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
其一,面对“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国家运用“舆论管理”和“政治宣传”策略,消除了部分潜在的威胁。一是国家的“舆论管理”获得了许多网民的认可,他们自律地遵守网络行为准则,并且会及时地制止违反文明规定的行为[64]。大量网民倾向于支持审查制度,并逐步将其视为常态化操作。二是国家的“政治宣传”也有了自身的适应性。随着网络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话语迎来了适宜的构建环境[65]。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题上,中国民众甚至比官方媒体表现出更强的情感,这使得官方的政治宣传变得更为容易。
其二,面对“组织社会的新渠道”,国家主要运用“政务回应”策略,把公众情绪从集体行动转移到政务表达方面。国家正在逐渐适应新媒体的运作环境,消解抗争,制造同意,搭建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在组织社会方面,通过互联网影响政府的议程设置,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和政治參与的重要模式[66]。在政府回应方面,政府积极推出各种政策,满足公民需求,提高政府的公信力[67]。网络政治推动了政务的便利化、透明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网民的政治参与能够巩固国家政权,提高治理成效。
另一方面,面对监管国家的管控,虽然很多网民表示出认同与支持的态度,但是来自政治文化与组织社会的危机仍未消除。
首先,面对“舆论管理”,网民虽然表示满意,却又擅长绕过审查,创造新的政治话语。比如,一些网民利用幽默用语(如流行语“我爸是李刚”),含蓄地批评政治现象。这些政治话语可以创造共同的文化体验,扩展相关网络活动的生存空间[68]。由此可知,虽然网络社会的显性压力已经被国家控制,但是隐性压力仍然不容忽视。网民的政治文化正在不断革新,仍有可能给国家治理带来难题。
其次,面对“政治宣传”,网民虽然对民族主义保有热情,但是由于群体极化的存在,他们很可能会强化既有的偏见。这是因为,网民看似可以接触到各种宣传信息,实则处于算法推荐所搭建的“过滤气泡”中[69]。这意味着对于民粹主义网民而言,他们更愿意接受意见相近的观点,排斥新思想的输入。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网民容易忽略官方的思想引导;长此以往,还会加剧社群极化和意识形态的分层。
最后,面对“政务回应”,网民虽然对网络政务有了更大的需求,但由于官方网站存在“选择性回应”,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并未完全打通,他们的很多需求被挤压到非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当网络问政效果不佳时,公众会降低对政府的评价,甚至可能会催生出社会热点事件[70]。这说明网络问政既可能促进公民的制度化参与,也可能适得其反,激发非制度化参与,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因此,虽然当前中国的国家能力基本能够适应互联网治理的需求,但是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仍然将处于长期博弈的过程中。未来,这种矛盾与紧张关系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互联网将不断影响着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
本文所做的综述,不同于以往文献中的“国家中心主义”或是“社会中心主义”视角,而是试图统合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的“挑战与回应”关系,来客观看待互联网政治在中国的发展,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所在。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是理解互联网政治的重要分析框架,这一视角的突破,有助于我们破除成见,更好地理解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它既带来了政治风险,也制造了新的发展机遇。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的再分配,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网络社会发育而言,是一个双向“赋权”的过程。只有构建权力与权利的合法性边界,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平衡、交融,才有可能让网络技术的进步真正惠及国家与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因为篇幅的限制和本文研究的局限,文章仅是简单勾勒了网络社会和监管国家的互动模式,没有充分地讨论二者内部的差异,因此展示的细节还不够具体。其一,网络社会在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上给国家带来的压力应该是不同的。这两个维度在激烈程度、延续时长、传播范围上各有区别,本文对此并没有做过多的比较与分析。其二,监管国家对于各种策略的选择也有不同的偏好。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或是常规性事务,不同策略的排列组合给了国家很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其策略选择的前提条件值得细化和拓展。其三,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后续影响也不尽相同。网络社会对部分策略的反馈良好,却对部分策略满意度不足,其背后的理论意义值得进一步深挖。总之,这些都是本文的未尽事宜,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与展望。
通过对中国互联网政治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出该类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未来,该领域的文献很可能朝向多学科视角、国际化讨论的方向发展。一是因为互联网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现代性议题,涵盖多元的行动主体(普通网民、意见领袖、媒体平台、政府部门等),涉及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关联学科的专业知识。只有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通力协作,才有可能突破固定思维,共同探讨出互联网政治的特点和规律。二是因为互联网政治也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各个国家的互联网政治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有了各自的经验与教训。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线上与线下政治动员,不仅是中国的新兴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话题。只有从国际视野出发,做好扎实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预防将来遇到的种种难题,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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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若水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网络社会;国家自主性;国家与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4-0070-11
