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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可不幸的是，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的成绩惨不忍睹，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D和F。教务长决定把我降级为试读生，并宣布，如果第二个学期再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我就得卷铺盖走人。
第二个学期一开始，我就强迫自己对所选修的学科产生兴趣。其中，我选修的一个学科叫做“核武器战略及军备控制”，每周三个学时。一个周一的早上，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迪森在课堂上跟大家讨论原子弹的问题，他说：“原子弹的威力大家都知道，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也已经得到证明。你们说原子弹的威力这么大，那么制造一枚原子弹到底需要多少原料呢？”
全班没有一个人回答。
迪森教授一笑，继续说：“各位都知道，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原料是钚。制造一枚低级原子弹仅需15磅的钚。如果增殖反应堆被广泛应用，那么每年运送到美国的钚可以制造出几千枚原子弹。这些钚很有可能被盗走或在运输途中被劫走。”
很多同学马上说，这样的话，恐怖分子岂不是可以自制原子弹？
“不可能！”一个同学反驳道，“恐怖分子没有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再说，他们也无法得到资料。”
不可能还是有可能？这个问题开始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我查阅了参考书，结果发现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说过，恐怖组织可以轻易地从核反应堆盗取钚或铀，然后运用已经公开的资料设计出可以引爆的原子弹。而且，除了钚之外，别的所有材料都可以合法地从五金商店或者化工公司买到。
突然，一个念头从我的脑中蹦了出来：像我这样连中等水平也算不上的物理系的学生能够设计出一枚理论上可以引爆的原子弹吗？如果成功的话，我相信教务长肯定不会让我退学的。我决定去拜托弗里曼·迪森教授，请他做我的导师。
“我可以给你指导。但是，你要明白，我参与的是政府的机密工作，任何绝密资料我都不能说给你听，我能给你提供的资料只能是在学校图书馆可以查到的。还有，由于涉及政府的机密，所以凡是有关原子弹的设计的问题，我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不是’。”迪森教授淡淡地说道。
“是的，先生。我明白。”我答道。
几天后，迪森教授交给我一张书单。我兴奋极了，但一瞧上面所列的书目，马上感到失望。他列的都是一些普通核物理和当代原子理论方面的书籍。这些都是有关一般原理的教科书，我原本还指望他能给我多一点指导呢！
随后，迪森教授也只向我解说了一下核物理的普通原理。如果我问及具体的设计或者数据时，他就会扫一眼我的图纸，然后把话题岔开。刚开始时，我以为他这样做是默认我做对了。为了确认这一点，我给了他一个错误的数据。结果，他看过后，也岔开了话题。
一个月后，我去了趟华盛顿特区。我听说那里有一份已经解密的核工程文献。果真，我找到了那份详细描述20世纪40年代初期最前沿的科学家都知道的原子裂变的细节的文献。
当我把那份文献放到迪森教授面前时，他很震惊。这让我确信，我肯定可以拿出一个有价值的方案来。
要引爆一枚原子弹需要很多精确的配置材料，这些材料多数是可引爆反应堆保护层外围的炸药。这些不同的炸药的排列顺序是制造原子弹的最高机密，而这也是我需要攻克的最大难题。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什么课都没上，不分昼夜地干着。我从一个恐怖分子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个问题：这枚原子弹的造价不能太昂贵，设计要简便，而且体积要小，要小到能装进汽车的后备厢。
我的设计实质上是在拼凑一个复杂的“七巧板”。我每天都在浏览文件，寻找尚未解密的知识领域。一旦解决了哪个板块，我就马上把它拼凑上去。
离第二个学期结束还有三周，这个“七巧板”还差两块没拼好，一是要使用哪些炸药，二是这些炸药应该如何围绕钚排列。一周过去了，这两个问题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我不得不重新审查我的整个设计。哦，上帝，原来有几个数据被我计算错了。
还有10天时间，我又审查了一番整个设计。如果我的化学方程式正确，那我的这枚原子弹的威力不会比投放到广岛与长崎的那两枚差。但是，我必须了解要使用的炸药的性能。
学期结束的倒数第九天上午，我打电话给杜邦公司（美国大型化学公司），找到了化学炸药部经理格拉夫斯。
“您好，格拉夫斯先生，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正在研究放置在一个球形的金属体内的某种极高密度的炸药的排列问题。您能给我提供符合这一要求的杜邦公司的产品吗？”我开门见山地说。
“当然可以。”格拉夫斯愉快地说道，“就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公司的产品完全可以解决这样的密度问题。”
于是我顺利得到了急需的信息。
学期结束的倒数第八天下午，我拿着写好的论文直奔物理系大楼，闯入系主任的办公室。系主任停下手中的工作，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刮脸了。
“我想请您看看这篇论文。”我说。
学期结束的倒数第五天上午，我再次来到物理系主任办公室。系主任却不在，我的论文也不见了。
“你是设计原子弹的那个学生吧？”秘书问我。