作者簡介:吴天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重构。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让公民得到赋权(empowerment),促进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的变迁[1];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加强了国家对网络社会的管控,因此国家能够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2]。事实证明,互联网的兴起,既可能成为社会的“解压阀”,也可能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新媒介。
本文主要运用的理论框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理论。于20世纪 80年代崛起的“回归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学派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这被许多学者批评为“国家中心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证明,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亚单位(subunits)(比如部落、宗族、语言群体等),使得国家控制社会的力量难以下渗[3]。因此,出于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全面反思,“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试图超越“回归国家”学派主张的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或是社会自身的独立性,着重阐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度边界。在该理论视阈下,国家和社会被视为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外在的独立性,国家和社会也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嵌入,这在西方被视为“社会中的国家”,在中国语境下则是“国家中的社会”[4]。
本文以中国知网、JSTOR电子书等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集中搜集、整理了2000年以来有关中国互联网政治的中英文文献,相关文献的时间跨度约为20年。其中,中文文献以“网络社会”“互联网治理”等为关键词,覆盖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的文献。英文文献以“Chinese network society”和“Chinese strategy for E-governance”等为关键词,既包括World Politics等政治学期刊的文献,也包括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传播学期刊的文献,同时还包括China Quarterly等中国研究期刊的文献。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呈现与讨论的加深,该领域聚合了大量的实证材料,成果数量呈现出井喷式的上升趋势。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其研究方法都在走向精细化,研究结论更加多元化。基于学者对于中国网络政治的研究文献,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互联网政治中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挑战、监管国家(regulatory state)的回应。现有文献已经从不同视角出发,探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或是集中于社会视角,强调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体现为网络舆情、网络群体、网民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如何推动话语权秩序的重构[5];或是集中于国家视角,论述国家在司法、技术、制度层面,如何稳定、有效、民主地管理网络社会[6]。然而,现有研究很多都陷入“国家中心主义”或者“社会中心主义”的窠臼,以单一视阈看待中国互联网政治,很少能够统合监管国家、网络社会的两个不同维度,因此容易对中国互联网政治现状得出“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结论。此外,这些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未能有效整合大量的实证研究,从而难以实现系统分类、理论对话。因此,本文希望结合“挑战与回应”模式,通过“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整合现有文献中的经验数据和理论观点,展现监管国家与网络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准确把握当前中国互联网政治的来龙去脉。这项工作的完成,既有助于我们将中国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放在更加长远的理论视阈中,也能够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实务,更好地推动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
二、网络社会的现状与挑战
互联网技术给中国政治带来了独特的再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能型国家开始转型,社会成员从单位制组织形式[7]过渡到人际关系原子化的分布形态。当这种原子化分布的群体接触互联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组织群体性利益,就会对原有的国家管控结构造成冲击。其一,初生代的网民群体聚合在虚拟的公共空间内,为互联网政治提供了群体基础、内在动力和心理认同机制。其二,互联网因其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发声渠道以及简易化的操作,为社会民众的参与提供了相对强大的媒介。其三,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政府回应程度,因而影响到政治变革。总的来说,网络技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促进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提供组织社会的新渠道”两方面的影响。
本文之所以选择政治文化、组织社会这两个维度,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方面,网络社会的内在特征与这两个维度高度契合。“政治文化”以心理和舆情特征为指标,展现出网民群体的政治态度差异;“组织社会”以机会与资源特征为指标,呈现出网民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著作给这两个维度奠定了研究基础。互联网技术在国内兴起以前,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就开始讨论“政治文化”与制度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8],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则搭建起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组织社会”层面的基本框架[9],此后,大量的网络社会研究也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因此,这两个维度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理渊源。 (一)政治文化的多元化
网络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文化的革新。网民群体不仅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也开始“过度政治化”,其政治态度的分化十分显著。主要是因为:其一,大众媒体在报道特定新闻时,总是选择有偏向性的话题和内容;其二,持极端立场的网民在阅读各类新闻时,倾向于分享符合自身政治立场的激进报道;其三,极端网民的分享、对话与交流,也加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些都加剧了网络观点的极化,导致网民群体更加分裂[10]。
中国学者在研究社交媒体时,发现了网民群体中的意识形态冲突。比如顾宁就将网络论坛中激进的爱国主义群体称为“网络愤青”,并把他们的政治态度归为左翼民族主义[11]。彭兰则观察到强国论坛中“左派”和“右派”的对抗,发现二者在许多议题上都存在对立的倾向,其对立的政治态度背后有着广阔的社会生活根基[12]。乐媛和杨伯溆基于强国深水和猫眼看人BBS论坛的实证研究,将中国网民划分为“激进左”“温和左”“中间”“温和右”和“激进右”这五个政治派别[13]。桂勇、李秀玫等人结合新浪微博平台的网络数据,对网络极端情绪表达者进行类型化分析,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这五类群体都对体制和政府表现出差异化倾向,并在“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等方面出现分化[14]。网民群体的极端化现象,影响了网络秩序的稳定性。这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信息交流的便利化,能够纠正认知偏差、传递民族情感,提升网民群体的国家认同感。第一,在互联网未普及以前,网民倾向于高估国外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的总体形势和发展前景评价较低。线上知识的增加可以纠正这种认知偏误,改善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评价[15]。第二,互联网激发了网民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社交网络成为巩固民族共同体的平台。比如,热点事件爆发后,民族主义者利用社交媒体,在外网发起维护民族利益的集体行动,以表达对国家制度体系的支持[16]。第三,文化的接近性使得中国网民形成较为隔绝的地理文化集群。研究表明,这种文化隔绝比设置访问权限具有更大的阻碍作用,中国网民更倾向于国内信息,较少浏览文化环境差异较大的外国网站[17]。
另一方面,互联网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扩散和传播了许多负面信息,降低了部分中国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首先,公众接触到前所未有之多的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并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对这些社会热点进行分析和解读。多元观点的传播增加了舆论的离散性,导致极端言论更有可能出现。其次,中国的律师、学者等文化精英在互联网上更有影响力,他们使用较难受到政府监管的社交媒体(如Twitter),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成为左右舆论风向的意见领袖,带动部分网民政治讨论的激进化[18]。最后,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存在滞后性,规章制度还不健全,无法及时预见网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比如,在2012年中国大规模实施网络实名制之前,虚拟社区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在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情况下,网民发布的内容更为偏激,甚至有人恶意猜想公权力、捏造贪腐事实,发表有关政府的不实负面消息,干扰网络秩序的稳定性[19]。
总而言之,虽然互联网给中国的政治文化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互联网也传播了许多关于政府部门的负面舆论,这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的难题与压力。
(二)组织社会的新渠道
互联网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众的组织形式,为组织化利益表达和公民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渠道。按照阿尔蒙德的系统功能理论,社会向政治系统输入利益诉求,政治系统则将其转化为政策结构,该输入和输出环节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20]。中国有着独特的“输入环节”,群体利益更多地通过个体性、群体性、体制性和非体制性的方式表达[21]。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中国民众既延续了传统的组织形式,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集体行动模式。