“是的。”我答道。
“系领导已经开过研讨会，打算把你的论文作为保密项目交给美国政府。”秘书盯着我说道。
我差点儿没晕倒。好一会儿，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但心里却响起一个声音：“我想我不会被退学了。”
（编辑 牙 子）
第二个学期一开始，我就强迫自己对所选修的学科产生兴趣。其中，我选修的一个学科叫做“核武器战略及军备控制”，每周三个学时。一个周一的早上，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迪森在课堂上跟大家讨论原子弹的问题，他说：“原子弹的威力大家都知道，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也已经得到证明。你们说原子弹的威力这么大，那么制造一枚原子弹到底需要多少原料呢？”
全班没有一个人回答。
迪森教授一笑，继续说：“各位都知道，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原料是钚。制造一枚低级原子弹仅需15磅的钚。如果增殖反应堆被广泛应用，那么每年运送到美国的钚可以制造出几千枚原子弹。这些钚很有可能被盗走或在运输途中被劫走。”
很多同学马上说，这样的话，恐怖分子岂不是可以自制原子弹？
“不可能！”一个同学反驳道，“恐怖分子没有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再说，他们也无法得到资料。”
不可能还是有可能？这个问题开始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我查阅了参考书，结果发现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说过，恐怖组织可以轻易地从核反应堆盗取钚或铀，然后运用已经公开的资料设计出可以引爆的原子弹。而且，除了钚之外，别的所有材料都可以合法地从五金商店或者化工公司买到。
突然，一个念头从我的脑中蹦了出来：像我这样连中等水平也算不上的物理系的学生能够设计出一枚理论上可以引爆的原子弹吗？如果成功的话，我相信教务长肯定不会让我退学的。我决定去拜托弗里曼·迪森教授，请他做我的导师。
“我可以给你指导。但是，你要明白，我参与的是政府的机密工作，任何绝密资料我都不能说给你听，我能给你提供的资料只能是在学校图书馆可以查到的。还有，由于涉及政府的机密，所以凡是有关原子弹的设计的问题，我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不是’。”迪森教授淡淡地说道。
“是的，先生。我明白。”我答道。
几天后，迪森教授交给我一张书单。我兴奋极了，但一瞧上面所列的书目，马上感到失望。他列的都是一些普通核物理和当代原子理论方面的书籍。这些都是有关一般原理的教科书，我原本还指望他能给我多一点指导呢！
随后，迪森教授也只向我解说了一下核物理的普通原理。如果我问及具体的设计或者数据时，他就会扫一眼我的图纸，然后把话题岔开。刚开始时，我以为他这样做是默认我做对了。为了确认这一点，我给了他一个错误的数据。结果，他看过后，也岔开了话题。
一个月后，我去了趟华盛顿特区。我听说那里有一份已经解密的核工程文献。果真，我找到了那份详细描述20世纪40年代初期最前沿的科学家都知道的原子裂变的细节的文献。
当我把那份文献放到迪森教授面前时，他很震惊。这让我确信，我肯定可以拿出一个有价值的方案来。
要引爆一枚原子弹需要很多精确的配置材料，这些材料多数是可引爆反应堆保护层外围的炸药。这些不同的炸药的排列顺序是制造原子弹的最高机密，而这也是我需要攻克的最大难题。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什么课都没上，不分昼夜地干着。我从一个恐怖分子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个问题：这枚原子弹的造价不能太昂贵，设计要简便，而且体积要小，要小到能装进汽车的后备厢。
我的设计实质上是在拼凑一个复杂的“七巧板”。我每天都在浏览文件，寻找尚未解密的知识领域。一旦解决了哪个板块，我就马上把它拼凑上去。
离第二个学期结束还有三周，这个“七巧板”还差两块没拼好，一是要使用哪些炸药，二是这些炸药应该如何围绕钚排列。一周过去了，这两个问题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我不得不重新审查我的整个设计。哦，上帝，原来有几个数据被我计算错了。
还有10天时间，我又审查了一番整个设计。如果我的化学方程式正确，那我的这枚原子弹的威力不会比投放到广岛与长崎的那两枚差。但是，我必须了解要使用的炸药的性能。
学期结束的倒数第九天上午，我打电话给杜邦公司（美国大型化学公司），找到了化学炸药部经理格拉夫斯。
“您好，格拉夫斯先生，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正在研究放置在一个球形的金属体内的某种极高密度的炸药的排列问题。您能给我提供符合这一要求的杜邦公司的产品吗？”我开门见山地说。
“当然可以。”格拉夫斯愉快地说道，“就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公司的产品完全可以解决这样的密度问题。”
于是我顺利得到了急需的信息。
学期结束的倒数第八天下午，我拿着写好的论文直奔物理系大楼，闯入系主任的办公室。系主任停下手中的工作，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刮脸了。
“我想请您看看这篇论文。”我说。
学期结束的倒数第五天上午，我再次来到物理系主任办公室。系主任却不在，我的论文也不见了。
“你是设计原子弹的那个学生吧？”秘书问我。
“是的。”我答道。
“系领导已经开过研讨会，打算把你的论文作为保密项目交给美国政府。”秘书盯着我说道。
我差点儿没晕倒。好一会儿，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但心里却响起一个声音：“我想我不会被退学了。”
（编辑 牙 子）