在互联网政治兴起以前,中国的社会运动多依靠乡缘关系[22]、单位组织[23]、官方话语[24]、社会资本[25]、草根动员[26]等资源和形式进行,组织化程度较低。互联网为公民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组织渠道和发声平台,使得强关系和弱关系、线上和线下组织有了新的联系纽带。网民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网络舆论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力量,社会民众由此获得了快速成长的空间。与此同时,这也给国家带来风险社会的管理危机,增加了民主建设的需求、社会问责的压力。
许多核心要素都会影响到集体行动的产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以及组织和资源动员条件[27]。学者在研究中国民众的互联网运动时,也发现了一些参与网络运动的前提假设。第一,互联网运动的关键前提是,政府的失职引发了网民的不满,网民对政府信任程度降低,由此更容易产生向国家施压的激进行为[28]。第二,国家推动建设的信息网络为互联网抗争提供了工具和渠道,为网络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29]。第三,作为抗议者表达诉求和网民交流意见的平台,互联网帮助抗议活动赢得全国公众的关注,抗议信息得以被快速整合并呈现“病毒式扩散”[30]。第四,微博等国内社交平台培育出了超越地理界限的渠道,维权人士能够提供、分享最新的信息、经验和知识,从而对集体行动产生长远的影响[31]。第五,通过结合网络陌生人群体间的弱关系与好友间的强关系,社会行动者将线上参与与线下沟通联合起来,使得人际关系也能够在网络运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32]。
网络技术的发展,赋予了中国网民大规模参与制定公共议程的权利[33]。中国网民在影响权力机关的议程设置时,其组织动员模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网络焦点事件为中心,第二类以多次博弈为特征。前者具有突发性,能够在短时间内给政府部门带来较大的舆论压力;后者需要特定的利益群体凝聚人气和资源,并与权力机构进行多次博弈[34]。这些组织动员模式贯穿各种社会议题、热点领域。在环境保护领域,互联网提供信息披露平台、讨论平台和外部协调平台,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进步,比如空气质量在微博得到广泛关注后,政府制定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35]。在医疗维权领域,随着尘肺病、乙肝病毒的议题政治化,网民成功影响权力机关的议程设置,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法规制定和政策执行[36]。在劳工政治方面,以互聯网为主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既超越传统动员工具又可与其互补,有利于唤醒工人的维权意识,保障其在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最终帮助工人成功建立起工资协商制度[37]。 总之,网络通信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活动者扩展集体行动的地域范围,形成新的难以被管控的组织机制,这给国家制度体系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国家亟须推动公权力深入到没有边界的虚拟空间领域。因此,如何在网络时代进行合理的网络环境监管和有效的社会舆论引导,如何调整政治与媒体、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所面对的全新命题[38]。
三、监管国家的战略与回应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促进了中国网络社会的阶段式发展,给治理的有效性、政权的稳定性和国家的自主性都带来了潜在影响,亟待政府实施有效的互联网治理策略。面对社会民众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国家谨慎选择应对方式,化解来自网络社会的压力。为了防止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对抗现象,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管控新兴势力,不断尝试为社会制定规则,提高技术化程度,将社会力量纳入到政治过程,最终形成互联网时代的监管国家。中国政府的回应策略可以分为三种: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这三种策略的提出主要借鉴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它们分别起到了调控、引导和转化的功能,背后体现了监管国家全面、科学、有序的网络问政过程。其一,“舆论管理”属于“调控”过程,旨在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规范,明确网民的责任与义务,防控违法违规言论,维护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39]。其二,“政治宣传”属于“引导”过程,旨在弘扬网络舆论主旋律,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通过说服教育、自我教育等方式,因势利导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40]。其三,“政务回应”属于“转化”过程,旨在将社会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通过创新网络问政平台,积极回应网民合理的政治诉求,最终实现政府与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41]。
(一)舆论管理
网络通信事业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社会活力,也给国家带来了新的管控工具。新兴科技被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再次调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国政府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借助网络舆论审查制度,在物理控制和内容控制两方面,提升现代国家能力,巩固国家政权。
当代中国互联网的管控体系,具有全方位、多平台、及时性的特点。国家设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形成高度协调和平衡的监管结构,并使用审查(censorship)、规制(regulation)等方法,塑造良好的网络风气[42]。相关部门将舆论监管权力下放到企业,借助互联网平台,达到有效的管控效果。未能履行监管职能的企业,将会受到政府部门的问责,这促使互联网企业建立起庞大的审查团队,以保障网络环境的健康安全。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利用自动化的关键词审查技术,屏蔽并限制发送违法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也通过人工阅读来审查各种帖子,及时拦截各种违法信息。
在中国政府进行舆论管理的同时,公民也可以自由、公开地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这背后的原因引起学界的研究和讨论。其一,部分学者认为,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不满,有利于国家及时察觉、处理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也能够释放网民的不良情绪,甚至可能通过政府的改良政策,提高网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从而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目标[43]。其二,有的学者提到,分权体制为政府化解抗争压力提供了制度优势。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具有条块分割的特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给予了国家处理社会危机的灵活性[44]。国家之所以允许媒体报道针对地方政府腐败问题的社会抗议事件,是因为中央政府可以利用自下而上的监督系统,解决代理人控制(agent monitoring)的问题。网络信息的高速传播,有利于上级政府及时查明下级政府的不当行为,从而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提高国家的治理绩效[45]。
(二)政治宣传
除审查舆论之外,国家也在积极利用新兴媒介开展政治宣传,塑造和引导公众舆论,加强社会对国家的支持,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网络舆论引导模式[46]。现有文献对于中国政府政治宣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宣传的形式、成效等方面。
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一方面,以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的方式呈现。Gary King等人发现中国政府的舆论管控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被动,不主动参与讨论充满争议的话题,二是主动,主动控制可能引发集体活动和社会动乱的讨论。政府紧跟时事热点,积极引导舆论走向,保持社交媒体中支持性意见和批评性意见的平衡[47]。同样的发现也可以见于Rongbin Han的研究,国家以“亲政权”的言论影响网络社会,努力塑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政府形象[48]。
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以宣传民族主义的方式呈现。中国政府在网络宣传时,借助多种媒介、方式和途径,激发民族主义情感,吸引爱国网民,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49]。其一,一些网络游戏中的民族主义元素,可以帮助传播主流价值观,将商业利益与政治宣传联合起来[50]。其二,每当社会热点事件发生时,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共同发声,此时民族主义话语能够得到宣传和强化[51]。
(三)政务回应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政务逐渐步入公众视野,国家治理进入到转型阶段。官方网站上线后,政务公开走向常态化,政府的信息透明度得到有效提升;政府与群众之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沟通,政务处理更加便利化,社会问题也有了新的解决渠道。因此,网络问政又被称为社会的“安全阀”[52]。
中国政府的回应对象、回应时间、回应策略、回应原因呈现出怎样的规律,一直引发着学者的研究和讨论。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回应特点得到了更好的揭示和呈现。首先,网络问政逐渐具备了回应主体的权威性[53]、回应流程的完整性[54]、回应速度的及时性[55]、回应机制的成熟性[56]等制度特征。比如,孟天广、赵娟发现很多地方政府的回应流程十分完备,对认领、反馈、复核、督办等均有制度化说明[57]。在彭辉、姚颉靖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政府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处置能力,政府基本能够及时回应网络舆情[58]。其次,李锋、孟天广基于中国官方网站的政策实验,发现网民政治话语的运用与政府的回应频率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政府更愿意回应有着集体认同表述(留言与工作、居住地等主题相关)的网民,而较少回应使用个体话语的网民[59]。最后,政务回应的动力主要有兩方面,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主要源于诉求环境和舆论环境,政治压力则来源于考核或问责机制,后者起到更为根本性的推动作用[60]。 网络政务的兴起,虽然给网民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因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其一,部分官方网站存在着“选择性回应”,呈现出回应率的波动性、回应速度的随意性以及维稳导向下的“条件性解决”的特征;其二,政府在解决公众诉求的过程中,裁断性强于对话性,有时因而少疏解,较少顾及公众的认知与情感差异[61];其三,政府回应力不足、回应信息不完备、回应渠道不畅通等问题都在影响网络问政的实际效果[62]。
四、国家参与互联网政治的影响
对于发展型国家而言,互联网产生了显著的政治后果,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拥有9亿网民的国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下,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呈现出“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63]。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和回应,主要体现在两种对立的活动路线上:网络社会通过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两方面渠道向国家表达诉求并形成、实施压力;国家则采用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的策略影响互联网,形成监管国家。这种互动模式,让国家与社会之间彼此互嵌,各自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面对互联网中的新现象,国家产生了相应的适应性,能够利用网络技术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
其一,面对“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国家运用“舆论管理”和“政治宣传”策略,消除了部分潜在的威胁。一是国家的“舆论管理”获得了许多网民的认可,他们自律地遵守网络行为准则,并且会及时地制止违反文明规定的行为[64]。大量网民倾向于支持审查制度,并逐步将其视为常态化操作。二是国家的“政治宣传”也有了自身的适应性。随着网络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话语迎来了适宜的构建环境[65]。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题上,中国民众甚至比官方媒体表现出更强的情感,这使得官方的政治宣传变得更为容易。
其二,面对“组织社会的新渠道”,国家主要运用“政务回应”策略,把公众情绪从集体行动转移到政务表达方面。国家正在逐渐适应新媒体的运作环境,消解抗争,制造同意,搭建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在组织社会方面,通过互联网影响政府的议程设置,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和政治參与的重要模式[66]。在政府回应方面,政府积极推出各种政策,满足公民需求,提高政府的公信力[67]。网络政治推动了政务的便利化、透明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网民的政治参与能够巩固国家政权,提高治理成效。
另一方面,面对监管国家的管控,虽然很多网民表示出认同与支持的态度,但是来自政治文化与组织社会的危机仍未消除。
首先,面对“舆论管理”,网民虽然表示满意,却又擅长绕过审查,创造新的政治话语。比如,一些网民利用幽默用语(如流行语“我爸是李刚”),含蓄地批评政治现象。这些政治话语可以创造共同的文化体验,扩展相关网络活动的生存空间[68]。由此可知,虽然网络社会的显性压力已经被国家控制,但是隐性压力仍然不容忽视。网民的政治文化正在不断革新,仍有可能给国家治理带来难题。
其次,面对“政治宣传”,网民虽然对民族主义保有热情,但是由于群体极化的存在,他们很可能会强化既有的偏见。这是因为,网民看似可以接触到各种宣传信息,实则处于算法推荐所搭建的“过滤气泡”中[69]。这意味着对于民粹主义网民而言,他们更愿意接受意见相近的观点,排斥新思想的输入。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网民容易忽略官方的思想引导;长此以往,还会加剧社群极化和意识形态的分层。
最后,面对“政务回应”,网民虽然对网络政务有了更大的需求,但由于官方网站存在“选择性回应”,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并未完全打通,他们的很多需求被挤压到非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当网络问政效果不佳时,公众会降低对政府的评价,甚至可能会催生出社会热点事件[70]。这说明网络问政既可能促进公民的制度化参与,也可能适得其反,激发非制度化参与,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因此,虽然当前中国的国家能力基本能够适应互联网治理的需求,但是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仍然将处于长期博弈的过程中。未来,这种矛盾与紧张关系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互联网将不断影响着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
本文所做的综述,不同于以往文献中的“国家中心主义”或是“社会中心主义”视角,而是试图统合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的“挑战与回应”关系,来客观看待互联网政治在中国的发展,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所在。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是理解互联网政治的重要分析框架,这一视角的突破,有助于我们破除成见,更好地理解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它既带来了政治风险,也制造了新的发展机遇。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的再分配,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网络社会发育而言,是一个双向“赋权”的过程。只有构建权力与权利的合法性边界,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平衡、交融,才有可能让网络技术的进步真正惠及国家与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因为篇幅的限制和本文研究的局限,文章仅是简单勾勒了网络社会和监管国家的互动模式,没有充分地讨论二者内部的差异,因此展示的细节还不够具体。其一,网络社会在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上给国家带来的压力应该是不同的。这两个维度在激烈程度、延续时长、传播范围上各有区别,本文对此并没有做过多的比较与分析。其二,监管国家对于各种策略的选择也有不同的偏好。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或是常规性事务,不同策略的排列组合给了国家很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其策略选择的前提条件值得细化和拓展。其三,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后续影响也不尽相同。网络社会对部分策略的反馈良好,却对部分策略满意度不足,其背后的理论意义值得进一步深挖。总之,这些都是本文的未尽事宜,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与展望。
通过对中国互联网政治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出该类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未来,该领域的文献很可能朝向多学科视角、国际化讨论的方向发展。一是因为互联网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现代性议题,涵盖多元的行动主体(普通网民、意见领袖、媒体平台、政府部门等),涉及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关联学科的专业知识。只有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通力协作,才有可能突破固定思维,共同探讨出互联网政治的特点和规律。二是因为互联网政治也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各个国家的互联网政治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有了各自的经验与教训。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线上与线下政治动员,不仅是中国的新兴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话题。只有从国际视野出发,做好扎实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预防将来遇到的种种难题,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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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